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网络：重思基特勒视角下媒介与人的交互价值

(山东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当我们立足于现代崭新的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变革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媒介正在打破现实世界中人与技术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模式，呈现出更加复杂多维的面相，使社会传播网络的建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此意义上，媒介已然成为一种体系，与现代社会文明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人与媒介之间最初形成的共生机制，从而发现二者互动演变的历史进路。而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理论无疑是对上述问题的集中回应，这一理论通过回溯人类几千年的媒介文明，阐明了媒介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肯定人对媒介技术进步的能动性的同时，主要揭示了媒介如何参与人的身份建构与改造人的生存方式的问题。

一、话语网络创新人机交互的研究范式

社会由许多网络构成，一切信息的流通、交换与互动均在这些网络中发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媒介与人的关系正在成为传播交往的重要节点。针对如何拓展主流传播学预设的媒介与人的关系，基特勒的“话语网络”为当下媒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什么是话语网络？基特勒将其定义为“技术和制度的网络，它使一种既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与处理相关数据”〔1〕。作为基特勒媒介理论的核心概念，“话语网络”在他的《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Networks1800/1900)与《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两部作品中得到了集中论述。他主要通过梳理19世纪和20世纪记录系统的变革与演进，揭示不同时期以特定媒介为基础的话语网络对人类文明的作用。

基特勒是继麦克卢汉之后又一位学识广博且思想深远的德国媒介学者。他的理论跨越自然、人文、社会各个学科，涉及哲学、历史、军事、媒介、数学、计算机等领域；他的思想深受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拉康、麦克卢汉等大家的影响。“基特勒的理论由美国的技术旨趣、加拿大学派的媒介思想以及引入了法国理论范式的德国学术语境所构成”〔2〕，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呈现出一种连续且逐渐深化与拓展的趋势：早期主要是对西欧19和20世纪的传播系统进行的考察；中期聚焦媒介的物质性，强调打字机、留声机、电影等媒介对文本书写的解构意义；后期则在聚焦数字媒介的同时，又扩展至对西方文化史和古希腊数学等问题的探究，超越了单纯的数字化领域而倾向于更为宽泛的文化技术领域，注重对作为物质媒介的各种传播符号的探究。这种在纵横两个维度上对文化技术的考察，实质上是对他早期媒介技术历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进一步探讨了媒介技术与欧洲历史的内在关联，具有强烈的媒介本体论倾向。

首先，基特勒“话语网络”强调了话语与技术的结合。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米歇尔·福柯“话语即是权力与知识结合”的理论。福柯认为，知识考古学是被权力塑造与掌控的知识与主体的反映，它受制于“一组匿名的历史规则”，这些规则“在某一时期的时空中通常是确定的，而且对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地理和语言领域来说，是陈述功能运作的条件”〔3〕。福柯将这种规则系统称为“知识型”。不同时代的文化均遵循本身特定的规则并形成相对应的“知识型”，继而不同程度地扩散并给予相关主体以某种确定性。在福柯那里，“知识型”的生成与历史的演进具有同一的发展路径，而探究各个节点与时间的行为则是一种知识的考古。所以，在继承福柯谱系学历史观的同时，基特勒一方面突破了只注重传统书面文字作用的认知方式，寻求媒介话语路径主体的拓展；另一方面，他强调了话语的接收端与话语的生产端同等重要性，反对历史的单一性轨迹，关注媒介在历史中的涌现与偶然生成，强调与人类交互过程中的物质例证。

基特勒考察了人类传播文化的发展历史，即在从口语到文字经历的几十万年历史进程中，文化传播在文字出现之后逐渐成为可能。书写纸张的发明、文字记录的出现最终促成了第一次传播文化的革新。伊尼斯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4〕。媒介传播史无异于人类文明史或人类文化史。基特勒基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背景，以时代的传播物质条件为基点，考察它们对人生存状态的转折性意义。19世纪集书写与阅读、扫描与存储、录制与播放功能于一体的留声机，在基特勒看来，它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在世者对过世者声音的保存，“是一种超越‘电影摄影’带来的永生效果……身体不是想象国度里黑白两色的幽灵的复制品，而是以真实声音的方式存在”〔5〕。打字机突破了传统结构意义上的能指与所指，遮蔽了书写的性别特征，颠覆了文学的物质基础。20世纪的摄影与电影技术操纵了人的视觉神经及时间意识，它们将现实中的事物以动态的方式长久留存下来。因此，技术装置的兴起与发明促进了人类传播文化的革新与演进。

