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中国逻辑方法运用探析

刘明明，林胜强

(1.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222； 2.四川师范大学 哲学研究所, 成都 610066)

逻辑学是一切科学共用的思维工具。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有坚实的逻辑基础，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理论更是如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其科学意义和真理力量都是建立在坚实的逻辑基础之上的。中国逻辑(中国古代逻辑)、印度佛教逻辑和希腊逻辑，是世界三大逻辑源流。它们是不同文化的产物，对各自文化群体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逻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被广泛地运用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政治、伦理、经济、军事、天文、音律、数学、医学、农学等研究领域，推动了各个文化门类的发展。***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我们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中国逻辑方法运用，实际上是找到了解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把“钥匙”。这对于我们深刻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和把握其坚实的逻辑“根基”，学习其思维智慧和求真精神，提高科学思维水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知类”“明故”“达理”逻辑方法的运用

先秦时期，先哲们就提出了“知(察)类”“明(求)故”“达(明)理”的逻辑思想。邓析云：“别殊类使不相害”(《邓析子·无厚篇》)，即：明确区分不同类事物的界限使之不相混淆。荀子云：“言以类使”(《荀子·子道》)、“听断以类”“以类行杂”(《荀子·王制》)，“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他强调了要遵守“类”的逻辑思维法则，并揭示了“类”与“理”之间的联系。墨子十分注意“察类”“明故”。他在回应论敌的责难时指出：“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墨子·非攻下》)墨子运用“知类”“明故”的逻辑方法阐述“义利”论、生财论、商品交换论等经济思想[2]。墨子还深刻揭示了“知类”“明故”“达理”之间的联系。墨子云：“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墨子·大取》)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或在“立辞”(推理、论证)的过程中，“故”“理”“类”这三个基本的逻辑范畴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三物”不仅揭示了主体正确反映客体的三个重要条件或因素，还提出了一种认识具体事物的认知模式，即察类、明故、达(循)理，否则就难以达到对具体事物的正确认识。从古代先哲的有关论述来看，知类，是指对事物性质或特性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通过特征分析搞清楚“是什么”的问题。因为知类的逻辑方法由“辨物察类”发展而来。辨物察类是一种通过辨识事物的主要特征或基本特性，以区别事物种类的定性思维形态。明故，是对事物产生的原因、存在的条件或因果关系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通过因果分析弄明白“为什么”的问题。达理，是指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把握，也就是知其“必然”和“当然”即：解决“如何办”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认识和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并按客观事物的规律办事。因为“‘理’的范畴，不仅涉及‘必然之理’，还要涉及‘当然之则’”[3]。人们“把握客观事物对象或现象的必然规律，为的是指导人的实践活动，为此，就必须把握行动的法则，懂得如何运用手段来创造条件，使目的得以实现，并懂得如何根据‘必然之理’来制定出‘当然之则’”[3]。总之，“知类”“明故”“达理”，可说是三种不同的逻辑方法，但由于它们之间具有内在联系，从“知类”到“明故”再到“达理”，“乃是逻辑思维用以认识和把握客观实在的必经环节和阶段，也就是逻辑思维把握客观实在的最一般思维形式”[3]，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现象到本质，并逐步把握其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深化过程，因此，它们又构成了人们从事认识活动、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途径[4]。

“古人早就明白察疑、求故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5]古代天子辅佐之臣中，专门设有疑官。古人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1)《礼记正义·文王世子第八》：“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设四辅及三公……”孔颖达疏引《尚书大传》：“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见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636页，1999年12月第1版。疑官的责任是发现问题、找出原因，即：知类、明故。在此前提下，丞、辅、弼才能发挥作用。这可看作是“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历史源头。从逻辑思维来看，“问题导向”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际上就是“知类”“明故”“达理”逻辑方法的具体运用。因为这种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发现问题和界定问题(特点、性质)即“知类”；然后是寻找问题背后的原因即“明故”，再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方法、手段和合理的方案解决问题即“达理”。

我们知道，增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总书记分析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时，十分注意分析其特征，剖析其原因，把握其规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特别重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的认识和判断，进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及运动规律，并据此进行科学的战略决策。如：2012年12月，在党的十八大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新特征(“知类”)，并依据这些新特征和趋势性变化(趋势性变化，就是规律性的东西即理)，要求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增强问题意识，深入分析背后的原因(“明故”)，引导问题倒逼，采取有效举措解决问题(当然之则——“达理”)。

