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早期国家学说及理论贡献

孙秀玲

(1.重庆社会主义学院，重庆 400064；2.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列宁早期国家学说是国家与革命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为不朽之作《国家与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19世纪末，列宁投身革命时，首先引起他从理论上加以注意的不是国家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当时俄国理论界如何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命运问题爆发了激烈争论。正因为国家问题比其他一切问题都更加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当时被统治阶级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搞得非常混乱，所以在解决俄国资本主义命运问题的同时，必须解决国家问题。在早期论证俄国资本主义命运问题的著作中，列宁以不大的篇幅谈到了国家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列宁这些重要论述缺乏系统研究，所形成的种种看法和结论也往往带有片面性或者缺乏深刻性和准确性。这不仅影响学术界对列宁国家学说的客观评价，不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发展，甚至会影响今天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践。因此，加强对列宁早期国家学说的研究并作出科学阐释是非常必要的。

一、对反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批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正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1861年沙皇政府宣布实施农奴制改革，实行了一些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良措施，如允许农民从事工商业，允许成立作为“俄国国家管理机关这个四轮大车的第五个轮子”的地方自治机关等[1]30，沙皇俄国成为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制的复杂而巧妙的结合体。由于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宣传，以及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千方百计地歪曲国家的真相，国家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更加复杂化。对这些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并揭露其实质是列宁早期国家学说研究的重要任务。

1.对自由主义民粹派国家观的批判

随着早期革命民粹派活动失败，自由民粹派逐渐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他们不再否认，但认为俄国没有发展基础，未来也没有前途。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经常大量地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但又竭力否定马克思学说对俄国的意义，特别是在国家起源问题上，突出地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自由民粹派把个体家庭作为国家的源头，认为由家庭发展为部落，部落又发展成为国家和民族，国家和民族是氏族联系的延续和普遍化。同时，民粹主义者的中心目标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平等，他们认为由资本家对生产者实行奴役是不合理的，所有人应该在国家庇护下达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他们主张国家应从政治和道德方面考虑，对广大生产者提供帮助，保护经济上的弱者不受经济上的强者欺凌。因此，自由民粹派致力于建立有利于实现农民潜力的新政权。但对于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自由民粹派放弃早期革命民粹派推翻现存制度的纲领，并企图说服俄国专制政府进行自由主义改革，并炮制“社会改造”计划，主张知识分子应投入具体的文化工作，充当“人民之友”，积极向国家发出呼吁。对此，列宁进行了一一批驳，认为阶级、国家和个体家庭都是随着氏族社会解体才同时产生，因此家庭不能用以解释国家和民族，“正如饮食的必要性不大能够解释财产制度一样”[2]122。针对国家应坚持道德和平等的观点，列宁认为对立阶级“两种道德和政治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就和生活中的‘新苗’与被‘资产阶级命令去作工’的人是势不两立的一样”[2]350。因此，“当从适合高等资产阶级心意的道德方面考虑，其所以应当，是因为现存社会阶级间的社会力量就是这样配置的”[2]350。这阐明了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和平等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列宁称民粹派国家观是“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2]107，“典型的资产阶级庸俗见解”[2]124。

2.对“合法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批判

19世纪90年代，随着俄国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日趋强烈，此时日益凸显出了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理论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力图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西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于是习惯借用马克思主义词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股“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合法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否认国家，过分迷恋于对现代国家的批判而犯了片面性的毛病。他们把秩序和强制力作为国家出现的特征。该派代表人物司徒卢威提出：“国家首先是秩序的组织。它在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些集团从属于另一些集团的社会中，则是个统治(阶级统治)的组织。”[2]380因此，在氏族社会就有了国家，并在阶级社会中持续存在。同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掩盖人民受压迫的原因。如司徒卢威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造成农民贫困的祸首不是资本主义，而在于技术不合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还站在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立场上，说俄国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增长同生产资料不适应，是导致受压迫的原因。他们主张要关心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是去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列宁在批判时指出，“强制权力当做国家的特征是完全不对的，因为在人类的任何共同生活中，无论在氏族制度或家庭中都有强制权力，但在那里并没有国家”[2]380。列宁还指出：“谈到现代国家时说现代国家首先是秩序的组织，这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2]381列宁还针锋相对地指出：“俄国农业人口过剩是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不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不相适应。”[2]439

