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应用逻辑学发展态势研究：1982-2016——兼论学科的未来发展策略

史天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国内应用逻辑学发展态势研究：1982-2016
——兼论学科的未来发展策略

史天彪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对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最新研究动态和未来发展策略进行综合性研究。梳理了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分为研究萌芽期、理论探索期、稳步发展期和总体深化期，对其特征和联系做了历史性动态考察；阐述了国内应用逻辑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其中包括“三个亮点”和“一种趋势”，重点提出了“社会实效转向”的概念；探讨了国内应用逻辑学的未来发展策略，制定了“把握机遇、顺应形势”“积极探索、勤于借鉴”“敢于突破、重在创新”的基本方针。

应用逻辑；逻辑应用；应用逻辑学史；社会实效转向；学科发展策略

21世纪，逻辑学研究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兴盛态势，各个现代逻辑学分支发展得异常活跃且深入，可以说是自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科2 400年以来真正的逻辑学科的理论丰收期。应用逻辑学作为现代逻辑的一支，随着逻辑学科的整体向好发展并伴随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也取得了长足进展。受到国际应用逻辑研究之大趋势的影响，并随着近些年来与海外学术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国内的应用逻辑研究也逐步受到重视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如果说国内的应用逻辑研究通过若干年的启蒙、积累与沉淀已经在理论深度及学科规模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那么对迄今为止国内应用逻辑的历史发展脉络、最新研究动态以及学科成长规律给予整体性的梳理、揭示和总结就应当成为当下国内逻辑学界高度重视并付诸行动的重要研究课题。毕竟，这一工作不仅能够为国内未来的应用逻辑相关领域提供史实性的研究背景和资料，同时也必然连带性地促进国内整体逻辑学科的向前及向新发展。

由此而论，对国内应用逻辑之发展态势进行综合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价值和学科建设意义。

一、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国内应用逻辑之发展脉络这一概念带有学科发展的历史线性延伸之意，因此对其施以“历时分期”的研究方法。通过深入考证可知，从1982年国内最初关于应用逻辑的文献见刊直至2016年，国内学界对应用逻辑的研究已然走过了34年的历程，即使其间的自主研究强度并不算大、创新成果密度略显稀疏。可以将这一研究历程严格划分为4个历史时期，即：研究萌芽期、理论探索期、稳步发展期以及总体深化期。

毋庸置疑，国内应用逻辑之发展脉络乃是由国内学界不同时期的关于应用逻辑的代表性思想交织、串联而成；又因为学术思想或理论观点的表述载体离不开也必须是相关领域的专业研究文献，所以关于国内应用逻辑之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就自然成为对其发展脉络进行研究的一手材料，即所谓的研究对象。

在明确了“方法”与“对象”这两个重要的研究要件之后，那么由此构成的研究策略也就清晰可见了，即：首先，按照思想或观点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启发性标准，甄选出迄今为止国内学界较具代表性的应用逻辑文献。其次，以文献为基本素材，对它们所彰显的时代特征、思想类型甚至理论偏好进行综合判断、梳理直至分类，进而总结出前述提及的国内应用逻辑之发展4个阶段。最后，立足于前述的“文献甄选”与“思想分类”工作，对截至2016年国内应用逻辑所呈现出的若干发展阶段进行针对性研究。事实上，对国内应用逻辑之历史发展脉络的研究必然蕴含于对该学科之发展态势的研究，而这恰恰是本文总标题的应有之意。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国内应用逻辑的“总体深化期”表现为时间上的新近性和理论上的进取性，由此将其视为国内应用逻辑研究的最新发展阶段。既然是最新发展阶段，就意味着必须付出更大的篇幅以及给予更为深入的分析，因此将其单独置于本文的第二部分加以论述。在论述的同时对此一阶段的最新理论动态给予揭示。

(一)研究萌芽期(1982—1988)

20世纪80年代是国内应用逻辑的研究萌芽期。“萌芽”一词意指国内学界关于应用逻辑这一论题的早期研究工作，在国内应用逻辑的整体发展脉络中带有始源或开创的特征。据考证，与这一时期之研究工作相对应的3部代表文献基本可以用“初始性”一词给予表述，即关于国内应用逻辑研究的“初始性译介文章”“初始性学术专著”和“初始性研究论文”。此处，按照年代的线性历史顺序对上述文献进行研究。

国内最初涉及应用逻辑的文献于1982年浮出水面，名为《何谓应用逻辑》，载于当时的《哲学译丛》杂志*《哲学译丛》创刊于1956年，并于2002年改刊为《世界哲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该文是一篇译介性文章，原作者是匹兹堡大学知名学者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而译者则是活跃于20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内老一辈逻辑工作者林熹，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师。

此文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学界关于应用逻辑之基本概念和涵盖领域的表述，即：“逻辑学科可以划分为纯逻辑和应用逻辑两大部类，这种区分类似于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区分。……应用逻辑中所瞩目的应用，其范围很广，涉及科学、哲学以及日常议论中的推理。”[1]第二部分则列举并详细阐述了当时所涵盖的主要应用逻辑类型，如“认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物理应用逻辑”。

从具体内容来看，该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一时期西方应用逻辑的研究深度、发展状况和认知水平。然而，作为一篇国外且较早阐发应用逻辑的文章，不必过细地纠缠其内容。恰恰相反，此处的应有之义乃是深入探究并阐发该文译者之译介行为本身对于国内应用逻辑研究之萌芽的意义。以下几方面意义或启示须给予关注：

首先，文章原作者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her)是西方应用逻辑领域的权威乃至初拓者，他在1974年印发的第15版《新大英百科全书》(TheNewEncyclopaediaBritannica)中特邀撰写“应用逻辑”(Logic，Applied)词条*Nicolas Rescher, “Logic Applied”,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74.。由此可见，我国学者能够在应用逻辑之早期研究阶段就有意识地搜索并定位于国外相关领域的权威学者，且对其思想加以引介，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走对了路”“跟对了人”。同时，也为日后应用逻辑研究能够在我国生根、发芽乃至枝繁叶茂打下了基础。

其次，我国应用逻辑领域的初始性文献乃是一篇译作的事实充分说明，国内应用逻辑的研究是通过对国外相关领域的参考和继承来实现自我开启或启蒙的。这也是国内应用逻辑研究之萌芽阶段的突出特征。此外，初始文献是译作这一事实也彰显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即我国的前辈学者已经对应用逻辑持一种开放与宽容的研究态度，进而具备了较为超前的国际视野。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及并非宽松的治学环境下，当属难能可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林熹译作的定位或意义不应仅限于国内第一篇关于应用逻辑研究的“译文”。如果将“译文”这一概念再向上提升一个类别等级，那么便能将其理解成可为研究国内应用逻辑发展史所用的“原始资料”。因此，即使是以译文的身份出现在国内应用逻辑的早期舞台上，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其历史启蒙意义。

通过广泛搜索与多方考证，国内最初涉及应用逻辑或至少是将“应用逻辑”作为书名的著作是1984年出版的《应用逻辑学》，该书作者是时任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研究会副秘书长的苏越。

从内容上看，该书涉及概念、判断、推理、假说以及论证等与一般形式逻辑相关的论题；从形式上看，此书主要是从传统逻辑的角度对上述论题给予展开和论述。因此，总的来看，基本可以将其视为具有传统形式逻辑框架的著作。那么，一本以传统逻辑为基本框架的著作又何以称为应用逻辑学呢？作者对此的解释是：“本书是为刊授大学编写的形式逻辑教材。在讲授逻辑基本知识的过程中，力求结合人们日常生活、工作、学习中所熟悉的事物，剖析其中的理解道理，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基于上述特点，故名为《应用逻辑学》。”[2]

事实上，如果以当下基本形成共识的应用逻辑的判定标准来看，苏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理解的“应用逻辑”并非确切的应用逻辑概念，因为“……应用逻辑所提及的‘应用’是指涉及具体的学科领域，而逻辑应用所提及的‘应用’是指理论与问题的技术处理。应用逻辑是逻辑，它是涉及特殊领域的系统的推理理论；而逻辑应用则是利用逻辑理论来解决具体问题”[3]。由此可见，苏越意谓的应用逻辑其实更偏向于“逻辑应用”的概念，即将传统形式逻辑应用于生活世界，以期在一定范围内解释并解决某些现实问题。

然而必须给予辩护的是，考虑到30多年前我国应用逻辑研究还处于起步和萌芽阶段，那么以“逻辑应用”的理念来理解和阐释“应用逻辑”也就不能被绝对地看作是一种理论失准。恰恰相反，它对其后国内应用逻辑的概念细究和理论深挖起到了潜在的启发与督促作用。具体来说，《应用逻辑学》一书虽然其“名”为应用逻辑，但其“实”乃是基于传统逻辑框架的逻辑应用型教科书。一方面，从理论的局部辨析角度看，它启示人们要对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这两个概念做出准确的区分；另一方面，从学科的整体建构角度看，潜移默化地促进了应用逻辑对自身的一系列“元概念”和“元定义”的深入思考和精准界定。事实上，对“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的辨析几乎贯穿于国内应用逻辑研究的整个发展历程，这一突出现象与萌芽时期的相关启发具有潜在的联系。

作为中国逻辑学会的首届理事会成员，姜成林与前述的林熹、苏越同为我国老一辈应用逻辑探路人，前者于1988年发表于《社会科学辑刊》的《应用逻辑——现代逻辑的新发展》[4]更是国内早期对应用逻辑发表独立见解的研究型论文。因此，该文不仅具有关于应用逻辑之发展考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蕴含一定的理论学习与参考的价值。

