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要求——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时代解读

(桂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在全面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等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创立的，它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与发展处于同一过程，两者互为前提、相互依存。毋庸否认，这一理论带有宏观叙事的特点，就其内容来看，它是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而来。马克思在深入探索人类史从民族史逐渐进入世界史的过程中，积极探讨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如何实现社会现代化”等方面的社会建设问题，形成了马克思社会建设思想的“世界历史”阐释语境，换言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即是从宏观层面阐释了社会建设的思想内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所阐释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同样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

一、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视野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语境不仅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观点，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探索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进程。也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社会建设问题时，要具有“世界历史”的眼光，不能仅停留在一国的范围之内。这种新的思维方式蕴涵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促使我们在正确认识社会历史、合理看待社会发展、科学引导社会建设等方面要有新的认识。

(一)经济全球化之于社会发展的国情问题

世界历史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它的发展也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连成一体成为一个“地球村”。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在生产方式和交往实践普遍化、世界化的时代，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发展出现了一次大的质的变化，人类历史摆脱了“人对人的依赖关系”状态，进入了以机器大工业、自由化经济、城市化和文明型社会为基础的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阶段。同时，人们通过普遍性交往，其视野超越了民族狭隘性，虽然世界历史发展不平衡性仍然突出，但是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国家得以在同一平台上(相互依存的世界性经济体系)交往。毋庸置疑，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历史时代，他们将先进技术和文明生活推向全世界，为落后地区和国家开拓了发展空间。基于经济发展的整体相关性，各个国家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选择道路，但与此同时，也面临极大的挑战与风险，使得人类进入一个矛盾错综复杂的高风险社会。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全球化与民族化关系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首先，一般说来，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之间是一种整体和部分的结构关系。普遍交往所形成的有机体使得任何部分都会受到“世界历史”整体性的影响，某一部分与整体运动方向的契合程度影响其发展水平。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经济等国情是否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会影响其社会发展水平。

其次，人类总体的发展历史与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之间还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关系和矛盾运动决定其社会基本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具有个别性(民族性)；而将其纳入到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历史视阈当中后，因受到国际关系和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而具有了一般性(世界性)。如何看待和处理好这其中的个别性与一般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每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主体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相互交往和博弈进程中时，要充分地认识到自身因文化传统、历史条件、现实经济社会条件等国情要素不同而形成的特质，进而揭露和批判一些发达国家推崇的所谓“普世价值”，辩证处理好个别与一般的关系。

(二)生产力之于社会建设的超越问题

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社会建设中各种问题的重要物质基础。社会生产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基础和决定力量，社会建设是社会产生范畴中的主要实践形式，社会建设依赖于社会生产。再者，生产力是马克思考察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的客观依据。世界历史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分工、交往的发展而推动的，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2〕。在他看来，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生产力的发展，都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根本动力，之所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才发生如此重大的影响，正是因为以资本为轴心、以大工业社会化生产为内容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地发展，进而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来看，生产力的发展大体经历了石器时代、蒸汽时代、自动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四个阶段。按照一般的理解，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能随意的取消或替代它，人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利用、创新和变革它，所以社会所经历的每一个生产力发展阶段是绝不能超越的。但是，当讨论生产工具发展或科学技术发展层面的问题时，我们会发现在某些条件充足的情况下，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是能实现某种跨越的。换言之，个别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就某一国家的社会发展来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完全可能实现超越的。如此看来，就整个人类社会来讲，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主观性的超越，而就某一国家来讲，它则可以实现某种客观性的超越。究其理论缘由，可从“世界历史”得以解惑。

由于世界历史的出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受到了全球化的科学技术、生产状况和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影响，不再仅局限于国内因素。同样，社会建设原有的制度、技术优势等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均受其影响。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不同民族和国家，其生产力发展有着不同的阶段性优势，尤其有着后发性的优势。世界历史促使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先进的世界技术成果和文明成果，在生产力的个别发展阶段完成了“弯道超车”，甚至“变道超车”，极大缩短了它们的发展进程，“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正是由于世界经济技术联系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3〕。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经验证明，固步自封的一个国家在其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如果一切从零开始，那它的生产技术、发明创造必然存在某种重复性。只有融入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向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新思维，落后的国家才能避免这种重复性，进而实现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跳跃。马克思就此曾告诫道：“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在世界历史视阈下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建设，正如在世界历史中理解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但个别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完全可以实现超越，而且一个国家的社会建设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线，也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回到当下全球化的时代，聚焦的不啻是生产力的发展之于社会建设的基础性问题，更是生产力的发展之于社会建设的超越问题。

