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党的四川军运工作的特点及其启示——以遂蓬武装暴动为切入点

谢兴志

1929年6月29日，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中共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川军邓锡侯部黄隐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旷继勋为响应党的武装暴动的方针，在四川蓬溪县大石乡牛角沟率部近3000余人发动武装暴动，打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的红旗，迅速攻占蓬溪县城，建立了蓬溪县苏维埃政权，用极短时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稍作停留后，按中共四川省委的原定计划，旷继勋率部撤离蓬溪县城，转战西充、南部、营山、渠县、达县、梁平等12个县，行程1000多里；部队到达达县南岳后，与中共梁山县委取得联系，汇合梁山县领导的武装力量攻打被地方反动武装占据的地势险要的猫儿寨，试图建立根据地，但战事不顺，加之受到四川军阀刘存厚部数倍兵力的包抄围剿，寡不敌众。在党代表罗世文的主持下，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拟定的计划，起义部队党委(怡生特委)会议作出了武装兵变失败、主要领导撤离的决定，稍后，战事基本结束(1)关于遂蓬边界起义的过程，可参见以下著述：(1)永向前、黄季康、温贤美《旷继勋传略》，刊于《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2)李光达著《旷继勋传》，作家出版社2006年第1版；(3)永向前《遂蓬边界起义》，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4)温贤美《旷继勋烈士的革命事迹》，四川现代革命史资料组编《四川现代革命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7期；(5)郭全、史信《第七混成旅兵变若干重要史实的补正》，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4期、第5期；(6)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遂宁市党史资料汇编1926-1949》。。

四川遂蓬武装暴动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是中共四川省委早期军运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武装暴动，创建了四川第一支工农红军，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起义部队转战大半个川东北地区，广泛地播撒了革命的火种，是党的“武装割据”理论在四川早期革命中的重要实践，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拟以四川遂蓬武装暴动为例，对中共四川省委早期开展的军运工作及其特点进行分析，探寻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取得革命成功付出过怎样艰辛的努力，留给我们怎样深刻的启示。

一、促成关键人物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中共四川省委军运工作的首要内容

辛亥革命后，四川的军阀派系复杂，到了20世纪20年代，大体分为以武备学堂毕业生为主的“武备系”、以刘湘为核心的“速成系”、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为主的“保定系”、以四川军官学堂毕业生为主的“军官系”(2)张仲雷《四川的军事学堂与川军派系的形成和演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时值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国共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中共四川省委早期在发展革命武装的工作中，着力争取旧式军队中的关键人物，促使其在思想上发生根本性变革后吸收其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而由其完成旧式军队改造，使之成为革命的武装。大革命时期，为策应北伐战争，中共四川省委就成功组织、实施了以刘伯承为总指挥的顺沪起义。刘伯承、朱德等彻底走向革命道路，就是党争取旧式军队上层、促成革命力量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但随着蒋汪集团背叛革命，特别是重庆“三·三一”惨案后，革命情势急转直下，中共中央对四川省委军运工作中曾经“以为只有上层活动而未注意下层基础之建立”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指出地方党的组织要把军运工作转向争取中下层官佐，以此为突破口改造旧式军队，引导大多数人同情革命甚至变成革命者，从而促使旧军队改变性质而成为党能够完全控制的武装力量。这一指示，促使中共四川省委军运工作的重点发生了转变。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共四川省委指出，首要的工作就是对旧式军队各方面情况“必须科学地、系统地、很深入的、很详细的去做一番调查”，为了使参与调查的同志能直接、有效、迅速地开展相关工作，中共四川省委详细规划了调查的内容：“(调查驻军)1.地名；2.驻军部队名称及其数目；3.主管官之姓名、别号、籍贯、年龄、出身、嗜好、个性；4.连以上长官姓名及其内部之派别；5.士兵生活状况；6.士兵阶级成份；7.该军政治行动之倾向；8.该军所施军事政治训练之概况；9.该军与人民之关系；10.饷械来源；11.械弹约数及其种类；12.设军官学校否；13.在该军中有同学(中共党员)否？14.对军运有何特殊之意见”(3)《四川临时省委通告(第八号)——关于调查工作的指示》，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六——一九二七)》60-61页。。为推进调查工作，中共四川省委还对参与调查的同志在政治纪律、调查内容以及怎样开展调查工作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培训。这一方法极其有效，各地调查的同志很快就将所调查到的情况汇总到了省委。这些调查报告不仅对深入了解各部队的基本情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旧式军队中中下层官佐习性情况的描述，为开展争取他们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中共四川省委一面把这些调查汇总成表，作为开展军运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向中央报告，为党中央指导地方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性材料。