3.对“经济派”国家观的批判

修正主义历来是一种国际性的社会现象。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领袖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了全面“修正”后，受到了俄国党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猴子式的模仿”，形成机会主义经济派。经济派主张的最大特点就是崇拜自发论，醉心于经济斗争，提出“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3]35。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一群粗野的人，只能进行经济斗争，根本不能提出什么政治要求，而政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只有等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并发展经济之后，无产阶级才能考虑夺取政权问题。同时，认为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只是帮助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在斗争中学习如何组织，建立适合俄国实际情况的组织，而不应该建立革命的秘密组织。这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必要和存在的意义。对此，列宁批驳道：“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决不应当作出经济斗争(等于工会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总的说来，各阶级最重大的、‘决定性的’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3]45列宁深刻指出这一观点的危害，“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并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4]336，“实行这样的纲领，就等于政治上自杀，就等于大大阻碍并降低俄国工人运动和俄国革命运动”[4]153，“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4]150。

二、早期国家学说的主要内容

列宁后来在《论国家》一文中指出，国家“被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哲学家、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有意无意地弄得这样混乱不堪”[5]63。因此，如果不能够澄清迷雾、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就永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牢笼所因惑而束起双手，不可能争得政治自由和彻底解放。坚持批判与建构相统一，是列宁早期国家学说建立的重要特点。1903年以前，列宁在同各种错误社会思潮流派的斗争中，初步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规划了解决国家与革命问题的战略和策略。

1.国家产生的标志是地域的联合和特权阶级的出现

对国家起源问题的回答，往往成为各种国家学说的逻辑起点。恩格斯第一次把唯物史观贯穿在国家问题研究中，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发展、私有制出现、阶级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列宁结合俄国历史，分析氏族社会解体和国家的产生过程，从而使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具有了俄国形式的特殊表现。列宁认为俄国经历古罗斯的氏族生活，到了中世纪的莫斯科皇朝时代，随着采邑制和世袭领地融合，私有制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氏族生活被打破了。列宁指出，在氏族联系解体过程中，“地主和寺院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农民，而这样组成的村社纯粹是地域性的联合”。[2]124列宁指出，这时候的未必有真正的民族联系，这些公国还保存着从前自治制度的鲜明遗迹。大约从17世纪起，这些区域、领地和公国融合成一个整体，国家才真正出现。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融合的呢? “这种融合并不是氏族联系引起的甚至不是由它的延续和普遍化引起的，而是由各个区域之间日益频繁的交换，由逐渐增长的商品流通，由各个不大的地方市场集中成一个全俄市场引起的”[2]124。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是由商品流通的推动者资产阶级实现的，这种联系的建立无非是资产阶级联系的建立。因此，列宁提出了国家产生的标志是国家、地域的联合而非氏族的联系。

2.国家是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工具

在阐明国家与阶级关系基础上，列宁进一步对国家的阶级本质作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列宁指出俄国的发展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同国内生活中以商品经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为特色的历史时期相吻合，俄国是在相互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整个现代经济(以及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直接产物，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各种对立面的斗争是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列宁认为反马克思主义派别国家观之所以是错误的，主要在于其不懂得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了解国家、军队、法律、思想意识等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关系。列宁继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式，认为解释包括法律、政治、宗教等制度，以及哲学意识形态等，要从生产关系中寻找依据，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上层建筑”[2]121。国家性质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经济上的统治阶级必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如果不能把持国家政权，就不能维护其自身经济利益。

3.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态度和策略对待国家

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等著作中，列宁分析了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各个阶级对于“国家”的态度。除无产阶级外的其他一切阶级，因为同封建农奴制度及其残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阶级害怕“这种彻底的民主化”，小资产阶级迷信国家，替“政治冷淡态度”“自己向刑棍和皮鞭的政府献媚”辩护[6]470。无产阶级因为“受到的政治压迫最厉害”，“能彻底实现政治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决定着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6]438。无产阶级对待这样的国家的态度，在反对阶级压迫时必须是靠阶级，靠阶级的“火热的斗争”，以“最后消灭”这样的国家，这样才能“使‘车轮’(已不是国家力量的‘车轮’，而是社会力量的‘车轮’)完全朝另一方向转动”[2]318。

