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

黄 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合肥 230051）

抗战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

黄 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 合肥 230051）

刘文典一生与日本的关系极其复杂，早年曾经留学日本，把日本当作中国学习的榜样。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开始认清日本真实面貌，于是写文章揭露日本的险恶用心。抗战胜利前夕，刘文典写下了怎么处置日本的文章，文中内容具有前瞻性，尤其是关于琉球的论述对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刘文典的日本观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国防建设服务。

刘文典；抗战时期；日本观；国防建设

一 、刘文典及其生平

刘文典（1891—1958），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笔名天民，中国近现代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和国学大师。刘文典早年参加同盟会，1917年经陈独秀推荐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得到著名学者、皖籍同乡胡适的大力提携，使其在北大的教席中始终占据重要一席。1927年刘文典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参与安徽大学的筹备工作，后行使校长职权。1928年11月28日，安徽省爆发学潮运动，安徽省教育厅厅长韩安污蔑刘文典为“土豪劣绅，非铲除不可”①《皖教育厅长易人》，《申报》，1928年12月22日。，随后蒋介石又斥责刘文典办学无方，遭到刘文典反驳，结果刘文典被蒋介石羁押，旋经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各方人士保荐方被释放离皖。1928年底，刘文典重回北京大学任教，不久经罗家伦介绍进入清华大学任教，同时继续在北京大学兼课。后来，刘文典辞去北大教授职位，专职在清华任教。1931年8月，朱自清休假出国，刘文典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代理系主任。“七七事变”爆发后，刘文典因故滞留北京，期间遭到日本侵略者及汉奸的无故刁难。1938年春，刘文典由叶企孙派人设法脱离险境，经天津、香港、安南到达昆明，随后继续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3年8月21日，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刘文典前往云南大学任教，11月19日刘文典正式移教于云南大学。1956年，刘文典被评为国家一级教授，云南全省文科仅其一人。

刘文典早年对日本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也像其他革命志士一样将日本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并一度认为只有借助日本的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刘文典曾经两次前往日本，第一次是在1908年，刘文典跟随当时的恩师刘师培前往日本，希望学习日本的先进思想。后来，刘文典因刘师培提倡极端的无政府主义，不太热心讲中国的传统文学，于是与刘师培的交往减少，不久经人介绍拜章太炎为师。在日本期间，刘文典进一步接受三民主义观点，主张暴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不久因革命需要，刘文典受同盟会委派于1911年底回国，在《民立报》担任翻译，并以“刘天民”的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间还受到孙中山的亲切接见。

1912年，刘文典与范鸿仙等人在芜湖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义军武力讨袁，由于内部矛盾尖锐，讨袁失败。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遇刺，革命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而袁世凯大肆捕杀异议分子，刘文典被迫再次流亡日本。在第二次东渡日本期间，刘文典一方面积极从事反对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另一面又广泛阅读日本维新时期的书籍，力图寻求日本富国强民的经验，并且积极结识日本朝野人士，还同黑龙会成员有过短暂的交往。随着对日本了解的加深，刘文典对日本“帮助”中国革命的动机开始有所怀疑，但是当时刘文典并没有很高的警惕。在日本流亡期间，刘文典对祖国的前途开始忧虑，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怀念，他的《过奈良吊晁衡》就是例证：“当年唐史著鸿文，怜汝来朝读典坟。渤国有知应念我，神州多难倍思君。苍梧海上沈明月，嫩草山头看碧云。太息而今时事异，不修政教但兴军。”[1]1916 年底，刘文典从日本回到上海，起初在陈独秀的《新青年》担任记者兼翻译，期间，刘文典写下了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仍然主张向日本学习，他对陈独秀“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 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②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第1卷第1号。的观点非常赞同，于是不断在《新青年》发表向列强学习的相关文章以启迪中国青年。

