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

戴小江，谢 鹏

（重庆交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重庆 400074）

张闻天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

戴小江，谢 鹏

（重庆交通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部，重庆 400074）

张闻天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人之一。由于他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较强的理论分析能力，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虽然曾经是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但对过去的“左”倾错误认识深刻，所以他受到党中央的信任参与到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中。他的修改稿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基础。毛泽东对历史决议的修改，是在张闻天的修改稿上进行的。张闻天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1927—1937年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确立了对毛泽东的至诚拥护，并对“左”的东西高度警惕。

张闻天；历史决议；党史

对历史上党的重大问题通过历史决议的形式做出结论，以统一全党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伟大创造和优良传统。《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在全面抗战即将取得伟大胜利的重大转折关头，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为最后赢得抗战以及全国胜利凝聚了党心民心，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历史决议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和参与下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张闻天作为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准备委员会的成员，不仅认真参加了总结历史经验的讨论，而且在历史决议反复修改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目前，学术界已有文章研究毛泽东、任弼时、胡乔木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但还没有对张闻天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贡献和思想收获进行探讨。本文从现有的文献档案着手，阐释张闻天参与起草历史决议的缘由和贡献，揭示张闻天通过起草历史决议获得的思想收获。

一、张闻天参与起草历史决议的缘由

历史决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党的历史梳理总结并做出结论的文件。张闻天参与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既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慎重考虑的选择，也是张闻天自身条件决定的。

（一）较高的理论修养，理论分析能力很强

张闻天出身于1900年，面对民族危亡的深重灾难，他在南京参加了五四运动，并开始关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他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指明要用马克思唯物史观观察社会，并介绍《共产党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初步展露出日后成为革命理论家的才华。张闻天是从文艺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使他具有很强的遣词造句能力，擅长写作成为伴随其一生的突出才能。他先留学日本、美国，后在苏联学习和工作5年，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著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功底。由于能熟练使用英语和俄语，尤其因为他苦心钻研，勤奋好学，所以在学识上比其他留学生高出一筹，1929年被选送进入红色教授学院进一步深造。此后，他一边学习，一边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被留苏学生称为“四大教授”之一。与张闻天同时在苏联留学的师哲曾回忆：“1927至1930年间在莫斯科上学的青年们常常以钦佩的口吻谈到张闻天教授的名字。”[1]

1931年回到国内后，张闻天发挥他的理论研究和写作特长，在党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其中也有一些正确观点和理论分析。如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一文中，针对一度推行的没收资本家企业的过左政策，张闻天不仅反对这种错误的政策，而且从理论上作了深刻分析[2]239。党中央到延安后，无论作为总负责人，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干部教育和文化工作，张闻天都不忘结合国内外形势发表时事分析和理论研究文章。由于理论著述丰硕，他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成为党中央的“理论三杰”。张闻天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理论分析能力，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之后，他端正了党风和学风，经过长期锻炼而获得的理论修养就成为别人难以具备的强项”[3]，这为他参与起草历史决议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熟悉党的发展历史

历史决议旨在总结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到1937年的历史，特别是对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占主导地位期间的“左”倾错误进行深刻检讨，因此参与起草历史决议的同志一定要了解这段历史。张闻天是在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虽然很快就被党派往莫斯科学习，但身在国外，心系国内，一直关注大革命的进程，与同学探讨大革命失败原因。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张闻天参加了六大的文件翻译工作。1930年完成《论两条战线的斗争》[2]137，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1931年2月张闻天回到上海，此时，标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召开，他接替沈泽明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开始进入王明时期的核心领导层。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博古中央的第二号人物，为中央起草许多文件和社论。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与博古发生了越来越多的分歧，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他公开批评“分兵把口”“堡垒主义”的错误做法；在福建事变问题上，他反对博古等人对十九路军不主动配合的错误政策，开始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进一步合作，在政治局展开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并受委托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会后，张闻天被大家推举代替博古在党内总负责。可以说，从1925年到1937年的10余年间，张闻天经历并参与过党内的许多重大事件，特别了解王明路线从1931年把持中央到1935年结束统治的过程，由他参与起草历史决议是完全胜任的。

（三）曾经是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对过去的“左”倾错误认识深刻

在苏联学习时，书生气十足的张闻天被莫斯科中山大学派系斗争裹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重要成员。回到国内后，他在王明和博古领导的中央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张闻天的“左”倾错误，其一体现在他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参与制定和贯彻了一些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二体现在他主管的宣传领域，为“左”倾错误路线鼓噪造势，他本人“明显宣传‘左’倾错误的文章有20多篇；其三体现在组织路线上，参与打击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4]。

