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付宇程，彭 娅

(1.中国社会科学院 政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28； 2.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云南 昆明 650021)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政府把经济增长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上。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民营经济尤其是为数众多的小微企业活力、健康、有序的发展。但是，小微企业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这成为阻碍小微经济发展的桎梏，也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9年2月，为了引导金融行业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增强金融机构服务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意识和能力”，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启动了新一轮的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期，在新冠疫情、脱贫攻坚、产业结构调整等社会背景下，广大小微企业的复苏发展和融资瓶颈问题更加凸显。首先，后疫情时代小微企业复苏与发展急需广大金融机构创新小微金融发展模式，积极开展“线上+线下”金融服务。2020年第1季度，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小微企业净利润受损严重，受影响的小微企业占比接近60%①数据来源：2020年3月10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的《诊断疫情对微弱经济体金融健康的影响与政策建议》。，该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存在。同时，金融机构线下业务全面收缩，这直接导致小微企业资金链紧张、运营极其困难。为了应对疫情对小微企业的冲击，金融机构必须主动利用金融云平台、大数据、金融科技等技术发展数字金融，助力小微企业扭亏为盈。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调查显示，互联网借贷发展水平每增长1%，疫情对经营的冲击减少2.57%①数据来源：2020年3月10日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发布的《诊断疫情对微弱经济体金融健康的影响与政策建议》。。这表明发展线上业务能够缓解现阶段小微企业的资金困难，解决小微企业对金融服务的“短、急、小”的需求。其次，今年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小微企业是脱贫攻坚中坚力量的主要市场参与主体[1]，金融机构必须助力小微企业攻坚克难，防止大量小微企业务工人员因就业问题致贫返贫。最后，新一轮小微金融改革还应着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归根结底是企业生产的高端化，技术含量逐渐增加，而企业的研发、创新和技术进步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2]。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精准滴灌”的模式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3]，持续助力小微企业产业结构向高质量转型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各类小微金融扶持业务中也暴露出突出风险。以扶贫攻坚为例，尽管金融机构在助推脱贫攻坚中为小微企业或“三农”领域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但是也存在由于贫困户金融素养不高而导致的资金使用和管理等一系列问题[4]。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地方性政策能否发挥实效并起到长远作用，根本上取决于金融机构在发展小微融资业务时的模式创新和风险防范。因此，新一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重探索如何让各类金融机构利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和金融科技手段最大程度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同时有效防范信贷风险。

二、小微金融改革面临供需结构性失衡及风险防范问题

(一)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巨大

伴随着民营经济持续发展壮大以及服务业占比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应对小微金融业务需求的压力逐渐增大，这主要是因为小微企业本身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有越来越重的份额，并且贷款需求度较大。

第一，小微企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权重增大客观上导致小微金融业务需求量攀升。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截至2013年年末，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包括小型、微型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在内)占全国企业总数的比重达到94.15%，创造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0%，纳税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完成了65%的专利发明和80%以上的新产品研发，并且提供了1.5亿人的就业岗位(1)数据来源：全国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情况报告(http://www.gov.cn/xinwen/2014-03/31/content_2650031.htm)，该报告2014年后尚未更新相关数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完成利润4.1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64.5%，而且中小企业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成为当前就业的主渠道(2)数据来源：《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小微企业数量庞大，并且已经成为解决民生就业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上述小微企业的蓬勃发展态势是造成小微金融需求量攀升的客观原因，小微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急需多样化融资渠道的支持。

第二，与其他性质企业相比，小微企业主观上的融资需求更加强烈。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80.72%的民营企业为小微企业①。总体来看，我国小微企业主要集中在民营经济领域，其投资主体多为私人企业主。与之相比，我国国有和集体企业主要存在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主导行业中，投资规模通常较大、经营风格稳健并且有国家信用的背书，成为各类商业银行和其他组织争相提供融资服务的对象。相比之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更加强烈。如图1所示，小型企业的贷款需求强度一直高于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并且从2015年开始，小型企业的贷款需求强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且与另外两种类型企业的差距逐渐加大，这意味着近些年来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更加凸显。

(二)小微企业融资供给严重不足

尽管小微企业存在巨大融资需求，但是我国小微金融供给量却长期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亟待深化。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人民币总贷款余额为134.69万亿元，其中，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余额8万亿元，仅占比6%(3)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8年年报(http://www.pbc.gov.cn/chubanwu/114566/115296/3562572/index.html#)。。上述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基于资本偏好在客观上形成了较高的融资壁垒。从图2可以看出，2016年第3季度至2017年第2季度金融机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仅略高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而自2017年第3季度至2019年第1季度，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速显著低于各项贷款余额增速，且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微企业在金融市场上的供给渠道有限且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

