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徐慧杰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阳 110036）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徐慧杰

（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沈阳 11003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党在新时期发展中提出的价值共识，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对前人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意识形态分析的四大理论框架：认识论、实践人本学、经济决定论和阶级价值观。从马克思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学理上分析和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性差异、基本功能，有利于加深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

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价值共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党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提出的价值共识，也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切实有力、行之有效的理论阐释路径。2013年8月***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提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我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本文借助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从学理上分析和呈现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及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通过揭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面目”，指出黑格尔以后的学者只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摘取了一部分，用对精神领域（政治领域）的批判代替对物质领域（经济领域）的批判。马克思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只是使人获得片面的解放和自由，使社会二重化，也使人二重化。

（一）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

近代哲学之后，以英国培根为首的经验派旨在建立一个真正感觉经验的王国。孔迪亚克排除洛克《人类理解论》中的“反省的经验”，构建了《感觉论》。随后，孔迪亚克的学生托拉西以“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试图解释观念形成的哲学基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将意识形态理论与异化的问题相结合，建立了其特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将意识形态纳入精神现象学的研究范畴。马克思在所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审视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最终将德国古典哲学思想作为德意志形态的主导思想加以扬弃。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意识形态不仅是信仰体系，还具有实际意义。或者说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实践效果，并且本身就是某种社会实践的产物。在现代的西方哲学家中，葛兰西最早强调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将其作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阿尔都塞在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更进一步地思考意识形态与“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人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物”，将人视作意识形态的产物，把意识形态当作人的本质属性。美国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提出的“认知测绘”概念，“在一个更高更复杂的层面上恢复了意识形态分析的再现力量”[2]。

（二）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

马克思批判的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以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马克思不是有意识地要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是通过揭露已有的理论来阐释新的思想。

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谈论历史就要考察历史的现实前提，特别是考察“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属性只能从劳动、生产活动中去理解，最终要通过历史来证明其合理性。无论是具体的物还是人们形成的各种生产关系、思想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在马克思这里都被看作跟人的本质有关系的存在，都是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所以对自然物的理解，对整个社会关系，不管是经济关系还是思想关系都应理解为人的本质的现实表现。生产力不是单指物的东西，生产力实际上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生产力和劳动是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从劳动的角度来理解可以把两方面都关联起来，可以把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显露出来。但是从生产力角度理解社会发展能够更具体化。

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同意黑格尔建立在概念自我运动基础上的思辨哲学，强调要有实证的精神。但同时也得承认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抛弃思辨的活动。他既吸收了科学实证主义的实证精神，同时也汲取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辩证法精神。他将意识形态理论从纯粹的精神认识中解脱出来，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其一，统治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产生于唯心史观的土壤；其二，德意志意识形态总是建立在市民社会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并将具体利益普遍化到公共利益的层面；其三，德意志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和需要相对立。

概括而言，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由现实的人及其生产实践推动的，历史的主体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抽象的人”并不能取代“现实的人”。同时生产力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也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观的颠覆。此外，马克思还强调历史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资本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注重解放，但是基于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建立起来的解放是“观念的解放”，在观念解放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实现经济的解放，即物质解放。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的。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框架

结合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可概括为：认识论、实践人本学、经济决定论和阶级价值观。

（一）“生活决定意识”——认识论分析框架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构建主要基于对德国观念论、英法唯物主义的批判。法国政治家、哲学家托拉西最早在著作《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具有哲学基础的“观念科学”。随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大量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但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使用德文词Ideologie指代意识形态，而不是托拉西使用的法文词Idéologie。从词源上来看，托拉西的Idéologie一词，基本含义是“Science des ldées”（“关于观念的科学”或者翻译为“观念学”或“思想体系”）[3]。因此，在托拉西的理论系统中，意识形态首先是一个哲学范畴，涉及认识的来源及其真理性标准。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意识形态改制后引入唯物主义历史观。

但是与托拉西不同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明确指出德国古典哲学和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思想是两条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一个是“从天国降到人间”，一个是“从人间升到天国”。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哲学和神学诠释成用理念观照现实的唯心主义道路，因此这样的意识形态理论也是歪曲的、颠倒的“虚假意识”。与之相对，马克思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理解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归结为社会存在中的社会意识。

（二）“现实的人”——实践人本学分析框架

人本学的分析框架在费尔巴哈的学说中被过度强调，马克思在对其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实践人本学的分析框架。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人”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也是认识过程中的“施动者”和“承担者”，人的所有思想意识都来源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何谓“现实的人”？他们既不是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我思”的“抽象主体”，也不是纯粹作为客体存在的“物质个体”。“现实的人”强调将人潜在的可能性的“秉赋”实现出来。同时“可能性意味着生命力”（海德格尔），生产劳动就是不断释放和实现人自身可能性的方式。而生产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因此“现实的人”也要有自身的历史内容。

