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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分析

时间:2024-08-31

王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028)

自1999年我国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养老风险在增大。长期以来,家庭是中国老年人获得养老资源与支持、规避养老风险的首要载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观念的转变,我国家庭发展表现出规模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和养老功能弱化的特征,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明显增多。2010年,老年人独居户占全国家庭户总数的14.8%[1],65岁及以上独居老人达到1 443.97 万人,占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的12.1%[2]。与其他居住形式的老年人相比,独居老人面临着更大的养老风险。以死亡风险为例,独居老人显然面临着更高的“孤独死”风险。近些年来,日本老年人独居显著增加,“无缘死”(1)“无缘死”来源于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地位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2010年1月31日的纪录片《无缘社会-无缘死的冲击》,描述的是当时日本正在步入无缘社会的现状。许多日本人,一是没朋友,“无社缘”;二是和家庭关系疏离甚至崩坏,这是“无血缘”;三则与家乡关系隔离断绝,“无地缘”。现象明显增多。“无缘死”也称“孤独死”,是指死时身边没有任何人照料、死后才被发现的自然死亡类型[3]。“独居死”是“无缘死”两种类型中的一种,指的是身体无重大疾病、经济生活与社会交往基本正常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因急病而意外死亡的情形[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显示,老年人感染者的治愈率更低而病亡率更高,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老年感染者的死亡率更高。同时,在疫情期间,家庭与社会支持更加薄弱的独居老人面临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健康风险等养老风险。

一、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概念

养老风险源自老年期的一系列丧失事件,对养老风险缺乏前期准备和预防是养老风险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1]。养老风险是指人在年老时,由于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可能遭受生存危险的意外性和不确定性,包括风险发生与否及危险程度大小的不确定性[5]。本研究认为,在我国传统与现实社会中,年老多病、老无所依或无人养老送终既是老年人养老风险的突出表现,也是老年人养老风险感知的典型表现。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强调“养儿防老”,老年人通过生育子女来防患年老时所遇到的生活风险,它体现了中国人依赖家庭养老以规避或降低养老风险的生活逻辑。

养老风险是一个多维度、多层面的概念,基于不同研究目的或侧重点,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不同研究者对养老风险内涵的界定存在很大差异。养老风险可划分为由国家承担的宏观风险、由企业和保险机构承担的中观风险以及由家庭和个人承担的微观风险[5]。截至目前,诸多研究将养老风险的重点放在了个体和家庭这一微观层面,强调养老资源不足、养老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是老年人养老风险发生的直接原因。养老风险包含经济保障风险、生活照料风险和精神慰藉风险等多个层面[6]。劳动能力和自理能力的丧失产生的是“内生性养老风险”,家庭支持的弱化和社会支持的匮乏产生的是“外生性养老风险”[7]。

现有研究很少对独居老人的概念或类型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本研究对独居老人的概念界定是:单独一人居家生活的60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独居老人仅强调老年人的居住方式为单独一人居住,但是并未对独居老人的婚姻状态、生育状况或存活子女数量、居所与后代住所之间的距离和独居时间长度等方面进行明确界定。独居老人的婚姻状况可能是未婚、离异或丧偶等不在婚状态,也可能是有配偶(但分居)等在婚状态。独居老人的住所和其他家庭成员或亲属的住所之间的空间距离也存在诸多可能性,他们既可能近在同一住宅楼或村居,也可能远在不同国家。就概况而言,独居老人具有内部差异性,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也具有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

独居既是老年人在诸多居住方式中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8],也是老年人的偏好、资源和限制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9]。本研究认为,当前我国老年人独居既有主动选择的一面,也有被动接受的一面。未来,随着老年人经济条件和改善,主动选择独居的老年人占比将会增加。经济资源在老年人独居决策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康水平的改变是老年人居住方式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如果老年人有足够多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其独立生活,那么他们独居的可能性更大。老年人独立生活能力、亲属关系资源和照护需求水平共同限制了老年人居住方式的选择。

