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究

耿小烬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 重庆 400041)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我国外向型经济面临挑战。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外部市场的发展方式，建设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然。西部地区资源丰富、发展愿望强烈、发展成本相对较低、开放通道逐渐完善，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西部地区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扮演重要的角色。西部经济发展将会为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有利条件。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欧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海洋通道系统的形成和发展，海洋通道系统成为世界贸易物流的主要通道，而大陆通道系统则相对萎缩和分散[1]。西方国家一直是海洋经济系统的主导力量，使我国参与海洋经济系统受到束缚。但是，随着高铁技术的发展，洲际铁路的对接连通，大陆通道系统的建设成为可能，这不仅为我国避开西方国家的干扰束缚、开辟新的市场空间、实现和平崛起提供了可能，而且为化解当前世界经济低迷困境、探索世界经济增长新动力、构建新的世界经济循环提供了可能。大陆通道系统的建设也使得西部地区不再是开放的腹地，而成为开放的前沿，这为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创造了需求，提供了条件。

在新发展格局之下，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事关我国西部经济发展，事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而且事关“一带一路”经济增长新空间开辟，甚至事关世界经济复苏、世界经济循环重塑，以及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能力提升，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将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律、建设路径进行理论探索，搭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机遇、挑战与思路、对策，为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参考。

一、研究综述与理论探索

(一)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律与建设思路探索

西方学者大多基于金融中心是金融机构或金融资源的集聚的研究思路，对金融中心的形成规律进行研究，然后提出推动金融中心发展的相关建议。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认为规模经济是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选择在一个特定的地区集中的原因，而外部规模经济具有自我加强的作用，使这一区域对于其他金融参与者来说更加具有吸引力[2]。Guillain等提出缄默信息扩大了金融风险，为了避免风险，减少交易成本，金融机构倾向于选择集聚在同一个地方，形成金融中心[3]。Vernon认为城市吸引着具有巨大不确定性、需要面对面接触的产业和服务业，如纽约港吸引了批发商，批发商带来的金融机构又引来全国性公司，形成经济与金融互动发展局面[4]。Gehrig认为金融中心形成是向心力因素和离心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向心力因素包括规模经济、信息溢出效应、市场流动性，而离心力因素则是市场进入成本、政治上的干涉以及地方政府保护等[5]。Kaufman认为，金融中心城市或地区的兴起与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些地方作为主要商贸中心、交通枢纽、首都和中央银行总部所在地点的地位变迁以及战争的影响有关，增长强劲的国民经济和具有严格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金融机构以及强大的法律体系，是一个金融中心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6]。

国外学者大都基于金融集聚观点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规律，但在指导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则存在较大的不足，一是这些研究大多从微观角度展开，对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等宏观影响因素的研究不充分，而宏观因素可能是影响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孙国茂等学者曾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把金德尔伯格的金融中心理论、垄断优势理论和霸权稳定理论放在一起审视，才能发现金融中心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国际贸易、地缘政治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回顾世界各国金融中心发展历史不难发现，金融中心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自然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不仅与一国的经济、对外贸易以及与信用相关的金融服务密不可分，而且自始至终受到政治、文化以及地缘优势等因素的影响[7]。二是过于强调金融产业集聚的作用，而关于金融自身发展对金融中心形成作用的关注不足。西方国家是现代金融发展与创新的前沿，金融发展本身是推动其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关键，而学者们并未对此进行特别的关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本身不够发达、创新能力不足，可能是造成其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最大阻碍。事实上，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中心建设的意义很多时候在于推进金融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仅仅着眼于金融集聚的研究显然无法满足以上述求。倪权生曾提出，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应当是以服务本土经济为首要宗旨，不能为建设金融中心而建设金融中心，如果将金融中心的建设看成是金融机构的聚集，那么建设金融中心的意义就不复存在[8]。潘英丽也曾提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质是借鉴成功的国际经验促进本土金融体系现代化与国际化，而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其空间表现形式而已[9]。

