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译本中主人公形象的叙事建构

韩江洪， 束文娟

一、引言

红色经典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讲述了一个以牛大水为代表的农民英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日的传奇故事。该小说的译本DaughtersandSons是沙博理的首部译作，英文版于1951年刊登在中国第一份对外期刊《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上，并于1952年在美出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美国出版的第一部 “红色”作品〔1〕。

目前国内对于沙博理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其《水浒传》英译本的翻译探讨，或者整体探究沙博理的翻译行为或翻译观念，《小城三月》《家》《小二黑结婚》等小说的沙博理译本近几年也开始受到关注，但对《新儿女英雄传》沙译本的研究文献数量却较少。在现有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多将《新儿女英雄传》作为个案来研究沙博理的翻译观念、“红色”外译实践、译者主体性等，而对《新儿女英雄传》沙译本中英雄形象的重塑研究不够深入，仅有几篇论文也只通过列举少数例子探讨了沙博理强化英雄正面形象、弱化其负面形象的翻译策略〔2～3〕。著名翻译理论家莫娜·贝克(Mona Baker)曾在探讨翻译中的叙事建构理论时表示: “译者可以采用各种策略，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强化或者弱化他们参与传达的某些叙事内容”〔4〕，可见作为叙事内容之一的人物形象也可在翻译过程中有一定程度上的重新塑造，所以探讨《新儿女英雄传》中主人公形象的建构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译者沙博理在《新儿女英雄传》的翻译过程中在整体层面上对主人公形象进行了叙事建构，故本文拟运用叙事建构理论，从副文本和正文本两方面探讨译者在重塑原文主人公形象时所使用的叙事策略及其使用原因。

二、莫娜·贝克的叙事建构理论

莫娜·贝克的叙事建构理论以社会学和交际理论为背景，突破了以往叙事过度关注内部要素的限制，将叙事看作“我们所认同并引导我们行为的公共的和个人的‘故事’”〔4〕。贝克详细介绍了叙事的运作与建构，深入考察了在跨时间和文本的叙事中翻译所发挥的作用。她认为在翻译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四种叙事建构策略: (1)时空建构(temporal and spatial framing): 将被选择的文本置于另一个时空，“新的时空语境肯定与原来的时空语境迥异，但却能使该文本的叙事更加凸显，并引导读者将它和现实生活中的叙事联系起来”〔4〕。(2)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 of textual material): 在合理选择下对原文进行删除和添加的“萃取”过程，能够“抑制、强调或者详述原文中隐含叙事或更高一层叙事”〔4〕。(3)标签建构(framing by labeling):“使用词汇、术语或短语识别诸如人物、地点、群体和事件以及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4〕的任何话语过程 。(4)参与者的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 of participants): 通过时间、空间、指示、语域等语言手段改变翻译活动参与者之间以及他们和读者或听众之间的位置关系〔4〕。同时贝克还概括出叙事的几个关键特征: 因果情节设置(causal emplotment)和叙事的累积性(narrative accrual)等。由于贝克曾提过叙事特征也可用作叙事策略〔5〕，本文将其全部统称为叙事策略，在翻译文本和话语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这些策略参与叙事建构，以明确自己的叙事立场(1)本文仅探讨与研究对象(即沙译本的主人公)结合比较紧密的叙事策略，其中“参与者的重新定位”这一策略在译本中没有凸显，因此后文没有探讨该策略，只探讨了其余五种叙事策略。。

贝克曾指出：“翻译本质就是一种再叙事，是用另一种语言来建构事件和人物的再叙事”〔5〕。贝克的这一理论从叙事视角看待翻译，认为翻译本身就是叙事，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翻译中的人物形象重塑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思路。将贝克的叙事建构理论运用于《新儿女英雄传》沙译本研究，能深入探讨沙博理对主人公形象的重塑情况。

三、沙译本副文本中主人公形象的叙事建构

小说英译本副文本包括封面、标题、引言、序、脚注等，其中封面和标题是连接文本与读者的重要环节。沙博理在建构与再建构原文叙事的过程中发挥了封面和题名的副文本叙事建构作用，使用了时空建构和标签建构的策略，突出了主人公牛大水的革命形象。