本研究认为,独居老人养老风险是由独居和年老这两大因素直接导致的叠加风险。一方面,年老将导致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患病率提高、失能情况增多、自理水平降低。另一方面,独居导致老年人缺乏家庭支持与社会支持、孤独感增加,从而加大独居老人的生存风险(包括意外死亡、猝死和自杀等)、安全风险(包括跌倒、突发疾病和被欺诈等)、健康风险(包括身心两方面的健康风险)、孤独风险(包括较低的社会交往水平和较严重的孤独感等)和幸福风险(包括低生活质量、低生活满意度和低幸福感等)。

二、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内容

本研究认为,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包括一般养老风险和特殊养老风险,既有老年人养老风险的共通性,也有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特殊性。

(一)一般养老风险

首先,老年人是发生意外伤害和疾病突发的高危人群。老年人发生意外伤害的概率随年龄递增,疾病突发、无故跌倒、坠床、误服、烫伤等成为老年人最常见的安全问题,不少老年人因意外伤害而致死,而家中也是老年人发生意外伤害死亡的主要场所之一[10]。其次,失独是养老风险最极端的表现[1]。失独老人普遍面临亲子关系缺失、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社会支持体系脆弱等问题,成为老年人中养老风险最大的群体[11]。再次,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风险大于非独生子女父母[1]。由于独生子女的大量增加,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提前进入空巢期,并使空巢期延长,导致独生子女父母养老风险增加[12]。第四,贫困老人的养老风险更大,经济状况越差的老年人抵御养老风险的能力越差[1]。最后,最脆弱的老年人是那些贫困、失能、独居或者是处在几种养老风险叠加状况的群体[7]。

(二)特殊养老风险

首先,独居老人面临着较大的生存风险。独居老年人会因疏于照顾、社会支持网络欠缺以及自身缺乏应对意外伤害和危机的能力等原因,而存在较大的居家安全隐患问题,易出现在家发生意外而无人知晓以致死亡的情况[10]。日本独居老人“孤独死”问题十分突出。中国独居老人过世多日而无人知的事件也有发生[13]。当意外突然发生时,独居老人身边没有能够及时提供救助的照护者,他们猝死的风险要明显高于非独居老人。另外,由于缺乏家庭和社会的及时支持与帮助,在遇到生活中的意外变故或突发灾难时,独居老人采取自杀这一最消极应对方式的风险可能也会显著高于非独居老人。

其次,独居老人面临着突出的安全风险。由于身体机能衰老,老年人跌倒发生概率显著增加。老年人跌倒很容易导致受伤、不能自理,甚至导致死亡。因此,跌倒是老年人最常见、最突出的安全风险之一。与非独居老人不同,当独居老人在家中意外跌倒时,他们能够及时得到救助的概率更低,承受的危害后果更严重。老年人遭受心脑血管等突发疾病的概率也较高,遭遇脑卒中、心肌梗塞等突发疾病时,独居老人因得不到及时救助而丧生的概率更大。另外,当下社会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特别注重健康、缺乏医疗保健信息、期待亲情等特点,采取五花八门的手段对老年人进行欺诈,导致老年人财产安全和身心健康蒙受重大损失,独居老年人又是老年人中更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2]。

再次,独居老人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风险。尽管独居老人更可能是那些健康状况最好或较好的人群[14],但是,由于身体机能的退化以及各种疾病的困扰,独居老人在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和风险。独居是老年人患病率、疼痛/不适和焦虑/压抑等状况的重要预测变量[15]。独居老人的健康风险包含身体健康风险和心理健康风险两个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老年人身体机能逐渐下降是自然规律,独居老人更加缺乏家庭与社会的生活照料,他们的身体健康风险要高于非独居老人。同时,独居也会导致部分老年人心理健康受损。英国的“健康和生活方式调查”发现独居老人的心理健康程度更差,65岁以上独居老人中40%有精神病症状,而非独居老人有此病态的只有26%[16]。

然后,独居老人承受着巨大的孤独风险。与非独居老人相比,独居老人的孤独感更加明显。独居老人的一系列疾病与社会隔离及其导致的孤独感存在密切联系[14]。缺失子女或配偶提供家庭支持和缺乏社区支持是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居高不下的关键原因。美国全国抽样调查显示,无子女情况显著提高了独居老人的社会隔离水平。与有子女老人相比,无子女老人独居概率更大,而独居老年人与他人有社会接触或社会交往的可能性较低[17]。