其次，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在肯定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观念的基础上“尝试通过增加技术的、现象学的或历史的眼光将麦克卢汉的洞见还原到更为深厚的土壤之中”〔6〕，强调人与媒介在主体层面上的深度互动。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发明或者技术都是人体的延伸或自我截除”，媒介是人的工具，技术将身体的感觉器官“分割”，把感官个体从身体的整体性中划拨出来并予以延伸，如口头文化是人在声音维度上的延伸，读写文化是人在视觉空间上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基特勒与麦克卢汉的观点是很相似的，他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中写道：“电影、留声机和打字机在历史上的同时出现，将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数据流分隔开，从而各自实现了自动化。……1880年前后，光学、声学和书写的技术分流打破了古登堡的书写垄断，人的制造就有了可能。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5〕然而，基特勒在继承麦克卢汉基本观点的同时，也指出了后者理论上关键的不足：“作为专业的文学理论家，麦克卢汉对知觉与观念的理解比对电子技术的理解更深刻，所以他更倾向于从身体的角度反思技术而不是从技术的角度反思身体。”〔7〕基特勒认为，技术不是人的对象，人已然成为技术的对象，“那些早期看似无害的机器能够存储信息，进而使声音、图像和书写分离，从而开辟了信息技术的时代。……信道和信息的数字一体化抹杀了各种媒介的个别差异。音响和图像、声音和文本都被简化为表面效果，也就是用户所熟知的界面”〔5〕。这样技术便掩盖了整体中的个性，具有了主体意识，使人类与技术的二元关系逐渐模糊，进一步推进了麦克卢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观点，走向了“我们的书写工具也参与了我们的思维过程”〔5〕的探索路径。

反观当前的新媒体研究，多数研究仍拘囿于“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即在旧的研究范式下填充新的材料，进行物理层面上的累加与改变。但是，新媒体不是对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功能上的强化，更不能简单的套用旧的方法、理念、角度进行研究。基特勒话语网络的研究范式避免了这种研究的不足，他将话语作为一种表征的媒介研究转向作为技术、制度与权力的交往媒介的探讨，突破了媒介学科的藩篱，打破甚至颠覆了以往有关媒介概念界定的探讨，尤其在他思想发展的后期，基于西方文化史的维度，将历史分析方法运用于音乐、符号、史诗等多种领域的研究中。因此，鉴于新媒体研究对象愈发显现出的复杂性与多学科特点，要求我们避免就事论事的研究思路：一方面，新媒体研究要以大数据分析作为技术背景，在协调媒介之间权力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媒介文本的阐释，从而更大程度地消解媒介作为用具的简单认知，强化传播作为社会构成性要素的理念；另一方面，需要积极打破原有媒介研究的理论预设，跨越传播领域内部的边界，与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统计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领域展开对话，在营造多元化、跨学科化的研究路径的同时，力求在更宽广的媒介思想史视野下，观照技术与社会的种种勾联，重思“传播”何意和“技术”何为。

二、媒介参与人的身份建构

基特勒试图转换媒介与信息、文本与技术主客二元对立的理论预设，冲破符号学研究的既定范式体系，有别于传统文学研究关注意义、所指等解释性路径重新构建媒介概念，强调媒介参与主体内容生产的重要价值。他受香农韦弗信息理论的影响，认为传播由信源、发送者、信道、接收者、信宿五个环节和噪音构成，这使得信息概念摆脱了传统意义的模糊性，成为通信交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媒介不再局限于内容传递者和话语生产者的角色，而成为参与档案过程甚至使用档案的物质主体，继而作为一种文化技术进行选择、存储、生产数据和信号。基于此观点，基特勒以19和20世纪的重要媒介为具体研究对象，考察了以特定媒介为基础的“话语网络”是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不同人类主体的行为方式的。

19世纪的话语网络主要以印刷媒介技术为基础，以语言、文本与教育的普及化为主要特征而参与主体身份的建构。首先，印刷术的革新从根本上转变了人们以往对语言的认知——语言是上帝的预示。在十八九世纪之交，印刷术的不断改良形成了新的话语网络，成为推动教育大众化的重要条件，人们转变了观念，认为语言是自然的产物，是可以自我习得的个人标识性符号。其次，就文本而言，印刷媒介的发展颠覆了在文本认知与书写方面被精英阶层所垄断的状况。印刷文本的普及和推广，打破了少数人如僧侣阶层、贵族阶层对文本信息的垄断，使得文本自主解释权扩散下放，民众不再被动地接收与运用信息。如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将《圣经》由拉丁文翻译为德文，就极大地冲击了罗马教廷对《圣经》的解释权与阅读权的控制，使文本可以如实地表达宗教教义而不被随心所欲地篡改。最后，就教育的普及性而言，新话语网络的兴起使传统社会性别之间的权利差距趋于平衡，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她们突破了传统的家庭教育结构，扭转了自身在教育体系中的劣势地位，比如，她们运用从各种印刷读物中习得的知识对孩子进行口传形式的教育以及运用各种纸质文本如识字卡片和字母表对孩子进行身心教育等等，使得她们与男性的教育角色形成互补。