（三）“经济至上观”——经济决定论分析框架

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生产关系乃至一切其他社会关系的感性本源，意识形态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不同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生产和分配中的差异所导致的。因此，意识形态也是一个经济的、历史的概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根本原理。

首先，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基础上的观念和思想关系，本质上也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感性基础。但是生产关系不是思想或理性的产物，而是让人们的感性交往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和发展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也是感性存在的，并且直接体现感性劳动对社会的生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他认为，传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主要表现在，他们试图通过纯粹精神的形式去建构社会生活，因此必然走向末路。

其次，意识形态的立场表述聚焦于经济与政治之争。自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和政治就开始争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自由主义反对绝对的教权和王权，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力。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自由主义为新兴阶级的壮大提供了法理支撑。19世纪末,早期资本的扩张，特别是资本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促使人们积极寻找更适合社会发展的替代制度。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发展和由之而来的阶级冲突是一切意识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他认为，在经济的决定性作用面前，“政治只是一种从属活动”[5]。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和考茨基将经济至上观进一步发展到社会生活领域。

（四）“分工理论”——阶级价值观分析框架

在实际运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分析阶级社会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讨论到阶级价值问题。尽管任何阶级问题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但是历史与逻辑具有统一性，历史存在的都具有其逻辑合理性。要想真正解决阶级问题、消灭阶级意识形态，就必须走共产主义的道路。而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首先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也最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阶级。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进程，无产阶级更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因此，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评正是以无产阶级为现实基础，不断走向超越阶级、超越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道路。

而对于当下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的发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现代化的特征。价值共识作为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化社会背景下的现实诉求，已经步入相当敏感和关键的时期。如何“共”，何为“识”，“价值”归向何处，成为当下思考的重点问题。樊浩教授给出一种基本的立论：“‘共’于‘伦理’；‘精神’地‘识’；在民族文化家园中合法。”[6]意识形态的价值共识，一方面要强调“调整”和“包容”。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当今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和统一始终辩证地结合在一起，既不能用价值的多元去对抗统一，也不能用价值的统一去消解多元。寻找一个适应当下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需要特别注重调整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要强调“和”而不“同”，寻求“差异性共存”。“和”与“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在《国语·郑语》中，周宣王太史史伯指出西周的弊端在于“去和而取同”。史伯认为，“和”致力于矛盾的均衡统一，“同”则是主张消弭冲突。“和”强调事物多样性的交相辉映，“同”则否认事物的矛盾性。因此，达成“共识”的前提是承认“差异”，而“差异”的意义也正是在于“共识”的诉求。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是时代和社会的实践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核心价值观是建立在特定历史、特定社会发展环境和特定经济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与社会主义生产实践相一致的主导价值。

三、四大理论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运用认识论、人本学和价值观等理论方法分析一切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注重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积极践行核心价值观理论。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被审视和反思。

（一）认识论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凭空构建的，其产生和发展的每个环节都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建立在对历史和实践的客观反思上，是对当下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正确反映。

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逻辑。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文明，这些传统文明是中国崛起的基石，也是新型意识形态构建的丰厚资源。较之西方近代文化传统，中国的传统文化呈现不同的价值范式。一是责任先于自由。中国古代讲究“文人风骨”，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群体的责任。二是群体先于个体。西方意识形态推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中国则不然。自古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是超越了个人局限的群体性。如《论语》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中的“以天下为一家”皆为此理。三是和谐高于冲突。中国“和”的理念一直以来占据主流价值观。中国的和谐不是消解冲突，而是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兼顾多元、包容发展。一方面是与自然的和谐。老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人要善待自然万物。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中国注重“王道”，要求君主“保民而王”，“仁政”的核心在于“存百姓”，因此“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7]。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向性，它要求深入人们的生活实践，在生产实践中转化为日常意识或社会心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建立在浪漫主义之上，而是在一代代革命先烈的浴血奋斗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8-9]。***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使我们在实践中找到了一条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

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合乎全面的中国特色发展思路。核心价值观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唯物史观背景下历史的实践的智慧，更是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中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考逻辑。正如詹姆逊提出的“认知测绘”概念，意识形态要把个人的局部和全球性的整体联系起来。在核心价值观中以思维比喻的形式表示个人所属的群体及其在社会整体中的位置。同时，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新一轮扩张，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形成了一个多国资本主义并起的世界新体系。在这样的形势下，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无疑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形成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实践人本学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发出信号，8个更加注重中有3个与消费有关，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人”的问题已经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一，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之意。“以人为本”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命题。《贞观政要·务农》中就有“国以人为本”一语。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观中人的地位是目的性和工具性的辩证统一。但是，在阶级社会，人作为目的性的价值地位始终是有局限性的，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奋斗的目标。