现在，我们根据***总书记关于“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有关论述[6](经济思想)，来分析其“知类”“明故”“达理”逻辑方法的应用。

首先，关于“知类”逻辑方法的运用。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有其特征或特点，这是一物为一物的“标记”。要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就得抓住其基本特征或主要特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着力点，就是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和阶段性特征。现根据***总书记关于“新常态”的论述来加以说明。“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的高度概括，反映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阶段转变的重要特征。***总书记阐明了新常态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7]。***总书记还从我国经济中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等9个方面分析了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外在特征)。“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8]可见，***通过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或“特征”来认识和把握“新常态”，这是典型的“知类”。

其次，关于“明故”逻辑方法的运用。事物的变化总是发生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时间和空间是物质运动变化的存在形式。任何物质的运动、变化、发展，一旦离开了时间的形式都是不可能的。任何物质的运动过程都具有一定的发展顺序、持续性(或长或短)和阶段性。任何事物的存在和运动都离不开空间形式。要确定一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地位，就必须了解这一事物同周围其他事物的联系。***总书记从时间和空间的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全面阐释“新常态”，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新常态”是我国不同发展阶段更替变化的结果。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面临着经济发展换档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和动力转换节点即“三个节点”。从空间上看，我国出口优势和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模式面临新挑战，“新常态”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国际市场的充分有效利用。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优势和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转移机会基础上的大规模出口和外向型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但是，由于2008年爆发了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结束了黄金增长期，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全球贸易发展进入低迷期，有效需求下降，导致我国出口需求增速放缓。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国家等强化贸易保护主义，以致贸易摩擦增多。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较快，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产业和订单向我国周边国家转移趋势明显，致使我国出口所面临的竞争加剧。从德、日等世界贸易大国的实践看，当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达到10%左右时，就会出现拐点，增速会降下来。我国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2010年超过10%，2014年达到12.3%，意味着我国出口增速拐点已经到来，今后再要维持出口高增长、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高比例是不大可能了。总之，从时空两方面综合来看，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可见，***总书记的分析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主要原因，揭示了各种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总结了中国经济“四个没有变”，指出了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再次，关于“达理”逻辑方法的运用。“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也。”(《正蒙注·至当篇》)理，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必然性规律。达理，即人们对事物或现象的必然规律的把握，其目的是用以指导实践活动。***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也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为了适应并主动引领新常态，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总书记对新常态下“怎么干”提出了明确要求：(1)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为中心；(2)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始终把“三农”工作牢牢抓在手上；(6)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9]145-162。可见，***总书记提出“新常态”，目的是根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规律性——“必然之理”来制定出“怎么干”——“当然之则”，亦即“达理”。

总之，***总书记从国家战略高度，对新常态的基本特点、科学内涵作了精辟阐释，对新常态怎么看、新常态下怎么干提出了明确要求。从“对新常态怎么看”到“新常态下怎么干”，包含了由“知类”到“明故”再到“达理”的认识过程，体现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二、“正名”逻辑方法的运用

正名，是指辨正名称、名分，使名实相符。“名”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它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实”。《名实论》篇云：“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公孙龙子·名实论》)正名，其实就是“正实”，也就是把“名”所对应的“实”搞清楚、确切。孔子最早提出“正名”的主张，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把“正名”看成是“为政”的首务。《荀子·正名篇》中包含了丰富的“正名”逻辑思想。“名”，有名分、名称、名号、称谓和概念等意思。“正名”与“下定义”有所不同。下定义，是指用简明的语言揭示事物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逻辑方法；而“正名”则包括名的制定(2)如荀子《正名》篇，提出了“制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界定、修改和辨析等，有时是对“名”(概念)的分析、论证过程，如：公孙龙的《白马论》、韩愈的《师说》等。

1939年2月，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对孔子“正名”思想作了论述。他说：“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正名’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正名’，而在于在名实关系上是以实为主，还是以名为主。唯物论主张以实为主，正名先要明实，‘实不明则名不正’，实明了，名才能正，名正才能事成，‘正名’才能收到预期的成效。”[10]“正名”对“事成”来说，意味着把关于观念、思想、理论、构想、方案等的“名”，经过实践活动对象化为“事”的过程，也就是精神变物质的过程。因此，应继承唯物主义的“正名”传统。