最后,独居老人面临更大的幸福风险。通常情况下,独居老人生活质量显著低于非独居老人。独居将影响老年人的幸福感,丧偶独居老年人是低幸福感风险群体[18]。独居老人更可能面临再婚问题。与无子女独居老人再婚相比,有子女、独居的老人再婚引起代际关系紧张或代际矛盾冲突的可能性较大[19]。独居减少老年人能够获得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从而降低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和生活质量[14]。独居老人承受着更多的精神痛苦,无子女、独居的老人的精神痛苦最为严重,他们是最脆弱的老人群体。有子女、独居的老人多少能够得到一些来自子女的精神慰藉,缓解一下精神困境。无子女对独居老人的生活福利有明显的负面影响[20]。

三、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规避

(一)总体思路

如前文所述,独居老人养老风险是一般养老风险和特殊养老风险的叠加。因此,防范和规避独居老人养老风险,既需要规避一般养老风险,也需要规避特殊养老风险。老年期的一系列丧失事件是养老风险的来源,缺乏前期准备和预防是养老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1]。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感情慰藉等养老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是养老风险的直接体现。本研究认为,当前亟须做好预防老年人养老风险发生的前瞻研究、应对规划和具体措施,尤其需要重点关注贫困、失能、空巢、独居和失独等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风险。无论是否处于老年期,从全生命周期角度看,个体都应该有意识地做好身心、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充分准备,以尽可能预防、规避和降低养老风险的发生。在防患一般养老风险的基础上,聚焦独居老人的生存风险、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孤独风险和幸福风险,对独居老人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做好不同亚群体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预防与规避。

独居老人是内部差异很大的群体,不同亚群体独居老人面临的养老风险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独居老人群体内部的细分标准包括且不限于:性别、年龄、健康状态、自理水平、婚姻状况、子女数量、代际居住距离、独居时间长度、城乡、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与财产、是否有不住家的保姆或家政服务员照顾等。不同亚群体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比如,农村、中高龄、男性、自理能力差、未婚、无子女、贫困的独居老人很可能是养老风险较大的群体,城市、女性、中低龄、健康水平高、自理能力较好、未婚/离异/分居/丧偶、有子女、退休收入高、财产(或储蓄)多、雇用保姆或家政服务人员、子女住所距离较近、子女探望较多的独居老人很可能是养老风险较低的群体。显然,规避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尤其需要重点防范那些更加弱势或处境更加困难的独居老人所面临的突出风险。

(二)具体措施

首先,防范独居老人自杀,减少其猝死和意外死亡,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的生存风险。防范独居老人自杀,需要建立政府主导与社工服务相结合的干预模式,建立宏观到微观各层面的预防独居老人自杀的社会体系。在政府主导下,建立针对社区独居老人的呼叫和监护系统——当老年人面临紧急情况时,可负责与相关单位和人员联系,提供及时帮助,避免猝死、意外死亡等极端社会问题的发生[21]。

其次,防范跌倒、突发疾病和被欺诈情形的发生,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的安全风险。只有做到独居老人的亲人和小区身边人齐抓共管、人的探视和科技应用多措并举,独居老人风险防范应急机制才能得到更好的完善[13]。广泛运用相关科技装备,减少独居老人跌倒、突发疾病等安全风险。例如,可以利用无线监护系统,通过在室内设置各种监护参数传感器,对独居老人是否活动及其日常活动规律进行监测,并以无线方式将监测数据发送到监护中心,由监护人员来对无人照顾的独居老人进行统一的日常监护[22]。也可以运用视频监控的实时摔倒检测,结合蜂鸣器和家居照明灯以实现摔倒后的声光报警,同时通过通用分组无线业务通信网络第一时间通知独居老人的亲属及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23]。还可以通过建立老人交流俱乐部、完善机构养老体制、建立老年人互助机制、安装社区老年人网络呼叫系统等方式开展独居老人服务和预防意外事件的发生[24]。