(一)封面的时空建构

《新儿女英雄传》原文于1949年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封面以黄色为底色，以红色为辅助色。一方面，黄色作为中国典型的元素色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在“十七年文学”时期长篇小说的封面中“红色已从可视之像中被抽纳出来, 被赋予某种意识形态的抽象含义,承载着政治内涵——红色政权”〔6〕，这说明红色能引发读者对小说内容与红色政权有关的合理联想。《新儿女英雄传》原文封面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革命”这一源时空语境，含蓄地传递出书中红色人物形象的相关信息。沙译本不仅刊登在《中国文学》创刊号上，也于1952年由Liberty Press有限公司在纽约出版，创刊号封面仍旧以黄色为主色调，下半部分采用红色作为点缀，而“纽约版”却直接使用了红色封面。“纽约版”译本封面的设计过程虽然受到出版社的一定制约，但从洪捷对沙博理的访谈可知：“译作出版是我(即沙博理)自己去联系的出版社……1952年书就出版了，一字不改”〔7〕，说明“纽约版”译本仍是按照沙博理对相关人物形象的建构来出版的。

该小说译介过程中不同版本的目的语语境差异对译本的封面设置产生了影响。《中国文学》英文版早期主要在亚非国家发行，当时译本所面临的目的语语境整体上与译本想要宣传的中国革命文化相和谐，因此译本在出版时较大程度地还原了原文封面的色彩设计，创刊号译本中黄为主、红为次的封面如实地再现了《新儿女英雄传》原文的封面色彩搭配，将原文封面所体现的叙事平移至目的语语境中，对人物形象没有做出较大变化。然而，就 “纽约版”译本的目的语语境而言，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期间，目的语国家与源语国家冲突不断，红色这一附有政治内涵的色彩得以在目的语语境中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其与红色政权的联系，译本中显眼的红色封面更易引导目的语读者在打开小说前就将其与中国的红色政权相联系，突出了原作者与译者的叙事立场，间接强化了主人公的“红色”革命形象。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较为轻易地知晓主人公牛大水的“红色”属性，对该人物形象具有了一定的心理预期，同时也能较快把握有关这一人物的主要情节与未来走向等信息。

简言之，沙译本不同版本中封面色彩的设置在目的语语境中再现或凸显了源叙事：创刊号译本中目的语语境与源语境的和谐使得原文封面没有产生太大变化，而“纽约版”译本在冲突的目的语语境下调整了译本封面色彩设计，预先设定了主人公牛大水的“红色”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治话语的需要。

(二) 题名的标签建构和时空建构

“文本和视觉作品如小说、学术著作和电影，其标题……在翻译过程中却同样可以用来有效地建构或重新建构叙事。”〔4〕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在使用标签建构策略时通过修改标题和名称等个别关键词语和语句可实现叙事建构，人物形象能得到新一轮的建构。

沙博理将《新儿女英雄传》的题名译为DaughtersandSons，省略“英雄”不译，而突出“儿女”二字，这实际上预先设定了译本中以主人公牛大水为代表的英雄形象的重塑重点——文本中重点描述的不是伟大的英雄，而只是日常生活中平凡可亲的人物。但在实际阅读过程中，若将这一塑造重点与文本中以牛大水为代表的农民英雄无畏牺牲、英勇抗日的行为相对比，牛大水等人无畏无私的英雄形象更加突显，牛大水的英雄形象从整体上得到了强化。

同时，DaughtersandSons的题名翻译也通过时空建构实现了源叙事与目的语叙事的紧密联系，突出了牛大水的革命斗争形象。沙博理在翻译《新儿女英雄传》的题名时借用了英国作家艾维·康普顿-伯内特1937年出版的小说DaughtersandSons的书名〔8〕，使牛大水作为主人公的红色叙事与这一部外国小说叙事之间产生了时空联系。沙博理使用在英语世界中已存在的书名的做法让目的语读者对该译作产生熟悉感，读者在接触到这一书名时自然地会联想到该外国小说以斗争为主的时空语境，由于该外国小说以描述家庭内部斗争作为主流叙事，以被压迫方胜利作为结局，这使得沙译本中牛大水与敌人的斗争要素自然而然和外国小说中男主人公与实权在握的家族人员的抗争要素相对应，预示了以主人公牛大水为代表的被压迫方终将胜利的结局，使得读者对牛大水更具有亲切感。

