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邦彦的文体学思想——兼与杜甫、黄庭坚的文体论进行比较

(陕西师范大学 a.文学院;b.陕西文化资源协同创新中心，陕西 西安 710119)

被誉为“词中老杜”“两宋之间，一人而已”的周邦彦之所以在词的创作方面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北宋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文体批评兴盛之文学思潮有极大关系，而周邦彦的文体观念则与杜甫、黄庭坚的文体理论及文学思想密不可分〔1〕。本文通过辑录检视自宋以来历代批评家关于周邦彦以词为主的文学创作评论文献，提炼建构出周邦彦系统的文体学思想，包括本色当行的辨体尊体论、破体变体论、以诗为词论、偏长某体与兼备众体论、文体源流论等，进而与杜甫、黄庭坚等的文体批评进行比较，以见其在唐宋文体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一、辨体尊体与破体创调

宋代的辨体尊体论颇为兴盛，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述方式就是“本色当行”说。这种“本色当行”的辨体论，南宋文论家严羽所论最为系统，如《沧浪诗话·诗法》：“须是本色，须是当行。”〔2〕《诗辨》：“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2〕“韩退之《琴操》极高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2〕王水照先生对“本色当行”的尊体辨体特征是这样解释的：“尊体，要求遵守各类文体的审美特性、形制规范，维护其‘本色’、‘当行’。”“强调的‘本色’即是文体的质的规定性。”〔3〕

关于周邦彦的词，历代词评家多从尊体辨体的角度思考，认为其本色当行，符合词言情、合律、婉约的文体规范，如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附录》评其《法曲献仙音·蝉咽凉柯》词云：“结是本色俊语。”〔4〕评《红罗袄》：“此亦本色佳制也。本色至此便足，再过一分，便入山谷恶道矣。”〔4〕《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评《南乡子》：“词客当行之笔。”〔4〕这种本色当行之词方为词之正体、正宗、正则，如王世贞《艺苑卮言·词之正宗与变体》：“言其业，李氏、晏氏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易安至矣，词之正宗也”〔4〕，就是从词家之词体正与变的角度对词进行评价。而这种正体与变体的关系，既是辨体与破体的辩证关系，也是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对立关系。在这里，王世贞把周邦彦与李煜、晏殊、晏几道、秦观、李清照等婉约派代表相提并论，显然是认同北宋以来词论家把描写艳情爱情、务须合律的婉约派之词作为词家正宗和正体这一说法的。而我们知道，与此对立的则是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他们作词不遵守词作应缠绵悱恻、要眇宜修的文体规范，属于以诗为词、以赋为词的破体变体。陈廷焯认为周邦彦词“缠绵凄咽”、为“艳体正则也”的论断亦可作为佐证，如《词则·闲情集》评《点绛唇·辽鹤归来》：“缠绵凄咽，措语亦极大雅，艳体正则也”〔4〕。这里所谓“措语亦极大雅”，正说明语体雅与俗的关系也是辨析周词正体与变体的辨体批评标准。刘体仁即认为“其体雅正”，如《七颂堂词绎·周美成词体雅正》云：“周美成不止不能作情语，其体雅正，无旁见侧出之妙”〔4〕。

此外，词须合律方为本色当行，也是宋以来词学之主流论调，如沈曾植《菌阁琐谈》附录《手批词话三种·词筌》云：“‘长调推秦、柳、周、康为协律。’先生批云：‘以宋世风尚言之，秦、柳为当行，周、康为协律，四家并提，宋人无此语也。’”〔4〕此处将四家并提，所谓“秦、柳为当行，周、康为协律”显然是互文见义的，即秦、柳、周、康四家词皆协律，也因此是当行的。再如田同之《西圃词说·王士祯论词》：“有诗人之词，唐、蜀、五代诸人是也。文人之词，晏、欧、秦、李诸君子是也。有词人之词，柳永、周美成、康与之之属是也。有英雄之词，苏、陆、辛、刘是也。”〔4〕所谓词人之词有别于诗人之词和文人之词等，正是着眼于周邦彦词的本色尊体正体来说的。再如《封背题识》：“近世所议其多俳体者，要皆出于乐府遗音，实倚声之当行本色，非专家不能为之。”〔4〕