在毛泽东的帮助教育下，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认识到“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这使他在遵义会议上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赞成清算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提出：“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5]这以后，张闻天停止其他工作，集中研究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学习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从党史上认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同时率队到陕北、晋西北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农村调查。农村调查使张闻天掌握了大量中国农村的第一手材料，实现了对中国社会认识的思想飞跃。集中学习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特别是农村调查后思想路线的转变，使张闻天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从莫斯科带来的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套理论是完全错误的，认识到毛泽东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毛泽东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张闻天对自己所犯的“左”倾错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批判，表现了高度的自我批评精神，受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赞赏，为同样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做出了表率。在起草历史决议期间，毛泽东建议：这个文件犯过错误的人自己起草更好[6]653。毛泽东的信赖使张闻天成为历史决议起草人的不二人选。

二、张闻天对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贡献

历史决议的起草最先开始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会后形成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由于多种原因，这个文件被搁置起来。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张闻天等8位同志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重新开始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张闻天动笔修改历史决议是在重新起草历史决议工作进行了一个阶段以后，也就是在任弼时和胡乔木起草的草稿上进行的。

张闻天的修改稿有5个部分：（1）1924—1937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的历史；（2）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3）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4）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5）克服党内错误的态度和方针。全文大约13 000字。虽然保存下来的修改稿只有前三部分，但通过其他材料佐证，可以确定的是张闻天修改稿涉及的5个问题，基本上就是后来历史决议的二、三、四、五、六部分，也就是说，到张闻天的修改稿为止，“历史决议的大思路和格局基本上理出来了”[7]312。

（一）把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提到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

1944年5月，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立后，任弼时就在当月以《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蓝本写出了第一稿。第一个问题直接就是“关于四中全会的结论”。胡乔木稿子开始改变从四中全会写的框架，从两条路线斗争的角度，概述了从1927年到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张闻天的起草稿把对中国共产党曲折历史的回顾提前到1927年，着重研究和总结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全面抗战爆发10年间的历史。张闻天的这一修改，就把对历史问题作结论的起点提前到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从而使历史决议不只是对四中全会以后的历史作决议，而是对大革命失败以后的10年内战时期的历史作决议。1945年春，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抄清件”上动笔修改时，根据张闻天的这一改动，就把题目从《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调整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历史决议的题目从此也就定下来了，再没改过。

（二）重点分析党内左倾路线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根源

历史决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总结10年内战时期正反两方面的斗争经验，特别是检讨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分析错误的根源，以吸取教训。张闻天修改稿的第二个问题是梳理三次“左”倾错误的历史根源，第四个问题是分析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在第二个问题上，张闻天介绍了1927 年11月扩大会议到遵义会议召开这一历史阶段的重大历史事件，重点分析10年内战时期党内3次左倾路线产生的来龙去脉，并且将这部分的内容冠以“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产生，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标题。从档案文献看，张闻天对历史根源的分析重在揭示由于没有对陈独秀的右倾、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等错误，从深层次上追究原因，而是仅侧重于行政上的处理，所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没有能阻止更具理论形态更有危害性的第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对于第三次“左”倾错误社会根源的分析，据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记载，张闻天主要是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特点出发进行剖析，着重分析了“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缺乏自我批评的小资产阶级作风”是造成“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8]496。张闻天通过梳理党内左倾路线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社会根源，揭示了“左倾”错误路线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对党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具有深远意义。

（三）采用正确与错误相比较的写作方法深度分析第三次“左”倾错误

毛泽东对历史决议一共进行了7次修改，其中的一处修改是充实“左”倾路线的8条错误内容，将前几稿讲的8点从政治、组织和思想3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来军事从政治中单列出来，形成4个方面。虽然内容大大扩充了，但仍然把错误路线放在与毛泽东正确路线相比较的过程中展开叙述。这种正确与错误相比较的写作方法是从张闻天的修改稿开始的。任弼时在第三次修改稿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写了7条提纲式的意见，从政治形态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内容作了初步概括。张闻天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他“以任弼时的七点意见为经、四中全会后一系列事实为纬，并和毛泽东在重大问题上的正确主张对照，作了重要的修改和增补，把提纲式的七点意见（后来曾增加为八点）形成较严密的文字”[6]653。这样，就把王明的“左”倾错误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充分展现在大家面前，孰是孰非，清楚明了。由于张闻天经历了从“左”到反“左”的思想转变，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路线之间的斗争有切身的感受，所以早在起草《遵义会议决议》时，张闻天就通过反“围剿”战争中正确与错误的两种军事路线的对比，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9]。在中共七大的检讨发言中，张闻天也同样采取了正确与错误的对照方法，以毛泽东作为学习榜样检讨自己的错误。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前进的，张闻天深知这个道理，他在历史决议的修改稿中娴熟运用真理与谬误对照的写作方法，大大增强了历史结论的说服力和权威性。

