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边燕燕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 重庆 400041)

2018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让重庆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这是***总书记首次正式提出“高品质生活”，受到各方关注。 2018年8月，***总书记在致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的贺信中又提及“高品质生活”。此后，重庆、上海、青海、成都、浙江、江苏等地区都在积极探索高品质生活建设。2020年1月3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崭新使命和独特担当得到高度关注。当前，成渝地区正围绕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进行全面探索，而实践探索急需紧跟时代的理论支撑。

高品质生活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状态，还是一个结果。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这个状态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这个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构建科学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直接关系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建设过程，可反映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建设状态和评估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建设结果，因此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时代意义、现实意义。既有文献对高品质生活做了哪些方面的有益研究，并到了什么样的研究程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高品质生活的内涵是什么，具有哪些维度？如何构建具有区域特性的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中国城市高品质生活建设发展到了什么水平，城市间高品质生活发展差距怎样？本文带着这些问题，从国外研究和国内研究两个方面对高品质生活进行文献研究，归纳高品质生活的研究共性与差异，在与美好生活、高质量发展的关系阐述中解读新时代高品质生活的内涵，在“五位一体”视角下阐述高品质生活的5个维度，以此为基础，构建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四大直辖市进行实证研究，对推进城市高品质生活进行讨论。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学界普遍认为对高品质生活的研究始于国外对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研究。二战期间美国经济发展兴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记录和经济奇迹，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分配不公、机会不均、种族歧视、贫富差距、核安全威胁、交通事故、职业疾病等伴生性问题不断出现并始终困扰着整个社会，这些问题激发了美国学术界对经济增长的意义、目的和未来前景的反思，并由此开启对生活质量的研究[1]。

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Galbraith在《丰裕社会》一书中最早提出“生活质量”这一概念，他从社会福利的视角提出社会追求的公共目标应当是包括经济价值目标和文化价值目标综合而来的“生活质量”，并进一步阐明了“生活质量是指人的生活舒适、便利的程度，精神上所获得的享受和乐趣”[2]。随后，学术界便掀起了以个人幸福(或满意度、满足感、生活水平等)为研究中心和出发点的“生活质量”研究热潮。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都开始展开对“生活质量”的研究。1971年，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提出生活质量阶段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突变”，在“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之后，人们转向对“质量的追求”，从而将生活质量的研究从单体个人层面转向宏观社会经济层面[1]。

1966年，鲍尔主编的论文集《社会指标》掀起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这场运动将生活质量的研究从理论阐述过渡到了实证阶段。此后，坎特尔、坎贝尔、麦克纳尔、约斯科、菲勒等都构建了关于生活质量的评价体系[3]。在评价模式上，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基于3种模式：一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拓展账户(GDP)模式；二是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社会指标模式；三是以心理学为基础的心理模式[4]。在评价指标选择上，关于早期国外对生活质量的评价可以划分为欧洲模式(侧重于客观指标)和美国模式(侧重于主观指标)[5]。此外，部分学者和机构还把生活质量评价刻度为一个独立的指数，如人类发展指数(HDI)、社会进步指数(ISP)、幸福指数(WBI)、社会发展指数(SDI)、OECD美好生活指数[6]。

(二)国内研究

生活质量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学界，因对“Quality of Life”的理解和翻译差异，出现部分研究将生活质量等同于生活品质。从研究热度看，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1.生活质量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03年)

厉以宁较早地开展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并探讨构建了指标体系——社会主义的福利与发展指标体系[7]；夏海勇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与综合国力竞争》成为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关于生活质量的立项课题(1)资料来源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网站。；冯立天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成为第一部关于生活质量的著作[8]。生活质量逐步被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医学、心理学等学科所关注。在研究对象上，妇女、青少年、儿童、老年人等都成为学者研究的对象[9]。在评价方法上，已经形成了运用定性与定量、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群体、区域与国家等不同研究视角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种因素在内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学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已经呈现出多学科、多视角、多种分析工具的研究趋势。