旷继勋从旧式军人转变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就是中共四川省委促成旧式军队关键人物转变最典型的案例。

旷继勋1895年出生在贵州思南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以串乡采药、卖药为业。旷继勋1914年受招募入川，投赖心辉部(4)参看永向前、黄季康、温贤美《旷继勋传略》，刊于《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2期；李光达著《旷继勋传》。。因在战斗中表现勇猛，屡屡战绩不俗，先后被提升为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5年旷继勋所在的旅被编入邓锡侯部，旷继勋任江防军第二师第四旅旅长；稍后，第二师被改编为第七混成旅，旅长刘丹五因受中共四川地下党的影响，思想较为开明；其时，旷继勋为第二团团长。民国初期，以整饬、改编手段对收编后的部队进行分化、打压是军阀间兼并用得最为得心应手的手段，也是战事频发期的一种常见现象。旷继勋虽未曾在军校受训，但在军队里摸爬滚打十余年，军阀之间的贪婪和连年混战所带来的民不聊生给旷继勋以最直接、最真实的教育，早期随父采药行医、要救黎民于苦难的观念深植于心，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

早在1923年吴佩孚侵川、四川各路军曾组成“讨贼之役”联军之时，旷继勋部就曾一度归刘伯承指挥，旷继勋由此与刘伯承有了直接接触，刘伯承的政治倾向对旷继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是时，刘伯承因战事受伤在成都治病期间，受杨闇公、吴玉章影响，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在杨、吴的介绍下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争取旷继勋以促成其所在军队的转变，1926年，考虑到旷继勋年幼之时曾随父从医，中共把四川彭县人、世家从医的中国共产党员王文鼎派回四川，入第七混成旅部任秘书。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深入认识，成为了王文鼎和旷继勋深入交往的重要基础，也成了他们相互接纳和王文鼎能在部队里顺利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基础。经过一段时间交往后，王文鼎觉得时机基本成熟了，便鼓动旅长刘丹五、副旅长旷继勋等效仿广东革命政府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第七混成旅旅部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设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刘丹五管军政，旷继勋管财政，王文鼎则管政工〔1〕。这一安排有利于王文鼎后来在旅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争取更多的同志。在“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第一次执监委员会上，旷继勋就作出了绕开既有体系、派监察委员钟克容和孙青松二人赴广东与革命政权取得直接联系的决议。在派钟、孙赴广东之时，旷继勋还准备了另一份文件，暗地里交与钟克容，让他与共产党接头，并请党派同志来领导部队和分会〔2〕。旷继勋能以如此睿智的方式开展工作，除早年的军事活动实例教育之外，同王文鼎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同时，在王文鼎的鼓动下，旷继勋出面倡议成立了培训下级军官和军事骨干的政治和军事训练班，为把这支旧式军队改造成为能够被我党所控制的队伍而作着建设和组织上的积极准备。正是在党的影响下，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和开展具体工作同志的努力，旷继勋逐渐向革命阵营转变，并开始带动第七混成旅从旧式军阀部队向红色部队实质性转变(6)彭州市人民政府信息中心：王文鼎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http://www.pengzhou.gov.cn/pzs/c111396/2013-05/09/content_93d0ba6d60644145911e79bba2232af2.shtml。。

