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农与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效应与区域差异

姜 松，刘 晗，周 虹

(1.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重庆 400054； 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金融支农与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效应与区域差异

姜 松1，刘 晗2，周 虹2

(1.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重庆 400054； 2.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总体与区域差异的双重视角，实证研究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但边际影响系数较小。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存在显著区域性差异，东西部地区影响积极，中部地区钳制效应突出，“哑铃式”特征十分明显。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农业人力资本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重要因素，且各控制变量影响效应的区域性差异明显。

金融支农；农业现代化；影响效应；区域差异

一、问题提出

经济新常态下关注“三农”问题是中央战略决策与实施的重点，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架构，“四化”同步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内涵与注脚，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央决策高层对新阶段“三农”发展的全新认知与解读。此外，2014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更是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为主题，探索农业现代化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制度路径，明晰了新时期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政策操作思路并指引了前进方向，战略意义重大。尽管我国“三农”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新常态下“三农”问题仍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现现代化建设大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业，农业现代化仍然是“四化”中的“短腿”[1-2]。这不但体现了农业现代化运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也直接影响着“全面小康”目标建设能否顺利实现、“四化”同步能否顺利推进以及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能否校准并达到预期。从这个层面来说，经济新常态下加速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和“主攻域”。

放眼国际，发达国家和地区从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开始农业现代化进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现代化[3]，如美国、欧盟、日本、以色列等都将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现代农业建设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为后发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指引了前进的方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经验充分表明：金融支持作用对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演进至关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支农服务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真正核心力量，发达国家和地区正是充分借助金融力量实现了农业发展所需的必要资本积累，是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战略举措，有效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发展[4-5]。我国“三农”发展亦十分重视金融服务的作用，金融支农资金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1989年我国农业贷款额仅为1 955.2亿元，到2009年增长至21 622.53亿元，增长了11倍，年均增幅8.34%*数据来自中宏教研支持系统原数据，增长率由此计算得到。。随着政策配套落实，金融支农资金规模、金融支农强度和金融支农增幅仍会继续增大。

那么，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在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实践中，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否与理论预期效果一致？其政策效应如何？不同区域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都需要进一步解答与验证。当然，这也是本文要揭示和解答的科学问题与研究的主旨所在。通过对科学问题的揭示与解答，一方面可以评估金融支农政策效应与资金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从金融支农视角探究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突破口和路径，从而指导农业现代化实践。为此，本文将在对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述评的基础上，通过量化数据建立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并在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估计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总体影响效应。然后，通过区域间的比较，揭示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的空间差异，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夯实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撑。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自工业革命后，工业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盛与否和现代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为此，有学者专门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现代化。如马格纳雷拉所定义的现代化就蕴含着这一特质[6]。自此以后，经济发展与“工业化”通常被认为是“同义”的了[7]。尤其随着“二战”结束，工业化成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竞相实施的大政方针和计划宏图[8]，发展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了“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战略[9-11]。这些发展战略有一个共同点和假设：农业是停滞的，农民是愚昧的，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12]，农业部门充其量只能沦为工业部门的“附属”部门，在“剪刀差”机制作用下为工业部门单向提供生产要素。以此理论为指导，许多发展中国家忽视了农业发展，并由此招致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为此，以Schultz[12]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为开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以工业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转而强调农业问题，主张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并认为农业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其适应范围相对较小而已[13-15]。

理论内涵的认知为农业现代化实践操作奠定了基础，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般规律[2，16-17]。但就我国而言，农业现代化建设最早始于1954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的农业”，并在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明确为“四个现代化”思想，且在1975年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明确了“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具体战略议程。但整体而言，“本世纪末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18]，且在新时期新的、结构性矛盾还不断涌现，农业现代化演进滞后性及其结构性矛盾是造成“四化”不同步、不协调和不平衡的集中体现与主要成因[19]。针对新时期农业现代化演进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学者从不同视角探究深层次成因、寻求农业现代化崛起，其中有效金融服务支持显得尤为重要[20]。