无产阶级如何把革命态度变为现实？首先，列宁提出需要各个阶级间重新配置社会力量，通过“支持资产阶级中间所有反对不受限制的政府的阶层和等级”[6]91、推动“自由派去与政治激进派接近”[6]439、联合农村无产阶级[2]255等办法，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其次，无产阶级要消灭国家要分步骤进行。列宁提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和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革命过程中，俄国工人首先“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引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并肩地)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胜利的共产主义革命”[2]264。最后，组织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条件。列宁把工人阶级的觉悟和成立“坚固的组织”[2]264，坚强领袖集团的形成看作是完成革命任务的关键。列宁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3]24，“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3]115-116。因此，党必须要在坚强领袖集团的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在同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发挥先锋队作用。

三、早期国家学说的理论贡献

列宁早期国家学说涵盖了国家的起源、本质特征以及无产阶级对待国家的态度，初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合理性，后来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这些原理作了进一步阐述，但基本原理没有变过。因此，列宁早期国家学说提出并论证的原理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民族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认识的结果，为整个列宁主义体系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研究范式和方法有着诸多创新。

1.深入阐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马克思与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摆明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个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要素的存在。晚年恩格斯强调了辩证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必要性，指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既共同影响历史，也存在相互作用。他认为，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反作用表现形式有“同一方向”“相反方向”“规定另外的方向”三种可能的情况[7]597。列宁早期结合俄国国情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说明，为列宁国家理论奠定了科学基础。列宁早期国家学说诞生于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命运的激烈争论之时。“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是俄国所有问题中“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问题，也是“争论最热烈”的问题[2]232。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关系到俄国的国家问题。因为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是必然的，那么俄国的革命就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应该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那么俄国革命道路就是知识分子发动农民暴动，打倒沙皇，然后巩固和发展村社制度，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如果列宁没有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深透研究和对俄国经济基础的科学认识，也就难以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对国家上层建筑的认识，甚至难以提出国家学说。同时，在列宁早期国家学说中，还阐明了经济学说要通过国家学说的实践而实现。国家不仅仅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是一个能够改变经济基础，对整个社会的运动方向起能动作用的方面，符合国家概念的国家才是“真国家”[8]。列宁指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打破旧的国家机器的道路，才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代替。

2.开创了国家问题的政治学研究范式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国家问题的研究曾经出现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3种研究范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和研究国家问题。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展开，晚年恩格斯把国家置于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开发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新视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作为紧迫的实践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如果仅仅是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国家的实质，即使指出了国家与阶级的关系，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的规律，而没有进一步阐明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打破旧的国家机器，才能把这一规律变为现实的道路，那么无异于纸上谈兵。因此，列宁早期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国家理论研究范式基础上，开创了政治学研究范式。列宁早期国家理论中，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内容很为丰富，除了国家学说，还有关于革命道路、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工农联盟以及党的领导和建设等学说，初步回答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提出的“国家与革命”关系问题。列宁政治学范式中的核心就是开展针对国家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了说明这点，他特别引证了马克思于1843年说过的，“正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2]131。这就是说，他认为国家问题在实际斗争中反映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需求和斗争更为直接和明显。

3.科学论证哲学的党性原则

“党性”按其本意来说是一个政治性概念，即党派性、派别性。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称之为哲学的党性原则。唯物主义按其本质来说是同科学性一致的，因为它要求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这也揭示了哲学和阶级立场的内在联系，即阶级性。最早马克思对黑格尔分析批判，分析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揭露和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实质，阐述家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在对反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斗争中，列宁明确提出了哲学党性原则。各派别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诋毁根本方法就是抹煞其哲学基础，根源在于不懂唯物主义。列宁提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 ”[4]363，最早在哲学上明确地使用了党性这一概念。列宁指出民粹主义者国家观的哲学根源是“对社会的(或历史的)唯物主义的不理解”[6]422，只不过是“把一些妄诞的企求强加给历史唯物主义……接着讥笑他自己所捏造的这种企求”[2]115的反动的空想家。“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装扮成客观研究者，却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只谈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诬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没有得到纯粹哲学的论证”[2]379。列宁指出，这种所谓的客观，是“超越一切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阶级的学究式的议论”[2]396-397，是一种片面理解历史必然性的客观主义观点。列宁称经济派为“俄国的伯恩施坦主义”，“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思想”[4]231。列宁关于哲学党性原则的一系列论述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正确性和必要性，也把列宁国家与革命理论从诞生起就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石之上。

列宁早期国家学说不仅捍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为后来创作《国家与革命》，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些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加强对列宁早期国家学说的研究并作出科学阐释，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划清它与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思潮的界限，推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中国化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