正确处理名实关系，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既有经济“新词”的提出，又有经济“概念”的辨析和修正，包含着他正确处理名实辩证关系的哲学睿思。他坚持唯物主义的正名路线，求真务实，以实正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按实定名

“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即：名是用来称谓“实”的。“名”的当与否，取决于“名”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对象。“按实定名”(《邓析子·转辞》)，就是按照“实”去制定相应的名词或概念，亦即墨子所主张的“取实予名”。实，指客观事物。人们从“实”出发去“定名”，使“名”正确地反映“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表达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经济“新词”。他“按实定名”，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据“实”提出某个“新名”；另一种是依据“实”说明某“名”的基本内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新名词或新概念，其“定名”的依据是：科学地把握了当今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深刻揭示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符合今日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现实[11]。又如“五大发展理念”这一经济新词，***总书记对每一个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都是有“科学依据”(“实”)地作了深刻阐释，回答了“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二)循名责实

循名责实(3)《邓析子·转辞》曰:“循名责实……参以相平，转而相成，故得之形名。”，就是按照“名”(名称)去寻找其所对应的“实”。“循名责实”的要义就是：当“实”(事物)变化了，就应据此修订那个相应的“名”的涵义。它所包含的哲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真理是相对的，思想不能保守僵化。实际上，这涉及到思想、理论的创新问题。

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当事物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思想就应及时跟进，并对原先的认识加以修正，而不能再用那种已经过时的认识来裁剪现实。因此，循名责实，关键是要搞清楚“名”所对应的“实”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名”的涵义就要据此做出修改。只有这样去责“实”才可靠。也就是说，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这一新的论断，主要的事实依据是：第一，我国长期所处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符合实际。第二，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第三，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其他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由此造成或派生的[12]。

(三)唯乎其彼此

“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公孙龙子·名实论》)这是“正名”应坚持的重要原则，体现了逻辑学的同一律要求。任何一个名都有其确定的反映对象或涵盖范围。此名不能既用来称谓此实，同时又用来称谓彼实。《墨经》云:“正名者彼此。彼此可: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它的意思是：正名就是要区分“彼”和“此”。彼名的含义只能止于所反映的彼实，此名的含义只能止于所反映的此实。

在认识“新常态”上，***总书记强调“必须准确到位”(4)原话是“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准确到位”。见文献[9]第143页。。***总书记指出，必须克服几个认识误区或倾向。其一，把新常态当成一个事件。其实，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界定新常态的“性质”。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其二，把新常态当成一个筐子。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结于新常态。其三，把新常态当成一个避风港。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多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5)本段综合了百度词条“新常态”和文献[9]的有关内容。。这就是说，“新常态”这个概念“有确定的理论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对这一概念不能泛化和滥用，更不能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随意贴标签。必须科学理解其内涵，精准界定其外延，切实领会其精神实质”[13]。质言之，新常态之“名”必须与新常态之“实”严格对应。可见，这体现了“唯乎其彼此”的正名要求。

(四)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

正名，就是“正实”。因此，“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公孙龙子·名实论》)，它的意思就是，用关于某“实”的正确认识来纠正关于某“实”的错误认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跟西方的供给学派的观点及其哲学方法论是截然不同的，有其特定的涵义，不容混淆。当***总书记刚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很多人想当然地把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提出的“供给侧改革”概念与西方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联系起来。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有人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简单分拆，说“供给侧”就是供给经济学，“结构性”等同于结构主义，“改革”就是制度主义。对此，***总书记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等角度进行比较辨正，“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他指出：“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9]156。西方的供给学派“思想方法比较绝对，只注重供给而忽视需求、只注重市场功能而忽视政府作用”[14]405，“供给与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9]154-155，“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14]406，“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9]155，“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与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9]155。