二、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华，第二天胡适在自己家里给5位北大教授做了当前形势的分析，他认为“卢沟桥只是局部事件，或者不至于扩大”③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8页。。后于当晚启程赴庐山参加政界和学界的领袖大会。而接下来的事态并未如刘文典的挚友、其一生中最崇拜的人胡适所预料的那样，而是日本迅速扩大战场。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命令，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南撤，并在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随后，三所高校的师生开始南迁，而刘文典因故未能同清华大学一起南下，滞留在北平。期间，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劝说刘文典出任伪北平大学教授，但都遭到刘文典断然拒绝，后来日本人又通过周作人请他出任伪职也被拒绝。于是，日本人经常找刘文典的麻烦，时常搜查刘文典的居所。对于出任伪职的人，刘文典是十分痛恨的。刘文典本来一直与其四弟刘管廷同居一个地方，当听说四弟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获得一个差事时，刘文典十分生气，将其赶出家门并从此不再往来。1938年春，刘文典由叶企孙派人设法脱离险境，经天津、香港、安南到达昆明，在南下途中刘文典目睹国家被日本人践踏，不禁写下了“胡骑满城天地闭，风尘澒洞窜要荒。三边鼓角声犹壮，千载文章志未偿。新梦迷离思旧梦，故乡沦落况他乡。觚棱回首知何许，万里秋山路正长”[2]的诗句。刘文典转辗到达云南蒙自后，“第二天早上，见到国旗升起，他深深地三鞠躬”[3]。诚如他自己所言，“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4]。

刘文典随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看到眼下时局和自己处境的时候心情难以平复：“故国飘零事已非，江山萧瑟意多违。乡关烽火音书断，秘阁云烟典籍微。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兰成久抱离群恨，独立苍茫看落晖。”[5]刘文典借用南北朝时梁使庾信出使北朝，最后因战争不能还乡来表达自己不能回故乡的复杂心情。在西南联大任教之初，刘文典听说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理由不肯南下时，便生气地说道：“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6]为此，他时常告诫自己“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7]。其实，刘文典对于任伪职的中国人心里也是有些许同情的，他认为“除了极少数甘心出卖祖国的人在事先就早和敌人勾结之外，大多数的都是事后迫于生计。忍耻含羞的在敌人脚底下讨饭碗吃的。这种人道德意识不发达、信道不坚、立脚不坚，虽然可笑，也很可怜，都是在可哀哀矜之列的”[8]85。后来，在西南联大回想起在北平亲眼见过的许多熟人为了生活，跑到冀东的“北京政府”任伪职时，刘文典自己都觉得很难为情；而对于那些家乡沦陷，仍处于敌人铁蹄之下而不得已对“皇军”称臣的人，刘文典觉得更是可怜。

抗战时期，日本飞机经常对昆明的西南联大进行轰炸，企图消灭摧毁中国的教育机构，进而弱化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刘文典住在离西南联大较远的官渡西庄，日军的轰炸并没有使刘文典沮丧，反而激发了刘文典的斗志，诚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说：“所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以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弟常说‘敌机空袭颇有益于昆明人之健康’，并非故作豪语，真是实在情形。”[9]这段时间刘文典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先后发表了《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东乡和山本——从战史推论太平洋的战局》《日本人的自杀——日本民族性的研究之一》《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日寇最阴毒的地方》等文章，从多方面论述日本。刘文典还于1940年5月16日在西南联大文林堂向联大学生做《日本侵略中国之思想背景》的演说。

正是因为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刘文典开始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是早有预谋的，并且是经过精心准备了的，“其布置的周密，计划的深远，处处都可以看得出他是早已处心积虑在那里打算，绝不是现时当国的几个人逞一时的意气，冒冒失失的把国家作孤注”。因此，刘文典呼吁国人要“因这会的创痛而愤然觉悟，团结一致，御侮救亡”[10]，不要对于日本征服世界的战争意念将信将疑，甚至于摇头冷笑，否则到时后悔就晚了。

1942年11月8日9日，刘文典在《中央日报》昆明版发表《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刘文典认为：“天地间最可怕的，简直可以使整个世界、人类、全体归于毁灭的，就是一个‘不知道’。因为任何可怕的东西，只要‘知道’了就不可怕，任何安全无害的东西，如果‘不知道’，就有绝大的危险。”刘文典主张深入了解对方，尽力消除不知道的因素。侵华前夕，日本在中国各地设立无数的特务机关，这些机关搜集中国的各种情报，甚至连人们基本的生活习俗也有所了解，认定中国无力抵御日本的进攻，所以才有了速战速决的计划。然而，日本却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不知道中国是富于韧性弹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这种不知道必然使得日本吃大亏。刘文典指出：“大多数人虽然‘不知道’，少数有远视卓见的人却是早就知道的，我们只要设法使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意见能行，这不知道的祸害也就可以减少了。”[11]

