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三重自觉

吕连凤，方 杲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1]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为实现***总书记提出的“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393愿景奠定了重要基础。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经验来看，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需要生态文明建设主体达成三重自觉：对生产与自然界之间冲突的自觉、对生态法则蕴含的生态智慧的自觉、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价值的自觉。

一、生产自觉：反思生产对自然界的“逼迫”

深刻反思生产与自然界之间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充分认识传统工业生产的反生态发展路径，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产自觉。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劳动和生产。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3]289人类要劳动，要生产，就必须连续不断地同自然界—人类无机的身体—打交道，向自然“索取”生存资源。生产本是发生于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并解决二者矛盾的物质性活动，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界并与自然界互动的过程。但随着近代工业文明进程的不断推进，资本扩张速度之快、广度之大、程度之深，使人类在享受工业发展成果的同时，也越发地“逼迫”自然界，造成生产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种生产方式建立在对生产技术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片面认识上，而对生产过程中涉及的生态效益缺乏足够的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反映了生产本身的性质、规律与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理解。

(一)生产过程的单向性与自然界的循环性的矛盾

整个物质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每一个物种并非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这个统一整体的突出特征在于它的自我循环性与平衡性。换言之，各物种之间通过相互作用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态平衡状态。“一种动物的粪便成为土壤细菌的食粮；细菌所分泌出来的东西滋养了植物；植物养育了动物。”[4]8这是一种动态的、持续的生态平衡，也是一种自然内部的自我循环。但是，西方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却破坏了这种平衡与循环。从生态角度看，西方传统的工业生产方式，受制于资本逻辑，一方面促进人们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现代化进程并取得重大成就；另一方面由于人类掌握的技术还不完善，导致“自然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流动：人们利用机器生产产品，产品使用后被丢弃，成为垃圾与废弃物，不能参与生态循环过程，无法成为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养分，破坏了正常的生态平衡，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这实质上是一种“反自然”的发展模式。现如今，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所支配的工业技术体系中的单向性流动与自然界的循环性的矛盾。只有深刻理解这一矛盾及其与生态环境问题之间的必然因果关联，才能增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二)生产的机械片面性与自然界的有机多样性的矛盾

自然界是由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种物种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不仅物种的种类繁多，而且各物种的属性和功能也具有多样性。自然界的有机多样性是深层的秩序或自然生态平衡的反映。“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5]55。自然界的有机多样性，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和物质财富,满足人类社会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的需要。近代以来，“自然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方式，致使人类向自然大规模地索取、消耗资源，消费产品，生产废弃物，并以高度可控的工业技术系统方式建造对自然系统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工系统。由于缺乏自我调控与反馈机制，人类的生产实践的产物或结果不能得到及时而正确地“应对”，成为了生态环境、自然平衡的机械对立物。这种生产活动的机械片面性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极大危害，并且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人类的物质生产过程是人通过劳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过程。扩大生产本身并不是产生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而且不断扩大物质生产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产生的各种需要的必要前提。问题的关键在于，长期以来，人们以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看待自然界，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把自然界看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象，忽视甚至牺牲生态效益，这种对自然界“不友好”的生产方式，不仅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且这种生产方式造成资源消耗严重，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的持续供给压力，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不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必然阻碍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不利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克服传统生产方式的机械片面性，尊重自然界的有机多样性，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是新时代的主题和发展要求，正如***总书记所指出的：“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助于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6]

(三)生产技术的局部性、短期性与自然界的开放性、持续性的矛盾

生产实践作为人类主体利用科学技术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物质性活动，是一种带有较强功能性的技术活动。特定的生产技术及其结构被赋予特定的功能，反映出特定生产技术的局部性特征。功能的实现意味着结构的使命的实现，在特定的条件下，结构与功能的对应关系越严格，结构被淘汰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体现了生产技术的短期性特征。人类实践活动的规模愈大、范围愈广，生产技术的某些局部性与短期性的特征就愈明显。与生产技术的这些特性不同，自然界的任何生物群落都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具有自身的反馈机能，能够自动调节和修复因外界干扰而受到的损伤，使自然界维持其正常开放的结构与功能，保持持续发展。人类作为生产行为主体，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到自然界的开放性和持续性，并且处理好其与生产技术局部性、短期性的矛盾，无疑会加剧人类实践与自然界的对立与冲突。

传统发展理念的局限性在于以人类为中心，将生产实践与生态的辩证关系作了“单向”的理解，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错误认识，片面地强调生产实践对于自然的改造和利用。所以，传统发展方式是一种脱离生态约束的生产模式，是对自然界的“逼迫”。在反思这种发展方式局限性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探索并力求树立一种绿色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实践活动与生态循环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生态自觉：领悟并遵循生态之道

