“长江韬奋奖”女性获奖得主补偿资本研究

(1.西南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56; 2.成都大学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据诸多学者的研究，传媒领域的性别差异明显，表现为两性关系仍然是以男性为核心，女性为边缘。女性在政治上处于弱势地位，经济上处于落后状况，文化上处于劣势情况，可以被忽略①。对这一普遍存在的现象，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是从性别歧视、刻板印象等视角去解读，深刻揭示了性别给女性成长带来的现实困境，不失为一种解释的维度。但这种解读过度地强调由于性别不同所带来的差异，而缺乏对现有状况下女性如何去发展的关照。如果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释，不仅能解释这种现象，而且可以为女性发展提供有力参考。本研究不关注传媒领域男女性别的差异，而是将研究的视角投射在那些少数获得机会、获得职业成就的女性身上，希望探讨出她们是如何克服性别因素带来的弱势而取得职业成就的，这也是女性研究的新动向、新发展。

一、研究的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长江韬奋奖”女性获奖者为研究对象。“长江韬奋奖”是中国新闻界最高人物奖，由长江奖和韬奋奖两个独立的奖项合并而成，称为“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与“长江韬奋奖·韬奋系列”。两个奖项评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长江系列评选范围主要是新闻主持、新闻播音、新闻采访等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者，韬奋系列评选范围主要是新闻制片、新闻校对、新闻评论、新闻作品编辑等从事新闻行业的工作者。自1991～2017年，“长江韬奋奖”一共评选了14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共274名，其中女性得主为52名，包括“长江新闻奖”29名，“韬奋新闻奖”23名；男性得主222名，包括“长江新闻奖”110名，“韬奋新闻奖”112名。男女获奖得主的数量从性别角度来看非常悬殊，获奖者男性和女性比例分别约为81%、19%，女性获奖人数只有在第八届和第九届中有小幅提升，但在第十届后又下降约15%。总体来讲，男女获奖者比例可谓悬殊，男性获奖者比例高出女性获奖者62%。本研究统计的女性获奖者情况与其他学者女性获奖者“不足两成”的研究结论一致〔1〕。难怪有学者感叹“官方新闻精英中的女性却极为弱势”〔2〕。从新闻界女性纵向发展来看，国内加入新闻行业大军中的女性人数比例由1991年的20%提升为2014年的51.5%，呈现出上升的态势，但是女性获奖者的比例增长趋势持续低于20%，与新闻业日益增加的女性从业者数量不相符合，表明女性在新闻场域中所占有资本总体上处于劣势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之所以选择“长江韬奋奖”女性获奖者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其一，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奖项特别是政府奖项体现着国家的导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各个领域的制度性范式以及社会的认可；对个人而言，获奖是职业资本的构成内容之一，是职业发展的表现，与职业成就感、荣誉感息息相关。获奖可以说同时具有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三种属性。获奖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实则体现的是社会的资源和权力结构的性别分配。“长江韬奋奖”是中国新闻人物奖项的最高奖，具有权威性，与本研究切合。其二，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一项研究，这一选题来自2014年与密苏里大学的同行的一次交流，密苏里大学张咏等人2013年，在WhatDoesitTakeForWomenJournalistsofGainProfessionalRecognition?GenderDisparitiesAmongPulitzerPrizeWinner,(1917-2010)一文中详细分析了从1910～2010年间814位“普利策新闻”获奖者的情况，认为成长于发达地区、属于团队成员、有大学学历是美国普利策奖女性得主的补偿资本。这些补偿资本有助于克服性别所带来的职业障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普利策奖女性得主对这些补偿资本的依赖越来越小。本研究可以为密苏里大学的研究提供中国的情况，丰富这一研究的已有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探索职业女性发展的道路。