宋代文体学中的本色当行辨体论多涉苏、黄及其江西诗派，且往往是以反面的对立的角色出现。正如陈师道、张戒、严羽等所指摘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最大特征就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相对于唐诗来说，这是诗的破体和变体，没有遵守诗歌创作应重视情性、兴趣、妙悟的文体规范，也就是说这种有别于极具兴趣韵味的唐诗的苏黄宋诗是非本色和非当行的。如《艇斋诗话》：“东坡之文妙天下，然皆非本色，与其它文人之文、诗人之诗不同。文非欧曾之文，诗非山谷之诗，四六非荆公之四六，然皆自极其妙。”〔5〕当时学界对黄庭坚诗的文体批评也多为诸如此类的非本色贬斥，以严羽为代表。但也有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便认为黄庭坚诗“极天下之本色”，其云：“后山地位去豫章不远，故能师之。若同时秦晁诸人，则不能为此言矣。此惟于诗者知之。文师南丰，诗师豫章，二师皆极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诗文高妙一世”〔5〕。这种风行于两宋的“文章以体制为先”的辨体批评，也即本色当行的辨体观念，在明代达到极盛，胡应麟则是将“体制为先”的辨体论与本色当行说结合起来论述的重要文论家。如胡应麟云：“文章自有体裁，凡为某体，务须寻其本色，庶几当行。”〔6〕此则文献往往为现当代文体学者所引用。对此，我们可以将苏黄之论及胡应麟观点与上列周邦彦相关词作本色论文献对照参看，以见周邦彦词创作符合本色当行的文体规范不是孤立的特别现象，而是宋代辨体批评风气所形成的文学思潮的一种反映。

在文体的正变观上，周邦彦以本色尊体之正体为主，但在词体的破体创调上也很有成就，这一点与杜甫、黄庭坚都有相似之处。关于其词创作的变体革新及其在宋代词学史上的地位，江顺诒辑、宗山参订《词学集成》卷五之陈曼生《衡梦词》序云：“夫流品别则文体衰，摘句图而诗学蔽。……是以耆卿骞翮于津门，邦彦厉响于照碧。至北宋而一变。”〔4〕“宋之乐用于庆赏饮宴，于是周、秦以绮靡为宗，史、柳以华缛相尚，而体一变。”〔4〕张祥龄《词论·词变体格》：“片玉善言‘羁旅’，白云善言‘隐逸’，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天也。”〔4〕所谓“至北宋而一变”“而体一变”云云，都看到了周邦彦词在北宋词体革新中的转关作用。

具体来说，如小令创新上，陈廷焯《词则·大雅集》评《菩萨蛮》云：“美成小令于温、韦、晏、欧外，别开境界，遂为南宋诸名家所祖。”〔4〕长调破体上，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周柳苏辛最工长调》评《浪淘沙慢》：“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4〕邹祗谟《远志斋词衷·董文友词论》：“清真乐章，以短调行长调，故滔滔莽莽处，如唐初四杰，作七古嫌其不能尽变。”〔4〕王士祯《花草蒙拾·温韦非变体》说：“夫温、韦视晏、李、秦、周，譬赋有《高唐》、《神女》，而后有《长门》、《洛神》。”〔4〕关于这一点，王国维的“创调之才多”可谓最具权威和说服力了，其《人间词话·美成创意少》云：“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4〕

当然，也因为周邦彦词作语体的创新求奇，致使其词作偏离雅正而具有俗俳的倾向，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破体，如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十二评《红窗迥》：“《客亭类稿》引周邦彦亦有《红窗迥》词云：‘……此亦词中俳体，而尚饶情趣，迥异柳七、黄九诸阕。’”〔4〕陆辅之《词旨》下：“词用虚字贵得所，雅则得所耳。当时俳体颇俗，屯田最甚，清真不免时见”〔4〕，不免为后人所讥，而其是非功过亦难成定论。

周邦彦词的破体创调特征与杜甫和黄庭坚文体学思想中的破体变体观念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三者极为接近。如宋人胡仔就指出杜甫诗的“破体”特征是：“古诗不拘声律，自唐至今诗人皆然，初不待破弃声律。诗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如《绝句漫兴》《黄河》《江畔独步寻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声律，浑然成章，新奇可爱，故鲁直效之作……之类是也。”〔7〕黄庭坚诗也同样具备破体的特点，如王直方《王直方诗话》云：“张文潜云：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直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声和鸣，浑然天成，有言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8〕可以看出，从文体批评的角度看，胡仔评价杜甫和王直方评价黄庭坚时，都不约而同以“破弃声律”道出二者的破体创新，而胡仔所谓“故鲁直效之作”云云也看出二者破体变体观的影响关系。我们知道，文体学思想是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邦彦词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文学观念与杜甫和黄庭坚的文学思想极为相似〔1〕，密不可分，故而三者文体学思想关系中破体变体论的相互影响也无疑是自然而然的，这对于佐证和理解三者之间密切的文学思想关系不无帮助。