尊重生态法则，领悟并遵循生态之道，是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自觉。从环境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违背生态法则肆意破坏自然是不道德的。但对这种不道德行为的惩罚，表现为自然能按其固有的规律，对人类的盲目破坏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报复，并最终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与其说是道德法则在起作用，不如说是生态法则在起作用。因此，人类要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免遭自然的报复，就必须向自然学习，尊重生态法则，探寻生态智慧。根据巴里·康芒纳的观点，自然界内含4种生态法则，即生态关联法则、生态智慧法则、物质不灭法则和生态代价法则[4]25-28。深刻理解这些法则，对坚守并贯彻绿色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启示意义。

(一)领会并遵循生态关联法则

生态关联法则要求人们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都看作是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每一部分都与其他事物相互关联，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系统与系统之间、个体与个体之间、系统与个体之间以及它们的物理化学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从而使得整个生物圈形成了有紧密联系的网络。正如恩格斯所言：“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7]395世界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事物与事物之间，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事物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从而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每个生物种群只在与其他种群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下去。在兔子—植物—土壤—真菌—动物粪便这条食物链中，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才使得食物链存在下来，举例来说，兔子需要植物才能存活，植物从土壤真菌中汲取能量，而动物的粪便恰好成为真菌的营养来源。兔子又与其他食肉动物构成食物链，即兔子又成为狐狸、狼等大型食肉动物的食物来源，昆虫种群在生态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它吸食植物的汁液，还帮助传播花粉……种群之间建立起的这种复杂而严格的关系，组成了地球上的巨大的生命之网，体现出了自然生态的系统性。生态系统愈复杂多样，它的功能就愈完整，愈容易保持平衡，向有序方向演化的可能性就愈大。如果有一个链条断开，就会影响整个群落的有机联系，后果不堪设想。爱因斯坦也警告过人类，如果蜜蜂从地球上消失，人类仅能活4年。

这就不难理解传统发展模式由于违背生态关联法则所导致的生态系统退化和环境危机。生态系统退化的标志之一是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常常会使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变得脆弱并减少其生产力，削弱自然界向人类提供物质和服务的能力，弱化了生态系统抵御自然灾害及抵抗污染的能力，严重时引起环境危机。“在生命和它的周围事物之间精心雕琢起来的完美的适应开始发生损伤了。由于一种生物和另一种生物之间的联系，以及所有生物和其周围事物之间的联系开始中断，因此维持着整体的相互之间的作用和影响也开始动摇了，而且，在某些地方已经停止了。”[4]7环境危机的加剧，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环境危机的加剧反面证实了生态系统的生态关联法则的重要性，这是对人类的实践活动的警醒：一方面是对事物的关联复杂性要作整体性的认识；另一方面是预见到系统行为的时滞性。从生态系统的相互关联性来看，人类的一些活动会干扰和影响生态系统的自我运行。为了减轻人类的实践活动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人们需要从宏观上树立系统观念，使人们的实践活动在追求经济社会利益的同时能和自然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之间保持协调，有意识地将实践活动纳入自然生态循环中，以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反之，如果人们只顾自身利益，把自然界机械地分割为不相干的局部，离开系统性来评价某项活动对环境的影响都是片面的、非科学的。可持续是绿色发展理念的目标，脱离整体而求局部的可持续是不全面的，并会产生误导。

生态关联不仅表现在关联的系统性，而且还表现在生态行为的时滞性。事物之间的复杂关联都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实现的，每一种群或个体随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变化的具体情况是由它们自己在系统中的位次以及各个步骤的相对速度来决定的，这就是系统行为的时滞性。康芒纳在《封闭的循环》中分析了这种复杂系统对环境反应的时滞性：“在船的体系中，罗盘针是在一秒钟的范围内摆动的，舵手则需要花费几秒钟来做出反应，船则要在数分钟的时间内才能做出相应的摆动。这些不同的反应时间相互作用，产生了船总是要有以它的航线为中心的特有的摆动……在生态系统中，生物上的每一个步骤也都有一个特有的反应时间，它以存于其内的有机物的新陈代谢和再生速度为依据。”[4]28由于不同种群或个体的新陈代谢的效率和再生速度是不同的，如果要想整个循环系统保持平衡，那总的周转率类似木桶效应，是由最慢的一个步骤来决定的。如果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整个循环系统的平衡状态就能维持下来。否则，循环系统中的自我调节功能弱化，就会对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构成威胁。生态网本身就是由各种各样的生态链交织而成，无论哪一个生态链出现问题，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产生影响深远、波及面极大的“涟漪效应”。生态关联的时滞性，要求人们在推行绿色发展措施时，对生态系统的时滞性变化要有一定的预判能力并作长时间的观察，对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盲目性、破坏性因势利导，使生态系统的时滞性转化为可持续性。