综合需求和供给两端可以看出，小微企业可获得的融资额度与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严重不匹配。如上所述，小微企业贡献了全国80%的城镇就业率、60%的GDP总量以及50%的国家税收总额，但仅能在金融市场获得占比不到四分之一的信贷资金。世界银行报告显示，我国41%以上的中小微企业通过正规金融体系不能满足融资需要，融资缺口巨大(4)数据来源：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2018年1月)。。而且，95%的小微企业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过借贷关系，完全依靠企业自有资金、留存收益和民间借款来经营发展，其中可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中有4成的企业借款成本超过10%(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其中38.3%的企业主都曾经被迫使用个人或家庭私有财产作为抵押物，从而将家庭经济置于企业经营的市场风险之中(5)数据来源：小微企业融资发展报告：中国现状及亚洲实践(2013年3月)。。总之，我国小微金融的现实困境亟待改变：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强烈，但获得的融资机会却太少，且融资条件苛刻，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其他市场主体。

(三)小微金融供给不足的原因是风险防范难度较大

尽管中央通过多项改革措施推动小微金融，但是小微企业的融资之困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这主要是因为各类金融机构对中央的小微金融扶持政策落实不力。背后的原因在于，银行“惜贷怕贷”心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微金融更多被当作一种政策扶持手段，而非真正盈利的业务。事实上，小微金融业务确实是银行所有业务中风险最高的一种。2018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大型企业贷款目前的不良率水平是1.19%，中型企业是2.55%，小微企业是3.39%，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是6.46%(6)数据来源：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报告(2018年9月)。。如图3所示，企业贷款的坏账率随企业规模的减小而提高。

小微企业的贷款不良率给银行开展小微金融业务带来经营性压力。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响应政策号召努力提高小微贷款的占比，另一方面却在担忧小微业务后续可能带来的贷款不良率。商业银行是市场主体，在经营中会将风险和盈利作为主要考虑因素。因此，要想真正解决小微金融的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必须关注背后的风险防范问题。只有在加强融资供给的同时有效地防范风险，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发挥实效。

三、新一轮小微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选择

(一)运用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优化大型商业银行发展小微金融业务的动力机制

在以往的金融改革中，中央扶持小微金融发展的政策主要由国有控股的大中型商业银行执行，但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小微金融业务发展非常缓慢。一方面，它们手里的大企业客户资源比较多，小微企业在其业务总额中占比低，这就造成大中型商业银行很难专注于小微企业的融资业务，深入掌握小微金融业务规律。而且，由于单位贷款处理成本随贷款规模的上升而下降，金融机构一般更愿意贷款给贷款规模大的企业，很难与中小企业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因而也很难解决存在于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5]。另一方面，大中型商业银行在面对众多大中型企业客户业务成堆的情况下，没有动力针对小微客户的融资风险进行点对点的深入了解，包括全面及时了解每个客户的行为特征、交易特征、资金动态、招聘数据、网站行为数据、社交数据等，因此也很难对小微客户建立动态科学的、专业的风险识别体系。事实上，大中型商业银行即便响应政策号召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小微企业的信贷条件，也很难有针对性地把控和减少坏账率，因此扶持小微金融的导向反而成了这些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政策负担”。为了加强银企信息对称，提高小微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实效，新一轮改革中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和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内都启用了多样化的政策工具，旨在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得率和有效防范风险两手抓。

1.通过民营企业贷款统计口径考核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水平

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应该高效、公平地对待各类企业，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银保监会要实时监测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发放贷款的情况，并根据民营企业贷款统计口径制定考核方案，采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贷款户数和金额并重的年度考核机制，以推动民营企业贷款在新发放的公司类贷款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2.在差别化信贷支持政策的框架下建立小微信贷的特殊考核标准

过去在银行的信贷业务中，小微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相比处于受歧视的地位。在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根据《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我国实施差别化货币信贷支持政策，合理调整商业银行宏观审慎评估参数，对小微企业予以特殊支持，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民营企业、小微企业信贷投放。在上述差别化信贷支持政策的框架下，对金融机构内部的小微金融业务建立专门的考核标准，目的是建立起“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具体来说，在金融机构对融资企业的考核标准上，合理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从宏观融资环境上为小微经济的发展留出空间。在金融机构内部的考核标准上，要建立健全尽职免责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设立内部问责申诉通道，为确已尽职的小微信贷服务人员提供免责保障。

3.设立专门部门提高小微金融服务的专业性

各种金融机构中应设立专门针对小微企业的服务部门和人员，开发适合小微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各自的业务情况设立专营小微金融服务的分支机构。国有商业银行要设立普惠金融部，有效对接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并向县域和乡镇等小微企业服务薄弱的地区延伸网点和业务。中型商业银行被鼓励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根据各自的优势探索更加灵活的普惠金融服务方式。其他商业银行也要推动基层分支机构下沉工作重心，提供有针对性的小微金融产品和服务，并且对服务小微企业的分支机构和相关人员建立专门针对小微信贷的数量和质量考核体系。