20世纪的话语网络主要以新兴媒介技术为特征，即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为主导的技术文化参与主体身份建构。这主要表现在：第一，语言传播渠道的分裂，即一种介质到另一种介质的单一转换数据处理渠道被拆解。新的话语网络由包含线性书写的自动化媒介基础构成，“尽管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音、看到自己的书写是所谓的人类的特征，媒介却打破了这种反馈循环”〔5〕，传统的以书写为中心的媒介基础在新的话语网络下实现了分裂与重组：心理分析作为一种特殊的自动化媒介机制，将法律系统、秩序与主权和个体微观力量的扩张对立起来。这在弗洛伊德的“谈话治疗”实验中尤为明显，语言的获取并不基于传统的话语规则和母传子的自然过程习得，而是通过激发听者强大的词语重组力量，甚至强迫听者将听到的音节进行转化和记忆。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分析传授给他们一种“文字”，就是抛弃一切意义和幻想的能指，从而避免了听者本能、意识与潜意识的混淆。

第二，机械自动化的写作方式。以往的文字书写是与人手的行为紧密相连的，眼睛也必须即时的操控书写内容。与之相比，机械的书写方式让文字不再需要人手书写，它借助的是手发出的机械力量来敲击键盘。这将双手工作的地方与文本分离，作者只需要敲击键盘输入文本内容，无需视觉器官的参与。这样，以媒介技术为基础的打字机便使旧有的写作方式瞬间瓦解了，而打字稿本身是无标记的，更不显现其本质或作者身份，千篇一律的文稿隐蔽了书写的个性，也遮蔽了每一个人的独特个性。同时，打字机的发明也实现了书写的去性别化。在此之前，秘书、记录员、誊抄员等职务都被男性所垄断，打字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现状，那些不论是数学能力不足的女性，还是文学水平不高的女性，经过短时间的训练和学习就能熟练地使用打字机，拥有参与媒介系统、进行文字处理的机会，她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而步入职场。机械化、自动化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书写上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观念，扭转了女性在书写权力体系中的劣势地位，女性成为拥有一定话语权的白领雇员，社会地位不断提高。

第三，留声机和电影是人类首次拥有的可以记录数据流的媒介技术。这两样东西“以超过人类的任何精确性不间断地保存声光数据……它们对书本从完全字母化以来的权威地位发起双重攻击”〔1〕。留声机和电影的出现实现了数据存储和信息传输方式的革新。对于留声机而言，它将真实的音频振动刻录到不断旋转的包裹着锡箔纸的圆筒上，将人的嗓音、词语和其他声音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使其能够大量存储、复制、播放。留声机刻槽留下的痕迹取代了语词由能指到所指的线性功能，代替了印刷卡片和母亲的教育角色，人们可以实现声音的审视与自查。与声音数据的录制不同，电影从单帧的画面开始，通过剪辑和拼接技术，并依据视网膜成像中的视觉瞬间留存原理，呈现出连续和有规律的动作图像，从而以图像代替了语言，呈现给观众直观感受，实现了语词所指的直观化展示。

总体来说，19和20世纪的媒介技术变革不仅使思想通过声音的外化被他人理解与掌握，而且使兼具声光的影像直观的被展示与传播，大众媒介作为最典型意义上的中介，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要素。人类在任何时代都生存于一定的技术状况所统辖的媒介之中，在辅助信息有效传递的同时，媒介本身也在积极地参与到信息内容生产当中，它们不仅作用于生活系统的规则化，而且成为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象征符号。当下主流传播学研究中对媒介作用的量化无异于将媒介划归在器具层面进行探讨，然而，“任何把传媒当作信息的外在运输工具和载体来理解的理论，恰恰都没有抓住传媒的非器具性维度”〔8〕。基于当前新技术崛起的现实，新媒体研究需要我们在基于媒介本身的文化辖域范围内，面向非器具性和非数据性维度来理解媒介，从而消解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凸显传播实践对于人类生活的重大意义。