三、“比喻”的运用

《墨经·小取》云：“辟(譬)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譬，即比喻，就是举别的事物来说明这一事物。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看，比喻是人们用一个事物来认识、理解、思考和表达另一事物的认知方式或思维方式。《周易》奠定了中国人的类比思维传统，类比、比喻实质上是相同的东西。比喻，是中国人认识事物、表达思想最常用的一种逻辑方法。刘培育指出：“中国人民的逻辑思维传统不同于西方，它以譬喻推理为基本形态，往往用具体形象的个例‘代替’一般，用譬喻进行推论。”[15]先秦诸子都十分重视“比喻”，在谈说论辩中大量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阐释主张、观点和学说。人们在做说明或讲道理时，所用的“比喻”或“打比方”具有论证说服作用，其特点是：用浅显易见的事物来说明深奥的道理，化抽象为具体。孔子提出“能近取譬”的主张，实际上提出了运用比喻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自己身边最为熟悉的东西(自己熟悉、贴近生活的东西)作喻体，来说明某个道理。

运用比喻表达思想，要做到“知类”和“明理”。刘勰《文心雕龙》云：“故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即是说比喻就是用事物打比方来说明事理。“切类”，就是切合事物的特征(今天所说的相似点)；“指事”，就是揭示事物所蕴含的道理。不过，比喻中的同类是“同理”之类，而不是科学上的严格分类。

***语言风格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善用比喻。***总书记善于用生活化的、形象贴切的比喻来说明道理，表达思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大量比喻的精妙运用，独到深入，生动形象，非常接地气。如***总书记用10个生活化的比喻，描绘出“一带一路”的鲜明蓝图：“茶酒”喻“共商”，“地瓜”喻“共建”，“百花园”喻“共享”，“合唱”喻“共商、共建、共享”，“开绿灯”喻“政策合作”，“做蛋糕”喻“经济合作”，“架桥梁”喻“文化合作”，“血脉经络”喻“互联互通”，“游泳”喻“能发展”，“快车”“便车”喻“共同发展”[16]。

***总书记常以生动的比喻来表达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如2013年9月7日，***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回答学生时指出：“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个比喻抓准了两者道理上相通的同一关系，生动形象、入木三分地揭示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内在规律，要求树立新的发展理念，坚定地走绿色发展之路。又如，2013年4月8日至10日，***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希望海南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着力在‘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银行’。”***总书记以“绿色银行”比喻，形象地说明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四、“效”的运用

重效验，是中国古代科学思维的一大特点。荀子提出“符验”论。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要在实际中进行验证，凡是论说的道理与事实相符，则是真理，否则，就是谬误。韩非提出“参验”的检验方法，是对荀子“符验”论的继承，强调用实际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与客观事实是否相符。墨子提出“三表法”即“本之、原之、用之”(6)《墨子·非命上》：“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作为判断言论行事是非、真假的三条标准。其中“第三表”，“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意思是：将言论(国家的政策、法令、措施)应用于国家治理中，考察它在实际中是否符合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如果行之有效、于国于民有利，则是真理。后期墨家总结出“效”的逻辑方法，以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其理论基础是墨子的“法仪”思想。墨子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墨子·法仪》)“法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标准”。王讚源说：“也许墨子是人类史上，第一位最有系统探讨‘标准’这一概念的哲学家。”(7)王讚源：《墨子的方法论》(电子版文档)，第36页。由“法仪”思想概括出“效”思维方法。《墨经·小取》云：“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效，就是确立一个评判标准，用它来评判事物的对错。符合标准，就是对的；不符合标准，就是错的。“效”这种逻辑方法的运用可表示为:

凡与M(某个标准)相符的,就是R(否则,就不是R)；

S与M相符(或不相符)；

所以,S是R(或不是R)。

取“效”，关键是要确立一个合理、有效的评判(或检验)标准“法”。墨子云：“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墨子·法仪》)

***总书记提出了评价改革的新标准“两个是否”，就是“效”的具体运用。中国的改革历程告诉人们：改革不仅要有顶层设计，还要有评价标准，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判断标准，我国的改革就很难深入推进，就有可能走偏，甚至发生方向性问题[17]。以前的评价体系过于偏重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GDP这根指挥棒往往成为考核政府政绩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导致了一系列经济、社会、环境问题，加剧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2016年2月23日，***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改革评价的新标准：“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18]这一新标准实现了改革成效评价标准的新发展，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我国改革理论创新和改革进程的内在延续性和一致性，是改革“向何处去”的指向标和“改得怎么样”的衡量尺子。

五、结束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包括了中国逻辑方法在内的科学思维的产物。我们探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中国逻辑方法运用，既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又是为了揭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科学思维方法的中国渊源和中国特质，深刻认识中国逻辑的科学方法论价值，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科学思维方法去思考、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