再次,改善独居老人身心健康,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的健康风险。研究表明,那些与朋友或亲属密切接触的独居老年人患病、疼痛/不适和焦虑/压抑的概率更小。每周参加社交活动的独居老人也更少面临焦虑或压抑以外的健康问题,频繁的社会交往能够稀释老年人独居带来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问题[15]。因而,需要采取措施促进独居老人参与体育锻炼、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积极性。另外,建设以社区为依托的日间照料和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社区监护网络,由社区整合家政服务资源,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独居老人,采取无偿、低偿和有偿相结合的服务形式,开展日常生活照料与家政服务,增强社区诊所等诊疗机构针对独居老人的医疗服务功能,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开展上门诊治等便民服务[21]。

然后,建立定期探视制度,鼓励独居老人参加社交活动,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的孤独风险。构建居家养老“合作治理”模式,寻求解决社区居家养老的创新路径[25]。对于行动困难或参加社交活动很少的独居老人,定期探视制度有利于减少其孤独感。人员探视主要包括现场探视和非现场探视(包括电话探视、网络视频探视等)两种形式。探视包括三种情形:一是子女或亲属探视;二是周围邻居乃至居委会人员探视;三是相熟的退休同事、朋友之间的探视[13]。研究发现,独居老人的健康水平和职业阶层影响其社会交往,健康水平更好、职业阶层更高的独居老人与亲戚之外的人群存在更多的社会互动,因而其社会隔离水平也更低[19]。因此,鼓励有条件的独居老人多参加社会交往活动有助于规避其孤独风险。

最后,提高独居老人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的幸福风险。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生存风险、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和孤独风险的相关举措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从而降低独居老人的幸福风险。从家庭、社区和社会多个层面综合考虑,为独居老人提供充分可靠的经济支持与保障、生活照料与护理服务、情感慰藉与心理支持,是提高独居老人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和规避其幸福风险的必要措施。另外,再婚是部分离婚或丧偶独居老人可能做出的行为选择,老人及其子女、近亲属、社区工作人员或有关社会组织应密切配合、合力处理好独居老人再婚问题,防范独居老人再婚可能会引起或激化的家庭矛盾,规避或降低老年人生活质量受损、生活满意度降低和幸福感受损等养老风险。

四、结语

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人口流动增加和代际间共同居住偏好减弱,我国独居老人数量还将有巨大的增长,独居老人养老风险问题将更加突出。本文将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分为生存风险、安全风险、健康风险、孤独风险和幸福风险5个层面。在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阐述了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具体内容,提出了规避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本文认为,独居老人是内部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较强的人口群体,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也是多层次和多维度的,分析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时应遵循一般与特殊相结合原则,在一般分析的基础上,对具有贫困、失能、无配偶、无子女等特征的独居老人的养老风险进行重点分析。

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养老风险既离不开家庭支持,也离不开社会支持。中国属于家庭制度比较强和家庭文化较为流行的社会,人们通常认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是与家庭捆绑在一起的,家庭是其年老时的支持来源和幸福源泉。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养老风险亟须强化家庭建设支持力度,提高家庭养老功能。老年期是绝大部分人群的必然经历,养老风险不仅仅和老年人有关,青少年人口、青壮年人口都是未来潜在的养老风险人群。未来老年人独居现象将会更加常见,独居将是很多人在年老时或长期或短暂经历的一段时光,因而,规避或降低独居老人养老风险也需要个体、家庭、社区和社会等各层面从全生命周期视角着眼,树立风险意识,重视养老风险,提早做好身心健康、经济与社会等全方面的准备。

未来,伴随着我国独居老人数量的逐渐增多,独居老人群体内部构成将更为多元化,对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及其规避的研究亟须更加细化和深入。户籍制度、经济发展、生育率变化等因素也将深刻影响独居老人群体的发展变化趋势。以户籍制度为例,如果未来户籍制度放松,那么,家庭成员分离居住将会减少,独居老人数量有可能降低。对未来独居老人的预测还需要考虑到我国不平衡的地区发展状况,如果未来我国地区间的不平衡继续维持甚至加强,那么人口流动和家庭成员分离居住也将继续增加,从而可能导致老年人独居比例继续上升。本独居老人养老风险研究仅仅是针对我国独居老人养老风险及规避相关问题的初步探索,未来亟须对此问题做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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