文章主体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介绍20世纪80年代应用逻辑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信念逻辑、知道逻辑、问题逻辑、优选逻辑、命令逻辑、义务逻辑、时态逻辑以及量子逻辑。第二部分论述我国的应用逻辑研究在逻辑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情况，指出：“应用逻辑的发展是逻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我国逻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无论在逻辑应用还是应用逻辑方面都卓有成效。”[4]

该文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将国内的应用逻辑研究置于现代逻辑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首次对前者的发展状况做出阶段性梳理。该文作者认为，截至1988年，我国的应用逻辑研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偏逻辑应用的阶段；其二是由逻辑应用向应用逻辑过渡的阶段[4]。从这种划分命名中至少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当时，“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已经成为表述乃至划分整体应用逻辑学科的基本概念或术语；另一方面，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即早在20世纪80年代，相关学者已经对“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的概念有了清晰的省察。进而推知，这两个概念在国内应用逻辑的研究萌芽期已有相对明确的理论区分。事实上，这正好反映了我们前面的一个主要观点：国内应用逻辑的研究凸显着一种现象，即对“什么是应用逻辑？”以及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区别和联系的探讨持续存在。由此，便可将该现象视为国内应用逻辑研究的总体特征之一。

准确地定位与追溯国内应用逻辑的研究萌芽期对于揭示应用逻辑在国内的整体发展态势有着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它是了解、认知乃至研究整个国内应用逻辑发展史的必究之点和必经之路。

(二)理论探索期(1988—1995)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国内应用逻辑的理论探索期。通过对一批重要文献进行观点深挖与意义提炼后可知，这一时期国内学界的主攻点是 “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概念的哲学辨析。一方面，这一现象承袭于应用逻辑之萌芽期所积淀下来的某种潜在的研究倾向或治学启发，如前所述；另一方面，更是迫于对国内应用逻辑之基础理论奠基期所必须履行的一项任务，即对与应用逻辑学相关的一系列源发性概念给予严格的澄清和辨析。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时期对若干核心概念的辨析为日后国内应用逻辑的研究步入“稳步发展期”和“总体深化期”奠定了学理基础。由此，考虑到这一时期具有对学科之基本概念进行“探讨”与“求索”的特征，故将其称为国内应用逻辑的理论探索期。

由于这一时期之若干年的研究工作基本围绕着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辨析来展开，因此与应用逻辑之研究萌芽期的“单篇文献逐一分析”的探究策略有所不同，此处将施以“多篇文献综合比较”的方法，旨在展现和总结国内应用逻辑之理论探索期的主要研究成果和一般治学规律。

按照发表的先后顺序将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献罗列为谷雅琴的《应用逻辑学初探》[5]、周尚荣的《试论逻辑应用问题》[6]以及朱武的《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7]。这3篇文章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类似问题研究积淀的情况下，对应用逻辑学的一些最为核心的概念给予深入探究。显而易见，探究的主攻点集中在“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概念和关系的辨析上，这反映了国内应用逻辑在其理论探索期的典型特征。

谷雅琴于1990年发表在《郑州大学学报》的《应用逻辑学初探》是国内较早对应用逻辑之概念内涵进行针对性研究的专文，其主要贡献当属对应用逻辑之涵义的“三层划界”。第一，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任何理论思维和思想交流，包括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涵义”[5]。第二，从较为具体的层面来说，“以研究某一门科学中如何应用逻辑科学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为对象，建立的某一门科学应用逻辑学”[5]。第三，将上一点对应用逻辑的具体化理解进行高一层级的抽象，即“以研究各门科学应用逻辑的共同规律和共同功能为对象的应用逻辑”[5]。显而易见，文章对应用逻辑的含义层次给予了相对细致的划分。

如果说上述文章对“应用逻辑”之概念施以了更高的理论关注度进而对“逻辑应用”之意涵的述说略显清寡的话，那么周尚荣于1991年发表于《西北师大学报》的文章《试论逻辑应用问题》正好补足了这一点。不得不说，该文对逻辑应用之概念的“两层辨析”可圈可点。作者认为：“……逻辑应用实质上是逻辑理论和思维实际相联系的问题。应当明确的是逻辑应用有两个层次，属于第一层次的是一般逻辑理论(我这里仅指形式逻辑)和思维实际相联系的问题；属于第二层次的是各种应用逻辑与思维实际相联系的问题。”[6]可以看到，该文对逻辑应用之概念的辨析不失敏锐。

前述两篇论文分别且专门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这两个重要概念做了颇有见地的探讨，与此对应的一系列观点也被当时国内关于应用逻辑的并非雄厚的研究积淀反衬得较为引人注目。然而问题在于，它们虽然对上述一双核心概念做出了亮眼分析，但若以更宽广的理论视野加以审视，这种分析便显得相对狭窄甚至是孤立了。事实上，尤其是在当下看来，更为重要的工作乃是在充分阐明“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概念的基础上集中火力对二者之间的关系或异同进行深究。

这一重要工作在朱武1992年发表的《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一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展开和深入。作者以一种循循善诱的论证手法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首先列出了当时逻辑学界关于应用逻辑为何意的普遍看法，即：“现代的逻辑学家通常把现代形式逻辑区分为基本逻辑、元逻辑和应用逻辑，而把应用逻辑看作是基本逻辑和元逻辑(二者都是作为一般逻辑理论系统的纯逻辑或理论逻辑)在某种具体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而形成的逻辑系统。如规范逻辑，时间逻辑等等。”[7]随后指出，在上述关于应用逻辑之概念界定的主流观点以外，还泛化出另一种声音，即：“有的学者把运用普通逻辑和数理逻辑(甚至包括辩证逻辑、描述逻辑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某一学科领域的特殊逻辑问题也称作应用逻辑。如法律逻辑、侦查逻辑等等。”[7]在列举出上述两种可选的应用逻辑意涵之后，作者最终站在了前者一边，认为：“以上两种类型的应用逻辑差别甚大，不能混淆。后者与其称作‘应用逻辑’，不如称作‘逻辑应用’为好。”[7]显而易见，在作者看来，后一种关于应用逻辑的观点实际上恰恰表述了什么是逻辑应用。而前一种则是作者所支持的关于应用逻辑的恰当观点。

以上述两种不同观点为基础再予之以进一步的比较和提炼，便可将“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区别关系高度凝缩如下：

应用逻辑是将以自然语言为表述载体并带有应用性质的科学或社会理论中的概念及其关系通过人工语言的重构进而生成的相对独立的形式逻辑系统。应用逻辑以形式化建构中的“逻辑系统”为导向。

逻辑应用是指将一般的形式逻辑系统规则或任何带有逻辑思维特征的理论学说运用到具体的实践领域，旨在解决存在于其中的科学、社会乃至与生活相关的问题。逻辑应用以现实操作中的“问题解决”为导向。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看，二者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它们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应用逻辑的本质状态是一种静态的形式逻辑系统理论，而逻辑应用的根本特征则是一种动态的实践问题解决策略。从字面上看，二者的区别似乎只是直观显现出来的“应用”与“逻辑”的词序对调，但若从深层次的概念辨析角度着眼，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实际上具有非常不同的内涵、外延及意义导向。

在国内应用逻辑的理论探索时期，朱武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辨析是较为详尽与深入的，因此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直至目前，其当年关于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辨析思想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学界所接受。

上述3篇文献分别探讨了“应用逻辑”“逻辑应用”和“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关系”问题。虽然各篇涉及的内容各有偏重，但统而视之便可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对应用逻辑学的核心概念给予了一种分段式、立体型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具有历史张力的三角研究结构。具体来说，前两篇分别探讨了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最后一篇将两个概念合二为一地综合研究，按照年代的排布，从单一问题的论述过渡至综合问题的探讨，逐篇进阶。事实上，这也反映了一个普遍的治学规律，即：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科学合理的研究策略都是在某一学科的理论奠基期或探索期，首先要对该学科的一系列源发性概念或定义给予严格的澄清和辨析。

(三)稳步发展期(1995—2005)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国内应用逻辑学的整体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缓与稳定。其间，无论是新问题的深层挖掘还是旧理论的重大突破都鲜有出现。事实上，相关研究之所以在那一时期呈现出此种平缓甚至是相对迟缓的态势，乃是如下原因使然：一方面，国内应用逻辑学在其早期或萌芽阶段进行了一场必要且相对艰难的“基础理论铺设”工作，例如将国外权威学者的代表性文献译介至国内以及随后展开的相关理论的解释和构建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覆盖了应用逻辑所关涉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它们给予了初步的开掘和揭示；另一方面，也是影响较大的一个方面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是国内应用逻辑学的理论探索期，如前所述，这一阶段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等核心概念的哲学辨析。若从理论史的层面看，国内学界在其理论探索阶段所发起的这种基本概念辨析运动乃是促使该学科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或贡献。

这样一来，如果说国内的应用逻辑学在其发展史的前两个阶段集中探讨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对它们给予了较高水平的理论建构，那么当这一高潮过后继而进入到某种相对低缓和平稳的研究阶段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事实上，虽然国内的应用逻辑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1世纪初鲜有决定性的重大突破，但仍然在稳步前进和发展，故将这一时期称为“稳步发展期”。