第二，经济基础决定核心价值观的根本属性。核心价值观作为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同样是建立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的意识形态，其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与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的。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人的自由主要由经济地位的自由体现。按照马克思的思想理论，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保证人的自由发展，而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首先便是要实现人的共同富裕。因此，必须把共同富裕作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目标，构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三，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在精神引导、思想动力和价值定位上。从现阶段的理论成果来看，我们已经找到了国家富强的正确之路，也初步具备了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政治准备，但是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仍然存在很多亟待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况下，核心价值观就是一种思想动员和精神动力。特别是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入侵和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物化生存状态逐渐在人民群众中蔓延开来。这时候就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其价值引导的作用，克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不良观念，重拾中华民族的自信和理想信念。

（三）经济决定论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既决定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也为社会和谐起到规范、指向和推进作用。

一方面，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建立在经济稳定回升、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十一五以来我国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发展平稳、迅速。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33.5万亿元，年均增长8.7%；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47.2万亿元，同比增长9.2%[9]。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对社会价值共识提出要求。从十七大将培育中国气质、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建设写入政府报告，到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经济的发展不断呼唤与之相对应的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经济稳步发展的同时还要看到国际经济形势的紧张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世界经济大幅衰退，我国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和考验。出口下降，就业困难，经济增幅陡然下滑，严峻的局势使得国内人心惶惶，迫切需求符合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重塑社会价值共识。同时，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转型时期，部分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诚信匮乏的现象。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有助于整合社会思潮，统一社会价值追求，坚定中华民族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10]。

（四）阶级价值观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话语和西方话语频繁出现。其中，中国话语和美国话语的比较最为普遍。美国推崇自由、民主、人权，构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以此作为“普世话语”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但是经过深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话语中的“人”并非全体人民，也非绝大多数人民，而是指那些占有全国大部分资源的小部分资本家。马克思就说过，资产阶级总是将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说成是全社会人的普遍利益，无形中就偷换了概念。因此，宣传核心价值观就要牢牢把握中国话语权，狠抓意识形态领导权，揭露西方“普世价值”背后的阶级利益，批判其“普遍自由”中的虚假性。

近年来国家对精神文化建设的投入逐年加大。2010年，国家对教育和文化传媒的投入分别为上一年的120.2%和110.7%。2011年，教育和文化传媒的投入增加到114.1%和129.5%。到2012年，投入比值又增加到128.8%和119.8%①中国财政年鉴编委会.中央财政年鉴[DB].2011-2013.。全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加大意味着国家的重视和更充足的经济保障。各省市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贯彻到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中去。同时，加大精神文明宣传力度，营造舆论氛围，塑造新时期精神文明榜样。

此外，加强党的建设。要从严治吏、从严治党，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通过长期的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渐在社会上重新塑造新时期伦理道德和价值共识。

四、结语

当今社会处于改革和转型的关键时期，不断经历着全球化的欧风美雨和市场经济的冲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治国之要、发展之基。如何在包容性变革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发挥意识形态的题中应有之义，将会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变革的关键。当然，本文提出的用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分析核心价值观还只是尝试性的解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拓展和修正。

[1] R·贾基.反思意识形态[J].刘玉贤,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5）:99-108.

[2]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75.

[3] 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兼与俞吾金等同志商榷[J].哲学动态,1997（9）:41-46.

[4] 俞吾金.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新探[J].江西社会科学,2004（3）:26-31.

[5] 谢利·伯尔曼.经济至上还是政治至上:理解20世纪的意识形态变迁[J].王年咏，陈明珏,编译.国外理论动态,2013（7）:58-65.

[6] 樊浩.中国社会价值共识的意识形态期待[J].中国社会科学，2014（7）:4-25.

[7] 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3.

[8] 孙绍勇, 王文余.基于红色文化的维度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12）：117-121.

[9] 黄建跃. 论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据[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10）：106-111.

[10]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3月5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全文）[N].光明日报，2010-03-05（01）.

[11]卢尚月.微文化背景下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探究[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88-98.

（责任编辑冯 军）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rx’s Ideology Theory

XU Hui-jie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36, China）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is the value consensus 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which is put forward by our par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eriod. On the basis of criticizing the theory of ideology of predecessors, Marx put forward f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of ideology analysis: epistemology, practical humanism,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class valu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core values of soc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ideology, analyzes and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 difference and basic functions of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from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

ideology theory;Marxism;core values;value consensus

2016-04-11

徐慧杰（1989—），女，江苏徐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唯物主义历史观。

徐慧杰.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框架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2）:128-134.

format：XU Hui-jie.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arx’s Ideology Theory[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2）:128-134.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12.020

B022

A

1674-8425（2016）12-012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