监察委员钟克容到广州找到党的组织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党组织决定派曾赴法勤工俭学并在苏联东方大学接受过特殊训练后回国的川籍共产党员秦青川去第七混成旅旅部开展工作(7)苏联东方大学培养了大批党的领导及其骨干，对中国革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并起过重要作用。参见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秦青川到中共四川省委报到后，被以国民党党代表的身份派往第七混成旅任政治部主任，积极筹划发展党员及建立党的组织。1926年底，旷继勋经秦青川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标志着他人生重要政治选择的完成。这一选择，不仅深刻改变了他本人的人生，更是通过他的革命实践，对处于低潮的四川革命，特别是四川红军的创建和发展产生了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二、党的组织建设是实现旧式军队转变的根本保证

党的力量来源于组织，中共四川省委高度重视基层组织建设。秦青川被派往第七混成旅旅部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迅速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秦青川曾留法，又在苏联东方大学受训，加上王文鼎早期的工作基础，所以到旅部后，发展党员的工作进展迅速，除旷继勋外，王汉章、黄孔乡等实力派人物也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经中共四川省委同意后，党的组织——“维川军支”在旅部随之建立起来，由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维川军支建立后，就在第七混成旅部迅速开展起了争取广大兵士的革命工作。如，江防军第七混成旅士兵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广安观音阁和遂宁的罢操索饷、组织代表团驱逐反动官兵的斗争。

但是，早期军运工作还是比较依赖军队中上层的力量，党在中下层军官中开展的组织建设工作还较为薄弱，中共四川省委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过去在各地许多军支中，……一切党的工作，都依赖上层掩护，……仿佛没有上层掩护，即不能进行工作。党不注意在下层群众中去活动，或者只在有上层掩护之下才去作下层工作。此种影响可以完全破坏党的正确工作路线，失却党的影响，……使一般的下层群众轻视党的领导”(8)《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方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78页。。针对这种情况，中共四川省委对军队中的党组织建设工作进行了重要调整，在1928年初制定的策略中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要完成他历史的和阶级的使命，不但要有很正确的政策，还要有极严密的组织，……发展士兵组织亦为目前最重要之工作，除将原有各军支严加整顿，并多在下层士兵中发展外，各级党部应尽量派人打入当地军队之中发生我们的组织”(9)《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文件(一九二八·二)》，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102页。。

基于这一认识，江防军第七混成旅部建立起维川军支后，中共四川省委就从各地调遣有丰富经验的同志前往开展基层组织的建设工作。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还常常调整被派遣到部队中的同志的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以免其身份被暴露。如，因秦青川同志在旅部的组织建设工作展开迅速，旧式军队的变化很大，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于是，中共四川省委主动将秦青川同志调离旅部。1927年秋，又派乔树人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军支部书记，协助旷继勋、钟克容(时任政治部主任)等工作(10)乔树人《乔树人自传》，四川大学《巴蜀全书》编纂委员会编，http://bsqs.scu.edu.cn/mingxian/jinxiandai/13024382075516.html。。中共川西特委主要的领导，如刘披云、李鸣珂、程子健、刘愿庵等，都曾到旅部检查或指导过具体工作。在党的各级领导的直接关怀下，除旅部外，中共在团、营甚至个别连上都建立起了组织，中共四川省委曾信心满满地向中央报告，省委已做到了对“江防军七混成旅……可以完全支配”(11)《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四川政治、经济、民众生活现状及省委各项工作情况》(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376页。的地步。而多层级组织的建立，是党把旧式军队彻底改造成为革命武装最重要的保障，对开展工作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第七混成旅党的组织建设发展迅猛，而旅部主要负责人旷继勋是因战功卓越擢升起来的，其作风也较为硬朗，与党的其他同志商谈工作时，不太注重秘密地进行(12)1928年10月，“中央特派员穆清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临时省委，设在成都，与川西特委合署办公”，此次会议就是在旷部驻地进行的。对会议的召开及党的领导的安全保障，旷继勋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参见永向前《遂蓬边界起义》。，导致军队中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风声时有外传。这引起了四川军阀邓锡侯、李家钰等人的恐慌，他们曾催促江防军司令黄隐进行所谓的清党，以整饬第七混成旅。加之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维川军支要迅速、切实地隐蔽起来，以保存革命力量，对维川军支中出现的一些较为激进的情况也给予了严厉批评：“维川的组织始终是不适合于秘密原则的。在反动潮流日甚、环境日趋险恶的现在，若果不能使党的组织极端秘密起来，这是非常危险的”(13)《四川临时省委告维川军支全体同志书——对反军阀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及今后工作方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49页。。还特别强调了秘密工作的原则，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要把泄露秘密和破坏秘密的行为等同于反革命来对待。