这一时期较具创见性的文献当属胡泽洪于1995年发表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的《论逻辑学发展的多层面性》一文。该文从利于现代逻辑之发展的角度着眼，对作为一般概念的逻辑学科进行了多层面划分：“从发展阶段看，可以有传统逻辑、经典逻辑与非经典逻辑之分；从研究内容与方法看，可以有外延逻辑、内涵逻辑与语言逻辑之分；从学科性质看，可以有元逻辑、一般逻辑与应用逻辑之分。”[8]可以看到，该文并未专论应用逻辑，而只是将其视为构成逻辑学之某一层面的若干逻辑类型中的一员。正如上述引文的最后一句所说，可以从学科性质的层面将逻辑划分为3种不同类型，即元逻辑、一般逻辑和应用逻辑。

事实上，将现代整体逻辑学科划为元逻辑、一般逻辑与应用逻辑的思想并不鲜见。具体来说，早在国内应用逻辑的理论探索期，此观点就已经在朱武的相关文献中有所体现，如其所述：“现代的逻辑学家通常把现代形式逻辑区分为基本逻辑[同一般逻辑]、元逻辑和应用逻辑……”[7]既然如此，便不禁要问：《论逻辑学发展的多层面性》一文对当时乃至当下的国内应用逻辑学研究到底具有何种意义或贡献？我们认为，其意义或创见有二：

第一，将“应用逻辑”视为相对独立且具有自身鲜明特性的学科，并从学科的高度进一步阐明了这种性质或特征。

如前所述，早在国内应用逻辑的理论探索期甚至更远之前，已经有学者或给出或引述了元逻辑、一般逻辑与应用逻辑的总体划分样态。然而，当时并未明确强调从学科或学科性质的层面进行划分。换句话说，那时似乎还未将应用逻辑提升到一个相对独立之学科的位置，至少这种意识或意图并不明显。而《论逻辑学发展的多层面性》一文则试图以学科性质为依据将应用逻辑从现代逻辑大军中突显出来，在明确了其与纯粹逻辑*按照学界的普遍认识，纯粹逻辑包括两类，即：元逻辑与一般逻辑。其中，一般逻辑又称基本逻辑。的区别之后，相当于间接赋予了应用逻辑以独立的学科地位。退一步讲，至少是为将应用逻辑视为独立学科进而给予专门性研究提供了学理基础或根据。

事实上，是否以学科的观念来理解或认知应用逻辑并非问题的关键，而关键在于为这种理解或认知提供明确的“学科区分标准”和有力的“概念解释支持”，亦即对应用逻辑得以使自身区别于其他逻辑学科的那种独有性质做出合理声明，胡泽洪就该问题的声明如下：“纯[粹]逻辑制定出一系列完全抽象的机械性装置(诸如三段论、公理、推导规则等)，它们只展现论证的结构而不与某一具体领域或学科挂钩……应用逻辑则是将纯逻辑理论应用到某一特定主题的具体问题中，从而将这一具体主题与逻辑理论相结合形成特定的逻辑演算系统……”[8]

第二，以国内应用逻辑之萌芽期和探索期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导引，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关系给予更进一步的界定与说明。

早在国内应用逻辑的理论探索阶段，以朱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针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关系”问题做过初步探讨，这种探讨为该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思考方向，打下了理论基础。当国内应用逻辑进入稳步发展期之后，一些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并细化了这一研究。其中，胡泽洪的相关论述较具代表性，他认为：“逻辑的应用强调的是应用，而应用逻辑则要求形成一种系统的逻辑。因此，只要是将原理应用于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或某一个具体问题，均可谓之‘逻辑的应用’。而应用逻辑则不同，首先，它要求将逻辑原理系统地而非零散地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学科，其次，它要求在应用中形成逻辑演算系统。”[8]以胡泽洪的论述为参照再结合我们自己的观点，进一步认为，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具有两种关系：其一是“区别关系”；其二是“联系关系”。而在这两种关系中，区别是主要方面，联系则在其次。

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区别首先是概念形态上的，即应用逻辑是指静态的、具体的形式逻辑演算系统，而逻辑应用则是一种动态的、概说式的关于运用逻辑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抽象描述。前者是理论名称(静态、名词)，后者则是理论行为(动态、动词)，二者不在一个意义认知层级之中。其次，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区别集中反映在“如何应用”上。应用逻辑要求将系统的逻辑理论以系统的方式应用到某一具体领域，从而得到一个旨在形式地描述、刻画它的系统逻辑。逻辑应用则不对上述“系统性”特征作要求。换句话说，后者允许将非系统的、零散的逻辑理论或思想以片断性的方式应用到某一领域，而前者则限制这样做。

至于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联系问题，我们与《论逻辑学发展的多层面性》一文的观点保持一致，即通过对二者之区别的分析可知，逻辑应用的非系统性与应用逻辑的系统性特征乃是一种由低阶向高阶的递进、演化与完善的关系，正如文章作者所说：“……逻辑应用之最终目标是形成系统而又可行的应用逻辑。”[8]总体来看，《论逻辑学发展的多层面性》一文深化了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特色。

以2000年为界，通过挖掘与梳理此前的国内应用逻辑发展史可知，这段时期对于“元理论”或“元问题”的论述相对充裕，诸如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概念的分析界定以及二者之关系的哲学辨析等。相较之下，将应用逻辑学与特殊领域相结合的专门性研究则略显稀疏。由此而论，2000年以前国内应用逻辑学的主流研究态势多少表现为“元”与“特殊”的分离乃至失衡。然而，何向东与刘邦凡于2001年发表的《论教育逻辑学的性质、对象与研究方法》[9]一文赋予了这种“失衡态势”以阶段性转机。

参照整体应用逻辑学之“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双向研究模式，文章同样将教育逻辑学划分为两个研究方向或子领域，即：与应用逻辑相对应的“教育逻辑”，以及与逻辑应用相比附的“教育用逻辑”。何向东等认为：“前者以现代逻辑原理和方法为基础，建构起可以运算(演算)的、自圆的[且与教育教学相关的]逻辑系统。后者是关于逻辑学知识与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9]可以看到，文章阐述的“教育逻辑和教育用逻辑”的性质与“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具有较强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还明显体现在对教育逻辑学之研究对象的论述中：一方面，从应用逻辑的角度，其对象或目标是依据教育教学中的基本模态词来构建逻辑演算系统；另一方面，就逻辑应用来说，其研究对象是与逻辑相交涉的教育教学领域中的一系列技术、方法与原理。除了“性质”和“对象”以外，文章还给出了教育逻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如：“形式化方法与非形式化方法的综合运演，公理化方法和自然演绎方法，逻辑语言学方法，逻辑哲学方法，数学方法等。”[9]

总体来看，虽然此前的国内应用逻辑研究呈现出“一般[元]理论阐发”与“特殊学科建构”的相对失衡态势，但是通过《论教育逻辑学的性质、对象与研究方法》一文又能明显感受到相关学者似乎在有意识地对这种态势进行调整甚至扭转，即将应用逻辑学中的“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概念、对象及方法对照、比附到教育教学领域，进而构成一门行之有效的教育逻辑学。由此而论，该文拓展并丰富了国内应用逻辑学的研究思路，且促进了该学科的稳步发展。

除了胡泽洪以及何向东等学者的文章以外，处于国内应用逻辑之稳步发展期的另外一篇文献同样值得关注，即鞠实儿于2003年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的《论逻辑学发展的方向》[10]。虽然该文的主题乃是逻辑学的“认知转向”，且通篇鲜有出现“应用逻辑”或“逻辑应用”等关键字样，但是可从该文结尾处对逻辑学科之重要研究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总结与展望中解读出应用逻辑学的巨大发展潜力。文章首先给出了有望深入涉足的3个方面，即逻辑学的哲学与认知基础研究、逻辑系统和元理论以及逻辑学的应用。随后阐述：“我们将在所有上述层面上开展逻辑学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认知逻辑、数理逻辑、计算机逻辑、非形式逻辑、逻辑学基础和逻辑史，以及智能软件开发。”[10]显而易见，其中涉及的众多研究方向中明确包含了作为应用逻辑学科所应该包含的具体逻辑类型或领域，如认知逻辑、计算机逻辑、非形式逻辑甚至是人工智能软件开发等。换言之，逻辑学科现在耕耘且未来将要播种的各个研究领域或方向与应用逻辑学有着很大程度的重叠乃至契合。由此似乎可以推得这样一个观点，即：应用逻辑学已经也应该被整体逻辑学科纳入到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并在这一长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理论角色，且有望逐步成为现代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部门。

综观国内应用逻辑之稳步发展期的若干代表性文献可知，该阶段总体表现出“小而精”的治学特点。具体来说，这些研究不是集中针对某个特定的问题，而是根据各自的研究旨趣或需要对应用逻辑给予小范围、具体的阐发。非常明显，此种类型的研究与国内应用逻辑之萌芽期尤其是探索期那种合力攻坚某个“元问题”的情况大有不同。事实上，这也正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学科治学规律，即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某一学科内所关注的问题或研究的焦点就越是具体和分散。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这一时期国内应用逻辑的发展呈现出相对平缓的态势。

二、国内应用逻辑学的最新发展阶段

上文就2005年以前的国内应用逻辑发展状况进行了层次梳理与历史分期，对不同时期的理论成果、治学特征以及研究规律给予了详细的论述。如果说此前的相关研究情况距今相对较远从而将其定位为一种史实性材料加以梳理与总结的话，那么自2005年以后的国内应用逻辑发展状况便理应作为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加以描述和研究。事实上，除了时间上的新近性以外，国内学界近些年来也确实在相关领域或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从而实现了理论的总体深化。由此而论，继“研究萌芽期”“理论探索期”和“稳步发展期”之后，将10年来国内应用逻辑的最新发展阶段称为“总体深化期”。下文就对蕴含于该时期的一系列最新理论动态给予综合分析，具体表现为“‘三个亮点’与‘一种趋向’”。