2.生活品质研究阶段(2004—2018年)

杨士萱、郑时龄较早地从城市规划设计的角度使用“生活品质”[10-11]。2007年1月，杭州宣布建设“生活品质之城”，随后生活品质被广泛研究，并被纳入美学、新闻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学科研究范畴。丁元竹较早地对生活品质进行了专门系统的阐述，提出“生活品质是指人们享受物质和文化发展的水平和对于这种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12]。在评价方法上，生活品质研究有主观评价、客观评价、主观客观混合评价。

3.高品质生活研究阶段(2018年至今)

邓嵘较早地从艺术设计的角度对高品质生活进行解读[13]。2018年3月，***总书记要求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学界掀起对高品质生活的研究热潮。在概念内涵上，姚树洁从宏观视角提出，高品质生活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的美好需要的生活[14]。韩骥从微观视角提出高品质生活涉及居住与环境、工作、家庭3个方面[15]。杨皓然从经济—社会—自然的视角，提出高品质生活要求物质基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融合发展[16]。高路认为高品质生活表现为从物质需求到精神需求、从私有生活到公共生活、从基本民生到品质民生3个方面的转变[17]。在评价体系上，上海财经大学课题组提出高品质生活的评价应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个层面[18]。在建设路径上，陈全认为高品质生活应包括以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城乡统筹3个方面[19]。程子非在借鉴OECD国家经验基础上，提出高品质生活创建包括构建以人为本的多维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建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动员多种社会力量协调合作，实施公共服务层次多元化，明确不同支持和服务计划等方面[20]。

梳理以上研究，发现现有文献的研究多是针对生活质量或生活品质的研究，研究时间都比较早，而对高品质生活的研究相对较少，对高品质生活的系统性、时代性认识不多，缺乏从理论层面解构高品质生活内涵的研究。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将区域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对城市高品质生活的评价之中，无法对城市这一独特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科学分析。因此，对高品质生活这一概念进行紧跟时代背景的解读，构建符合城市特点的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进行科学测度和评估，为深入对比各城市的高品质生活建设水平，助推城市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以及城市建设从“大拆大建”到“绣花管理”转变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是为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补齐城市治理体系短板和弱项，加快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决策参考。

二、高品质生活的内涵及5个维度

高品质生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背景，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美好生活内在统一，涉及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生态文明生活等各个方面。高品质生活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目的，高质量发展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础和前提。高品质生活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内在统一的，高品质生活即美好生活。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而言，高品质生活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生活理念。高品质生活既不仅仅是“高收入生活”，也不仅仅是“高消费生活”，而是一种既有内容拓展又有质量提升的生活。从内容上看，高品质生活具体体现在群众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生态环境之中。从质量上看，高品质生活是指，不同于以往寻求吃饱穿暖的温饱生活需求，人们更加注重吃好穿好、精神好、环境好等在内的全面小康生活的需求乃至现代化生活的需求[21]。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视角来看，高品质生活也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方面。

高品质生活是一种经济发展、共享富强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成效显著，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国经济整体“大而不强”，臃肿、虚胖、体弱问题相当突出，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不强、经济质量和效益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普遍存在，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尚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以及大量城市低保人口，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艰巨。当前因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石油价格暴跌对本已比较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了持续性负面影响，公共卫生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能源危机四大危机叠加爆发，导致世界经济前景堪忧，全球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加大[22]。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凸显，“三大攻坚战”还有不少难题需要攻克，中国应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继续健康发展，在实现经济建设从大到强的战略性转变过程中，消除贫困和落后，让发展成果惠及所有群众，让人人都享有富足安康。