三、媒介改变人的生存方式

传统媒介研究大都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考察人对技术施加的积极作用以及技术革新与人类生活之间的正向关系。基特勒则淡化二者之间的这种价值伦理向度，将主要关注点置于媒介技术是如何参与并改变人的认知方式与生存方式上，其观点更具有媒介本体论的色彩。技术与人、技术与世界具有本源性关系，技术作为一种展现方式，一种不同于花草枯荣的自然轮回的方式，让人的价值在参与媒介事物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就媒介技术而言，“基特勒的媒介分析理论认为，这些事物至多只是由那些机械、制度、工具、数学法则以及铭文之类所构成的书写系统或话语网络的代言人或化身。他认为媒介科学的真正任务是将精神从精神学科中剔除，并将分析的角度重新指向对于这个散漫工具化的‘人’的描述”〔9〕。

一方面，基特勒关注新的媒介技术的发明与演进，强调媒介在人类文化传播层面上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排斥将二者置于决定与被决定的对立立场，认为正是媒介与人的良性互动促进了文明的现代化变革。在基特勒看来，19世纪初的印刷媒介就有力地推动了文本阅读、社会教育的普及，从而更大程度地拓宽了人们的语言渠道和信息接受途径，促进了新技术发明的出现。另一方面，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又让我们重新审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技术不是由政治经济基础决定的附属产品，“技术参与到现实的建立中，它‘展现’现实，是原意上的真理”〔10〕，是话语网络的构成要素，具有了特有的能动性，它以一种呈现、涌现的方式改变甚至是控制着我们的生存境况与生活方式，并创造意义。如打字机在帮助哲学家尼采完成作品的同时也悄然改变了他的写作风格：从长篇大论到短小精悍。对尼采而言，打字机超越了有用性与功能性的范畴而参与到了思维创作中，写作不再是通过书写完成人类思想声音的自然延伸，人类从书写的主动行为者转变为了机器的记录平面。因此，媒介的运用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人的身体交织与纠缠在一起，消解了技术与完整意义上的人类主体的清晰边界。媒介不再是文明发展的附属工具或者机构，而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在空间、时间延伸中的必要构成要素。

反观当前的传播实践，一方面，数字化革命突破了原有各种媒介之间的隔离状态，实现了声、光、文字、图像之间的融合互动，对传统媒介的地位提出了挑战。“在今日的媒体网络中，在算法上程序化的数据流可以跨越这一切。媒体使所有操控成为现实：声学信号控制着光控台的光学信号，电子语言控制着计算机音乐的声学输出，就声码器而言，则是一组声学信号对另一组的控制。”〔5〕从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只需解码无关含义的书写，数字化抹除了多种媒介之间的差异性，二进制代码代替了视觉图像与声学、光学影像，对实现新的文化模式产生了促进作用。比如，从宏观视角来看，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改变着我们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状况；从微观视角来看，微信、微博的发展使文本记录日常化；数字音乐作用于我们收听与分享音乐的方式，进而实现音乐创作方式的革新；网络技术背景下的电影产业改变着自身的创作、播放与发行，继而改变电影本身的模式。

另一方面，媒介融合逐渐走向技术与人的融合。当今新媒体技术引发的改变，远不止于媒介形态、媒介功能上的融合，而是技术与人自身的融合，即突破不同网络系统之间的障碍，实现个人化的技术组合，这意味着媒介技术与人本身的相互嵌入关系的形成。这种互嵌关系涉及了技术与知识、空间，传播网络与人之主体性的多重组合和持续互动。比如共享汽车的出现，人自身作为整个“共享模式”运作系统中行动感知的构成部分，是计算机数据收集与分析的关键来源，反过来，这一共享信息网络语言及系统界面也在规约人的使用行为，最终实现技术与人的渗透式融合。除此之外，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实践中，推送内容以碎片化的方式持续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设备具有的定位装置实时同步个人的地理位置等等。如今媒介与人的交流互动日益频繁，几乎占据了人类生活与工作的大部分内容，技术与人的交互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主体：融合一切媒介的媒介。这一媒介形成新的话语网络突破简单的系统子属关系，呈现出等同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系统的重要作用，影响着现有的网上订餐、娱乐游戏、移动支付等智能化服务。技术与人如影随形，未来是否会消解技术的概念或身体的概念尚不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新闻传播领域对于媒介融合的探索不止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或赛博空间。

四、结语

基特勒栖居于自然、社会、人文科学之间的断裂处，以其思想的复杂性、博学性、前沿性、深刻性纵横于多种思想领域，认识到媒介在承担功能性客体的同时，更参与和掌控着人类的主体建构。他着眼于使用者赋予媒介意义的同时，更注重意义生成的技术途径与操控方式。技术建构社会生活并塑造着我们的生存环境，进而使置于中心地位的人类主体与拥有生命力的信息技术互嵌。“话语网络”作为一种辩证的、开放的媒介研究路径和思维分析工具，作为范式创新的重要起点，对开拓人与社会关系的崭新尺度、促进人与媒介高度互动与交锋、重构传播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