当时，这种极为复杂的局面也考验着正在从旧式军队往红色军队转变的第七混成旅。1928年秋，四川军阀杨森为扩充地盘，牵头组成所谓的“四川同盟军”讨伐以刘湘为主的另一派军阀，这是四川军阀之间争夺地盘和相互兼并中的主要战役之一——“杨刘之战”。邓锡侯和黄隐想坐收渔利，于是表面上加入到了所谓的“四川同盟军”中，站在了刘湘的对立面。邓锡侯要求其属下黄隐命令旷继勋部直面刘湘的部队，欲借助此战消耗掉第七混成旅的有生力量，再对其进行整饬、改编，以解决旅部里面的“红旗”问题。中共四川省委认为，这场“战争原因，纯粹为着几个军阀的私人权利”(14)《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临时省委的组建与川战爆发情况》(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357页。，所以指示维川军支要注意保存革命力量，尽量不卷入到旧式军阀之间的混战中去。从当时的情况看，维川军支如果完全遵行省委的指示采取不卷入的策略从而保存革命力量，需要找到合适的理由。但作为黄隐所属之部，旷继勋确实不能直接违背上级的军事决策。旷继勋认为，在运动中也许更有机会摆脱眼前极不利的局面，在他的主导下，维川军支党委经过认真研讨后决定出兵。中共四川省委同意了这一策略，但指示维川军支：“在军阀战争中党应该领导工农兵坚持双方失败主义，只有失败主义是消灭军阀战争的武器。党更应当加紧破坏军阀军队的工作，应当加紧宣传，只有将来以工农革命的战争反对军阀战争，才能永远消灭军阀战争。”(15)《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案》，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83页。于是指示旷继勋部消极对付战事，以避免革命力量的过度损失〔1〕。

为了应付极其复杂的情势，中共四川省委还派遣了曾在苏联东方大学受训的罗世文、周进贤等进驻旷继勋部，罗、周二人均为早期党在四川最主要的领导者，不仅深知党的理论，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到来，极大地强化了维川军支的组织建设，对第七混成旅的各项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直接领导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革命新道路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曾指出：“中央始终没有认真想到武装工农的问题，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中央军委对此完全没有工作，没有提及一般共产党员的军事训练，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没有提及有系统的聚集那零星散乱的工农武装队，使成为一有组织的坚固力量，以便做发展革命的真实的拥护者；没有想尽办法的去得武器，以武装工农”〔3〕。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会上着重强调党以后要非常注重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四川省委组织、领导、发动的遂蓬边界武装暴动，就是贯彻党的“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理论的最直接的体现。

在暴动之前，中共四川省委首先制定了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即努力造成朱毛式的武装割据。中共四川省委认为，“四川政治经济的危机与矛盾比任何省区更加剧烈，反革命力量比任何地方更脆弱，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也比较薄弱，地域广大，交通不便，使革命发展有更多可能”，而省委的中心工作在于“努力作扩大党的政治宣传，……集中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国民党军阀政权之组成。宣传向着武装暴动前途发展，并在川南布置自贡地方暴动，在川东布置南川涪陵暴动”(16)《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临时省委的组建与川战爆发情况》(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七日)，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359页。，并指出应当“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发动工农起来斗争，如朱毛一样”(17)《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最近党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17页。，这在四川是完全可能的。考虑到之前的军运工作虽然有了相当的基础，但要发动武装暴动，指挥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还是非常缺乏军事干部，中共四川省委特别向中央请求派遣军事干部来川指导并参与相关的工作(18)“为整理全川工人，使在新的高潮到来时党可以号召广大的工农兵士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无论如何中央至少须四个同志回川工作，四川留俄学生之回国者须全部派遣回来。须派一个长于军事运动的同志来川共同努力军事运动工作。”见《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四川政治、经济、民众生活现状及省委各项工作情况》(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收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八——一九二九·二)377页。。