2.研究方法

本研究是针对1991年至2017年新闻奖最高人物奖的一个定量研究，研究所用的“范长江新闻奖”、“韬奋新闻奖”及合并后的“长江韬奋奖”的获奖得主的个人信息、名单和他们的获奖类别来自中国记协网(http://www.zgjx.cn/)的官方网站。中国记协网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可靠的数据，包括获奖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政治面貌、职务、职称、新闻年资、单位名称、行政级别、参评系列、代表作的标题、发表时间与获奖情况。本研究还参考了能提供获奖者信息的其他材料，包括历年《中国新闻年鉴》和各类媒体对获奖者的访谈、报告，还借鉴了获奖者的传记、自传、个人网站或社交网站等资源。研究者尽可能全面地收集274名获奖者的各类信息，但一定量的无法采集的数据还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学历信息、所成长的省份、工龄信息等。尽管有所欠缺，不过信息量应足以得出实质性的结论。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比历届长江韬奋获奖者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成长区域、就职单位以及获奖工龄等方面的数据特点，提出了可能导致该数据特点的原因假设，并对该假设进行反向验证，以得出相应结论，从而了解传媒女性职业发展的补偿资本，为传媒女性更好的职业发展提供参考。

二、媒体职业女性可能存在的补偿资本假设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场域活动体现为对资本的追求，并通过资本的多少评价各种力量的强弱。布迪厄的资本体系中含有三种形式的资本，即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3〕。资本作为一种排他性资源，其分配过程并不透明，在场域中的参与者由于占有资本的质的区别或者量的区别，表现出身份的异质性，体现出参与者的竞争能力和权力大小，从而展现出社会的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分布。在一个专业领域竞争，边缘社会团体的成员必须通过具有或超越既定群体更多的资源才能弥补自身的缺点。布迪厄的理论适用于本研究中成功地获得专业认可的女记者，也即是获奖女性，她们可能拥有一些资源，以抵消消极的性别定型。本文在假设媒体职业女性的补偿资本时借鉴了张咏的4个指标进行假设，即教育背景、出生背景、工作平台、从业工龄。根据中国国情，本文拟增加获奖者职务一项，然而限于材料获取的困难，无法完成此项统计，特此说明,以等待后来有条件的研究者完善此项统计。本文假设媒体职业女性存在以下补偿资本的可能性：

在职场中，好的教育背景给就业者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教育背景做为文化资本构成的一部分，增加了个人在群体中的威望、荣誉等。基于前人的研究和现实的逻辑分析，女性在职场存在劣势，教育背景是不是一项补偿资本呢？本研究提出假设：

H1：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有更高的教育背景即更高的学历。

在媒体行业从业者的成长过程中，更好的教育可以使她们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籍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媒体从业者可能更具有国际化视野，更具冒险精神，更容易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为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出生并成长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

从业者所在的新闻机构的声誉和影响力也是一项补偿因素，通常认为，新闻机构的级别越高，其声誉和影响力也越大。例如一个中央新闻机构的女记者与一个乡镇报纸的男记者竞争，这个女记者的组织关系是不是有可能会补偿到她的性别劣势呢？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从业于更大的新闻机构。

工作经验和工作成果的累积，对于评选优秀个人来说，可能产生影响。从业工龄越长，可能更容易获奖，可能也是对女性从业者的一个补偿资本。为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有着更长的从业工龄。

三、补偿资本数据分析

表1 “长江韬奋奖”男女获奖者的教育背景

对“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有更高的教育背景”这一假设，笔者对1991年至2017年14届274名“长江韬奋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进行了统计，收集到255名获奖者的学历信息，其中女性50名，男性205名。由于有的获奖者资料上仅有“入伍”二字，而入伍者可能是初中学历，可能是高中学历，也可能是中专学历，也可能是大学学历，所以在统计时保留了“入伍”的提法，单列一项，统计数据见表1。

“更高的教育背景”指更高的学历，从表1可知，在女性获奖者中，82%拥有本科学历，94%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男性获奖者拥有本科学历的为61.95%，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仅占75.61%。这项研究数据结果支持H1，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拥有更高的教育背景，好的学历是女性的一项补偿资本。从民国时期起，女性媒体工作者从进入这一领域，其成才就与其来自发达地区、拥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有关。从获奖女性的讲述也可证实这一点。比如，第五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奖者王瑶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摄影专业，她参加工作后第一次采访所拍的照片就获得了该年度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良好的教育为她的职业成就做了良好的铺垫。《中国妇女报》的总编辑卢小飞认为新闻行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理性的思辨能力也很强，不比男性差，所以她们的作品不仅有感染力，还有理性的深度，而且女性细腻、敏感、亲切的特质会使她们更易接近被访者，更易完成采访目的。