高品质生活是一种政治进步、发扬民主的生活。民主作为人类长期追求的一种政治理想，其本意是要求实行多数人的统治。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行使国家权力。在长期的实践中，中国不仅推动实现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还努力实现和发展人民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生活方面的民主权利。但是距离“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23]这一目标还存在一些差距，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人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政治诉求也越来越多样化，表达政治诉求的途径也越来越多，与此对应的是中国的民主政治在体制、机制、程序和规范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全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对此，要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坚持和不断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保证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让自由平等普及每一个角落，让人人都享有公平正义。

高品质生活是一种文化繁荣、传承文明的生活。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强大的反作用。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是衡量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尺和显著标志。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国力强盛，一个国家的文化往往也会比较繁荣。一方面，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来看，文化对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涵育作用，要与物质文明相协调。***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是两个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然而受到文化传承断裂、西方意识形态侵蚀、社会思潮的多元多变、市场经济与网络文化冲击、文化传播力不强等因素影响，当前中国文化建设中存在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认识不足、公民文化参与意识淡薄、思想文化成果的亲和力与竞争力不强、文化赤字现象严重、低俗媚俗庸俗文化充斥于大众文化当中，以及在一些领域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严重威胁到中国软实力的发挥乃至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24]。对此，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让古老的华夏文明永续传承，让人人都享有文化滋养。

高品质生活是一种社会稳定、追求和谐的生活。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共产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不仅承担着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使命和功能，还承担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使命和责任。社会建设关乎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建设中最核心、最直接的问题就是民生问题。党的十九大两次提到“民生短板”问题，就是针对中国社会建设中的民生事业。由于民生保障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执行不力、社会事业投入不足、社会结构不合理、社会体制不健全、社会规范建设乏力等原因，当前中国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脱贫、环境、公共安全、公共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25]。对此，需要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明确性、系统性、专业性和法治化等特点，按照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人都享有幸福平安。

高品质生活是一种生态良好、清洁美丽的生活。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与文明密切相关，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中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长期探索过程，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经历了从“经济增长损害生态环境、环境承载力达到或接近上限”向“环境保护支撑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转变的过程[26]。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千年大计的高度,并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由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因此需要用系统的思维和方法去推进。对此，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目标，让自然生态休养生息，让人人都享有绿水青山。

总体而言，“五位一体”视角下的高品质生活是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需要用系统性思维进行整体考虑，又要对各个维度的侧重点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见图1)。经济发展为高品质生活提供物质基础，经济生活既要有微观收入、储蓄、消费的考量，也要有宏观经济发展水平的考量。政治进步为高品质生活提供政治保证，具体包括法治环境、民主参与、组织保障、结社自由等。文化繁荣为高品质生活提供精神支撑，具体包括教育投入、教育水平、教育成效、文化投入、文化普及等。社会稳定为高品质生活提供社会条件，具体包括就业、医疗、交通、住房等。生态良好为高品质生活提供可持续发展基础，具体包括资源、环境、生态三方面，这里既要对资源节约情况进行考量、也要对资源拥有情况进行考量；既要对环境污染状况进行考量，也要对环境治理状况进行考量。

三、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

(一)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国内外对高品质生活研究的成果，基于对高品质生活的内涵及5个维度的理解，突出城市的区域特性以及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成果应用，遵循有效性、可观测性、简洁性、动态性的基本原则[27]，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生活5个层面出发，构建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

部分指标解释如下：

(1)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社区服务机构数/(村委会数+居委会数)×100%,在计算的数据中，部分地区的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有出现大于100%的情况。

(2)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机构数。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机构数=(社会组织单位数+社会团体单位数+基金会单位数+民办非企业单位数)/年末常住人口数。

(3)每万人拥有教师数。每万人拥有教师数=(高等学校教师数+中等学校教师数+小学教师数+幼儿园教师数+特殊教育教师数)/年末常住人口数。

(4)平均受教育年限，借鉴骆永民等[28]的计算方法，将未上过学(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分别赋值1年、6年、9年、12年与17年为权重进行计算。

(5)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单位GDP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废水排放总量+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GDP总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多为统计性数据。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历年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及相关机构公开发布的数据，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用移动平均法补齐。