特别需要提到的一个细节是，中共四川省委同意第七混成旅维川军支作出的“参与”“杨刘之战”、以待时机而动的决定之后，旷继勋专程回成都与妻子告别，“在离开成都前，对爱人邓伯玉说：对外宣传就说我们已经离婚了，我走后可能改名换姓，不要听说我死了就哭。他给家里留下了一笔生活费后，就义无反顾踏上了征途。从那时起，一直到成都解放，邓伯玉从未得到有关旷继勋的信息”〔4〕。旷继勋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充分表明他已做好了发动武装暴动的思想准备，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1928年底，第七混成旅旅长刘丹五称病回蓉后再未回旅部，旷继勋任代旅长，发动武装暴动之事被提上了日程表。1929年2月，第七混成旅维川军支派苏爱吾到中共四川省委参加传达关于党的六大会议精神的会议，苏爱吾代表维川军支向省委正式提出了武装暴动的请求。

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向中央做了报告：“江防军七混成旅发生党的组织很久，士兵同志数量亦颇不少，……党的力量已能掌握着全旅最大多数兵士群众，兵士群众的斗争情绪已到被敌人解决的危险时候，所以我决定他们在这个时候即选择适当时机和地利，发动革命的兵变”(19)《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最近党的工作》(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收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15-17页。。在等待中央回复的同时，中共四川省委开展了指导第七混成旅发动武装暴动的具体工作。

第一，为第七混成旅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就怎样组织和实施革命暴动、暴动以后怎样保存和转移革命力量等都做了详细部署和指示，并通过四川省委军委会议形成决议案，这成为了维川军支组织武装暴动的工作指南。此后，省委对维川军支的具体指导就更为频繁了。

第二，为适应军事斗争的需要，改组维川军支，“组织一特别委员会(党的)负专责，行军所到各地，特别委员会有指挥当地党部的权责”(代号为“怡生”)。“兵变以前外部组织一革命军事委员会，负兵变后指挥军政财政和民政的责任。革命的兵变由特别委员会负责准备，从斗争中推动兵士群众到革命兵变高潮。”(20)《四川临时省委致中央报告——四川政治经济形势与最近党的工作》，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四——十二)，67页。与此同时，派出骨干进驻第七混成旅，直接指导革命武装暴动。除派前文所述之罗世文、李鸣珂、邹进贤等到旅部做具体准备工作外，还特任命省委巡视员邹进贤任特委书记，领导武装暴动。1929年2月，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刘愿庵亲自到第七混成旅进行了长达半月之久的调研，对怎样开展具体工作进行了指导。

预估到武装暴动后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四川省委为旷继勋部挺进川东后做了组织上的安排，指示川东特委和各地的党组织对革命武装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暴动后的革命行动予以指导与配合，并在给川东特委的信中明确指出“维川军支到川东境内时即归特委指挥”(21)《川东特委军委通告(行字第一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的军事工作任务》(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收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十二——一九三四)》24页。。

党在第七混成旅中开展的这些工作，特别是筹备武装暴动的各项事宜，诸如“重庆来的男女很多，怕要出事”等信息不断传到江防军司令黄隐耳里，引起了黄隐的警觉。他曾命令第七混成旅回蓉整训，但旷继勋未受命；黄又令旷赴简阳面谈，旷亦仅派下属敷衍，但第七混成旅离开成、彭后，补给不足。黄隐看到开赴前线的队伍已明显不再受自己控制的时候，采取了停发粮饷的措施，这使得第七混成旅要想维持日常开支都很困难，代旅长旷继勋带领的第七混成旅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正如怡生特委向中共四川省委报告时所指出的，“敌人用最毒辣的经济封锁方法，使你内部自行崩溃”，“部队已达到日食三餐几乎成问题的时候，士兵的革命的情绪，又属高涨之时，而部队既有马上被解决的危机，李(李其相)的政权且含有崩溃的重大危机，凡此一切已证明目前环境已成革命兵变之前夜之现象。……出于无法只有兵变之一途”(22)《怡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目前环境与兵变工作的布置》(一九二九年六月)、《怡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军事形势与兵变行动的新决定》(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分别收入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 县委文件)》(一九二七·十二——一九三四)37页、43-44页。。至此，发动革命武装暴动已成为必然的选择，蓬溪县大石乡牛角沟的武装暴动随即发生。