可见，沙博理在副文本中采用时空建构与标签建构相结合的方式，总体上强化了牛大水的正面形象。

四、沙译本正文本中主人公形象的叙事建构

沙博理在翻译过程中将重点放置在文本内部，使用了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因果情节设置、时空建构和叙事累积的策略，对主人公形象进行了适度的叙事改写。

(一)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

沙博理在翻译时选择性采用了原文素材，对《新儿女英雄传》原文进行了增添、删减和改写的再叙事。沙译本对牛大水的形象建构主要以牛大水成为党员的情节作为分水岭，实现了前后不同的文本材料采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主人公牛大水的正面形象。

当牛大水尚未入党时，沙博理对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主要有：少量增添了体现牛大水正面形象的话语，删除了体现其负面形象的部分话语。例如在小说第一回“事变”中，原文中牛大水“含含糊糊的说”被译为“mumble manfully”,增译词“manfully”突显了他的男子气概；又如原文中当牛大水面对父亲对其执意抗战的质问时，他“给问住了，就硬着头皮顶他(即父亲)”，然而译文却省译了这句话，从侧面强化了牛大水坚定抗战的决心。由于沙博理在牛大水入党前的译文中常增减副词，统计这部分译文中副词的数量能直观地反映出沙博理对体现牛大水形象的话语的处理方式。副词中的形容词词根对于被修饰名词的概念表现具有一定影响〔9〕，因此统计带有形容词词根的副词对于被修饰名词的意义体现具有重要作用。笔者考察了牛大水成为党员前的沙译本中带有形容词词根的副词修饰语数量，并根据朗文词典中对修饰语(modifier)的定义〔10〕统计出现在动词词组中的这类副词，且该动作的唯一施事者为牛大水，结果发现在这部分的沙译本中这类副词所增译的数量基本相当于该类副词被直译的数量，并且在被增译的副词中，中性词和褒义词的数量高于贬义词的数量，这证明了沙译本中牛大水的正面形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译者将牛大水描绘成一位更加积极成长的战士，读者与牛大水的情感距离被拉近了。当然，沙译本通过增补一些修饰词明确突出牛大水形象这一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汉英语言间叙事方式的差异。

当牛大水入党后，沙博理采用的文本素材选择方式更加复杂，主要有以下三种：(1)大量增添描述牛大水正面特质的话语。例如在第五回“新女婿”中，牛大水回答别人对其随身带枪的疑问时，原文中牛大水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上级说的：枪不离人，人不离枪嘛！”译文则在如实翻译的基础上增加了积极评述性话语：“这份决心绝不动摇(Nothing could make him change his mind)”。除该例外，沙博理在翻译原文牛大水话语材料时添加了firmly和politely等褒义词，突出了主人公不屈不挠的气概和人格魅力，积极地重塑了牛大水的正面形象。同时，沙博理合理删减了弱化牛大水形象的部分话语。例如在第三回“毒计”中，牛大水等人在追击敌人时，沙博理如实翻译了马胆小和艾和尚懦弱的心理和意欲逃离的行为，但删除了“牛大水也慌了手脚，急得浑身是汗”这一原文材料，弱化了牛大水初抗战时的懦弱形象。(2)详细描述了困境下牛大水从消极到积极的心理变化过程，使得牛大水的形象更加生动自然。例如当牛大水面临跟不上培训进度的困境时，原文仅通过使用牛大水的话语来实现他从消极到积极的心理状态的过渡，但译文在如实翻译原文牛大水的话语的基础上增译了“distressed(悲痛的)”和 “staunchly(坚定地)”两个词语，详细描述了牛大水从消极到积极的心理过程，凸显了他百折不挠的正面形象；又如当牛大水在被捕时听到其他人的丧气话时，译文增译了“Da-shwey had a pitying look on his face, but it slowly changed into a smile of inspiration”这句描述牛大水心理变化的语句，完成了牛大水从消极地同情他人到积极地鼓舞他人的心理过渡。不同于之前单纯增加积极修饰语的方式，这些话语材料的增添使得牛大水形象更加生动饱满，强化了牛大水面对困难也会沮丧却不放弃的正面形象。(3) 适度改写原材料，美化了牛大水的战斗指挥员形象。例如在第十七回“鱼儿漏网了”中，牛大水在抓捕何世雄时因为没找到何世雄而生气地询问他人，译文则改为牛大水虽然没有抓捕到何世雄，但找寻到了他逃走的方式，继而积极抓捕(“… had discovered the rope by which the enemy had climbed the town wall … held a quick council of war … decided a pursuit by water would be fastest”)。