1943年，在阅读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分别将对方作为假想国的军事小说后，刘文典写了一篇感悟性文章于2月22日发表在《云南日报》上，题为《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刘文典认为虽然都是小说，但是小说的材料往往却是来之现实。战争小说的作家，对于军事都应该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小说中的很多东西最后却成为了现实。“在战前看小说，战事发生后再把小说和战争比对来看，这是极有味的，就是从前未曾见过这本小说的，现在找出来，把他和战争发展的情况作个对照，也是妙趣无穷的。”[12]2月26日，刘文典又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日寇最阴毒的地方》。刘文典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总是在不断吃日本人的苦头，最可恨的是日本人“除了屠杀焚掠，毁灭我们的肉体和有形的财务之外，还千方百计的要想毁灭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为此感叹道：“自古的敌国外患，无论怎样惨烈，也都仅乎是屠杀焚掠为止，并未见到蓄意深险到这个程度，要整个毁灭中国人精神。”因此，刘文典主张铲除旧恶有害的东西。至于要铲除哪些，“只要看日本人所拥护、所提倡的是些什么，就清清楚楚的了。这一点或者竟是日本人和其奴才等的功劳”[13]。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深，地大物博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们对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后，中国该何去何从进行了思考。那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纷纷撰文发表对局势的看法以及对战后处置日本的设想。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宣言》中明确日本必须归还中国领土的问题。随后，全国不少知名学者纷纷撰文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申报》和《东方杂志》等刊物也发表了大量如何处置日本的文章。如《东方杂志》编辑张明养的《战后怎样去处置日本》、西南联大教授伍启元于1944年1月21日在《当代时评》上发表的《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等等。在《战后怎样去处置日本》一文中，作者主张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处理日本，如政治方面，该文就主张“要使日本成为一个彻底的民主国家，因为民主政治的彻底施行，就是世界和平的切实保障，而‘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①张明养.战后怎样处置日本[J].东方杂志，1944-02-15:14。。而《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一文，作者也指出“我们对于日本军阀发动侵略战争，企图消灭中国，致使中国人民遭受有史以来的最大痛苦，当然是十分痛恨的”，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就主张消灭日本，或使今后若干世代中的日本人民分担目前日本军阀的过失”。该文赞成《开罗宣言》第六条的基本原则即“待纳粹之专制宣告最终之毁灭后，希望可以重建民主政府，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缺乏之保证”，同时认为这个原则“也应同样地应用于日本”，因为“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是所谓兄弟之邦，在理论上两国是没有不能和平相处的道理”[14]。

三、抗战胜利前夕刘文典对处置日本的设想

日本是一个小国，面积狭小且国内资源缺乏，根本不可能吞并纵深广阔的中国，“好战必亡”这是中国的古训，刘文典深刻地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凭借早年留学日本和对日本的了解，他发表了对日本战败后中国如何应对的时评文章。1944年3月30日、31日刘文典在《云南日报》发表了《日本战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在该文中刘文典重点分析了战后中国应该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与众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小轰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法国总理克里蒙梭为报复普法战争的仇恨，彻底打击德国，阻止德国复兴，对战败的德国采取几乎野蛮的制裁手段。这种措施却适得其反，成为了希特勒宣传纳粹的口号，于是希特勒振臂一挥，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甚至许多才俊人士也愿意加入他的阵营。刘文典欣赏克里蒙梭的勇气毅力和火一般的爱国心，但如果爱国心过于偏激往往就会演变成为狭隘。因此，刘文典在大战还未结束前夕，写下了《日本战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希望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够以史为鉴。诚如他自己所言：“往者不可谏，我们追究古人也无益，来者犹可追，还是替将来的事想想罢。古人说得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83刘文典主张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处理：