第三，建立了四川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这是党领导武装暴动以建立人民政权在四川的最早尝试。党的六大后，中共四川省委在分析局势作出决策时，就将领导武装暴动，“推翻帝国主义和买办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统治，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23)《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65页。作为在四川开展革命工作的政治总路线，而且认为，“在客观上革命新的高潮，在四川更先到来，实现地方政权的前途，这是可能的”。同时，省委也强调了可以建立县级苏维埃，但绝对不允许建立全省性质的苏维埃政权，省委在给特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你们还只能是建立乡区苏维埃，不可轻易建立县苏维埃，更绝对不许全省性质的苏维埃”。同时指示特委，“兵变之后，只能形成游击战争，努力去实现革命政纲，削弱反动力量，发动工农群众起来。如果广大工农群众起来，自然可以走地方暴动的前途，建立地方政权”(24)《四川省军委通讯伟字第一号，觉字第二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策略总路线的指示》(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107页、93页。。

维川军支受中共四川省委领导，贯彻执行中共四川省委的方针路线是题中应有之义。筹备武装暴动而改为怡生特委后，在分析局势的时候，维川军支就确定了“兵变开始，即宣布工农革命委员会名义”，“行动组织上将由工农革命委员会走到一个苏维埃政权形式”(25)《怡生特委给省委的报告——目前环境与兵变工作的布置》(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十二——一九三四)》40页。的策略。所以，起义部队攻进蓬溪县城后，即“将县署档案、征收粮册焚毁，各衙署机关，扫掳尽净，沿街张贴示谕(告示)，及宣传演说，均系提倡农工大暴动，焚杀地主财东、土豪劣绅等语。逮捕县党部(国民党)职员蒋鸿猷、谭受益，几乎枪毙，嗣为法团人士保释(取保释放)。设苏维埃政府，委该部随员刘汉秋为委员长(即县长)，召集法团士绅，筹议索款三万元，米若干石，白布若干匹”(26)中共遂宁市委党史工委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遂宁市党史资料汇编1926-1949》173页。，并宣布建立四川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蓬溪县苏维埃政府，打出了“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军”的旗帜。这场疾风暴雨式的暴动为以后四川地区的革命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四，运用一切力量保存革命火种，积蓄革命力量。中共四川省委在组织发动武装暴动前，对可能遇到强大的反动派的围堵就有一定的认识，曾为暴动部队拟定过两条主要行军路线，要求川东特委及各地党的组织给予充分配合，对武装暴动后旷继勋所率之部遇到的困难要绝对支持。为此，川东特委军委开会决议，对兵变工作给予了若干具体指导，并要求辖区内各地的党的组织尽可能组织力量策应(27)《川东特委军委通告(行字第一号)——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的军事工作任务》(一九二九年五月十四日)，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特委 县委文件)》(一九二七·十二——一九三四)19-35页。。因此，在起义部队所经之处，各地党组织都给予了充分配合与支持。如，部队转战到梁山(即梁平)后，旷继勋“因沿途受热较重，得了眼病，写信给梁山县委求医。县委收到信后，立即派地下交通员刘廷玉和忠实勇敢的农协会员二人作轿夫，前往九道河接旷继勋进城医治。……刘廷玉将旷继勋引到梁山公学彭健民宿舍，与县委的同志相见。经过党内的同志找医生给旷继勋治病。不几天，旷继勋的眼病松了。梁山县委又派刘廷玉送他出了梁山县境。”〔5〕武装暴动失败后，旷继勋等也是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才回到省委的。