4.金融机构根据小微企业的具体情况接纳多样化的融资担保形式

企业贷款可以分为信用贷款、保证贷款和抵(质)押贷款。整体而言，企业规模越小则风险越高，金融机构多要求以抵(质)押物为担保形式。图4显示了贷款中抵(质)押贷款在微型企业、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中的占比依次提高。过度依赖固定资产的抵押担保对于轻资产、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企业来说形成了融资障碍。

为了提高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可得率，这一轮的供给侧改革中应当建立多样化的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形式。一是根据企业信用、真实交易背景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闭环等，为小微企业提供订单、应收应付账款、知识产权、存货、设备等多种融资担保形式。二是建立商业化的小微信用担保体系，鼓励各类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推动保险机构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和信用保险业务，鼓励征信机构发展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征信产品和服务，鼓励第三方评级机构开展中小企业评级服务。三是发挥政府的小微金融增信作用，推动各地政府建立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由政府出资的融资担保机构和担保基金应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减少或取消反担保等要求，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为小微信贷提供充分的政府增信服务。

(二)鼓励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基于比较信息优势和异质化竞争动力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相比，民营银行和其他地方法人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更有动力专注于小微企业融资服务，而且后者在小微金融业务方面拥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关于中小型金融机构的信息优势，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有以下两个：一是“长期互动说”(long term interaction hypothesis)，该理论指出，中小金融机构一般是地方性的金融机构，长期关注为地方中小企业服务，对地方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程度逐渐增加，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金融机构和借贷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二是“共同监督说”(peer monitoring hypothesis)，该理论指出，即使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没能真正了解地方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但是为了地区的共同利益，当地彼此合作的小企业之间也会互相监督，而且这种监督往往比来自金融机构的监督更加有效，可以较好地辅助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把控[6]。因此，与大中型金融机构开展小微金融业务时支持力度不足与风险风范力度不足并存的局面不同，民营银行和其他地方法人银行等中小型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民营企业和防范相应金融风险方面可以发挥独特作用。

尽管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在国家金融供给总量中所占比重远不及国有金融机构，但是在小微金融业务中所占比重却越来越大。如图5所示，近几年来，在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占比均不断下降，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占比不断提高，截至2018年年末，农商行(18.15%)和城商行(24.90%)的占比已经接近或超过国有大型银行的占比(28.24%)。2019年2月25日，银保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要按照“成熟一家、设立一家”的原则，有序推进民营银行的发展，并推动其积极服务民营企业。该通知同时强调地方法人银行要坚持回归本源，下沉经营管理和服务重心，充分发挥了解当地市场的优势，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因此，我国当前小微企业融资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更加侧重鼓励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加快建设与民营中小微企业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

实践中，我国多地的地方金融机构开展小微金融的创新业务模式也印证了中小型金融机构与小微企业互动的信息优势理论。在全国各地，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新型村镇银行等地方性商业银行为了寻求与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异质化竞争优势，都在积极探索独特的小微金融业务领域及相应的风险规制模式，其中探索比较成功的典型案例有浙江泰隆银行、台州银行、常熟农商行等。以泰隆银行为例，该银行成立之初便聚焦于小微企业，多年来主营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并探索出独特的小微金融服务和风险防范方式。以2019年为例，泰隆银行累计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金额高达9 800多亿元，但是不良贷款率仅为0.44%，远低于央行3.39%的数据(7)数据来源：泰隆银行官网。。实践证明，与大中型商业银行相比，地方性中小型银行更关注小微信贷风险的细致化甄别，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关注小微企业客户的实际经营状况，包括水表(生产型企业用水量往往反映客户成产经营变动情况)、电表(企业的用电量也可以判断出生产经营情况和变动情况)及海关报表(外贸型企业的报关表基本能准确反映客户经营情况)等。而且，地方性中小型银行通常实行“社区化”经营，专注服务每个银行网点服务附近的小微企业客户，通常客户经理对贷款申请人在当地的口碑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在融资授信前、贷款审批中以及贷款使用情况的监督过程中甚至可以在审读企业财务报表之后直接去现场调查，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机构突显了“熟人社会”的信息优势，风险防范具有实效。