总体而言，沙博理在译文中对原文素材的选择性采用体现了其作为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所发挥的积极干预作用，他在再叙事的过程中直接融入叙述者的思想情感以引导读者产生相同的反应，成功地将牛大水塑造成了内心更加坚定的英雄形象。

(二)译本的因果情节设置

贝克认为，因果情节设置“或许是叙事最重要的特征”〔4〕。由于叙事中的因果关系起着引导读者作出相应回应的重要作用，通过事件相继性和顺序排列做出合理的因果情节设置就显得至关重要。沙博理通过选择性建构某些叙事情节实现了合理的因果情节设置：

原文：老爹常想给大水娶个媳妇，可是大水说：“咱们使什么娶呀?”老爹说：“没办法，再跟申耀宗借些钱儿吧。”一听说借钱，大水就急了。自从娘死那一年，指着五亩苇子地，借了申耀宗六十块现大洋，年年打利打不清，就像掉到井里打扑腾，死不死，活不活的。大水说：“唉，还不够瞧的！要再借，剩下这可怜巴巴的五亩地，也得戴上笼头啦！”老爹说:“小子，不给你娶媳妇，我死也不合眼！咱们咬咬牙，娶过媳妇来，再跳跶着还账不行呀？”大水可不同意。〔11〕

译文：Dyeh wanted Da-shwey to take a bride and was willing to borrow more money from Shen to finance the marriage.In those days, even a poor peasant felt socially obligated to stage an impressive wedding.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ir financial status was already precarious, Da-shwey was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marriage question than the news that the Japs were advancing on Peking, two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那时候，农民再贫困也总琢磨着得办场瞩目的婚礼。大水知道家里光景不好，总忧心着能不能娶到媳妇，连日本向北面两百英里外的北平挺进这一消息也顾不上了。)“Things are bad enough as it is,”he protested, “If we keep borrowing, we’ll end up by losing our miserable little plot of ground too.” Driven by the traditional desire to carry on the paternal line, Dyeh insisted that they could assume the additional burden. Da-shwey didn’t agree.〔12〕

译文画线部分为沙博理自行增加叙事素材的翻译结果(括号内为笔者自译)。沙博理发挥译者主体性，通过设置原因情节(即无论多贫困的农民也想娶媳妇)来突显结果(即牛大水必须成家)的合理性，如实传递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解决了目的语读者可能对牛大水必须成婚的疑问。这一原因情节与后文牛大水因为迟迟娶不到媳妇而与老爹争吵的情节相照应，引导读者接受叙事中的因果关系，使得读者更加能理解牛大水与老爹争吵的行为。这段增译将牛大水框定在特定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相比严峻的国内战争局势，牛大水更在意他传宗接代的责任。由此，牛大水的人物形象变得更加清晰立体。

另外，该例中沙博理采用了叙述者文本的语言表达方式来简化次要人物老爹的话语，拉开了目的语读者与文本的叙述距离，老爹在该例中成为主人公牛大水塑造过程中的背景，读者的阅读焦点被放置在牛大水理智冷静的特质上，其正面形象得以强化。

(三)主人公形象的时空建构

译者在再叙事中通过将所翻译的文本置于另一个时空，使该译本的叙事与其他叙事之间产生联系，因此该译本中的人物也与新时空中的人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原文中牛大水被置于中国火热的抗日战斗这一时空之中，而译文中沙博理在部分情节刻画时将牛大水从复杂多变的战斗局势中抽离出来，平移至目的语时空中，牛大水在这两个时空的联系下也“染”上了目的语时空中人物的语言习惯，其形象变得更加复杂且贴近目的语社会生活。