二、以诗为词与隐括入调

宋代辨体论的核心“文章以体制为先”的尊体辨体理念，是在具体的诸如诗文之辨、诗词之辨、古律之辨等文类辨析中总结出来的，实则是辨体尊体与破体变体这一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上的核心对立范畴之争。吴承学先生《破体之通例》云：“传统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十分重视‘辨体’……然而宋代以后，破体为文成为一种风气：以文为赋、以文为四六、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等在在可见。”〔9〕

其中，关于以诗为词的诗、词之辨，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是尊体，认为词与诗体裁不同，文体规范有别，风格也因之而各有特色。如陈师道《后山诗话》所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2〕，认为秦观词情感含蓄、风格婉约，最为本色当行；而苏轼以诗为词，以词言志，在词中发议论，失去了词体须“要眇宜修”的婉约本色。这是宋人及至明清学者推尊词体的共同主张。其二，认为诗词没有分别，极力赞赏苏轼等“以诗为词”，对“以诗为词”这种破体现象持宽容和肯定态度。如针对陈师道上述反对“以诗为词”的经典言论，金代王若虚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其《滹南诗话》云：“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5〕。

周邦彦词最大的成就就是“以诗为词”，这一点宋人陈振孙、张炎、沈义父等已发现并指了出来，诸如“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善于融化词句”“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等等，对此都是极为赞赏。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周美成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词人之甲乙也。”〔4〕张炎《词源》卷下：“美成词只当看他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4〕“美成负一代词名，所作之词，浑厚和雅，善于融化词句，而于音谱，且间有未谐，可见其难矣。作词者多效其体制，失之软媚，而无所取。此惟美成为然，不能学也。”〔4〕沈义父《乐府指迷·清真词所以冠绝》：“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为冠绝也。”〔4〕再如毛幵《樵隐笔录》云：“绍兴初，都下盛行周清真‘咏柳’《兰陵王慢》，西楼南瓦皆歌之，谓之《渭城三叠》”〔4〕，也是以诗比词，认为诗与词有相通之处，而宋人的词学破体与尊体之争也于此可见一斑。通过上述文论家对周邦彦“以诗为词”的文体批评，可以看出清真词既有别于晏欧婉约派，又不同于苏辛豪放派，在有宋自树一帜。

清代词学繁荣，一些著名词学批评家诸如谭献、陈廷焯、王国维等都对周邦彦的“以诗为词”有所论议并评价极高，认为其大体有如下几种“以诗为词”的方式：一是融化唐人诗句，隐括入词。如陈廷焯《词则·放歌集》评《西河金陵怀古》：“此词以‘山围故国’、‘朱雀桥边’二诗作蓝本，融化入律，气韵沉雄，音节悲壮。”〔4〕陈洵《海绡翁说词稿》评《渡江云》：“‘暖回’二句……皆从前人诗句化出。”〔4〕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言气质神韵不如言境界》：“‘西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4〕郑文焯撰、叶恭绰辑录《大鹤山人词话附录》：“沈伯时论词云：‘读唐诗多，故语多雅淡。’宋人有隐括唐诗之例。玉田谓：‘取字当从温、李诗中来。’今观美成、白石诸家，嘉藻纷缛，靡不取材于飞卿、玉溪，而于长爪郎奇隽语，尤多裁制。”〔4〕《片玉词》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词多用唐人诗句隐括入调，浑然天成，长篇尤富艳精工，善于铺叙。……又邦彦本通音律，下字用韵皆有法度。”〔4〕郑文焯《清真词校后录要》：“美成词切情附物，风力奇高，玉田谓其取字‘皆从唐之温、李及长吉诗中来’一语，思过半矣。”〔4〕陈廷焯《词坛丛话·美成词工炼无比》：“美成词，镕化成句，工炼无比，然不借此见长。此老自有真面目，不以掇拾为能也。”〔4〕《封背题识》：“清真风骨原于唐诗人之刘梦得、韩致光，与屯田所作异曲同工。”〔4〕这是周邦彦以诗为词的主要破体方法，即融化唐人诗句入词而浑然天成，属于隐括词中的一种不完全形式，后人评述也多集中于此。二是词论家发现周词在创作中大量用事用典，且多为与唐代诗人诗作有关的典故，这与黄庭坚所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处有相似之处，也即严羽所贬责的以苏黄为代表的宋人以学问为诗现象。如阮元《宛委别藏》钞本详注周美成《片玉集》十卷四库提要：“元龙以美成词借字用意言言俱有来历，乃广为考证详加笺注焉。”〔4〕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评《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通篇用事，多系唐大家诗，意境沉雄，音调圆润。”三是用作诗的方法作词，词体如诗体，包括风格和体裁，如谭献《复堂词话·评周邦彦词》《六丑·蔷薇谢后作》：“但以七言古诗长篇法求之，自悟。”〔4〕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评《红林檎近·咏雪》：“咏雪‘高’字有力，‘才’字有思，言雪时柳高而未软也，诗之兴体。”〔4〕江顺诒辑、宗山参订《词学集成》卷五：“汪稚松云：‘茗柯词选，张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其词贵能有气，以气承接，通首如歌行然。’”〔4〕此外，谭献《谭评词辩》卷一评《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且莫’二句，杜诗韩笔。”〔4〕乔大壮《手批周邦彦片玉集》评《还京乐》：“陈匪石说：此篇乃用古文笔法”〔4〕,还涉及到周邦彦以文为词这一词学破体现象。