此次武装暴动，近3000人的部队被打散，许多革命志士付出了鲜血甚至是生命代价，党在四川的革命力量也因此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反动派们又嚣张起来了，作为此次武装暴动最主要的直接领导者，旷继勋无疑要负重要责任。中共四川省委后来专门检讨了此次武装暴动，主要从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角度出发，对旷继勋给予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并派省委常委刘披云将旷继勋“护送”至上海，请中央处置(28)《刘披云同志回忆在四川地下党工作情况谈话纪要》，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53-54页。。旷继勋来到上海后不久，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对旷继勋在蓬溪武装暴动中的英勇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赞扬了暴动对播撒革命火种的重要意义。

“维川军支”作为第七混成旅的党的组织，在暴动前即改为“怡生特委”并直接领导了武装暴动，培养了以罗世文、旷继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党的干部和军事人才，为四川革命形势的发展积蓄了大量人才，也提供了组织建设方面的宝贵经验。

四、总结失败教训，不断自我完善，为今后革命发展积累经验

中共四川省委在进行党的组织建设，改造旧式军队，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寻求新的革命道路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理论贯穿于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更是党能够在各种困难和挫折中奋勇前行，领导人民接续奋斗，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遂蓬暴动前后也是如此。

首先，中共四川省委深刻认识到了党的组织建设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改造旧式军队的过程中，各地党部除有急躁冒进倾向外，一般还错误地认为军事组织较为特殊，基层党部与当地军运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针对这种错误倾向，中共四川省委特别强调，党的组织一经建立起来，就要不断强化组织建设，要在组织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提升领导能力。

中共四川省委在告维川军支全体同志书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维川全部工作因为历史上发展路线不良好，指导机关自来带有很深厚机会主义色彩，所以在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异常之多”，这主要是“因为旧的组织仍未能一时完全改变过来，旧的组织不能够适应新的政治路线，……以及工作中发生的矛盾困难，省委认为并不是坏的现象，这正是给全体同志一个艰苦的考验，经过些矛盾困难，我们才能从旧的机会主义的羁勒之下解放出来，完成我们伟大的任务，把组织彻底改变过来”(29)《四川临时省委告维川军支全体同志书——对反军阀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及今后工作方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38页。。经过中共四川省委数次检阅工作，帮助纠正错误、规定新的路线和工作计划后，各级党组织开展工作时逐渐注意发展广大群众参与斗争，提高群众的革命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党的影响。四川省委还特别了强调了党组织在军事工作中应处绝对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党必须集中一切军事工作于省委常委之下，健全省军委以下各级军事指导机关，经常有系统的进行计划以下各种军事组织工作”(30)《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70页。，并从党的中心组织的集中领导、工农武装的组织训练、健全士兵支部、强化保密工作、理顺军事组织体系等五个方面做了具体的规定。

其次，认识到地方党的组织在领导和推动武装革命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军事理论素养的提升，具体的工作方法也需改进。

在改造旧式军队的过程中，中共四川省委敏锐地注意到了两个倾向：“一个忽视了一般的革命条件之并未具备，妄想集中兵力建立苏维埃的割据政权而偏向于抛弃工农群众工作的军事投机；一个是违反工农兵劳苦民众的利益，主观上决定了促成军阀战争加深群众痛苦，甚至领导兵士群众努力参加军阀战争，希图夺得某一派军阀对某一派军阀的胜利，以求保持并加强所谓部队的生存力量，……离开了阶级的立场”(31)《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67页。。省委认为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没有军事头脑和军事技术，不懂军队生活，因而没有方法和决心到军队中去领导兵士群众”，淡化了阶级立场。所以，党要对军队进行正确的领导，党组织的负责同志必须严格按中央的要求“第一步武装头脑，再进而武装身躯，武装群众”(32)《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案(一九二九年六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71页。，并要求今后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军事技术等工作要成为党的军队工作的核心内容。