基于金融中心是金融集聚区域的观点和认识难以帮助我们建立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战以后，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通过构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和推行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金融体系的联接，据此实现对全球金融系统的控制，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发形成和自我成长的阶段，而进入国际金融治理影响阶段。在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之下，纽约国际金融中心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仅少数国家或地区依附美国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把握住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趋势，抓住区域经济发展机遇成功崛起为国际金融中心，而大部分国家由于过分乐观，盲目地推行自由化，最终导致金融危机拖累经济社会发展。事实上，在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下，所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都是以顺应和依赖美国金融治理体系为基础的。但中国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是服务国家经济崛起和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而不是为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而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像那些顺应和依附现有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式，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如此大的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路径。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更是使得中国国际金融中心难以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格局下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唯有推进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变革，提升中国在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增加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中国才能驾驭金融开放中的风险，才能保障中国在开放中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提出一个创新性的理论观点：金融中心不仅仅是金融集聚的中心，更重要的是金融治理的中心，是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资源供给与配置的调控平台，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治理的中心、国际金融资源调控的平台。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点不是西部各省市之间对金融资源的竞争，而是携手推进西部金融发展，推进金融治理创新和效率提升。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要成为我国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要在我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中积极作为，从而成为我国提升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平台之一。

(二)国内金融中心建设经验与发展策略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上海等沿海城市有了金融改革发展的强烈需求，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想法被提出来。学者们围绕上海等城市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改革措施进行了大量研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金融开放的幅度越来越大、通道越来越宽，市场经济活力得到激发，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得到很大发展。目前，上海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金融大国，但仍然不算金融强国[10]。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与伦敦、纽约相比还存在差距。未来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的问题。潘英丽提出，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中国金融强国战略的两个相互配套的组成部分[9]。吴晓求提出，资本市场处于金融体系的核心，当前的中国资本市场与成熟的资本市场之间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开放程度和国际化程度较低，因此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11]。

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与我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分不开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是我国国际金融中心成长的基础，未来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进一步改革开放措施的支持，尤其是有效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金融市场开放等方面措施的支持。但是，目前我们对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开放方面的研究仍然是由内而外的，即以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准，寻找开放的阻碍与改革的办法，这样的开放不仅具有很大的潜在风险，而且可能也达不到我们的目标。如果不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来推进金融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就不能在开放中获得主动权，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国际金融中心形成规律的深刻认识，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对外开放的目标是要立足于探索国际金融治理新思路与新方法，立足于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地位，体现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这样才能建立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仅仅基于金融集聚的观点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不足，金融配给、市场分割等问题严重，极大地束缚了西部地区经济活力的释放，这是导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效率水平偏低、发展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提法早已有之，但是各省市之间对金融资源的竞争大于推动西部金融发展的合作，缺乏对西部金融发展、西部金融市场建设的统一思考，国家关于金融改革发展的关注重点也不在西部，因此造成目前西部金融改革发展滞后的局面。借鉴东部地区金融中心建设的经验，未来在新发展格局下，国家要增加对西部金融发展改革和西部金融市场建设的关注与支持度。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也要更多地关注自身在整个西部地区金融改革发展中的作用。西部各省市应将关注重点放在如何携手合作、积极推动有利于西部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上，在国家金融开放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中积极作为，这才是真正有利于西部金融发展和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正确思路。

二、理论分析框架

从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经验来看，金融治理改革创新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核心。结合金融集聚理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总结为以下4个方面(图1)：一是金融治理能力；二是国家经济实力；三是金融竞争能力；四是区位条件。