自Davis等[21]论证金融体系能有效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后，Fei等[22]、Drabenstott等[23]也基于不同视角探究了金融服务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此外，Miller等24]、Miller等[25]从动态匹配视角探究了金融服务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作用，主张通过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创新助推农业现代化发展，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在政策扶持、体制创新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给予农业价值链金融发展必要的支持。国外学者对此研究领域的关注也激发了国内学者的兴趣，但引申和论证结论却截然相反。郝爱民[26]、姜振水[27]、黄斌等[28]、顾锦杰[29]、魏文静[30]研究发现金融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相对传统农业而言，现代农业对金融服务依赖性更强，可以通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改进等途径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此持不同意见，他们从现有金融服务制度中潜在的诸多问题出发，认为现有金融制度中潜在的诸多问题已对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钳制作用。如成思危认为农村金融体系不发达致使农村资金外流、农村金融供给不足，造成农民生产所需资本投入严重不足，对农业现代化支撑作用较小[31]。新时期在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中金融服务如何实现动态跟进与调整，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金融业必须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32-33]。

学术界的探索性研究为本研究延展了思路，奠定了研究的理论范式与逻辑起点。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已有研究大多集中于理论论证层面，强调定性认知，对于现实中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并未进行实证探析。二是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金融发展程度、资源禀赋差异巨大，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实现程度更是千差万别，从结构层面解析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理论与实践意义更为显著，但是现有研究中并没有涉及，研究亟待补充与更新。三是在研究数据类型选择上，现有研究运用较多的仍是时序数据，但在大数据下样本容量要求十分苛刻。面板数据由于包含时间和区域的双重维度，更适宜和符合这一特性，不但应用性广泛，研究维度也更为宽广。鉴于此，本文将从总体和结构的双重视角，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金融支农与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与区域差异，为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提出可资借鉴的政策建议与参考。

三、模型设计、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计

近年来，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因其包含时间和截面两个统计维度信息的特点，克服了传统计量回归模型中样本容量有限且存在多重共线性的缺陷，在经济研究领域得以广泛运用。但现有研究鲜有涉及金融支农与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的相关研究，即使有，也基本上是从间接途径出发揭示金融支农与“三农”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触碰到农业现代化的本质与核心内涵。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金融支农与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实证模型解析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及其空间差异。模型设计如下：

(1)

其中，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MOD代表农业现代化水平，FIN表示金融支农服务，X′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α、β、∂为待估计的参数，μ为个体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式(1)刻画了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当β>0时，说明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边际影响效应是正向的；当β<0时，说明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边际影响效应是负向的。当然，农业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大系统[34]，系统的演进不仅和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同配合、牵扯互动有关，而且和系统外部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环境等外在因子有密切关系，不是单一因素驱使的，而是多因素相互牵制、联合制衡所形成的均衡状态。

为此，有必要在核心变量基础上，进一步对控制变量X′进行拓展与解构。参照农业现代化核心内涵以及现实的制度背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视角基于可行性原则选取影响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农业人力资本(CAP)、农业结构(STR)、城镇化(URB)、工业化(IND)、信息化(TEC)。原因在于农业人力资本的“零值静态”均衡或“高水平”动态均衡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分界，且是“头等”重要的[19]；在农业部门，农业结构变动同样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演进的重要因子。在相关政策指引下，农业结构变动可以实现农业要素“质”和“量”的比例转换，有利于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组织方式的变革[35]。而十八大后“四化”同步成为时代主旋律，成为注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闪亮标牌，可以作为系统演进外生因子变量。所以，最终分析模型可以改写为：

MODit=α+β·FINit+∂1·CAPit+ ∂2·STRit+∂3·URBit+ ∂4·INDit+∂5·TECit+μi+εit

(2)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农业现代化水平(MOD)。农业现代化是一个抽象概念，进行实证分析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量化问题。关于农业现代化水平量化，现阶段学术界基本上有两种方法：一是单一指标法，如谢杰用“农机总动力”这一指标来衡量[36]。这种认知显然是片面的，无法全面反映农业现代化概念及其实质；二是指标体系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全面兼顾农业现代化概念，但操作复杂、指标间信息重叠、交叉问题使研究结论“失准”，尤其是指标体系搭建完成后量化方法选择的主观性色彩比较浓厚。鉴于此，本研究沿用姜松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筛选出的农业现代化核心指标[19]，其中，过程指标包括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电气化、适度规模化、生态良性化、生产者知识化、专业化、科技化，结果指标包括商品化率、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进行“降维”以去除其中的重叠信息，最终经过指数化处理得到我国各省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