(二)领会并遵循生态智慧法则

生态智慧法则坚持“自然界懂得的是最佳的”法则，其直接对抗“人类是无与伦比的”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传统的观念来看，人类“无与伦比”的能力和智慧远远超过生物界的其他种群。人类运用聪明才智和灵巧的双手制造工具，从而获得更大自由。人类在运用自己的智慧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近代的兴起，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变着人类文化，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创造着日新月异的文化。生物工程、航天技术、交通工具、军事科技、智能通讯技术……数不清的文明成果不断地涌现。这些成果足以证明人类智慧“无与伦比”的特点。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未必总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这句名言也适用于当今人类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状况。一方面，人类社会在近100年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了过去的总和；另一方面，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像当下这样大面积、长时间、深层次地动荡不安。除了频发的自然灾害，非自然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凝聚了人类智慧的尖端智能武器可能沦为人性的绞肉器，沦为屠杀无数鲜活生命的工具。因此，一部科技史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称为一部战争史。这亟需一个全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

与人类智慧相比，生态智慧就显得更加“智慧”。生态智慧的基本含义是生命物种都有生存的办法和自我保护的策略，都有一定的适应环境的智慧。具体来说，生物的种群数量遵循“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规律，所有的物种都按照本物种所特有的本能参与竞争并谋求生存机会，除非人为的破坏或天灾，“和实生物”一切都是“最好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8]“大自然同人类一样是有内在价值的，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在于维持生态系统的持续性和稳定性。”[9]直至目前，在生态系统中，生态智慧的精致度和神秘性还远不能为人类科学所破解；而自然系统的复杂性是人类认识的难题，其如何实现自身的平衡也是奥妙无穷。

(三)领会并遵循物质不灭法则

物质不灭法则认为“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强调自然界中没有所谓“废物”一说。在每个自然系统中，有机生命体将摄入的营养物质分解成小分子物质以及在体内进行化学反应的同时释放能量，用于形成新的有机体原料以及实现自身的生理功能。换言之，由一种有机物当作废物所排放出来的物质会被另一种有机物当作食物而吸收。一切事物都必然有其去向，并且它们之间的运动是没有终点的循环。但近代以来的工业化好像使人们忘掉了它。一个产品的形成既要消耗原材料，还要排放废弃物，产品寿命终结后又要以废弃物形态对自然界造成压力。这是一个单一流向过程。以电池为例，一节干电池电力用尽后便失去了使用价值。根据物质不灭的道理，它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它首先被放到垃圾箱里，随后就送进了焚化炉。我们知道，电池中的水银对人体和其他生物体都是有害的物质，随着温度的变化，其形态也会发生变化。电池在焚化过程中，随着温度的升高，水银液体逐渐转变成水银气体，它们随风飘走，最后又随雨雪被带到地面。它们或者在陆地上，或者落入水里，在细菌的作用下，转化为甲基汞，被动植物吸收，但它不能进入新陈代谢，而是积存于动植物体内。当这些动植物被人食用后，水银就会在人体内积存下来，并产生危害。

上述事例证明，正是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破坏了物质能量的循环，违背了物质不灭法则，使生物圈中本来没有终点的圆圈变成了单向度有终点的有限过程。

物质不灭法则对我国实施绿色发展战略，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启示意义。为了使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协调发展，人们就必须在生产活动与生态的连接循环机制上建立共生关系，即在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促进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建立有机联系，实现不同产业部门间物质和能量的优化，既能减少废物的输出，又能提高经济效益，还能优化环境。这种合理的时空共生关系可以取得环境与经济的双赢。

(四)领会并遵循生态代价法则

从生态学角度来看，生态代价法则可以形象概括为“没有免费的午餐”。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是构成生态系统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虽然有形态差异，但没有优劣之分，都在为维护生态系统这个机器的正常运转起着不同的作用，如果某一物种受到损害或缺失，就会影响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最终会伤害到人类自身。因此，在这个生态系统内，任何一个物种，哪怕是微小的细菌，都有它存在的根据，都对其他物种的存在做出自己的贡献。任何一种人为力量对任何一个物种的破坏，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只不过付出代价的时间有早晚。现今世界出现的生态环境危机就是人类传统工业生产模式付出的惨痛代价。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用了较多的笔墨，以欧洲和西亚等地居民为了获得耕地而恣意毁坏森林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为例来告诫世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559-560弗兰西斯·培根早在17世纪就说过：“要驾驭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总书记也谆谆告诫人们：“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2]207