周邦彦“以诗为词”的破体创作主要受到杜甫“以诗为文”的深刻影响，并与黄庭坚的“以文为诗”如出一辙，可谓异曲同工。杜甫文体学思想的最突出特征就是宋人广泛评价的“以诗为文”和“以文为诗”〔10〕，这与周邦彦的“以诗为词”极为相似。相关评论文献也往往从风格和地位上对周词与杜诗进行比较，而其深层原因正是着眼于这种破体方法的相通。如陆蓥《问花楼词话·苏辛周柳》：“词家言苏、辛、周、柳，犹诗歌称李、杜，骈体举庾、徐，以为标帜云尔。”〔4〕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三：“慢词北宋为初唐，秦、柳、苏、黄如沈、宋，体格虽具，风骨未遒。《片玉》则如拾遗，骎骎有盛唐之风矣。”〔4〕汪东《唐宋词选》：“词至清真，犹文家有马、扬，诗家之有杜甫，吐纳众流，范围百族，古今作者，莫之与竞矣。”〔4〕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一则如杜陵之诗，包括万有，空诸倚傍，纵横博大，千变万化之中，却极沉郁顿挫，忠厚和平。”〔4〕正是看到二者“体格”“风骨”之“沉郁顿挫”的契合无间。

此外，周邦彦融化杜诗为词也是其“以诗为词”的重点，但融化并非因循，其中不乏创意变体，并将杜诗之“拗体”的破体方法用于小词创作。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卷一：“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按杜少陵诗‘灯前细雨檐花落’，美成用此‘檐花’二字，全与出处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难矣。”〔4〕陈世焜《云韶集》卷四：“词中之圣也。”〔4〕手抄本郑校：“清真此曲(《兰陵王慢·咏柳》)为名作，一首中四对句，皆作拗体，最为沉毅，和之难工，且多不依其格。”〔4〕

周邦彦的“以诗为词”与黄庭坚的“以文为诗”和“以诗为词”亦不无关系，这种关联的纽带就是杜甫其人其诗。其中，最为学界所熟知的经典论断就是王国维称周词为“词中老杜”，以及方回称黄诗及其江西诗派“以杜为祖”，对此可参看拙文《论“江西诗派”文学思想对周邦彦词创作的影响》〔1〕，而黄庭坚“以文为诗”和“以诗为词”的文体学思想本人亦有专文论述〔11〕。关于周黄的关系，列举数例以见大概。如庞元英《谈薮》：“《六丑》(咏落花)……脱胎换骨之妙极矣”〔4〕，以黄庭坚“脱胎换骨”来评周邦彦“以诗为词”，颇为恰切。再如朱孝臧所谓周邦彦词“言言皆有来历”之评，更是在黄庭坚评杜甫“无一字无来处”的基础上，把周、杜、黄三人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更加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三人文体学思想的承传影响关系。再如朱孝臧校刻宋嘉定刻本陈元龙集注《片玉集》：“周美成以旁搜远绍之才，寄情长短句，缜密典丽，流风可仰。其徵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真足冠冕词林。”〔4〕