原文：大水着急地想：这可是作了瘪子啦！〔11〕

译文：“That’s great!” Da-shwey said to himself sarcastically.〔12〕

该例为第一回中牛大水跟随黑老蔡前往战斗途中所产生的心理活动，牛大水当时刚刚参与抗敌活动，身上除了用于伪装盒子枪的笤帚外，只有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手榴弹，可以说他当时的境遇非常危急。经过查阅，“作瘪子”为地方方言，意思是“为难；难堪”，这一方言材料形象地表达出了牛大水紧张急切的情感；而译文“That’s great! (太棒了!)”常出现在美国文学作品和美国人口头表达中，它不只用以表达积极愉悦的情绪，有时也用作反语来幽默地传达说话人内心的消极感受。在这部分译文中沙博理舍弃直译，将牛大水从源时空中剥离出来放置在与目的语读者相关的时空中，逼真地描述了牛大水初抗战时巨大的心理压力。牛大水在这一刻有着与读者相通的文化背景与话语习惯，读者更易对其产生亲近感。沙博理在译文中幽默地描述牛大水懦弱心理的过程弱化了其性格上的缺陷，牛大水面对敌人时的懦弱形象在时空建构的作用下被弱化了。

(四)爱情叙事的累积

贝克认为，叙事的累积性可被宽泛地定义为“受一系列相关叙事反复影响的局面，以及它们最终形成的对一种文化、传统或历史的塑造”〔4〕。叙事的累积性强调一系列相关叙事的反复累积会指导人们对新出现的事实进行相关的规范认知。

“《新》的显形主题中，它一直是被认为通过对牛大水和杨小梅的爱情描写，反映解放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歌颂了在党的领导下锻炼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英雄儿女，这恰恰契合了政治话语要求的革命性。”〔13〕由此可见，《新儿女英雄传》原文中牛大水与杨小梅两人之间从互有好感却无奈分开到战争中互相支持，直至最后喜结连理的爱情叙事在原作中至关重要。而在译本中，一方面沙博理在描述两者人物关系时直译了描述两人间爱情叙事的事件，使目的语读者形成了两人间有爱情关系的常规认知；另一方面，译者多次增加了对两人爱情叙事的情节刻画，引导读者在已形成的常规认知下朝着两人爱情关系发展的方向解读牛大水的行为，牛大水的普通人形象由此得到了更加复杂立体的重塑。例如，在小说第二回“共产党”中原文讲述了牛大水和杨小梅两人克服种种困难并完成受训的故事，叙事主线在于两人知识水平的提升和精神境界的升华。沙博理在译出主线故事情节的同时，暗自刻画了另一条爱情线：

原文：小梅一跳一跳的走去，头发在风里飘，还唱《青年进行曲》呢。〔11〕

译文：He watched her walk jauntily away, her bobbed hair ruffling in the breeze.(He=Da-shwey)〔12〕

小梅的一系列动作在原作中由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直接呈现给所有人，而译文中小梅的动作则通过牛大水的目光展开。由于从全知到个人的视角切换有助于实现对个人的深度刻画，“He watched”这一动作描述无形之间拉近了两人之间的关系，牛大水此刻不再是抗战的一员，而是内心羞涩、渴望爱情的普通人，目的语读者也在文本中爱情叙事的累积下理所当然地解读出了两人之间流淌的情愫，在阅读时具有了一定的想象空间。

又例如在第三回“农民游击队”中原文叙述牛大水因为工作繁忙拒绝杨小梅的邀请这一段故事时就直截了当地叙述了该段情节：“小梅留他吃饭，他惦记着工作，就匆匆忙忙回中心村去了。”而译文为“He reluctantly turned down Mey’s invitation that he stays for dinner and rushed off.”沙博理在翻译时舍弃机械的直译，通过词语“reluctantly”生动地描述出了牛大水不愿拒绝杨小梅邀约的心理活动，精准生动地描绘出了牛大水心中别离之苦痛，反映出牛大水既是英勇的抗战英雄，也是受到爱情折磨、又渴望爱情的普通人，这一叙事策略将牛大水建构成更加贴近社会现实且人物形象饱满生动的平民英雄。