基于对地方性中小型银行的探索实践的观察可以判断，小微金融服务和风险防范的技术并不复杂，关键在于金融机构是否有动力聚焦于小微企业融资业务，深入分析目标群体的业务特征，反复试验优化风险识别方式。银行是同质化竞争的行业之一，中小型银行与国有大型银行的产品和业务种类均相似，而后者在规模、资金成本、融资稳定性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小银行要想争取生存空间就必须走差异化竞争之路，发展新领域的业务范围。地方性中小型银行为了谋求竞争中的生存空间，倾向于将当地各类中小企业及其下游产业链在内的微型企业定位为主要客户群。这些在地方经济环境中孕育产生的中小型金融机构很多都是民营控股的企业，而且主要控股人本身也是当地实力雄厚、人脉广泛的民营企业家，对于地方经济及当地小微企业的实际需求、基本风险都了如指掌。其开展小微金融服务不仅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更是把小微金融服务作为长期可持续的业务来做，因此特别关注市场的变化和小微企业客户实体经营情况，从中识别出低风险、有发展潜力的小微企业，实现区域性的金融业务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地方中小银行的成功实践证明，发展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为主导的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成为我国新一轮金融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三)运用数据技术优化小微企业风险识别，助力小微金融服务供需对接

新一轮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着重依托最新的金融数字服务技术，一方面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将金融服务融入生活场景中，为小微企业提供无处不在的多场景多产业金融服务，发展“场景金融”，实现跨界金融；另一方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金融云平台为小微企业进行“画像”，全面识别信贷风险，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新一轮小微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借助金融科技将金融服务嵌入生活化场景，发展线上金融，在供给端更好地满足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打造“场景金融”。其中，供应链金融是小微企业“场景金融”最典型的例子。例如，京东金融提供的“京小贷”“京东金彩”“动产融资”“京宝贝”等金融产品，针对小微企业客户的上下游企业提供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属于一站式供应链金融解决方案。这一模式主要依靠金融科技将金融工具嵌入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各个环节，为其量身定制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场景金融”呈现出门槛低、融资成本低和效率高的优势，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小微客户“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除此之外，如退货运费险、蚂蚁微贷等等，都属于将金融服务嵌入场景为小微企业等提供跨界金融服务，同时增加小微企业与金融供给者的粘度，有助于风险数据的积累和构建，防范风险，加强服务。

此外，最新的金融数据技术在优化小微金融服务的同时还可以提高风险识别概率，例如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大数据分析对小微企业进行全方位金融“画像”，实现小微企业融资风险的事前精准识别，促进金融服务供需顺畅对接，并提供事中预警和管控，降低违约率和不良贷款率[7]。以蚂蚁金服的大数据“画像”为例，该技术利用诸如支付二维码等渠道收集小微企业(“码商”)的经营流水、水电费信息等财务信息和其他一些软件使用信息，并使用人工智能或者机器学习对小微企业进行“画像”和“打分”(例如芝麻信用)，从而筛选优质小微企业，并将“老赖”排除在外。这一模式以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降低了小微金融供给者和小微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预防信用贷款的不良率和违约率。大数据分析的技术还可以从资金来源和去向对风险进行全过程自动化管控，在降低小微金融业务获得门槛的同时也最大化地规避风险。同时，数据信息和其他渠道信用报告自动实现大数据共享和链接，对潜在的高道德风险的小微企业起到震慑作用，从而优化了小微金融生态环境。

四、结论与展望

总体而言，新一轮供给侧改革应侧重于通过多样化的政策工具优化大型商业银行发展小微金融业务的动力机制，鼓励地方性中小型金融机构基于比较信息优势和异质化竞争动力对接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同时发展“场景金融”和利用大数据“画像”等新型金融科技手段辅助金融机构安全高效对接信用良好、低风险类别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当下是数据驱动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小微金融供给侧改革既要缓解银行和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也要借助数字技术推进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同时需要在监管与风险中寻求平衡。小微企业是金融机构客户中的“薄档案”群体。当前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是由金融机构现有数据技术的局限性和小微企业自身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差等因素造成的。对此，应该持续运用新的金融科技缓解银行和小微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小微金融服务的供需对接。

小微企业融资难度大、融资风险高背后反映的是我国实体经济、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长期存在关联性的结构失衡。一方面，国有企业传统上一直占据我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地位，相比起来，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民营企业发展历史较短、在国民经济总量中地位较弱。因此，传统的金融供给与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相配套，国有大中型金融机构发展历史较长，而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随着我国经济结构中小微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一变化，基于市场动力服务小微企业的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在金融结构中的地位应得到大力提高。另一方面，进一步放开地方金融机构的活力，鼓励更多优质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同时也应该防范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本身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鼓励和监管并举。实践中，地方性和民间金融机构常常发生违规经营、利用霸王条款经营等情况，小微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和融资后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地方政府在鼓励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供给主体结构的同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体系，加强对本地区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间借贷服务公司等市场主体的管理，多管齐下规制小微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