图1 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主要因素

(一)金融治理能力的核心关键作用

自西欧国家开启“大航海时代”以来，文明领衔的动力均来自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仅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引领者，而且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开创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探索不仅带来了国家经济崛起，还带来金融业的发展，促成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科学技术创新是西方国家崛起的基础，但是科学技术在哪个国家得到最好的应用，或者哪个国家最先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从而崛起为最强大的帝国，则取决于制度创新的能力，尤其是金融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金融制度创新决定了西方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也决定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兴衰更替。缺乏突破性的金融制度创新不可能造就强大的金融产业，也就无法形成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即便是美国也是在推动货币金融制度改革创新的探索中，在建立起对全球金融系统的控制能力和治理能力的基础上，才造就了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因此，金融制度创新是经济崛起、金融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金融治理能力是金融制度效能的综合体现。成功的金融治理创新催生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失败的金融治理则会给经济金融发展带来毁灭性的冲击，使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愿望化为泡影。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过快的开放资本市场造成对经济金融系统的巨大打击就是例子。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令世界瞩目，东京作为日本的经济金融中心，一度发展成为与伦敦、纽约齐名的全球金融中心。然而，此后失败的金融治理造成日本的经济泡沫，直接导致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降(根据最新一期国际金融中心排名GFCI 29，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跌至第7位)。表1是1970—2020年全球排名前10位的大银行及其所在国家，从表中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有6家银行进入全球前10的排名，但是2000年后一路下滑，排名逐渐降低，目前大多数已经退出前10，据此可以了解日本金融业以及金融中心的兴衰。

表1 1970—2020年全球排名前10位的大银行及其所在国家

日本金融治理失败的原因在于缺乏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理性客观的认识——即突破性的金融治理创新是实现经济金融崛起并进一步取得国际话语权和国际治理能力的基础。在缺乏对国际金融管理体系理性客观的认识之下，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主导权仍然在西方国家手中的情况下，过快、盲目地开放资本市场，导致对国际资本流动缺乏干预和影响能力，使国内经济发展处于极大的风险之中。日本金融治理失败的教训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缺乏突破性的金融治理创新，导致国际竞争的失败；二是缺乏对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清醒的认识，被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给国内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灾难。吸取日本的教训，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是要探索金融治理创新，围绕经济发展前沿，推动有利于科技创新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金融制度，形成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能力，推动国家经济崛起；二是要在金融开放中始终保持一定的主导权，在此情况之下，才能形成抗击外部干扰的自主能力，才能稳健地推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二)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撑作用

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是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因素。19世纪英国是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第一大国，英镑成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英格兰银行是国际资本的借贷中心，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国，纽约依靠美国强大的资本基础成为国际资本的集聚中心，成为世界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如图2显示了自1960年以来，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其所占的重要比重为纽约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国家经济实力具有一致性，这从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表现中可以清晰地显示出来。根据图2看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不断增加，地位仅次于美国，相应地东京国际金融中心也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表1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银行在全球排名前10的银行中占有较大比重中可以体现出来。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衰落，东京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日趋下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2 1960—2019年主要国家经济占世界比重变化

在国家经济实力不足时，可以借助区域经济发展机遇建立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20世纪20年代纽约超过伦敦成为居于首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与阿姆斯特丹的衰落不同，伦敦于20世纪70年代凭借欧洲美元再度崛起，长期保持着仅次于纽约的地位。而这与英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地位有较大差距(如图2)，但与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紧密的关系，正是欧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欧洲市场上出现了大量的过剩美元，而伦敦正是抓住这一机遇建立欧洲美元市场，从而增强自己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除了伦敦之外，新加坡也是借助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而形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新加坡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仅次于纽约、伦敦、香港，而新加坡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非常低(如图2)，与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具有较大的差距，但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亚洲地区美元丰富、投资需求旺盛，新加坡则抓住机会建立亚洲美元市场，逐渐崛起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图3显示了美国经济、欧洲经济、东亚和太平洋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的对比关系，可以看出欧洲经济占比与美国经济占比具有较为接近的水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占比持续增加，区域经济实力成为支撑离岸经济中心建设的重要力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图3 1970—2018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欧盟、美国经济占世界比重变化