关于牛大水与杨小梅的情感纠葛，原文与译文在个别词句上的差异也体现出了叙述者对于牛大水形象的不同塑造重点。过度描述人物外部行动而忽视内心世界的做法无疑无法刻画出“真实”人物，只有通过行动与心理的矛盾才能“揭示虚构人物与现实人物的类比关系……才能将读者的好奇心提升到审美层面的艺术欣赏”〔14〕。沙博理在其跨文化的改写过程中不单纯将人物看作“从属于情节的行动者”〔14〕，而是选择关注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描绘出真实逼真的人物形象，不畏艰辛站在战争前线的人物固然是英雄，压抑内心对爱情的渴望而选择为人们服务的人物也属于英雄，牛大水的形象因此变得更加圆形复杂。

五、沙译本中主人公形象重塑的影响因素

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沙博理不自觉地使用了特定的叙事策略实现了对故事素材的艺术加工，使得主人公牛大水的正面形象呈现出了总体上强化、情节上复杂化的重塑倾向。

(一) 主流意识形态与目的语特定的时空背景限制

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对于同时代的公共叙事具有制约作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翻译活动体现出“政治效果”〔7〕，借由外宣活动塑造出良好的国家形象。《中国文学》作为译介中国文学的官方外文刊物，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译介活动产生明显影响的地方就在于当时编委会所制定的方针，即“介绍中国人民在解放事业中所做的英勇斗争、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和平所做的辛勤努力、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的文艺创作经验和文艺理论以及我国整理文学遗产的成果”〔15〕。而沙博理作为译者，在翻译出版小说时主动地按照这一方针规定的内容进行翻译活动，在译介作品时使用各种叙事策略以肯定小说主人公不屈不挠、不畏牺牲的英雄特质，这既强化了主人公的正面形象，也表明了自身与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叙事立场。另一方面，“文本或话语的含义和解释空间从来都是由它所处的时空语境决定的”〔4〕，译本所处的目的语语境能反过来对该译本和译者的翻译行为产生影响。“纽约版”沙译本出版时所面临的目的语语境并不友好，当时美国作为联合国军代表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军队在朝鲜的暴行和破坏”〔16〕以及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威胁着另一次侵略”〔16〕的行为让沙博理深感痛心，他认为“美国在朝鲜的所作所为是不光彩的，不可原谅的”〔16〕，而且沙博理曾提到当时美国新闻官员发布的关于战斗进展情况的新闻通报“经常被证明是明目张胆的捏造，或者是含糊得毫无用处”〔16〕，面对这样的局势，他作为一名译者 “感到我(即沙博理)个人是有责任的”〔16〕。这段特定的时空背景影响了沙博理的翻译行为，在翻译过程中他发挥红色封面的时空建构作用以突显主人公的革命形象，从而向目的语读者更加明确地传递了关于中国的真实信息。

(二)个人翻译观念制约

沙博理曾说：“翻译也是创造，具体情况具体处理。”〔7〕沙博理使用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和叙事累积等策略实现了对牛大水正面形象的生动刻画，这是其“创造”性翻译的结果，他在原文故事情节的梗概性驱动〔4〕下完成了译文中情节的“创新”，实现了其在再叙事中“补足缺失情节”〔4〕的可能。在翻译过程中，沙博理如实翻译了牛大水和杨小梅两人的爱情故事，并在两人爱情描述不足之处假设出了一些符合两人爱情关系发展的情节，进一步强化了沙译本整体的爱情叙事，将牛大水的形象刻画得更加圆形复杂。