首先，主张对日本宽大但不能宽大汉奸。刘文典认为，关于国家民族的事，应该从大处远处想，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时之意，而我们要从东方民族的永远大局着想，应该从中国固有的美德“仁义”上着想。因此，刘文典主张：“对于战败的日本务必要十分的宽大，基于这种宽大的态度，发挥我们中国固有的尚仁尚义的美德，那么，我们中国将来在和平会议上，不但不要用武力逼迫这个残破国家的遗黎，还要在伐罪之后实行吊民，极力维护这个战败后变得弱小的民族。”[8]84但在对待汉奸问题上，刘文典主张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刘文典曾经历过北平、南京伪政府的产生，但这些替敌国当汉奸的中国人由于受马关条约中“凡与日本军有关者，中国政府允不更追究”的规定，很多没有受到相应的追究，而刘文典主张严惩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得罪天地鬼神的凶丑，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刘文典虽然主张严惩汉奸，但绝对不是主张把那些人都拿来枪毙，而是惩处有度。他主张按照唐代惩治依附安禄山的那帮士大夫，把汪精卫、王克敏以下的汉奸按情节的轻重，分几类治罪，抓不到的都要缺席审判，决不能有一点仁慈，以示国家法典的尊严。“判刑不妨都从重，再专由国家定一个大大的‘逆案’，以为天下后世永戒”，然后对一些罪行较轻的人进行赦免。但是，“除了汪精卫、王克敏等少数首恶，得罪天地祖宗，元首不敢赦免之外，其余的胁从罔治，一概赦免。司法判的罪行，无论是死刑、徒刑，都要褫夺公权终身。死刑、徒刑可以赦免，公权却要永远褫夺。除非犯人有特殊的自赎新罪之处，不轻易宣告复权”[8]85-86。

其次，主张不索取日本领土，但应该收回琉球。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从光绪年间侵占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开始，到“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日本先后掠夺了中国大量的土地，并且还想进一步独占中国。但是，随着《波茨坦公告》宣告后中美英苏结成同盟，日本的失败成为了必然，但中国没有分割日本土地的野心，更没有征服别的民族的心理。西南联大不少教授都主张收回日本于1894年后侵占的中国领土，刘文典也认为：“我们只要照我们的古训‘光复旧物’、‘尽返侵地’，就算完事，绝不想索取日本的领土。况且日本原来自有的区区三岛，土地本也无多，他的本土三岛，我们纵然一时占领，也无法享有土地，很难治理他的人民。”因此，刘文典认为中国没有必要索取日本的领土，但是“琉球这个小小的岛屿自然要归中国，这件事千万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国民都要意志的坚决主张。务必要连最初丧失的琉球也都收回来”。

刘文典从历史的角度说明琉球从古到今都不属于日本，而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并且琉球历来都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琉球使臣前往总理衙门，在天津总督衙门痛哭可比申包胥哭秦。然后，刘文典从国防的角度论证了琉球对中国的重要性：“琉球国地居中国正东的海上，他的首郡那坝又是一个天生的好军港，可以停泊大军舰。这地方落于别国之手，利用为海空军的根据地，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都受威胁，首都南京也难得安全。将来飞机的制造更加进步，活动的半径更大，整个长江流域都可以受琉球控制。反过来说，琉球若归我们中国，也就可以控制他的三岛。”[8]88-89最后，刘文典认为：“举国上下，一齐努力，把这个地方收回来，切不可视为一个无足重轻的小岛，稍有疏忽，贻国家后日无穷之害。”[8]90遗憾的是刘文典的这一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世人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琉球由美国托管，但1972年美国却将琉球的管辖权交给日本，使得琉球成为美国遏制中国链上的重要一环。倘若当年的国民政府采纳刘文典的建议收回琉球，抑或根据前人的观点琉球一分为二，今天也就不会有钓鱼岛问题了，中国国防的重要防御也不会那么被动了。

再次，刘文典不主张向日本索取赔款，但日本必须赔偿中国文化损失。刘文典认为战争都是统治者蛊惑民众的一种手段，那些被严酷的军令驱遣逼迫的人，抛家弃子来当炮灰的人，其实都是可怜的，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因此不主张日本经济赔偿。但是，大多数学人认为应该要求日本对中国进行赔偿，如伍信元认为：“轴心国战区中所有的非法残暴的行为，在占领区中所有的剥削的抢夺，及在一切区域中不合理地自陆、海、空三方面所加的同盟国平民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至少在原则方面，同盟国是应该要求赔偿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对中国人民的财产损失和伤害是不可原谅的，为此他主张：“至少应该在原则上强使日本这一代的人归还日本所劫夺的财产，并负担他们侵略所引起的损害赔偿。”[14]伍启元还开出了日本赔偿的范围，一共包括14个方面。而刘文典在文章中认为：“我对这次和平条约的意见第一件是主张不索赔款，战胜国向战败国勒索赔款，这是我们中国礼仪之邦所想不到的办法，就道德的观点来说，纵然正义在战胜国的一边，向战败国索取赔款，也还是不该，因为实际缴付赔款的是无辜的后代人民，而不是战争的责任者。”近代战争的交战国往往都是倾注了国家的全部人力和财力，如果要战败国的劳苦大众去赔付这些巨大的赔款，无疑是天方夜谭，因此刘文典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由各国开经济的会议，共同商量出平允的分配物质、调剂经济的办法，才是个真正的补偿之道”[8]86-87。