(一)总体深化期前期的“三个亮点”(2005—2010)

10年来，国内的应用逻辑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无论是学科之交叉与融合的横向理论维度，还是论题之挖掘与探讨的纵向研究深度，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拓展与深化。这种进步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前面各个历史阶段的长期且连续的研究积累；其二是最近若干年来受国外相关研究之兴旺态势的影响，国内学界也将应用逻辑的课题研究或学科建设提到了日程上来。这一时期，在这两方面原因的促动下，国内学界在将科研不断推向深化的过程中积极寻求突破与创新，其中的代表性研究或闪光点如下。

1．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深层次再探析

任何学科在其发展的初级阶段都要做好核心概念的澄清与辨析工作，否则该学科的后续研究必将失去基础。从宏观的学科发展规律和当下的具体治学情况来看，国内的应用逻辑学正处于乃至将长期处于理论研究的初级阶段。为了不使该学科的后续研究失去基础，对作为其核心词汇的“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的“关系及概念”给予不厌其烦的考量就成为现阶段研究工作不容忽视的一环，对其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基于这一现实情况，雷弯山于2005年5月发表了《应用逻辑是逻辑应用的元逻辑》[11]一文，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上述治学规律的顺应。该文以有别于史上同类文献的研究策略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概念和关系进行了深层次的再探析。

通过前述对国内应用逻辑研究史的回顾可知，学者们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关系和概念的考量多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即：或依据外部参考或凭借自身认知先对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的基本定义或内涵给予声明和划定，依此对二者的殊异和类同进行参照比较，继而根据这种比较描绘出二者的关系。事实上，这种方法在本文前述的相关内容中已有所体现，我们将其称为学界的“主流方法”。用相对技术化的语言描述该方法的运作模式，即：首先，选定与论题相关的基本“概念项”并构建其语义内涵，并将所有概念项个体视为一个集合。其次，对集合中的所有个体进行语义比较和概念参照。最后，依据前面的比较得出各个概念项之间的异同及相互关系。实际上，主流方法正是依据上述理论模型来对“‘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概念’和‘关系’”进行研究的。

毋庸置疑，这种方法本身是合理的，但问题在于其概念项集合中可供比较的个体子项过少以至于只有“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两项，而子项过少不利于在比较中“充分”澄清诸如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这种主要概念项的意义内涵，从而也就无法“真正”辨析它们的关系。

按照上述对“主流方法”的解释设定及其问题分析，雷弯山的文章实际上改进并深化了该方法。最明显的是增加了概念项集合中的子项数目，将原有的“双”概念项集合扩充为“多”概念项集合，即：① 应用逻辑；②逻辑应用；③ 逻辑哲学；④ 哲学逻辑；⑤ 元理论；⑥ 元逻辑；⑦ 具体科学。这样一来，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不仅可以相互比较，还可以分别且依次与其他新增项进行比较，这在排列组合的意义上增加了概念项之间的比较次数，且丰富和拓展了整体的概念参照维度，对于澄清和辨析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涵义及二者的关系起到了辅助和促进作用。由这层意义而论，文章改良了历史上处理该问题的传统方法，进而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如前所述，传统或主流方法的概念项集合只包括“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两个子项，而增强后的集合加入了“元逻辑”等概念项，结合文中阐释的三者之间的概念参照与比较情况，具体说明改良之后的方法模型是如何运作的。遵循方法的3个程式化步骤：

步骤1：对应用逻辑、逻辑应用以及元逻辑这3个子项的涵义进行构建：第一，应用逻辑：“应用逻辑是将逻辑理论或原理应用到某一特定主题的具体问题中或某一学科领域中，并将这一主题(词)或学科主体词与逻辑普通理论结合形成特定的逻辑演算系统，是逻辑的分论……”[11]第二，逻辑应用：“逻辑的应用是指把逻辑理论知识应用于某种实践的一些方法或行为，没有形成逻辑演算系统……”[11]第三，元逻辑：“所谓元逻辑，是以逻辑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元理论，是刻画、研究逻辑系统形式面貌与形式性质的逻辑学科，它研究诸如逻辑系统的一致性、可满足性、完全性等等。”[11]

步骤2：依据作为基本概念项的“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涵义，并以新增概念项“元逻辑”的涵义为辅助性释义工具，对两个基本概念项进行比较。比较思路为：应用逻辑具有典型的形式逻辑特征，乃是形式地刻画某一具体领域的逻辑演算系统或此类系统的集合。而逻辑应用与应用逻辑的基本差异是前者不具备甚至不要求这种自圆的、可演算意义上的系统特征，而只是将逻辑相关知识放诸于具体的实践领域，从而社会性地而非技术性地展现泛逻辑相关知识的应用效果和功能。进一步说，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事实上都与实践生活的特殊领域相关，这也是为什么二者都包含“应用”一词的原因。然而，单就理论整体的自洽性、一致性、完备性乃至科学性而言，应用逻辑远胜逻辑应用。举例来说，存在某一实践领域A。其中，A①是刻画A的应用逻辑系统，A②是相关A的逻辑应用理论。虽然二者同属于A，但作为系统逻辑的A①要比作为实践理论的A②更加元初、抽象和紧缩。如果把A①笼统地说成是对A的刻画，那么从具体的实施层面看A①实际上是对A②的刻画。

步骤3：基于前述的比较思路，得出应用逻辑(A①)与逻辑应用(A②)的潜在关系，即：“[应用逻辑]是逻辑应用中逻辑的逻辑、理论的理论，因而，它是逻辑应用的元逻辑”[11]，而“[逻辑应用]不是理论的理论、逻辑的逻辑”[11]。

通过主流方法之3个步骤的流程，再结合雷弯山论文中新增加的“元逻辑”这一辅助概念项，关于“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之概念及关系的研究便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与拓展。

回顾历史，“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的概念建构和关系辨析肇始于该学科的研究萌芽期，继而在理论探索期形成阶段性研究高潮，随即在稳步发展期出现研究放缓的态势。然而，当国内的应用逻辑学科步入总体深化期之后，雷弯山的《应用逻辑是逻辑应用的元逻辑》一文又将这一经典论题重新带入人们的视野，对其给予深层次的再探析。

2．逻辑学之应用转向概念的提出与论证

继数学转向之后，国外学界近些年来又提出了逻辑的“实践转向”*关于逻辑学之“实践转向”的观点可参考约翰·伍兹(John Woods)和德福·嘉贝(Dov Gabbay)在《哲学逻辑手册》(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nd Ed, volume 13，2005)第13卷中撰写的文章《逻辑的实践转向》(The Practical Turn in Logic)，以及他们与汉斯·奥尔巴赫(Hans Ohlbach)在《论证和推理逻辑手册：转向实践》(Handbook of the Logic of Argument and Inference: The Turn Towards the Practical)中撰写的论文《逻辑学和实践转向》(Logic and the Practical Turn)。和“自然转向”*关于逻辑学之“自然转向”的论述可参考伍兹的专著《Errors of Reasoning: Naturalizing the Logic of Inference》。国内阐述逻辑自然转向的论文是史天彪于2014和2015年发表的《约翰·伍兹谬误思想研究：1972—2014》以及《约翰·伍兹自然化逻辑研究》。观点。与此相比，国内关于逻辑之发展变化趋势的探讨同样活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探讨的主要内容或学科领域在一定程度上都与应用逻辑或逻辑应用相关。代表性文献包括鞠实儿分别于2003和2006年发表的《论逻辑学发展的方向》[10]与《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12]，以及陈慕泽于2006年发表的《逻辑的非形式转向》[13]。前两者基于长久以来计算机应用科学、人工智能理论与逻辑学科日益广泛的交叉与融合，重点讨论了由此烘托而出的逻辑之“认知转向”趋势以及与此对应的“认知逻辑”；后者则以西方的批判性思维运动为背景，详细分析了“非形式逻辑”在教育教学方面的应用范围以及在改善国民思维素质方面的应用价值。以此为基础，论述了逻辑之“非形式转向”的必要性。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当下的国内学界不仅能够对最新的逻辑理论发展趋势给予敏锐的感知和适时的把握，而且显现出一种紧追国内外最新理论趋势的“自觉意识”。较之于前者来说，我们认为后者显得更为可贵。然而，“认知转向”和“非形式转向”这两个称谓似乎都不足以一般性地统摄当下逻辑学科的整体发展趋势，它们乃是从各自的理论诉求出发，以既有的研究视角对学科内部的特定领域或趋势给予描述*当然，提出认知转向和非形式转向的相关学者也确实未曾想大一统式地对当代逻辑学的发展趋势给予无一遗漏的概括说明。因此，文中所说的“不足以”绝不等同于“不充分”甚至“不合理”。恰恰相反，他们的相关研究成果是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特此说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几乎生发于同一时期并具有家族相似性的逻辑学发展趋势给予提纲挈领式的一般性概括或整合性研究，也许会带来另外一番新意并取得相应的科研成果。张建军2007年的《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探纲》[14]便是沿此思路开展研究的代表性文献。