(三)数据标准化与确定权重

1.数据标准化

运用极差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正向指标标准化处理方法为：

(1)

负向指标标准化处理方法为：

(2)

式中，Xij为某城市第i年的第j项指标，Yij为该指标的标准化值，m为年份数，n为指标数。

2.确定权重

为了避免认为确定指标权重带来主观随意性，本文采取客观赋权法中的变异系数法来对指标进行确权[29]。变异系数是经济统计中常用的衡量数据差异的统计指标。变异系数法的基本原理就是通过衡量统计数据中特征值变异程度来刻画评价指标的影响程度，在多指标评价系统中，各观测值的差异程度越大，表明此指标的重要程度越高，则该指标的权重越大。具体计算步骤为：

(3)

(4)

(四)城市高品质生活指数计算

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城市高品质生活指数的估值，计算公式为：

(5)

(6)

式中，QLI为城市高品质生活指数,QLIr为各类生活指数，r为各类生活指标。

(五)评价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构建的城市高品质生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对中国四大直辖市在2008—2018年的高品质生活指数进行评价。

1.高品质生活：四城市稳步提升，北京与上海趋近，重庆超过天津，城市差距有所扩大

如表2所示，从时间序列来看，四大直辖市高品质生活指数整体呈现稳步提升的发展趋势，其中，重庆从0.040增长至0.805，年均增长34.88%，增速最快；其次是上海从0.097增长至0.884，年均增长24.68%；再次是北京从0.151增长至0.900，年均增长19.51%；天津从0.197增长至0.723，年均增长13.89%，增速最小。从2018年结果看，高品质生活指数呈现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由大至小的排序。从每年最小值的城市与最大值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来看，2008年高品质生活指数的差距值为0.157，2010年降至0.083，2011年增至0.144，2014年降至0.083，2015年又增至0.152，2016年降至0.139，2018年增至0.177，在频繁的波动中，四大直辖市高品质生活指数差距呈现扩大态势，反映出四大直辖市高品质生活建设中存在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

表2 2008—2018年中国四大直辖市高品质生活指数变动情况

2.经济生活：四城市稳步提升，北京与上海趋近，天津与重庆趋近

如图2所示，从时间序列看，四大直辖市的经济生活指标均呈现显著增长态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分别累计增长0.233、0.229、0.205、0.206，北京增幅最大，依次是上海、重庆，天津增幅最小。对比分析可知，从2015年起，北京和上海的经济生活指数开始明显高于天津和重庆，并最终呈现出两两趋近的结果：北京(0.233)与上海(0.230)趋近、天津(0.205)与重庆(0.208)趋近。这是由于2015年北京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这一数据突出增长，达到36 642元，比2014年猛增30.82%，比其余年份增长率高出1倍，进而带动北京的经济生活指标明显提升。上海在2015年的人均年末储蓄余额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两个指标增长突出，分别同比增长10.45%、21.06%，均远高于其他年份增长率，进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生活指标的提升。天津和重庆的经济生活指标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因此一直呈现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从2018年结果看，经济生活指标呈现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由大至小的排序。

3.政治生活：北京、上海、重庆均有较快增长，但天津增长不明显

如图3所示，从时间序列看，四大直辖市的高品质生活中的政治生活指标都呈现增长态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分别累计增长0.137、0.200、0.054、0.158，上海增幅最大，依次是重庆、北京，天津增幅最小。对比分析可知，四大直辖市的增长特征不尽相同，除上海保持较为平稳的增长态势以外，北京、天津、重庆均在不同年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其中，北京在2011年、2012年分别出现猛增和陡降的情况，这是由于2011年北京的社会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139.10%，比2010年增长115.17%，远高于其他年份增长率，进而带动了整体政治生活指标的提升；2012年，北京的每万人拥有调解员数降至36.15人，比2011年降低40.92%，进而导致整体政治生活指标的降低。整体而言，天津的政治生活指数呈现高起点、低增速甚至负增长的态势，这是由于天津的每万人拥有公证人员数、每万人拥有调解员数、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机构数均呈现下降趋势，且在2012年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机构数两个指标出现极小值，2015年每万人拥有公证人员数出现极小值，因此导致在2012年、2015年天津的政治生活指数都出现下降的情况。重庆的政治生活指数呈现出起点低、增速慢的特征，并在2014年出现明显下降，主要是由于重庆的各类政治生活指标都比较低，且增速变化不明显，在2014年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只有37.23%，比2013年降低7.14个百分点，因此导致整体政治生活指数的显著下降。从2018年结果看，政治生活指数呈现上海—北京—重庆—天津的由大至小的排序。