一般意义上来说，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绝不会涉及到文化领域，也不会轰炸相关的文化设施，而日本确实单单一个特殊的例子。为了在文化上同化中国人，在精神层面上奴化中国人，日本总是想方设法破坏中国的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并且掠夺中国大量文物。刘文典主张“物质上的损失我们尽可以不计较，文化上的损失必须要赔偿”。刘文典认为，日本侵华期间大肆轰炸中国许多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毁灭性打击；历史文化遗产，既不是金钱能买的，也不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因此日本应该赔偿中国的文化损失，并主张日本应该把图书寮、正仓院的文物交出来作为赔偿。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日本人趁中国国弱民穷，低价买走了无数文物，刘文典建议“不能让他永远沦于异域，我国为这也应该由政府出钱，按照原价收回，建立特别的图书馆、博物馆，收藏保管，以供本国以及世界学者的研究。这件事也不妨在和约上列为专条的”[8]92。

最后，刘文典主张废除日本的天皇制。关于天皇制的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曾主张“天皇制”的存废由日本的国民来决定，而中国民间人士包括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废除天皇制。他们都认为天皇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早在1943年5月3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就刊登了李毓田的《战后处置日本的根本问题》，该文指出“日本的力量，大半建筑在它人民意志之集中这一种精神上”，而日本人的意志就是依靠“皇室中心”和“武士道”维持的，但是皇室的“魔力欲为日本军阀利用之，他们驱策其国民向外作无止境地侵略”后果就很难预计，因此“首先要推翻所谓‘万事一系’的皇室，使日本人民失掉此一中心思想，军阀无从利用之”。除了废除天皇制外，该文还指出“对于战后日本的处置，以修改教科书和灌输民主思想和中国政治哲学为最易实行，最易收效之最切要的方法”①李毓田.战后处置日本的根本问题[J].东方杂志，1943-05-30:24.。费孝通先生也于1945年1月21日在昆明《扫荡报》发表《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他指出，正是由于天皇制的存在使得“日本民主基本上变了质，成了一个骗人的招牌，作军部统治的烟幕”，而“军部统治的基础就是天皇制度，天皇不废，日本人民也永远不会享受民主的政制”，因此应该利用这次战争“把这个‘神的代表’烧了送回上天，使他不致在人间作祟”[15]。

刘文典也主张废除天皇制，“推翻皇位改建共和政体为是，至少也该叫他削去‘天皇’两字的名号，改称‘日本国王’”。刘文典还从考证的角度考证了“天皇”一词的来源，“唐朝的武后临朝称制，臣下屈尊称他为‘天后’，于是对他的丈夫唐高宗就称为‘天皇’。日本人的一切典章制度都是抄袭中国唐朝的，也就跟着叫他们的君主做‘天皇’。不料这个名号竟被人误解，被人利用，硬要说日本国的皇帝不止是日本一国的元首，而是天上神明降世，要统制世界万国的”。但是，刘文典同时又强调这些“都是日本人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会解决的，用不着我们去强做主张。我们一定要去主张，这反而会伤害感情，结果恐怕适得其反的”，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两个远东较大的国家，民族的关系也是东洋和平的基石，今日处理如果稍有不当，会给将来埋下无数的祸根。“总之，日本本身的事，让日本人自己去管，牵涉到别国利害的事，大家商酌着办，这个原则是合情合理的。天下唯有合情合理的办法，才能得大家一致的维持拥护，也唯有得大家一致维护拥护的办法才能垂之永久。”[8]92

四、抗战时期刘文典的日本观评述

刘文典在抗战时期对日本的认识和态度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的。早年刘文典将日本视为学习的榜样，并将日本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二次革命失败后，刘文典前往日本将学习日本的方向从自然科学领域转向人文社科领域，他认为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有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刘文典翻译了不少日本的理论书籍，希望借此可以启迪中国人的心灵。在刘文典看来，日本人丘浅次郎的生物进化学说对中国青年很有启迪意义，“中国一切的祸乱都是那旧而恶的思想在那里作祟。要把那些旧的恶的思想扫荡肃清，唯有灌输生物学上的知识到一般人的头脑子里去。关于进化论的知识尤其要紧，因为一个人对于宇宙的进化、生物的进化没有相当的了解，决不能有正当的宇宙观、人生观，这个人也就是决不能算社会上的一个有用的分子了。”[7]529 - 530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刘文典对日本有了根本性的认识，他不再将日本作为学习的榜样。在反思以往的思想后，刘文典毅然加入到反日救国的行动中。“七七事变”后，刘文典以出任伪职为耻，想尽各种办法南下，甚至抱有牺牲自己性命的念头。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最终认清日本的真正面目，并积极撰写各种时政论文，批判和揭露日本人的各种罪行。