该文认为，当代逻辑学的研究重心应聚焦于“应用逻辑”，继而抛出“应用转向”的观点，并通过3个相关模块论证了当代逻辑学之应用转向的基本条件。探纲如下：

首先，以科学逻辑为范例，进一步界定、发展应用逻辑的概念。在准确把握应用逻辑“是什么”之前，需尽可能弄清它“不是什么”。文章给出的回答有二：其一，应用逻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经典逻辑”，此类逻辑究其本质仍然属于基础逻辑或一般逻辑的范畴；其二，应用逻辑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逻辑应用。文章就该问题给出的解释与本文的相关论述保持一致，故不赘述。在明确了应用逻辑“不是什么”之后，文章便着手分析应用逻辑“是什么”的问题，认为应用逻辑应该处于逻辑基础理论与逻辑应用二者之间，其鲜活范例便是“科学逻辑”。简而言之，科学逻辑是“逻辑因素在科学研究各环节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相互作用机理的系统探究与把握，也就是在科学研究中的逻辑应用方法论研究”[14]。文章显示，由于科学逻辑是应用逻辑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科学逻辑的概念实际上是对应用逻辑之概念的“具体化填充”，反推亦可，应用逻辑的概念是对科学逻辑之概念的“抽象化紧缩”。遵循此理，应用逻辑的概念便应当表述为“面向特定领域[，]系统研究逻辑因素在该领域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即关于该领域的逻辑应用方法论，这就是本文所界说的‘应用逻辑’”[14]。非常明显，将科学逻辑概念中的实质内容剥离之后所剩下的一般形式框架就是应用逻辑的概念。更为关键的一点是，该文将应用逻辑的基本性质界定为“逻辑应用方法论”，这与国内应用逻辑研究史上的通用界定方式具有明显不同，应引起关注。

其次，运用新界定的应用逻辑的概念框架来进一步套推、演绎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的概念，在把后两者统摄为前者的分支或分论的同时，将非形式转向和认知转向共同归化为应用转向的一部分。事实上，文章将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统一纳入应用逻辑的研究范畴并将前两者视为后者的学科分支乃是有依据的。此依据或方法是：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的概念可以借助新界定的应用逻辑之一般概念框架得到合理且充分的阐释。具体来说，可将文中应用逻辑的概念框架视为一种“概念函数”，通过将非形式逻辑与认知逻辑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描述“带入”该函数，便能够“输出”与应用逻辑之概念框架保持形式上一致的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的概念。将该应用逻辑概念的函数构造为：“研究逻辑因素在A中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的相互作用机理，即关于A的逻辑应用方法论。” 依据该函数形式，将与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相关的内容或描述“带入”A，便能“输出”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的全新概念。输出之后：第一，非形式逻辑，“系统把握逻辑因素在日常非形式论证与批判性思维中逻辑应用方法论，亦即系统把握逻辑因素在非形式论证与批判性思维中的作用机理，以及逻辑因素与非逻辑因素在其中的相互作用机理。”[14]第二，认知逻辑，“在现代逻辑理论研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重新探索逻辑的东西在心理的东西中的作用机理，或者说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14]由此而论，如果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可以用“应用逻辑”的一般概念加以诠释，那么便可以很自然地将前两者视为后者的分论。文章继而显示，既然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是应用逻辑的分支，那么由它们所驱动的非形式转向和认知转向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逻辑学之应用转向的一部分。

2 400多年的逻辑史告诉我们，它所经历的每一次研究方向的转变对其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学科扩容来说都是影响巨大的。由此而论，对逻辑学之“转向”现象进行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乃至理论史意义。具体到《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探纲》一文，其主要意义或贡献如下：第一，通过重新界说应用逻辑的概念，将目前研究得如火如荼的三大逻辑(科学逻辑、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归并在应用逻辑这一大的学科之下，从而为应用逻辑之相关学科群的崛起提供了条件。第二，通过将非形式逻辑和认知逻辑归为应用逻辑的范畴，从而也就将非形式转向和认知转向纳入到应用转向这一更为一般的逻辑发展趋势之下，这样做的益处在于丰富了应用转向的研究内容，统一了应用逻辑的研究路径。第三，前述两方面的贡献已然表明，张建军的《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探纲》一文乃是对当下国内应用逻辑学研究的某种深化。

3．应用逻辑之学科研究进展的综合考察

通过回顾本文前面的一系列研究工作，可以较为稳妥地得出如下结论，即：国内的应用逻辑学研究通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与沉淀，历经研究萌芽期、理论探索以及稳步发展期之后，其整体的学科面貌已然得到了深刻改观并在多个研究层面上获得了较大进展。然而，这些研究进展大多是关于应用逻辑学的一些具体且零散之问题的考察，诸如前述的“什么是‘应用逻辑’或‘逻辑应用’？”“‘应用逻辑’和‘逻辑应用’的关系如何？”，以及对逻辑学之“应用转向”趋势的探究与把握。统而观之，似乎罕有从整体学科的高度对应用逻辑学进行提纲挈领式的综合性研究。不得不说，此前的研究状况对于构建应用逻辑的“独立学科身份”、划清应用逻辑的“专属内涵与外延”，以及明确应用逻辑的“特定研究内容”乃是助益有限的。就此而论，当下的国内学界亟需对应用逻辑进行学科层面的综合性研究，旨在及时改善乃至弥补相关研究之缺失的遗憾。2010年，杜国平的《应用逻辑研究进展》[3]一文恰恰是对当下这一治学需求的适时满足。我们把“从整体学科的层面对应用逻辑给予综合性研究”这一观点进一步界定为：

从整体科研战略的高度制定切实可行的理论研究策略，以整合的思考方式自觉地将应用逻辑学摆放在与其独立学科身份相称的理论位置上，并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域进行独立、系统及创新性研究。

《应用逻辑研究进展》一文正是按照上述策略展开研究的，该研究之论证的逻辑结构如下：

第一，对应用逻辑的概念内涵即“何谓应用逻辑”，以及对应用逻辑的概念外延即“应用逻辑的基本内容”给予分析性研究。文章对上述问题的界说基本上以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和亚克·辛提卡(Jaakko Hintikka)的相关论述为蓝本，但其中不乏创新之处。文章还对应用逻辑的外延即其理论内容进行了界定。这种界定较为紧密地贴合了雷舍尔、辛提卡和波钦斯基(Joseph Bochenski)的观点，详见文献[3]，此处不赘述。

第二，对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发展研究概貌给予全面、系统、有序的梳理和说明。首先，文章对国内应用逻辑著述的内容框架进行了归类，即：传统逻辑框架、非经典逻辑框架、逻辑应用框架以及异于前述三者的特有框架类型。其次，文章就国内学者对应用逻辑的不同理解进行了梳理。限于篇幅，具体内容可直接参考文献[3]相应部分*这些不同的观点包括：其一，应用逻辑是结合实际应用的传统形式逻辑；其二，应用逻辑是涉及特定领域的现代逻辑；其三，应用逻辑就是非经典逻辑；其四，应用逻辑是逻辑应用方法论；最后，应用逻辑是一种与纯逻辑相对应的逻辑。具体内容参见文献[3]。。

第三，将与应用逻辑学相关的若干重要方面纳入其未来的发展研究计划，包括这一学科所应采取的“治学态度”、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以及需要着力攻关的“专项难题”。文章认为可采取如下两种治学态度或策略：一是学科发展的策略；二是专业研究的策略*学科发展的策略携广义之应用逻辑的观点，主张海纳百川，只要是和实践推理有关的逻辑问题都在该学科的考虑范围之内。专业研究的策略则取狭义应用逻辑的观点，力求严谨精确，在深入研究应用逻辑之元理论的同时重点构建具有学科特色的应用逻辑分支系统。。至于应用逻辑的发展前景是否光明的问题，文章给出了肯定回答。依据是近些年来国外的重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以两卷本的《应用逻辑的数学问题：21世纪的逻辑》[15-16]最为典型。最后，文章给出了应引起重视的两类问题，即“应用逻辑的历史难题和应用领域的创新性问题”[3]，具体内容可参见原文，此处不再赘述。

下面重点论述《应用逻辑研究进展》的学术意义和贡献。雷弯山于2008年表述过这样的观点：“显然从日常语言望文识义的理解和科学学的理解来看，‘应用逻辑’这个学科还没有公认的适当内涵与外延。”[17]这段话也许反映了2010年以前国内应用逻辑研究的现实情况，即还没有对应用逻辑这一学科及其内涵和外延有过全面齐整的论述甚至共识。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现时代这种学科关系彼此蕴含且提倡交叉研究的大背景下，几乎大部分新兴学科若想明确地划定或统一其自身的内涵和外延都绝非易事，遑论勾勒某一学科的全貌。但问题的关键却是，就应用逻辑学来说，到底存不存在一个完备的、无懈可击的关于其内涵和外延的定论仍需进一步商榷。窃以为，该问题似乎没有也不大可能有一个公认的“标准答案”，它是随着来自不同领域的不同学者之不同知识背景和学术旨趣而变换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关于应用逻辑研究的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事情的积极一面，尤其是从现阶段来看，有无关于应用逻辑的明确学科分野或其内涵与外延的统一说法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怀有一种主动探索、积极追问，以及系统阐发相关问题的研究意识。而这种意识在《应用逻辑研究进展》[3]一文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该文对应用逻辑的整体学科概貌及其内涵和外延做了系统论述，虽然在某些方面是承袭于西方的研究范式和框架，且在一般理论和基础概念等方面还有施展自主创新性研究的余地，但该文对国内学界的相关问题研究起到了启发和示范的作用，其意义和贡献不言而喻。