沙博理认为译本“能够表达风格，而且外国人可以接受，那就可以了”〔7〕，他在翻译时尽力将读者因素置于考虑范围，追求既能让目的语读者理解也符合其审美风格的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沙博理充分发挥了“自我救赎”叙事对于美国人的共鸣作用。救赎式叙事着重讲述“正直的主人公身处危险世界的故事；他(她)坚持纯粹的法则，并最终战胜艰难困苦”〔17〕。沙博理曾说过《新儿女英雄传》“反映中国人民在很危险、很不利情况下，敢于斗争……他们也想办法抗战……都动脑子，天不怕地不怕”〔7〕，这与救赎式故事在主要情节上相吻合，且《新儿女英雄传》原文中主人公牛大水“肩负特殊而伟大的使命”，并且成功地“战胜了困难和逆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人生活中“自我救赎的叙事”的两个主题〔17〕。沙博理在译本中不自觉地使用了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等叙事策略，复现了深受美国人欢迎的救赎式故事情节，如沙博理增译牛大水在困境中由消极到积极的心理变化情节便实现了救赎式叙事的复现。由于“复现的故事情节能够在特定群体和文化中产生特殊共鸣”〔4〕，这就使得美国读者对于牛大水的抗争过程更具有切实的代入感。这种利用叙事建构策略复现救赎式叙事的行为既能强化牛大水抗争的使命感，又能引起目的语读者的共鸣，从而更加认同主人公。

沙博理在谈到自身红色翻译过程时表示“中国的男女英雄都有那么一种勇气和闯劲，强烈地使人联想到美国的拓荒精神”〔16〕，他肯定了中国英雄与拓荒精神之间的联系，并且在《我的中国》中他还表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带有讽刺倾向的幽默”对自身造成了很深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吃苦耐劳、注重实干的拓荒精神以及内含玩笑、双关语和俏皮话的美国精神〔16〕难免不会在沙博理的翻译实践中体现出来，例如在译文中构建新时空、在“That’s great!”等词的幽默翻译下创造了一个更加符合目的语读者性格品质的“新大水”，有意识地拉近了目的语读者与小说主人公的距离。

(三)译者的情感倾向影响

“对于任何叙事，都不存在绝对中立的叙事立场，叙事者必然代表一定的立场。”〔4〕沙博理翻译《新儿女英雄传》的个人立场便是沙博理自身经历下的个人情感立场。华籍美裔译者沙博理与中国人凤子喜结连理，长时间在中国定居的个人经历导致了他对所翻译的中国文学抱有积极的个人情感，因此在其红色翻译实践中，他倾向于强化牛大水勇猛无畏的英雄形象。“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对不公正的事情很敏感，也很不满。我不喜欢看见大人物欺侮弱者”〔16〕，这种厌恶恃强凌弱行为的情感因素驱使沙博理在译作中增添牛大水作为“弱者”时的情节描述，如在牛大水三次被捕的故事情节中，多次增添了牛大水受到虐待后身体虚弱的文本材料(如“Da-shwey swayed weakly.”“in a faint voice”等)，以引起读者对牛大水的同情和对敌人的反感，作品中还增加了牛大水面对困境选择顽强活下去的情节，以强化牛大水坚定的信念与不服输的精神。

六、结语

叙事是“叙述事情(叙+事)，即通过语言或其他媒介来再现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里的事件”〔14〕。在“十七年”文学中，英雄叙事成为不可忽视的文学叙事形态，内含典型的“红色”主题和传奇性的叙事手法，在人物塑造方面以刻画带有民间烙印的英雄人物为主，在塑造过程中也常根据这类人物的刻板印象设置故事情节。《新儿女英雄传》在“十七年”文学中发挥了叙事风格和模式的先导作用〔18〕，原著中主人公牛大水在革命过程中的英雄行为得到了凸显，沙译本则在一定程度上将牛大水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更加鲜活自然，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目的语特定的时空背景、个人翻译观念和情感的影响下，他在副文本和正文本内采用了标签建构、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因果情节设置和叙事累积的叙事策略来建构主人公人物形象，成功地将牛大水刻画成更加贴近社会现实、多面复杂的英雄形象，并总体强化了牛大水的正面形象。

“翻译家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工作对译本品质以及文学译介与传播的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19〕，在中国文学外译中，沙博理一直都很重视中国文学的价值，在翻译实践中适度发挥主体性，既实现了对主人公形象的“忠实”刻画与灵活重塑，一定程度上又更加满足了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