抗战胜利前夕，刘文典发表了《日本战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分析了抗战胜利后中国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样对待日本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刘文典特别强调了琉球群岛对中国国防的重要作用，先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琉球群岛自古就属于中国，然后从国防的角度论证了必须收回的重要性，这高瞻远瞩的目光值得后人肯定。

历史是生动的教科书，不忘历史才能开拓未来。***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丰富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的深刻教训以及由乱到治的经验智慧；既有当事者对时势的分析陈述，也有后人对前人得失的评论总结。可以说，在中国的史籍书林之中，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16]近年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发生的争端也验证了刘文典观点的正确性，倘若当年国民政府要求收回琉球群岛，也就不会有今天的钓鱼岛问题，中国也拥有了一所不沉的“航空母舰”，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将琉球作为监视日本举动的重要基地，古训有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应该说，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他对日本的认识都是以反抗侵略、维护民族独立为前提的，有些认识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对我国当今的国防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深入研究并分析抗战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处理当今复杂多变的周边局势，特别是处理与周边国家在岛屿问题上的分歧提供些许历史维度的参考。

[1] 刘文典.过奈良吊晁衡[M]//诸伟奇,刘兴育.刘文典诗文存稿.合肥：黄山书社，2008:247.

[2] 刘文典.无题[M]//诸伟奇,刘兴育.刘文典诗文存稿.合肥：黄山书社，2008:249.

[3] 刘平章.我的父亲刘文典[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67-78.

[4] 刘文典.致梅贻琦[M]//诸伟奇,刘兴育.刘文典诗文存稿.合肥：黄山书社，2008:215.

[5] 刘文典.有感[M]//诸伟奇,刘兴育.刘文典诗文存稿.合肥：黄山书社，2008:249.

[6] 吴晓铃.忆刘叔雅先生数事[M]//冯友兰.联大教授.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59.

[7] 黄延复.刘文典逸事[M]//刘文典全集（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993.

[8] 刘文典.日本战败后我们该怎样对他[M]//东方西方——刘文典随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9] 刘文典.致胡适[M]//刘文典全集（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389.

[10]刘叔雅.对日本应有的认识和觉悟[N].云南日报，1942-11-27.

[11]刘叔雅.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N].中央日报,1942-11-08/09.

[12]刘叔雅.美日太平洋大战和小说[N].云南日报，1943-02-22.

[13]刘叔雅.日寇最阴毒的地方[N].云南日报，1943-02-26.

[14]伍启元.我们对日本应有的态度[J].当代评论,1944,4（6）:1-3.

[15]费孝通.太平洋上的持久太平[N].扫荡报,1945-01-21.

[16]本书课题组,***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学习问答[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110.

（责任编辑张佑法）

Study on Liu Wendian’s Views on Jap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HUANG W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hui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The relations between Liu Wendian and Japan are extremely complex, Liu Wendian was studied in Japan in his early time, and he considered Japanese as Chinese people’s learning model.When the anti-Japanese war was broken out, Liu Wendian was teaching in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and he gradually recognized Japan’s true face. Then he began to write articles to expose Japanese sinister. Before the e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Wendian wrote about some articles on how to deal with Japan, and many views are forward-looking, especially on the Ryukyu issue,which still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today.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Liu Wendian’s views on Japan in order to service contemporary 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LiuWendian;the anti-Japanese war; views on Japan;national defense construction

2016-05-26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刘文典研究”（SK2014ZD00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五四时期社团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研究”（15JJD770026）

黄伟（1983—），男，湖南麻阳人，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史。

黄伟.抗战时期刘文典对日本的认识与看法[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2）:116-122.

format：HUANG Wei.Study on Liu Wendian’s Views on Jap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2）:116-122.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12.018

K825.1

A

1674-8425（2016）12-01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