4.文化生活：在剧烈波动中，北京与上海趋近，重庆略高于天津

如图4所示，从时间序列看，四大直辖市的文化生活指标整体上实现了增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分别累计增长0.058、0.067、0.008、0.023，上海增幅最大，其次是北京、重庆，天津增幅最小。对比分析可知，四大直辖市的增长特征不尽相同，其中，北京在2011年出现明显波动，原因是2011年北京的每万人拥有教师数、文化体育与体育传媒支出占GDP比重两项指标出现下降，并在2012年这两项指标有明显改善，2016年和2017年北京的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文化体育与体育传媒支出占GDP比重两项指标都有所下降，因此导致2016—2017年北京的文化生活指数略有下降。上海在2010年和2014年的文化生活指数有所下降，2010年是受到每万人拥有教师数、平均受教育年限、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GDP比重三项指标略有下降的影响，2014年是受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GDP比重两项指标有所下降的影响。天津的文化生活指数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态势，呈现出起点最高、终点最低的态势，这是由于自2014年起天津的教育支出不断减少，导致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也持续减少；同时，2018年天津的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也出现下降，导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GDP比重也下降，这两个变化共同导致天津的文化生活指数最终位居四大直辖市之末。重庆受到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GDP比重两项指标的年度降低影响，其文化生活指数在2015年前后和2017年前后都出现下降态势。整体而言，四大直辖市的文化生活指数与经济生活指数一样，最终呈现出北京与上海趋近，天津与重庆趋近的态势。从2018年结果看，文化生活指数呈现上海—北京—重庆—天津的由大至小的排序。

5.社会生活：四大直辖市均稳步增长，但重庆增长一枝独秀

如图5所示，从时间序列看，四大直辖市的社会生活指标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分别累计增长0.152、0.163、0.186、0.257，重庆增幅最大，依次是天津、上海，北京增幅最小。对比分析可知，自2013年开始，四大直辖市的社会生活指数逐渐拉开差距，呈现出重庆增速明显高于另外三大直辖市的态势，这是由于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城市的社会生活建设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尤其是2013年重庆的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比2012年增长20.3%，此后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重庆社会生活指数增幅比北京、上海、天津的增幅要更加显著。从2018年结果看，社会生活指数呈现重庆—天津—上海—北京的由大至小的排序。

6.生态文明生活：四大直辖市均有增长，但天津增速持续走低

如图6所示，从时间序列看，四大直辖市的高品质生活中的生态文明生活指标均有所增长，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生态文明生活指数分别累计增长0.169、0.128、0.074、0.121，北京增幅最大，依次是上海、重庆，天津增幅最小。对比分析可知，北京、上海、重庆的生态文明生活指数均在相对较小的波动幅度内实现逐步增长，只有天津在2012年达到高点后出现明显下降的过程，这主要是由于2012年天津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237.99 m3/人，是平常年份的2～3倍，此后年份该数据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加上2018年天津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9.38 m2/人，比2017年减少33.71%，进而导致天津的生态文明生活指数处于垫底位置。从2018年结果看，生态文明生活指数最终呈现北京—上海—重庆—天津的由大至小的排序。