此外，陈锐还以院本和小说文体来比喻评价周邦彦词的文体特征和创作成就，亦颇有文体学意味，如陈锐《袌碧斋词话·以院本喻周柳》：“屯田词在院本中如《琵琶记》，清真词如《会真记》。”〔4〕《袌碧斋词话·以小说喻周柳》：“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清真词如《红楼梦》”〔4〕，这可以说是对“以诗为词”之诗与词关系的很好补充，对研究周邦彦与柳永词的文体学比较影响关系颇具启示意义。

三、文备众体与偏长某体

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中的偏长兼善之说源于曹丕《典论·论文》。到了宋代，宋人评价杜甫的文体学偏长和兼备之论一时兴起，辅以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宋代文学大家创作实践的集文体之大成，这一文体学理论逐渐成熟起来。而周邦彦的文体集成和兼备众体之论，就与杜甫和黄庭坚等有直接关系。

关于杜甫的文体之集大成一说，自元稹以来，代不乏人，如元稹称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12〕，欧阳修称：“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①，秦观说：“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②，陈师道谓：“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2〕，严羽指出：“少陵诗……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13〕，辛文房云：“观李杜二公……双振当时，兼众善于无今，集大成于往昔”③，李东阳称：“执此以论，杜真可谓集诗家之大成者矣”〔5〕等等。至于黄庭坚众体兼善，南宋众多学者已有发现并曾加以评论和总结，如吕本中称：“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8〕，陆游说：“故其(山谷)诗文汪洋闳肆，兼备众体，兼出新意，愈奇而愈浑厚”〔8〕，陆九渊评论：“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包含欲无外，搜抉欲无秘，体制通古今”〔8〕，周必大指出：“若乃浓淡鲜妍，体备众妙，则副墨之子，亦如佩夫子象环耳”〔8〕，等等。

关于周邦彦兼备众体之文体观念，一方面是就其词的创作成就而言的，专指其词作集文体之大成，如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清真集大成者也”〔4〕。刘熙载《艺概·词概》：“周美成词，或称其无美不备。”〔4〕陈匪石《声执》卷上：“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4〕这种文备众体是指兼具各种不同风格，所谓“体备刚柔”“此轻利，彼沉郁”云云，如陈洵《海绡翁说词稿》评《花犯·咏梅》：“此词体备刚柔，手段开阔，后来稼轩有此手段，无此气均；若白石则并不能开阔矣”〔4〕。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附录》评《氐州第一》：“此与《瑞鹤仙》一阕皆绝新机杼，而结体各别，此轻利，彼沉郁。”〔4〕与宋人评杜诗集大成一致，评者亦把杜、周对举并提，如胡念贻辑《词洁辑评》卷五：“美成如杜，白石兼王、孟、韦、柳之长。”〔4〕周济《周济词辨自序》：“余不喜清真，而(董)晋卿推其沉著拗怒，比之少陵。”〔4〕关于偏长某体，则很明确，即长于词、长短句，这实则与其词集大成之论殊无二致，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邦彦博文多能，尤长于长短句、自度曲，其提举大晟府亦由此。既盛行于世，而他文未传。”〔4〕