最后需指出，本文探讨的是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一般治学特征和最新思想动态，具有一般理论史研究的意味。相较而言，杜国平的论文则聚焦于应用逻辑之学科雏型的建设与描绘，对它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带有源头性质的国外相关理论知识进行挖掘和梳理。前者偏重于应用逻辑之理论史规律的研究，后者则倾向于应用逻辑之学科基础建设及发展状况的探讨。由此而论，二者并非所谓的“重复研究”。恰恰相反，它们在“研究策略”“阐释方法”以及“含涉内容”等诸多方面乃是互为补充、彼此呼应且相得益彰的。如果参照研读的话，对于深入把握国内应用逻辑学的一般发展规律、快速掌握国内应用逻辑的总体学科概貌皆具有促进作用。

(二)总体深化期后期的“一种趋势”(2010—2016)

2010年以来，国内学界逐渐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应予以高度关注。具体而言，由于应用逻辑学既区别于研究纯粹理论的一般形式逻辑，又不同于面向现实社会的逻辑实践方法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由此决定，自该学科诞生之日起便在研究策略的制定上具有“双重价值取向”：其一是“理论研究价值”；其二是“社会实效价值”。前者是指，通过严格的形式理论和抽象的符号算子来建构、开发乃至创造新的应用逻辑系统。或者，从哲学的层面对应用逻辑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给予澄清、说明和界定。而后者是指，充分挖掘、利用应用逻辑或逻辑应用方法的工具性特征，对生活世界或现实社会中的事务和问题给予逻辑的解释或解决，旨在将逻辑相关知识和方法运用于实践领域进而获得可观的社会成效和价值。很自然地，蕴含于应用逻辑学研究中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分别形成了两条可能的研究进路，即：进路一，研究如何搞好应用逻辑的系统理论建设；进路二，研究如何开展应用逻辑的社会实践运用。

通过对国内应用逻辑发展史的回溯可以明显看到，相关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可谓乐此不疲，通过若干年的治学活动积累了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其中，以对应用逻辑的概念分析型研究为最多，系统理论建构与开发型研究次之，而关于应用逻辑的学科搭建型研究也占一定比例。据此，借助这些由实际考证得来的理论事实，我们得出如下观点：

21世纪10年代以前的国内应用逻辑学具有鲜明的“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很自然地，与这种价值取向相对应的是前述第一种研究进路，即致力于应用逻辑之概念分析、系统开发，以及学科搭建等一系列类似的理论型研究。然而自2010年以来，上述主导应用逻辑学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及其研究进路都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并呈现出新的研究趋势或动向，即从此前的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转换为诉诸社会实效的价值取向。与这种价值观之转变相呼应的是研究进路的转轨，即从此前的理论型研究进路更迭为诉诸社会实践应用的进路。

以上述观点为基本前提，可进一步凝练出如下结论：

如果张建军于2007年在《当代逻辑科学“应用转向”探纲》[14]一文中得出的观点是适切的，即包括各个分论在内的整体逻辑学科群正在经历着“应用转向”的洗礼，那么与此对应，我们认为自2010年以来，作为分论之一的应用逻辑学，其内部实际上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研究进路抑或研究价值取向的更迭，可恰当地称之为应用逻辑的“社会实效转向”。

国内应用逻辑学的“社会实效转向”是该学科进入到总体深化期之后的最新发展趋势。如前所述，这种转向的“一般诉求”乃是打破纯粹理论研究及抽象概念分析的囹圄，转而将治学目标定位为以“逻辑应用”为方法、以“应用逻辑”为工具，积极兑现社会现实价值、努力取得社会实践成效，旨在更加务实地贴合应用逻辑学的本真之意。

为了精确、全面地窥探“社会实效转向”的本质，可将其“一般诉求”进一步分析为两项“特殊诉求”，即：“基本素养教化”和“专业定向应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从字面的表象来看，上述两项诉求似乎与应用逻辑学无明显关联，但若由表及里地深入分析二者的实质内涵便知，它们都是运用逻辑的一般方法和知识来处理思维、实践以及二者的互动关系问题。由此而论，“基本素养教化”和“专业定向应用”可以也应该被归入应用逻辑学的范畴加以研究和阐释。本文对“应用逻辑学”这一概念的认知秉持“四大”的态度或精神，即：大视野、大领域、大观念和大逻辑。

第一，国内应用逻辑学之社会实效转向的“基本素养教化”诉求通过拓展逻辑教育教学范围、普及逻辑理论相关知识以及加大逻辑重要性宣传力度，旨在将逻辑应用于社会现实层面、提高全民族的整体逻辑素养，从而达到产生社会效应、兑现社会价值的目的。学界就该问题纷纷发声。刘培育认为：“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素质是思维素质。……逻辑思维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受教育者的逻辑思维素质。”[18]他还呼吁逻辑学人自觉担负提高国民逻辑思维素养的使命。邹崇理和杜国平发扬了张家龙在中国逻辑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思想，提出了逻辑在中国振兴的一般途径，即：理论与应用、教学与研究以及提高与普及的三种结合[19]。非常明显，这些论述表达了国内学界对普及逻辑知识、提高逻辑素质及深化逻辑教学的基本诉求，并隐含着获取社会实效的研究价值取向。其中，重点关注逻辑素养提升问题，将之上升到最新高度，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为根本的途经之一是提高国民素质，而逻辑素质毫无疑问是国民素质的核心构成要素之一”[20]。张建军还从逻辑教育教学的层面指出：“逻辑工作者应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致力于各层次逻辑教育工作……为此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21]此外，鞠实儿、张斌峰、何向东和黄朝阳等学者也从不同的视角阐发了类似的观点，即主张充分彰显逻辑在应用方面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效应。

第二，国内应用逻辑学之社会实效转向的“专业定向应用”诉求通过加大逻辑的知识、方法与观念在逻辑基本能力测试及相关技能习得中的专业应用力度，旨在提高人们在一般社会生活和特殊工作领域中的思维和行动技能，从而达到凝聚社会效应、兑现社会价值的目的。当下，随着应用逻辑学的社会实效转向趋势愈加明显，它所显现的专业定向应用诉求受到学界高度重视。该论题的前沿学者杜国平近几年来连续发文，探讨如何将逻辑应用于专业人才选拔，旨在科学地检测受试者在某一领域内的必备逻辑素养。他认为：“在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以及各类人才招聘考试中，对逻辑思维能力的测试均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充分重视逻辑思维能力测试形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有利于科学地培养人才、公正地选拔人才。”[22]此外，杜国平还指出：“……在高级人才评价和选拔中，应注重三个方面能力的评价和考察：(1)语言能力；(2)推理能力；(3)计算能力。”[23]非常明显，这三项基本的生活和工作技能必然以具备良好的逻辑素质为前提。由此我们认为，对国民的逻辑素质或思维水平给予专业化的定向测试，能够有效增进民众在社会生活及职业实践中的理性行事能力。这样做不仅可以兑现将逻辑知识及思维素养应用于日常生活和专业领域的社会价值，即潜移默化地改善国民的生存质量并提高人们的生产工作效率；而且这种社会价值的兑现必然进一步带动全民知逻辑、学逻辑而后用逻辑的潮流，激发公民的社会之深层理性诉求的集体觉醒，从而引发对当代中国社会之思想重构过程中的逻辑向度的关注，亦即在逻辑智识的应用层面获取广泛的社会现实效应。由此而论，国内应用逻辑学的“专业定向应用”诉求乃是对“兑现社会价值、取得社会成效”这一研究取向的有力诠释。

综上所述，学界对应用逻辑学的研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积极探索应用逻辑学对提高国民逻辑素养所具有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全面加大应用逻辑学在逻辑基本能力测试及相关技能习得中的专业应用力度。通过两股合力来兑现逻辑学研究本应具有但却长期未予重视的社会现实价值、扩大逻辑学研究本应生成但却一直予以忽视的社会实践效应，这已经成为当下国内学界的新兴趋势，应予以高度关注。自2010年以来，致力于提高全体国民逻辑素养和探索逻辑功能专向专用的研究逐年递增，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发人深省。所有这些都促成并推动了国内应用逻辑学的社会实效转向。

三、国内应用逻辑学的未来发展策略

前述对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及最新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梳理与贯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该学科在国内的未来发展问题给予思考和展望。我们认为，可秉持以下方针或原则。

(一)把握机遇，顺应形势

把握国家努力提升国民科学素质的时代机遇，顺应学界积极推动社会实效转向的最新趋势，意在阔步推进应用逻辑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工作。

如果将当下的逻辑学研究视为“深匿于象牙塔的玄学空论”略带夸张之嫌的话，那么说它“缺乏与社会实效应用层面的现实联系”至少是不虚的。欧阳中石曾就该问题不无感慨地呼吁：“我们的逻辑工作者是不是还要以抽象对抽象，让大家不容易走近我们？我们逻辑工作者是否也想想办法，努力一下，希望咱们都走近大家。”[24]事实上，前辈学人们的此类观点恰与当下国内应用逻辑学之社会实效转向的核心思想相吻合，即：不但要让逻辑落回人间、落到实处，与社会现实产生关联，而且还要更进一步，让这种关联兑现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产生轰轰烈烈的社会效应。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国政府已经认识到逻辑的社会应用及其实效转向的重要性，为增进国民的科学意识和逻辑素养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舆论支持，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2016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公民应该具备的科学素质主要包括了解必要的科技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事实上，科学素质的基本内核无外乎是逻辑素质，并具有非常明显的社会实践应用特征。。该《方案》的基本目标是：“到2020年，科技教育、传播与普及长足发展，建成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求的现代公民科学素质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监测评估等体系，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14/content_5053247.htm.毋庸置疑，构成科学素质的更为一般的要素必然是逻辑素质。换句话说，该《方案》事实上乃是或隐或显地强调了国民逻辑素养的重要性，并显露了国家级层面对提高全民科学意识和逻辑素质的迫切性。《方案》的“背景和意义”部分揭示了这种迫切性的根本原因：“科学素质决定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实现美好生活的前提，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14/content_5053247.htm.