(3)

其中，MOD(n)表示第n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F(n)为第n年农业现代化主成分综合得分，F(min)表示第n年农业现代化主成分综合得分的最小值。我国31个省份*图中序号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省份排序一致。的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计算结果如图1。

金融支农(FIN)。自North[37]系统论述了制度的作用与效应后，“获取正确的制度安排”成为重要研究领域。农业现代化演进亦是先进要素替代“旧要素”的过程。随着先进农业生产要素的不断涌入，原本的“旧的”制度安排面临着制度运行效率损耗的困境，需要进行改进与替换。从这个层面来讲，制度安排与农业现代化演进至关重要。从本质上来说，金融支农亦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一种制度安排，尤其是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农村金融发展迅速，服务能力不断增强，金融支农力度、支农渠道与方式、支农领域与范围都得到极大拓展，成为不可或缺的利剑，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信贷服务。因此，本研究采用农业贷款资金总额占GDP的比重来度量金融支农水平。

图1 各省份农业现代化指数测度

农业人力资本(CAP)。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将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体与核心动力。而这其中所蕴含的实质内涵就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将导致农业现代化新技术受阻，农业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至关重要[38]。目前，关于人力资本衡量替代指标选择较多且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但总体而言，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其他指标更接近人力资本的含义[39]。具体的处理方法是将农民按照教育程度划分为文盲或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5个受教育层次，并将受教育年限分别设定为2年、6年、9年、12年、16年，然后乘以每个层次农民所占比重，分别为ILL、PRI、JHS、HSC、JUC，通过加总就可以测算出农业人力资本水平：

CAP=2×ILL+6×PRI+9×JHS+ 12×HSC+16×JUC

(4)

农业结构(STR)。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演进轨迹表明：农业结构变动效应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推动效应显著。比如在日本，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导向所推行的“一村一品”运动就对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一般而言，农业结构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有广义的农业部门结构，涵盖农、林、牧、渔等产业形态，而且有狭义的种植业结构等。所以，衡量方法也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为了保持统计口径一致，本文主要运用的是广义层面的方法，通过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进行衡量。

城镇化(URB)。关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认为二者在制度创新、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互动关系，是新农村建设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城镇化量化度量方面，学术界现有研究中也涌现出诸多成果，但梳理发现有单一指标法和指标体系两类。由于指标体系指标繁多、操作复杂，因而现阶段指标体系也仅仅停留于量化测度层面，并没有运用到实证研究中。尤其是在省际层面分析时，指标体系的操作便捷性更是受到挑战，分析的局限性也更为突出。因而，相比较指标体系方法，单一指标方法在计量与实证中更受学者青睐。鉴于此，本研究参考万广华等[40]、陈斌开等[41]采用“人口城镇化”衡量指标，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工业化(IND)。工业化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在其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首次提出农业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业化的内涵必须包括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刻揭示了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间的密切关系。基于理论认知，如何很好地衡量工业化水平就成为研究突破的关键。工业化衡量也存在指标体系和单一指标两种方法。如谢康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和空间结构4个维度来衡量工业化水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刻画工业化指标体系中的“空间结构”部分时选用的就是城镇化指标[42]。城镇化作为工业化空间表现形式造成的结果是：若采用指标体系的方式将无法单独揭示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43]。为此，在对工业化进行度量时仍采用单一指标的方法，用工业化率指标来反映工业化水平，即通过工业增加值与GDP比重计算得到。

信息化(TEC)。信息化是世界发展大趋势[43]，是一种新型生产力，可以提高农业精准性、规范性，引领农业发展方向，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在关于信息化衡量方面，学术界并未达成一致，谢康[42]主要是通过指标体系来系统衡量信息化水平。陈建军等[44]、周业安等[45]分别选用人均移动电话数量和人均电话拥有量单一指标来衡量信息化水平。由于研究采用省际面板数据且时间跨度相对较长，采用人均移动电话数量这一指标数据缺失较为严重。为此，参照周业安等[45]的做法，选择固定电话入户率来衡量信息化。