另一方面，是就其各类文体包括诗、文、赋等集大成而言的，且都注意到了其创作中的以词掩文现象。关于周邦彦集各类文体之大成的文体学成就，宋代众多著名学者就已注意到并指了出来。如其为学者所极力称道的大赋《汴都赋》，宋以来的各种史传笔记序跋大多提及并大书特书，如潜说友《咸淳临安志·人物传》：“周邦彦字美成，少涉猎书史。游太学，有隽声。元丰中，献《汴都赋》七千言，多古文奇字，神宗嗟异，命左丞李清臣读于迩英阁，多以边旁言之，不尽悉也。……邦彦能文章，妙解音律，名其堂曰‘顾曲’，乐府盛行于世。……然其文，识者谓有工力深到处，磬镜乌几之铭，有郑圃、漆园之风，祷神之文仿《送穷》、《乞巧》之作，不但词调而已”〔4〕。张端义《贵耳集》下：“邦彦以词行，当时皆称美成词，殊不知美成文笔大有可观，作《汴都赋》，如笺奏杂著，皆是杰作，可惜以词掩其他文也。”〔4〕楼钥《清真先生文集序》：“班孟坚之赋两都，张平子之赋二京，不独为五经鼓吹，直足以佐大汉之光明，诚千载之杰作也。……未及三十，作《汴都赋》凡七千言，富哉，壮哉！铺张扬厉之工，期月而成，无十稔之劳……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生之荣莫加焉。公之殁，距今八十余载，世之能诵公赋者盖寡，而乐府之词，盛行于世，莫知公为何等人也。”〔4〕“及详味其辞，经史百家之言，盘屈于笔下，若自己出，何用功之深而致力之精耶！故见所上献赋之书，然后知一赋之机杼，见《续秋兴赋后序》然后知平生之所安。……公之诗文，幸不泯没，钥之愿也。”〔4〕都看到其在大赋之外，能作各体文章，包括笺奏杂著、铭记诗文等，所谓“文笔大有可观”。他如《东都事略·文艺传》：“邦彦能文章，世特传其词调云。”〔4〕庄绰《鸡肋编》中：“周邦彦待制，尝为刘昺之祖作埋铭，以白金数十斤为润笔，不受。”〔4〕《书录解题·集部·别集类》有《清真杂著》三卷，云：“邦彦尝为溧水令，故邑有词集，其后有好事者，取其在邑所作文、记、诗、歌并刻之”〔4〕，也从侧面说明周邦彦埋铭、文、记、诗、歌等众体兼备的特征。凡此，皆是周邦彦博览经史百家之书的结果，即《宋史·文苑传》所云：“疏隽少检，不为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之书”〔4〕。

对于周邦彦长于词之外众体兼善的文体学思想，王国维可以说是总结者，如其《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云：“先生《汴都赋》变《二京》、《三都》之形貌，而得其意，无十年一纪之研练而有其工。壮采飞腾，奇文绮错。二刘博奥，乏此波澜；两苏汪洋，逊其典则。至令同时硕学，只诵偏旁；异世通儒，或穷音释，然在先生犹为少作已。”〔4〕“《重进汴都赋表》高华古质，语重味深，极似荆公制诰表启之文，末段仿退之《潮州谢上表》，在宋四六中颇为罕觏。《五礼新仪》箚子，语尤简古，又与《重进汴都赋表》同一机杼，时先生虽已在外，疑亦出其手也。”〔4〕“先生诗之存者，一鳞片爪，俱有足观。至如《曝日》诗云……语极自然，而言外有北风雨雪之意，在东坡和陶诗中，犹为上乘，惜仅存四句也。”〔4〕“陈元靓《岁时广记》有先生内制《春帖子》三断句。案：宋制春帖子词均翰林学士为之，先生未任此官，殆为人代作耶。”〔4〕“先生诗文之外，兼擅书法。”〔4〕“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4〕“两宋之间，一人而已。”〔4〕

自宋代以来，学者多认为周词溯源于柳永，称“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周词渊源，全自柳出”等等，如王灼《碧鸡漫志》卷二：“周《大酺》、《兰陵王》诸曲最奇崛。或谓深劲乏韵，此遭柳氏野狐涎吐不出者也。”〔4〕郭麐《灵芬馆词话》卷一：“词之为体，大略有四：……施朱傅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4〕周济《宋四家词选》评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4〕蔡嵩云《柯亭词论·周词全自柳出》：“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田家法。”〔4〕俞平伯《论诗词曲杂著·清真词释》引夏孙桐《手评本清真集》：“清真平写处与屯田无异，至矫变处自开境界，其择言之雅，造句之妙，非屯田所及也。”〔4〕

学界关于周邦彦与柳永的词学比较成果颇为丰硕，这些文献亦多被提及，但我们完全从文体学的视域来重新审视，其学术效验便自不同，这在宋代词学史及宋代文体学史上都具有特殊意义。需要说明的是，周邦彦本人关于文体批评的言论文献很少，他的功绩在于文学创作上各体文学尤其是词体的文体实践，所以我们更多是从后世历代学者对他词体成就及各体文学作品的相关文体评价的大量文献中来总结分析，进而窥见他的文体学思想。这样来研究和看待他的文体学思想是否科学可靠呢？罗宗强先生认为：“有的文学家可能没有或很少文学理论的表述，而他的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却是异常重要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为数不少。”〔14〕这样来说，历代批评家对周邦彦创作的文体评论，无疑代表着周邦彦文学创作实际所反映出来的文体学思想。

注释：

①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20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秦观《淮海集》卷2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辛文房《唐才子传》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