除了把握国家推进国民逻辑素质提升的大好机遇以外，还要顺应国内应用逻辑学之社会实效转向的最新趋势。2014年11月，以杜国平为首席专家的以“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为主题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获批。该项目的获批意味着国内应用逻辑学的社会实效转向将得到进一步的助推与加强。事实上，项目承担者早在2011、2012和2013年就连续发表论文*3篇文章分别为2011年的《高级人才评价和选拔中的基本能力和综合能力》、2012的《逻辑思维能力测试形式分析》以及2013年的《逻辑学者的社会责任——提高国民逻辑素质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文章的基本内容明显透露了当下学界对逻辑之“基本素养教化”和“专业定向应用”诉求的强化意图。虽然那时还尚未提出“社会实效转向”这一专业术语，但完全可以将这些研究工作视为对该趋势之合理性、现实性以及迫切性的前期论证。

面对国家政策支持的历史机遇和学界科研转向的最新形势，可以想见，只要学界同仁笃定“把握机遇、顺应形势”的治学信念和研究策略，那么应用逻辑学必将在未来大有所为。

(二)积极探索，勤于借鉴

探索西方先进治学理念，借鉴国外最新理论成果，以此为基础不断对国内应用逻辑学的理论框架、基本概念以及实际运用进行完善、修正与检验。

悠久的人类学术发展史以不同的方式反复印证着一个规律，即：勤于探索、敢于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可以使一个学科生机勃勃、左右逢源。反之，故步自封、闭门造车、以己所长度人之短，亦能让一个学科止步不前乃至最终衰亡。因此可以肯定，国内应用逻辑学的未来发展同样摆脱不了这一规律，它必须采取第一种研究态度或策略，即按规律办事。然而，这一切的关键首先取决于是否掌握国外相关领域文献的详实信息。毕竟，在知道了向谁借鉴或借鉴什么之后，才可能进一步谈及如何借鉴的问题。这同样是一个规律，不可违背。受这些规律的支配，下面给出国外应用逻辑学之代表性著述的主要信息，以便学界同仁参考研究。

期刊方面，国外较为经典的应用逻辑学刊物包括：《纯逻辑和应用逻辑协会逻辑杂志》《纯逻辑和应用逻辑纪事》《应用非经典逻辑杂志》以及《应用逻辑杂志》。它们的关注焦点或用稿旨趣大多为应用逻辑学的基础性研究，且具有较高的重叠性，例如非经典逻辑、哲学逻辑、逻辑与语言、数学的基础、知识的表达乃至纯逻辑系统的研究。以《应用非经典逻辑杂志》为典型，其官网首页上标明：“在对计算机科学、哲学逻辑以及数学逻辑的交叉研究方面，《应用非经典逻辑杂志》具有国际领先水平。”*http://www.tandfonline.com/action/journalInformation?show=aimsScope&journalCode=tncl20#.VvDxRI2hckk.事实上，由于西方的应用逻辑学研究起步较早，因此该领域中的大多数杂志都具有刊发经典类或基础性主题的历史传统。这样一来，如果以发展进化的眼光来看，这些杂志的理论前沿性和实效性便不得不打些折扣了。

当下，西方一批更加注重应用逻辑之前沿领域研究的刊物正在崛起，《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国际期刊》便是其中之一。该刊由波兰绿山大学与卢布斯卡省科学协会主办，其特别之处在于以发表极具前沿性和实效性的高质量原创型论文为主，涉及领域包括：现代控制论与实践、人工智能方法及其应用、应用数学与数学优化技术、工程数学方法以及计算机科学与生物学。该刊还强调“我们对那些理论型的以及基于应用的大篇幅研究性论文也颇感兴趣”*https://www.amcs.uz.zgora.pl.，涉及主题包括：动力系统、故障检测与诊断、容错控制、机器人学、数学建模与模拟、分类与模式识别、数学生物学以及工程与医学应用。不难看出，这些西方应用逻辑学的前沿性课题对国内的相关研究具有较高的借鉴和启发价值，应予以关注。

丛书方面，为人熟知的当属《计算机科学与应用逻辑进展》及《应用逻辑丛书》。前者是由包括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内的多家著名研究机构的学者联合策划出版的，主要探索领域包括数学逻辑、应用数学以及计算机科学。截至2016年，该丛书已出版了28卷。值得提及的是，其2009年第25卷的作者是我国学者李未院士，名为《数学逻辑：信息科学的基础》。后者是由德福·嘉贝等著名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编辑策划的一套丛书。编审们的介绍辞是：“可将逻辑应用于其中的学科领域渐趋多样……施普林格出版社的这套丛书旨在为应用逻辑的优质书籍和研究专著提供一个家园，以此显示逻辑的潜在一致性和适应性。”*http://www.springer.com/series/5632.目前，丛书的规模已接近40卷，且并未停止扩容的脚步。

近些年来，随着计算机科学、认知科学以及智能机器人开发的迅猛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成为应用逻辑学研究的前沿重镇，尤以西方为甚。该领域的重要文献群当属《人工智能及其应用前沿》系列丛书。该系列丛书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朱斯特·布鲁克和意大利应用本体论实验室的尼古拉·瓜里诺等人主编。他们指出，该系列丛书“涵盖了理论与应用人工智能研究的所有领域，其出版形式包括专著、博士论文、教科书、手册以及会议论文集。它还包含一些子系列的研究主题，如‘信息建模与知识基础’以及‘基于知识的智能工程系统’”*http://www.frontiersinai.com/?q=home.。此外，该丛书还负责出版每两年举办一届的欧洲人工智能大会的会议文集，从2000年至2014年的8届会议文集的概要就罗列在丛书的官网首页上，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论文集方面，卡伊·汉森1996年的《应用逻辑》是国外较为罕见的直接以“Applied Logic”命名的文献，但其涵盖的论题却不限于此。作者在概要部分明确指出：“此书包含了对纯逻辑、应用逻辑和逻辑之基础问题的研究。同时还涉及对逻辑、哲学、数学以及逻辑编程问题的探讨。”[25]除导论以外，其他章节还探讨了极为丰富的论题，包括条件句和逻辑的基础、何为哲学、逻辑的理性以及逻辑和几何学的证明与示例等等。事实上，该书论题的异常丰富性与其论述和研究方法的相对统一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可视为此书的一大亮点。从这层意义上说，具有一定的借鉴甚至仿效价值。正如德国洪堡大学的亚罗斯拉夫·谢拉姆克所说：“尽管该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已经以其他方式先期发表过，但作者却将它们整合起来，旨在以统一的方法论图景来描绘和处理极为丰富的论题……”[26]

最近一个时期，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的一套两卷本文集是斯普林格出版社于2006和2007年出版的《应用逻辑的数学问题：21世纪的逻辑》。该文集由德福·嘉贝领衔并联手谢尔盖·岗察诺夫和迈克尔·扎哈里亚契夫共同编辑，且召集了近20位来自不同逻辑支域的学者参与撰写。按照3位主编的意向，该书涉及的内容必须符合如下标准，即“那些最显著、最重要、最棘手的逻辑问题”[16]。遵循这一标准，学者们探讨了一系列极具未来气质的话题，可谓“既雄心勃勃又令人深思”[27]。该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为当下的应用逻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启发性线索，同时也为该学科的未来发展绘制了一幅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路线图。鉴于该书的重要性，相关学术团队已经展开了引进和翻译工作，相信中译本很快便能见诸于国内学界。

随着当代西方科学人文素养的不断进步，逻辑学的研究方向也在朝着科学技术应用的领域倾斜。此一方面的代表性文献是2009年由吉尔马诺·托雷斯、雅伊尔·阿贝、若昂·费里奥以及海尔格·马丁斯编辑出版的《逻辑智能系统的技术应用研究进展》[28]。该书共收录15篇论文，遂分为15章，每章都围绕一个科学技术领域之具体逻辑应用的主题而展开，是理论性、应用性、实效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混合体现。如第三章“时序逻辑在信息系统中的应用”和第九章“次协调逻辑在‘支持电力传输系统重建的专家系统’中的应用”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次协调逻辑之父、非经典逻辑学科群的开拓者之一的巴西籍著名学者牛顿·达·科斯塔从逻辑学之科学技术应用的角度对该学科的当下发展和未来走向给予了展望，认为：“20世纪末，尤其是科学计算领域获得巨大进步及其相关知识取得长足发展之后，逻辑最终寻得一批重要的应用途径并由此形成了若干崭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科学、自动机装置、逻辑编程以及超级计算机等。。此种趋势不仅见于经典逻辑的研究，而且更多发于一般的非经典逻辑研究。这就揭示了一个有关逻辑史的有趣特质：尽管它具有强调理论的一贯传统，然而当下的逻辑发展趋向是要为所有领域中的知识进步创造重要的工具，正如哲学、数学、自然科学以及人文和技术科学所做的那样。此外，对特殊领域之知识的需求也催生了一批新的逻辑类型。在这一过程中，逻辑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引导并创造了新的技术与方法。……这一切将吸引包括纯逻辑学家、应用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以及工程学家在内的众多趋潮者。”[28]不难看出，在当下的西方学界，科学技术中的逻辑应用领域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又由于它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生产力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该领域有望在未来成为应用逻辑学中耀眼的一支。