（四）强调正确开展党内斗争

张闻天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主要成员，对一些不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采取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张闻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多次在正式会议上检讨，向被他打击过的同志道歉。也正是由于这样的经历，张闻天深刻认识到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重要性。他修改稿的第5个问题，就是谈克服党内错误的态度和方针。张闻天在修改稿中明确提出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这样的思想贡献是非常难得的。正是这样的思想贡献，胡乔木才说张闻天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7]312。毛泽东在张闻天修改稿的基础上，特别加上了通过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而达到的目的，即全党同志要通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10]。

三、张闻天起草历史决议的思想收获

历史决议是对中国共产党1927—1937年十年的历史进行总结，张闻天对这10年历史的认识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起草历史决议既是他对这段历史正确认识的呈现，也从中获得了更为深刻的思想收获。

（一）高度认同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路线的错误性质

历史决议的核心思想是检讨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张闻天的修改稿对第三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根源，以及第三次“左”倾错误的表现及其危害都进行了详尽分析，这是一次系统梳理他过去所犯错误的难忘经历，张闻天受到了思想上的彻底洗礼。由于没有认识到第三次“左”倾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在1940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毛泽东提出要总结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路线问题时，张闻天予以反对，张闻天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不同意提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经过学习历史文献和整风运动，张闻天对“左”倾错误路线有了正确认识，在1941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诚恳检讨，再经过起草历史决议，张闻天痛心疾首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正如他在审议历史决议时所说：“第三次‘左’倾错误，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特别是在宣传教育方面、若干苏维埃政策方面、党内思想斗争方面，应负完全责任。……这时期的错误很严重，白区百分之百，苏区百分之九十都垮台。过去错误打击了许多好同志，我是主要负责者之一，应该向他们道歉。过去批别人所谓机会主义，实际机会主义是我自己。今后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与作风，求得真正行动上改正错误。”[8]496这样曲折的心路历程，培养了张闻天不人云亦云而独立思考的优秀品质，特别是他对“左”的东西高度警惕。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直言进谏，正是这种思想发展的结果。

（二）至诚地拥护毛泽东

历史决议的最大贡献是全党形成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高度统一。在张闻天的修改稿中，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正确的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成为其贯穿始终的主基调。曾经有一段时间，张闻天“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价值认识不够”，没有“把他的思想放在中心的统治的领导的地位”[8]487，这是他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一个原因。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以及参加整风运动，特别是经过陕北、晋西北的调查，张闻天深刻认识到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从而对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毛泽东由衷敬佩。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闻天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主席行。所以他对毛主席的拥护，是根据亲身的体会和认识的提高，因而是完全出于至诚的。”[11]311-312正是至诚地拥护毛泽东，所以他在修改稿的第二个问题最后加写了一段结语：“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7]这段话最后被历史决议采纳，几乎没有改动。但也正如刘英所言，张闻天对毛泽东的至诚拥护是建立在“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原则基础上的，这使他形成了拥戴领袖而不盲从领袖的可贵品质。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不隐讳毛泽东的失误，正是这种品质的真实体现。

张闻天参与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无论对张闻天本人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产生了深远的重要影响。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36年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和“左”的错误的深刻剖析一脉相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的目的。作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人之一，张闻天卓有成效的工作，又一次为党和中国革命立下了特殊重要的功绩。

[1] 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北京：九州出版社，1995：120.

[2] 张闻天文集：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

[3] 石仲泉.张闻天：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前驱[J].中共党史研究，2000（5）：5-13.

[4] 朱成甲.党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新成果——评张培森主编的《张闻天年谱》[J].中共党史研究，2001（1）：86-90.

[5] 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111.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7]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张闻天年谱:下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

[9] 陈中原.张闻天论稿[M].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0:23.[10]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955.[11]刘英.生命虽逝业绩永存[G]//怀念张闻天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张佑法）

Zhang Wentian and the Draft ofTheResolutiononaCertainNumberofHistoricProblems

DAI Xiao-jiang, XIE Pe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74, China）

Zhang Wentian is one of the drafters ofTheResolutiononaCertainNumberofHistoricProblems. Because he had a high theoretic accomplishment, strong ability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underwent and involved in many significant events of the Party, and he was once an important member of dogma sectarian but realized deeply his past “left” errors, he was trusted by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drafting of the historic resolution. The formal resolution was based on his draft. Mao Zedong amended the resolution according to the version of zhang Wentian. Zhang Wentian helped to establish sincere support to Mao Zedong and high alert on the “left” by combing the two routes of struggle from 1927 to1937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Zhang Wentian; historic resolution; history of the party

2016-03-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留苏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3XKS007）

戴小江（1965—），女，重庆人，教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戴小江，谢 鹏.张闻天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2）:123-127.

format：DAI Xiao-jiang, XIE Peng.Zhang Wentian and the Draft ofTheResolutiononaCertainNumberofHistoricProblem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2）:123-127.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12.019

D23

A

1674-8425（2016）12-012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