(三)社会发展之于社会建设的道路问题

马克思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考察，不仅在生产力这一方面，而且深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本质之中，即探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用制约和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一般说来，生产力的超越问题基于生产力自身，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的联系则决定了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在选择社会建设道路时不能忽视社会发展这一重要前提。

一方面，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每个国家和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已经不完全具有“民族性”，它超出了民族地域的范围，在世界的时空范围内相互交际、相互渗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2〕。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中，它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综合体。那么，社会发展道路不仅具有民族特殊性，也具有世界同一性。同时，在这一复杂的世界历史发展中，社会的发展与建设在具体内容、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性与不确定性，形成了多样性、民族性的社会发展道路。

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视阈中审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殊发展道路时，这种特殊并不是离开世界整体联系的特殊，因为作为部分的各个国家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离不开世界生产方式的整体作用。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世界整体的发展甚至能对个别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一个国家的社会建设不仅要以这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为基本前提，而且整体世界的发展也应作为社会建设道路选择的重要前提。社会建设的独特性不是离开世界文明的特殊，而是体现在与世界历史相联系的基础之上的，其特殊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存在统一性的，这也就是马克思毫不含糊所指出的：“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统一〔1〕。

可见，我们要全面、辩证、动态地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特色”。不能离开世界历史空洞而抽象地谈论中国特色，中国特色范畴蕴涵着对世界历史的基本把握，体现着一种深邃的世界历史眼光。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和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要求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的理论贡献源于他厘清了“世界历史的基本问题在于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关系以及个人的发展与解放问题”〔4〕，就现实意义而言，这一理论是继续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武器，它要求我们要自觉地站在“四个自信”的高度来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启示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要有新的发展思维，确切地说，要从方法论层面把握以下三个方面的发展要求及其关系。

(一)立足国情放眼世界，充分发挥后发优势

在“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的大格局下〔5〕，我们应当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情和新特征。从国际分工、世界交往的观点出发，一个国家社会建设的经济属性、政治属性和社会属性会逐步融入到整个世界历史大系统中，呈现出世界历史的规定性和普遍性，构成“世情”的重要因子，进而触发国别之间的经济交往、社会文化的交流和融通。如果脱离了世界历史发展大背景，就难以明晰本国社会建设发展所处的位置与差距，诚如学者所倡言，“只有把自己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来思考、研究问题，才能在比较中加深对本国的认识，明确自己的方向、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6〕。虽然我国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且“中国经济能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后发优势”〔7〕，但是，不能忽视在社会建设领域仍处于世界中低水平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立足新时代新方位新矛盾的国情，借鉴经济发展的全球化经验，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改善我国社会建设相对落后的局面。

具体而言，一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抓住科学技术、互联网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第三次生产力革命的历史机遇，借鉴世界先进的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技术与经验，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突出位置，坚守民生底线，避免陷入西方国家的“高福利”困境。例如在减贫领域，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靠的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民生基础。在脱贫攻坚期，更需要统筹协调好东部地区、沿海地区的发展优势，以带动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地区的后发优势，集中力量打赢极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战，解决好东西部地区以及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二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抓住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构建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的机遇，注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畅通社会流动通道相结合，开辟社会治理共建共享的新路，跨越“双重中等收入陷阱”〔8〕。近年来我国通过深化个税改革、提升收入分配自主权、提高退休人员养老金等措施进一步发挥二次分配的公平作用，激活中低收入阶层的生产与消费存量，进而不断缩小贫富差距，着力化解社会各阶层收入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三要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抓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机遇，增强以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底色的“睿实力”来应对美式思维的“锐势力”，不断深化拓展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空间，倡议“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消弭“中国威胁论”的杂音。六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有力促进了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文交流，持续增强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逐步缓解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交往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科学推进跨越式发展