表2 “长江韬奋奖”男女获奖者的成长环境经济带划分

对“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出生并成长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这一假设，笔者收集到243人信息，女性为47人，男性为196人，统计数据见表2。

按照中国经济带划分，将全国分为3个经济带：东部沿海(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内陆(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偏远(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历史上就发展比较早，改革开放后，这一地区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地区，有“工农业基础好，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教育文化比较发展”等优势〔4〕。从表2可知，70.21%的女性获奖者籍贯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而只有47.96%男性获奖者的籍贯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带；女性获奖者中的23.41%的人的籍贯为中部经济基础较好地带，男性获奖者中有34.18%的人的籍贯为中部经济基础较好地带；而男性籍贯位于经济基础较差的西部地带占比达到17.86%，而女性占比仅6.38%。这项研究数据结果支持H2，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来自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可见经济发达地区对女性的成长有很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江浙和湖南是女新闻工作者集中产生的地方。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这些地方是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5〕。

表3 “长江韬奋奖”男女获奖者的单位级别

对“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从业于更大的新闻机构”这一假设，笔者收集到274人信息，其中女性52人，男性222人，统计数据见表3。

根据表3数据，从女性获奖者的就职单位数据纵向比较来看，就职于省级单位和地市级单位的获奖者人数大于国家级单位的获奖者。从男性获奖者的就职单位数据纵向来看，呈现出国家级单位、省级单位、地市级单位数量依次递减的趋势。从男女获奖者就职单位数据横向对比来看，女性获奖者在国家级单位中工作的比例为40.39%，低于男性在国家级单位中49.10%的比例；女性获奖者在省级单位中工作的比例为51.92%，高于男性获奖者在省级单位中47.75%的比例；女性获奖者在地市级单位中工作的比例为7.69%，高于男性获奖者在地市级单位中3.15%的比例。由此可见，一个大的工作单位的组织关系并没有成为女性获奖者的一种补偿资本，这项研究数据结果不支持H3，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从业于更大的新闻机构，但不构成其补偿资本。

对“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有着更长的从业工龄”这一假设，笔者收集到148人信息，其中女性28人，男性120人，统计数据见表4。

表4 “长江韬奋奖”男女获奖者的工龄

从表4可知，女性获奖者工龄阶段普遍低于男性，工龄相对更短。女性获奖得主20年工龄以下的占据了46.43%；而男性这一工龄阶段仅为18.33%，20～29年工龄阶段女性获奖得主占比与男性得主基本持平，女性为42.86%，男性为42.5%；30年及以上工龄阶段男女获奖得主比例差距显著，女性获奖得主占比仅10.71%，男性获奖得主30年及以上工龄占比高达39.17%。由此可知，工龄长短并不能成为女性的补偿资本，而女性工龄与男性工龄的显著差异可能也构成了另外一个方面与补偿资本相关的因素，H4假设不成立。

四、结论

依据“长江韬奋奖”获奖得主的样本数据，通过对以上四项假设的研究分析，可知有两项假设成立，有两项假设不成立。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有更高的教育背景，女性获奖者可能出生并成长在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这两个假设成立；而相比男性获奖者，女性获奖者可能从业于更大的新闻机构，女性获奖者可能有着更长的从业工龄，这两个假设不成立。

结合密苏里大学张咏的分析，中国女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与美国女性媒体工作者的职业发展有共同的补偿资本，即成长于经济发达地区与更高教育背景两个因素。美国方面的研究还表明，团队也是女性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女性通过团队合作的形式也能够获得相应的资本补偿。而对于这一点，由于中国方面的数据获取困难，团队是否是中国传媒领域职业女性的资本补偿形式，暂时难以确定。前文所提到的职务是否是中国传媒领域职业女性的补偿资本，也还是一个需尚探索的因素，这些都有待后续的研究。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见陈崇山《加紧培养跨世纪女主笔》(1998)、刘伯红《解析表象——关于八家主导报纸新闻版新闻的研究报告》(1998)、李小江《性别与中国：主流与边缘》(1999)、范红霞《基于媒介视角的媒介暴力研究》(2013)等。这些研究从传媒的多领域证明了女性在传媒领域的职业发展存在玻璃天花板现象，女性在传媒领域仍然比较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