生态代价法则要求我们理性认识生态代价，觉解生态智慧，在分享生产实践带来福利的同时，要对其风险和负面效应保持足够的警惕和预防。环境问题具有长期性、潜在性，对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的预防和化解，需要专业人员的指导。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专业人员不能预见，一般公众更难顾及。要避免人类生产实践对环境造成破坏并由此让人类付出高昂价值，必须依靠专业人员对生产实践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估。正如环境伦理学者利奥波德所说的，一项决策“只有当它有助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完整和稳定时，它才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11]86。

三、生命自觉：追求生命共同体价值

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是奋进新征程的生命自觉。生态文明是人类生态诉求的反映，建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的自我价值、满足人的生态需要的重要保证。相对于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导的西方工业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一大“特色”在于明确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实现生命共同体价值作为追求目标。

(一)生态文明立足于生命共同体价值

西方工业文明遵循资本逻辑，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调动了人的价值主体性和实践活动的创造性与能动性，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认为，自我是价值的主体，是价值实现的源泉和根本。个人本身就是目的，诚如康德所言，“有理性的本性作为目的自身而实存”[12]49，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的张扬就成了培植个人主义的温床。个人主义在政治上以自我为中心，主张人生而平等、自由，在经济上追求一己利益，主张每个人都是趋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社会就是由自利的、自主的、理性的原子式的个体组成。托克维尔对个人主义的理解比较深刻：“个人主义首先会使公德的源泉干涸。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13]625马克斯·韦伯用“祛魅”这个概念来表现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对中世纪基督教神性原则的取代。资本主义时代，技术理性越发“占据”人类精神之所，人类古已有之的神秘性、自尊感被现代性无情地“揭开”。在韦伯看来，由神性所代表的终极价值不复存在，这就是所谓世界“祛魅”的过程。正是基于启蒙或现代性，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主体价值凸现，一切都以金钱来衡量，人的价值变成一种纯然的利己主义，抛弃了人的价值的辩证法，不再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类价值与自然价值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不完全否定工业文明对人的价值实现的意义，但是反对个人主义价值观，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人首先是自然存在物，自然对人而言具有先在的“存在论”意义。山水林田湖草是人的命脉所在，离开这些自然物，人无法存在、无法发展，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当然也无从谈起。人的价值实现、价值提升、价值拓展都离不开自然及其提供的诸多条件。生态危机从反面证明了人与自然是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生命共同体，彼此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客观存在，要求人类既不能为追求人类利益而损害自然利益，也不能为追求个人利益而破坏他人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价值，不仅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价值，也同主张自然权利优先、自然内在价值至上的生态中心主义有本质区别，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二)社会主义制度为生命共同体价值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

“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地位。”[2]394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了人与环境的辩证法。人并非单纯地受制于自然，人应该在“依赖”自然的过程中提升自我意识，努力发现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同时，运用自然规律不断改造自然，促使人和自然良性互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14]50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强调人类需要与自然和解，需要与自然合理地进行物质交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表明，人在实践活动中必须遵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思想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幸福为最高宗旨，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切实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望。“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保障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发展权的根本，是关乎民族未来的大业。”[1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出现了唯生产力论倾向，并带来许多消极后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针对当时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及时“把脉”并给出“良方”：“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205于是有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战略方针的提出。这就要求不仅要发展经济、夯实物质基础，同时更要注重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以及心境、情感等精神方面的健康。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环境的好坏直接决定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与人的价值的实现休戚相关。与自然和解，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发展、寻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智选择。***总书记强调：“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16]***总书记在2021年4月22日召开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再次表明了社会主义中国在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战略上的大局意识——“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将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国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8]。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率先垂范，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为人类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实现生命共同体价值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西方式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其趋利性和嗜血性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剧而愈加凸显。这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批判的对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探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时指出了资本积累与工人贫困的关系，由于资本的嗜血本性，一切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力、有利于资本扩张的手段，资本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采纳。因而，随着技术比重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加大，工人越发被排挤于生产之外，形成相对过剩人口。资本积累造成贫富两极对立，一边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一边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744。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的直接体现，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顽疾。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大放异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人民至上原则，始终以人民利益、人民幸福为旨要，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致力于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努力实现人民期盼的美好生活。“美好生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物质生活，又包括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生态生活等。只有这些生活需要都得到满足，才能称得上‘美好生活’”[18]。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新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诉求。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对西方中心主义、资本霸权主义的有力解构，在生态文明指导下，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唯生产力论，不以牺牲生态为代价，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平衡的绿色发展之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价值理念。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适合本国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在发挥市场经济功用的同时，也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使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伟大祖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民族复兴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扶贫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确立整体思维，培养预防意识，优化实践方案，引领人类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