四、结语与讨论

(一)结语

本文运用变异系数法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2008—2018年的高品质生活发展情况进行了量化评价。从高品质生活综合评价来看，四大直辖市的高品质生活指数都有明显提升，但是直辖市之间高品质生活指数差距有所扩大，各城市的变化情况也不尽相同。从经济生活指数看，四大直辖市稳步提升，北京与上海趋近、天津与重庆趋近；从政治生活指数看，北京、上海、重庆均有较快增长，但天津略有上升；从文化生活指数看，四大直辖市在剧烈波动中亦出现北京与上海趋近、天津与重庆趋近的情况；从社会生活指数看，四大直辖市均稳步增长，重庆增长一枝独秀；从生态文明生活指数看，四大直辖市均有增长，但天津近年持续垫底。据此可以分析，四大直辖市高品质生活的发展各有特点，优势指标各有不同，各城市应当认清自身的优势与不足，通过互相借鉴经验，扬长避短，进一步推进各自城市的高品质生活建设水平，进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归属感。

(二)讨论

1.城市是人类安居乐业之所，是人类聚居的重要载体，是各类要素资源和社会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地方，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科技创新的火车头，是全面展示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现代化的载体。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中存在重“面子”轻“里子”、重速度轻质量、重生产轻生活、重建设轻管理、重政绩轻民生等问题，城市的生产空间挤压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城市的生产属性强于消费属性和居住属性，城市的经济增长高于人文塑造，城市的品质提升快于乡村振兴，从而导致城市发展的部分潜力透支，城市环境健康性较差和公共资源供给不足、交通拥堵、停车难、通勤时间长、城市发展理念不成熟导致城市风貌与特色丧失过程加剧、城市开放和包容性不高等问题[30]，城市发展现状不能满足高品质生活的美好需求。而以创造高品质生活为目标的城市发展模式，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的发展模式，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生态文明生活的全面发展。

2.城市是一个具有共性和个性的开放性有机整体。不同的城市拥有不同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人群结构主流群体，对城市高品质生活质量的理解和判断体现了一定历史阶段背景下城市主流群体的价值观和偏好。对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差异和差距进行分析，不是为了让城市都按一个目标和路径发展下去，而是在认清差异和差距的基础上，找出问题，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探索更切合实际的高品质生活提升路径。

3.城市高品质生活发展水平有差距是社会经济竞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差距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可以实现资源要素的有序竞争与合作，进而有利于城市的共赢发展，但是任由这种差距扩大，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也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政治目标。对此，针对四大直辖市高品质生活发展水平差距扩大的问题，四大直辖市应当加强交流和合作，逐步缩小城市间高品质生活的差距。北京和上海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精准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项任务，将优质的资源、人才、技术向天津、重庆进行输送，或者将高品质生活建设相关经验传授给两个城市，推动四大直辖市协同发展，实现共赢。

4.在经济生活方面，北京和上海的经济生活水平远高于天津和重庆，对此，北京和上海要比肩国际中心城市，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为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超大城市而努力，同时也要通过产业转移、信息共享等，带动天津和重庆实现提升式发展。在政治生活方面，北京、重庆、天津3个直辖市尤其是天津需要学习借鉴上海的经验，努力实现各类政治生活指标的持续稳定上升。在文化生活方面，与经济生活一样，北京和上海在文化生活建设水平方面也远高于天津和重庆，对此，北京和上海需要在保持文化生活方面优势的同时，通过文化领域的对接和合作，实现共同提智。在社会生活方面，就业、交通、医疗、住房是最为直接涉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内容，北京、上海、天津在社会生活建设增长速度方面低于重庆，主要是四大直辖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点不同所导致的，对此，四大直辖市都需要紧盯民生领域补短板，通过持续性的改革和创新，实现城市社会生活的尽快提升。在生态文明生活方面，四大直辖市生态文明生活建设的频繁波动，可以说明当前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对此，四大直辖市都需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加强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对环境的治理，节约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注重区域联动与平衡，做好区域生态补偿，同频共振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