关于以何种姿态面对世界的发展，如何发展和处理本国经济社会与世界经济的关系，马克思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国际述评(一)》中就意识到：“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像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9〕。邓小平对这一表述中的“努力”做了中国式注脚：“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10〕改革开放是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推动社会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历史性地推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一历史进程科学回答了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如何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时代问题。在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当中，社会建设愈发具有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的趋势，如何把握好社会建设的人民价值取向、构筑好社会建设的包容开放体系，构成了新时代背景下社会建设内涵式发展的重要路向。同时，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中寻求实现跨越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点成为了新时代推进社会建设的新命题。正如在中国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以及“二孩政策”的背景下，要特别重视社会年龄层出现“两头大”的新趋势和新挑战。在笔者看来，既要避免重走发达国家(例如日本)老龄化社会造成巨大社会负担的老路，还要破解发达国家(例如韩国)低出生率带来沉重社会矛盾的难题。唯有以公平正义为原则创新社会保障机制和就业创业机制，促进社会阶层互利共生，从而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另外，因为社会建设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国家整体的安全利益，所以不仅要全面深化改革民生领域，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满足老百姓的民生“七有”，即满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民生需求〔5〕，还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治理领域，做好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工作，以防形成民粹主义式的抗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跨越式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两者是统一的。一是因为社会建设的跨越发展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社会建设应满足整体发展的需要，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须满足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利益需要；二是可持续发展处于世界发展的要求之中，如果我国的社会建设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水平，就难以在全球化进程中保障可持续的发展态势。由此说来，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既要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方面基本利益的“硬需要”，又要满足人们对尊严、权利、公正、安全等方面可持续美好生活的“软需求”，唯有如此，才符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相对于现实社会，当下还存在一个网络社会或者虚拟社会，对它的认识和建设，同样需要站在世界历史的理论高度，应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推动社会建设已从单一治理迈向多元治理，甚至N元治理。面对如此趋势，首先，需要在全球信息化的时代大力发展电子产业、大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只有将这些产业运用于民生建设和社会治理，才能够实现生产力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同步甚至领先，并且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中国特色。其次，需要在网络信息安全日趋重要的形势下加强虚拟社会的建设，突破传统意义上社会建设的领域和范畴，以保障国家和人民在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享文明成果、共创世界历史

迈入21世纪，如何适应世界格局的新变化，如何引领全球治理的新发展，***总书记为世界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11〕。在坚持道路自信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不等于孤立世界的闭门造车，只有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中，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和现代化科学技术，才能不断增强国力，提升道路自信。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特色”要凸显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新特点、新优势，凸显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世界历史发展潮流中乘势而上，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更具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建设的内涵及其民生诉求的外延是随之变化或提升的，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是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引申出来的，社会发展之于社会建设的道路问题是从世界历史中获得规定的。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世界联系起来，不但揭示了它的世界历史规定性，而且彰显其“道路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总书记强调中国所走出来的社会发展道路已经并且正在为世界后发展国家提供道路和模式的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经、正在并且将继续创造世界历史。

在坚定“道路自信”推进社会建设的同时，我国所倡导培育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它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精神内涵和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诉求。只有形成某种形式的价值共识，在某一社会共同体之中的人们才可能为共同目标、共同利益而奋斗。就全球社会而言，同样需要在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形成价值共识才可能实现世界和平发展。为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人民达成价值共识，主张“共同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前景”〔11〕，致力于全球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社会共同体的建设有赖于全人类共同体的构建，在新时代，开放自信的中国在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满足本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戮力倡导反映全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以顺应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期望，最终促使世界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创世界历史。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世界各国一道努力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前提下，将会实现全世界人民共同发展、共建共享的梦想，世界历史也将翻开崭新一页。

三、结语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观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是一项重要的方法论命题。马克思考察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超越论、国情认识论、社会主义道路选择论这三个方面的逻辑联系点，为“观照”提供了理论的可能性，但是在具体的方法论运用和拓展上仍需要进一步的审视和探索，以免落入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窠臼。在创新中推动新时代社会建设发展最根本的途径便是立足国情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筑牢民生工程、深化社会治理实现跨越发展，以及通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条路径加以实现。当然，如何在具体政策上体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观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指导价值，还需要政界、学界共同协作、深入探索。为此，我们不能单纯依赖理论构建加以阐释，还需要进一步运用世界历史思维加强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国内经济稳速发展与社会和谐安定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促进实现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