在具体的工作方法上，中共四川省委则提醒各级党组织要特别注意以下这些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系统有计划的扩大工农武装的宣传；二是武装工农，建立秘密的赤卫队组织(完全的党的军队)；三是纠正和平发展的倾向，巧妙正确的领导日常斗争；四是促成工农兵的联合的实现，开展土地革命；五是特别注意兵士干部的培养和训练。同时，对基层工作中一些严重错误，如在对待旧军阀混战的策略上的失误，决策时不尊重来自基层的声音而主要地依赖领导者的认识和态度，更为严重的是忽略了党的组织的作用，工作有时无计划，随意性大(不仅给工作带来了困难，更是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等，省委也作了总结，深刻地指出，党的组织要“在斗争中去洗刷投机动摇分子，绝对不应该稍有姑息或者害怕他反动而曲予包容；尤其在积极方面，应该加紧党内教育训练，使每个同志深切了解，中国革命是一切经济政治矛盾所产生的，革命是决不能消灭而必然成功的，在资产阶级叛变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他的政党——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同志坚定对革命胜利的信念和阶级观点”(33)《四川临时省委告维川军支全体同志书——对反军阀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及今后工作方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37-50页。。

最后，注意吸取惨痛教训，认识到革命的任何事业都犯不得颠覆性的错误，以警醒后来者。为进一步统一认识，1929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召开二次全会，形成了《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案》)，“号召全体同志认识这一红军失败的原因，学习这一红军失败的教训，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维持铁的纪律及纠正今后党在军事工作中的路线”。

《决议案》在分析了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后，指出省委应担负主要的责任，首先体现了省委的责任与担当。但同时，省委也严厉地批判了军事工作中部分同志在军事指挥上的盲动主义和战略退却中的失败主义，对遂蓬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军事负责人旷继勋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批判，并对旷继勋等负有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作出了严肃的组织处理。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凡临阵退缩、逃跑及危难时不施援手的党员均被开除，以此强调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自我净化的革命彻底性(34)郭全、史信《第七混成旅兵变若干重要史实的补正》，见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五期23-24页。该文引用的是《四川临时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军事工作决议案》中的内容，暴动失败后，旷继勋被留党察看，王经终、黄孔香、傅介凡、马之骥被开除党籍。在红军面临极大困难之时，梁山地方党部石维卿思想动摇，放弃援救，也被追认开除党籍。。

笔者认为，《决议案》中所列之此次武装暴动失败的教训，是极端深刻和重要的，兹列于下：

1.应更积极的认识游击战争，加紧党的准备和领导工作。

2.游击战争只有取得政治的胜利，同时才能够得到军事的胜利。

3.没有好的党的和群众的组织，决没有正确的行动。

4.没有广大的群众拥护，保障红军的胜利与保障党的政策之贯彻是不可能的。

5.游击战争确能发动群众，同时也只有坚决执行土地政纲，才能号召群众起来。

6.四川军阀统治的脆弱，的确很少联合一致消灭革命武力的可能，不过必须主观上有艰苦奋斗的决心，才能保持胜利。

7.在军事上必须学习朱毛游击战争经验，采取分开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的战术。

8.行军应采用纵列前进的形式。

9.四川交通困难，省委应注意规定各军支不同的具体工作路线，培养军支工作同志独立工作的能力。

10.投到革命方面来的反革命军队必须改编，并须掌握在党的极可靠的军事领袖之手，驱逐其摇动不可靠的军官。

11.应开始注意党员军事化而特别重要。

12.应号召全党同志和工农兵士群众研究红军的建立等。(35)《四川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文件·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决议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353-354页。

除以上所列各条外，省委还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影响，很少扩大和深入到游击战争区域的群众中去”(36)《关于第七混成旅兵变失败的决议案》，见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一九二九·四——十二)350页。，是武装暴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对四川省委及各地方的负责同志指导新的革命，促进革命新的高潮，建立人民政权等，提供了非常重要和有益的实践经验。

综上，20世纪20年代党在四川的军运工作是这一时期党在全国军运工作的一个缩影，中共四川省委在大量调研并认真分析了旧式军队关键人物的基本情况后，开展了缜密的工作，着力促使关键人物的政治转变，有针对性地派遣大量的干部直接指导工作、进行基层组织建设，根据情况适时改进工作方法等，推动着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遂蓬武装暴动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形成共识，向党中央进行了详细汇报，为党之后更全面地领导和统筹各地的革命工作，特别是指导四川地区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