只有在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之下形成的国际金融中心才是具有自主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依靠区域经济形成的离岸型国际金融中心只能是服务性的金融中心。没有强大的国家经济实力支撑就不能突破当前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在不能突破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格局之下，只有顺应和依赖现有国际金融治理框架，而这种顺应和依赖也使得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永远无法超越具有国际主导能力的国家，而且通常随着其所依附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兴衰而变化(如果其不能随时局变化而更换所依附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话)[12]，可见这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服务型的而不是全球治理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只能达到谋求经济利益的目标，而不能达到进行全球治理、调控全球经济秩序的目标。

(三)金融竞争能力的重要支持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之下，金融业竞争力也是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对国际资本的管制催生了从事境外金融业务的离岸金融市场，一个城市哪怕是一些人口稀少的海岛，本身没有巨额资金积累，只要管制较松、税负较低，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金融市场[13]。但是，80年代到90年代英美等发达国家打消了对金融自由化的顾虑，纷纷放松管制，打开国门，由此金融自由化形成一股潮流迅速在全世界蔓延，冲走了一部分离岸金融中心存在的基础，使它们的市场份额大大降低。金融自由化使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加大，为了规避风险，各种各样的衍生金融业务应运而生。由于衍生金融业务是复杂而且风险性较高的金融交易，所以需要有能够承受高风险并且有更大流动性的市场作为支撑，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要求国际金融中心要有先进完备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以及科学规范的管理制度，而这些条件只有那些经营金融业务历史悠久、实力强大的金融中心才具备，因此大量的金融业务重新回到伦敦、纽约、东京这几大金融中心。可见，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体系的竞争力成为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

(四)区位条件的助推作用

区位条件是影响国际金融中心落地何处的重要因素。综观国内外金融中心，大多位于沿海城市，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海洋经济系统成为世界贸易物流的主要通道有关，美国金融中心从费城转到纽约，源于纽约优良的港口条件，以及通过伊利运河与内陆地区建立的通道联系，使其成为国内国际货物流通的枢纽。我国的上海目前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样是得益于其重要的沿海城市地位以及通过长江航道与内陆地区建立起的广泛联系。在海洋经济时代，优良的港口条件使沿海城市具有有利的区位条件，成为一个地区的信息、航运和贸易中心，从而为其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为了适应海洋经济时代的发展形势，改革创新也大多在沿海城市先行先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沿海城市经济金融发展和金融中心地位的形成。

三、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当前，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面临良好的时代机遇。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构建新发展格局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同时内陆开放为西部地区创造的区位条件也有利于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但是，机遇不是绝对的，机遇中还蕴藏着一些不确定性，比如全球经济低迷，我国经济作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也将受到影响，新发展格局与“一带一路”新发展空间也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内陆开放通道不断完善，但社会文化方面的软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提升。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面临不少挑战，包括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中，中国在金融治理创新、金融体系开放发展方面的能力还不足，尤其是当前西部地区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尚不能发挥对西部地区资源配置的有效作用，就更难以承担服务“一带一路”的国际资源配置功能了。但是挑战也不是绝对的，挑战中也蕴藏机遇，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为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提供了条件。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处于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如果能将“一带一路”建设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合起来，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中体现积极作为，那么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将赶上时代的快车，取得极大的发展。

本文以金融治理改革创新为核心，以搭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平台为要求，对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路、对策进行分析，图4展示了主要的思路构想。

图4 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思路

(一)深化区域金融制度改革，推动西部金融创新发展，提升西部金融体系竞争力

西部内陆金融中心应是西部地区金融治理改革创新的中心。要围绕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前沿，探索促进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治理创新，要积极争取国家金融改革创新举措在西部地区的试点、示范，推动西部地区经济创新发展取得突破性成就，形成经济金融互动发展的良好局面。要充分借鉴东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经验，推进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化改革，消除资金流动的壁垒，推动西部统一的金融交易市场建设，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提升经济效率和发展质量。