(三)敢于突破，重在创新

突破国内应用逻辑学旧有的研究范式，通过构造新方法、整合新概念来对国内应用逻辑学进行创新，力图展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逻辑学说体系。

创新与突破是国内应用逻辑学发展的主旋律，若想将这一旋律演奏得优美得体，可以尝试对如下3个方面给予“刻意强化”：

第一，强化学科的历史性研究。张家龙先生于2013年指出，应用逻辑学“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在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其他科学技术中所用到的逻辑的基础理论进行研究；二是对逻辑理论、推理、定理等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的实现进行研究；三是包括逻辑理论的具体应用研究，通常叫逻辑应用；四是应用逻辑发展史的研究”[29]。由第4点可见，加强应用逻辑学的历史性研究是该学科的应有之意。然而，综观当下国内学界的一般发展状况，张家龙先生提及的前3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关注，甚至某些领域的研究还相当活跃，但唯独“应用逻辑发展史”方面甚为冷清，相关的文献几乎为零。这种情况并不正常，需予以调整。实际上，本文的撰写正是对这一需求的适时反应。

我们的观点是，从历史的视角以及用历史的方法对应用逻辑学进行审视与分析是极为重要的。就国内应用逻辑学的发展情况来看，自1982年阐释应用逻辑的早期文章出现至今，它已走过34年的研究历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专注某个片段时期的具体理论，那么导致的必然结果是：首先，对学科之源头或历史传承性的忽略；其次，对学科之未来发展走向的盲视或误判。如此一来，将使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原因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性，这种逻辑关联非常之隐蔽，以至于如果不扎实地把握该学科的整个历史，就无法有效了解某一具体时期的思想理论。换句话说，完整乃至深入地研究应用逻辑发展史对把握个别时期的具体理论是极为重要的。由此而论，至少在应用逻辑学的研究领域内，“史”的考证与“理”的探索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决然分开的。

第二，强化学科的整体性建设。最近几年，国内的应用逻辑学从治学规模到研究深度都有很大程度的提升，成绩喜人。2013年6月，由中国逻辑学会应用逻辑专业委员会与重庆理工大学期刊社共同主办的“全国应用逻辑学术年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召开，全国50余位专业学者出席。此次大会的代表性论文以专辑的形式发表在《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的“逻辑与科学方法论”栏目，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得不说，无论是学术年会的成功举办，抑或论文专辑的刊发，都起到了积极推动国内应用逻辑学发展与建设的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

诚然，取得的成绩是值得强调的，但同样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我们认为，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逻辑分支学科，国内应用逻辑之整体性、聚合性以及独立性的学科式建设还略显不足。或者更具体地说，目前国内的应用逻辑学研究还未上升到一个“整体性建设”的高度，至少不是有意识地施以这种建设或研究。以《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的“全国应用逻辑学术年会论文专辑”为例，在所收录的20篇论文中，接近半数是与应用逻辑相关的形式化理论研究，次之是应用逻辑在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具体理论研究，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教育教学与逻辑哲学、哲学逻辑的讨论。可以看到，其中罕有以下这类研究，即：提纲挈领式地对应用逻辑学的整体布局、学科建构、策略制定以及发展方向等宏观问题进行论述，并对该学科的基本内涵、理论外延、历史背景、发展脉络以及未来趋势给予整体性的综合考量。由此可见，当下的国内学界还未对应用逻辑的整体性学科建制给予足够的强化。

这种“强化”之所以必要，原因在于：国内的应用逻辑学正处于乃至将长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于这一客观事实，同时作为一门科学且严肃的专业领域，只有先搭建好横向的学科研究平台或框架之后，才能从容且深入地做好纵向的具体理论研究。事实上，就应用逻辑学应如何发展与建设的问题，国内学者并非未做过深度思考。杜国平就曾指出应用逻辑之学科建设所应采取的两种基本态度，即：“学科发展的态度和专业研究的态度。”[3]其中，前者恰恰是对此处提出的“加强应用逻辑之学科整体性建设”的有力声援。毋庸置疑，无论是学科发展的态度还是专业研究的态度，都应予以支持。但是，如果“须重点加强应用逻辑之学科整体性建设”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必然要为上述两种治学态度设置清晰的优先级。我们的观点是，在目前国内应用逻辑学还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重要也是必要的，应该以学科的整体性发展或建设为第一要务，首先搭建一个合理且完善的学科平台，再倚之进一步带动具体且专业的理论问题研究，即一种以学科建设为主、以专业研究为辅的应用逻辑治学策略。这种既不保守亦非冒进的策略符合当下国内应用逻辑学发展的实际。

第三，强化学科的层级性梳理。众所周知，恰当有效的研究方法能够促进某一学科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对可能运用于应用逻辑学的一切方法论策略都须予以特别关注甚至是专门研究。遵循这一治学原则，此处构建关于应用逻辑学的“层级梳理法”，对其思想来源、主要内容以及基本特征给予精要论述。

2013年，张家龙先生在“全国应用逻辑学术年会”上就该学科之研究支域的细分问题阐发了重要观点，指出应用逻辑学可细分为如下4个领域：一是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相关的逻辑基础理论研究；二是对逻辑的一般理论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中如何实现进行研究；三是特殊的逻辑系统理论在专业领域中的应用性研究；四是应用逻辑学之发展历史及其规律性研究。显而易见，张家龙先生的观点已然暗含了对应用逻辑学进行领域划分或层级梳理的方法论思想。借助这种细化分析的基本理念或思辨模式，并对“支域细分法”的实质内容给予高度抽象与综合，便可得出用于该学科之研究的“层级梳理法”。

顾名思义，层级梳理法乃是凭借高度抽象的概念分析型思维对作为独立学科的应用逻辑学进行系统有序的“分层”研究。实际上，辨析出来的各个研究层级也就是借以对应用逻辑学进行全面理解和整体认知的不同分析视角。这些不同的视角之间具有潜在的逻辑关联，目的在于通过对应用逻辑学进行多视角、多维度以及多层面的研究，最终展现一幅关于该学科的尽量全面且客观的全景图[30]。这种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要做到不漏掉任何一个可能的且有价值的视角，从而得以对整体的应用逻辑学科给予尽量周全的考量。

按照由潜在到显在、由抽象到具象的渐变序列，将应用逻辑学的可能研究层级罗列如下：第一，哲学层面。包括对应用逻辑学之逻辑观及其研究价值取向的探讨，应用逻辑的概念内涵、外延以及“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之关系的哲学辨析。第二，历史层面。包括对应用逻辑之发展历程及其变化规律的历史性研究。深入探讨应用逻辑学在世界逻辑研究史中的地位、意义与价值。第三，理论层面。包括对应用逻辑学所涉及的各种基础理论和形式系统的持续建构与研发。第四，技术层面。包括对逻辑理论如何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并将其付诸实际应用的研究，亦即通常所说的“逻辑应用”。第五，社会层面。包括对近期显现的应用逻辑之“社会实效转向”的关注，充分重视其“基本素养教化”和“专业定向应用”之诉求，旨在深入挖掘该学科在大众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价值兑现途径。

当下的国内学界似乎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在很大程度上将应用逻辑学视为形式化或技术性的学科。不得不说，这种认知潜存着一种窄化应用逻辑学之研究视域的危险。作为一个综合性学科，应用逻辑学实际上蕴含着丰富多样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和认知方略，而绝不仅限于形式化或技术性的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国内应用逻辑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情况下，学界同仁更应该身负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去开创一条有别于西方应用逻辑学之强调形式化研究的道路。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一领域开创更为宽广的研究空间，这对于加强我国应用逻辑学研究的自主创新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

国内的应用逻辑学研究正处于且将长期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客观事实，需要以正确的态度面对。利好的一面是，在这种情况下，其研究的理论空间和创新余地也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该领域迅速发展与积累的大氛围之下有可能出现如下问题，即一心针对应用逻辑的具体问题进行专门、具体的研究，试图快速取得某种创新性成果。如此一来，便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局部，而忽略了对学科的全盘考察。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旨在对国内应用逻辑迄今为止的整体发展态势和最新理论进展做一综合性考察，以批判性和分析性的眼光审视研究史，从中得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而这种规律性的东西恰恰可以反过来引导应用逻辑的具体问题研究。即首先做到“借史知今”，进而达到“凭史鉴今”，并最终完成“以史促今”的目的。由此而论，对国内应用逻辑学之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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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佑法)

Research on the Tendency 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16 and on the Future Strategy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SHI Tian-biao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latest trend and the future strategy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Firstly, it looks back up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Thestudy history 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 can be chronologically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namely, the initializing period, the exploring period, the developing period and deepening period. And it investigates their characters and relevance dynamically.Secondly, it elaborates on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 which includes three important bright spots and one obvious trend, among which the concept “productive turn in applied logic” is emphasized.Finally, it maps 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 which consists of three guidelines, namely,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followthe trend”“positively explore and diligently learn” “brave to break and continuously innovate”.

applied logic; application of logic; phylogeny of applied logic; productive turn in applied logic; discipline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6-07-09；

2016-1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应用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14ZDB01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约翰·伍兹谬误思想研究”(2016M601220)

史天彪(1980—)，男，北京人，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现代逻辑、非形式逻辑、谬误理论。

史天彪.国内应用逻辑学发展态势研究：1982—2016——兼论学科的未来发展策略[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1):6-25.

format：SHI Tian-biao.Research on the Tendency of Applied Logic in China From 1982 to 2016 and on the Future Strategy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1):6-25.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11.002

B81

A

1674-8425(2016)11-00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