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是制约西部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发展西部金融市场是破解西部金融发展滞后、效率不足的重要途径。可以借鉴上海和深圳金融发展的经验，筹建西部证券交易所，并推进西部国有企业上市交易，推进西部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改革，形成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的稳定器。筹建西部证券交易所，要坚持信用为本的原则，树立市场信用、政府债务信用、企业信用，吸引资金的流入。要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工具的标准化设计，可以大大降低非标准化的谈判成本，提升金融交易的效率，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将大大提升金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增加金融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西部证券交易所建设要借助丰富的金融工具推动市场发展，为金融机构管理资产提供条件。

金融科技是现代金融发展的前沿，是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各个国际金融中心都在加大金融科技发展布局。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获得一席之地就必须加大金融科技的研发投资和创新应用，在金融科技发展创新方面走在国际国内前列，跟上金融业发展的最新潮流。目前，我国金融科技仍然处于快速发展过程中，市场还不成熟，这是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的有利机会。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积极探索金融科技方面的监管创新、技术创新，推动金融科技、科技金融发展，走向现代金融发展的前沿。

(二)探索金融治理创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中体现作为

西部内陆国际金融中心是西部金融治理改革创新的中心，同时也是我国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变革、提升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的重要探索平台。西部地区要在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使西部内陆金融中心成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后，建立起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推行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政策，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控制，直到目前仍然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者。而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极不利于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是与美国的竞争关系将使中国获得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二是由于东西方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别使我国难以完全融入资本主义框架下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因此，在当前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之下，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受到很大束缚和阻碍。推动国际金融治理体系变革，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是我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根本要求。人民币国际化是推动国际金融治理变革、提升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的关键。

西部地区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机遇，积极探索和扩大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将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探索金融创新，使人民币成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最坚实的力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巴曙松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大部分项目已经基本可兑换或部分可兑换，但尚有一些最为重要的资本项目依然保持严格的管制，因此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可能走一条独特的路线，即可率先依托离岸人民币中心，探索进行资本项目本币开放，让本币流动起来，然后再实现资本项目本币对外币的完全可兑换[14]。西部地区可以探索构建人民币离岸交易市场，引入国际上的人民币资金支持西部经济发展，发挥国际投资者、国际金融机构对西部金融效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前沿技术探索与技术标准设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能够促进人民币资金在国内国际的有序循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可以探索构建绿色经济投融资市场，允许国外的人民币资金投资中国的绿色经济和绿色能源技术开发。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获得资金支持，还可以通过外部人监督方式，提升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三)推动西部经济发展，开辟“一带一路”市场空间，筑牢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的经济基础与区位条件

西部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发展欲望强烈，市场需求旺盛。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西部地区居民的消费需求，开发西部地区的市场潜力，而这将成为激发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2020年经济数据显示，西藏(7.8%)、贵州(4.5%)、云南(4.0%)、重庆(3.9%)、四川(3.8%)、广西(3.7%)等西部省(区、市)经济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增速(2.3%)。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动力强劲，是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随着高铁技术的发展，洲际铁路的对接或者重建也为大陆通道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可能，商业的而非军事的和平共赢愿景，使“一带一路”倡议博得各国热烈响应。大陆通道系统的建设使得西部地区不再是经济开放的腹地，而成为开放的前沿，这为西部地区开放发展带来了机遇。西部地区要抓住机遇，推动西部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建设，为西部金融中心建设筑牢经济基础与区位条件。

首先，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完善对内对外开放通道。近几年，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为西部地区建立起铁、公、水、空多式联运的对外交通物流通道。但是，与沿海、沿边相比，出海、出境效率和便捷程度仍然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对内对外开放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两个市场的沟通连接。其次，要进一步开拓交流沟通的“软”通道，“一带一路”国家数量众多，政治关系复杂，民族文化、宗教信仰多元化，为“一带一路”建设造成较大的阻碍，政府要在文化沟通交流中发挥积极作用，加大对“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研究和介绍，构建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为企业主体开辟“一带一路”市场空间提供指导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