上述指标所涉及数据直接源自或根据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宏教研支持系统、CNKI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数据库计算所得。时间跨度为1985—2011年。此外，由于农业现代化水平运用的是农业现代化发展指数，为确保数据一致性使研究结论更具信度，对其他指标原始数据亦采用同样方法实施指数化处理。处理后的各指标间的散点图矩阵如图2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面板数据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数据稳定性是实施实证研究的关键步骤，非平稳的数据容易使实证结果出现“伪回归”现象，从而使研究结果失真。为此，有必要对各个变量实施平稳性检验。研究综合运用LLC、IPS、ADF和PP方法。从表1反映的情况来看，除IND、CAP、STR3个变量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都是平稳序列外，其余变量均为非平稳序列。为把这些非平稳序列变为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经过处理后的ΔMOD、ΔFIN、ΔURB、ΔTEC都在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明数据已经变为平稳序列。

图2 各变量散点图矩阵

变量LLCIPSADFPP结论①MOD9.899(1.000)7.959(1.000)25.837(1.000)89.514(0.013)非平稳ΔMOD-34.6503(0.000)-30.9860(0.000)981.633(0.000)2544.57(0.000)平稳FIN8.527(1.000)5.363(1.000)118.568(1.000)191.157(1.000)非平稳ΔFIN-127.504(0.000)-65.716(0.000)1904.00(0.000)1996.42(0.000)平稳URB4.001(1.000)1.009(0.844)127.531(0.000)117.297(0.000)非平稳ΔURB-112.793(0.000)-60.2477(0.000)1493.52(0.000)1937.54(0.000)平稳IND-2.058(0.019)-3.549(0.000)121.169(0.000)147.112(0.000)平稳TEC11.6052(1.000)15.7392(1.000)24.1693(1.000)108.187(0.000)非平稳ΔTEC-204.62(0.000)-114.05(0.000)2714.80(0.000)2546.47(0.000)平稳CAP-41.1389(0.000)-46.2252(0.000)2442.78(0.000)2007.49(0.000)平稳STR-3.7824(0.000)-4.723(0.000)121.424(0.000)95.48(0.004)平稳

注：( )内表示P值。

① 检验十分严格，只有4种方法同时通过检验才说明结果合格。

虽然通过一阶差分可以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但这也会导致在实证中失去了各指标所蕴含的长期信息，且这些信息对于实证分析是十分必要的，研究也才会更有价值与意义。因此，基于平稳检验结果，进一步运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对各指标间的长期关系做进一步检验。依然运用LLC、IPS、ADF和PP方法对回归残差实施检验以反映指标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各个截面的残差不存在单位根，这些残差属于平稳序列，说明农业现代化(MOD)与金融支农(FIN)、农业人力资本(CAP)、农业结构(STR)、城镇化(URB)、工业化(IND)、信息化(TEC)等变量存在协整关系，研究有进一步拓展价值，可以进一步分析金融支农及其他控制变量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

表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二)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的总体估计

以上述认知为基础，继续剖析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作用方向及作用程度。为体现研究精度与研究结论的可信度，综合运用多重方法估计模型。表3中模型(1)—模型(4)分别给出了个体固定效应、个体随机效应、广义最小二乘法及极大似然(MLE)等方法下的结果。从结果来看，不同方法下各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各变量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均存在显著影响。鉴于各方法下模型估计误差较小，实证分析最终选择以极大似然(MLE)即模型(4)的实证结果为基础展开。

首先，分析金融支农(FIN)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总体影响效应。由模型(4)可知，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表明金融支农资金力度增强会对农业现代化演进产生推动作用，但边际影响系数非常小。具体来说，一是在市场经济机制下产业发展信贷资金投资偏好与产业成长预期、综合风险是协同一致的，农业生产经营特殊性、周期性及风险性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金融资本不愿涉足农业发展领域，根植于“三农”生态下的农业金融资本城镇化、逃离化、跨区域化问题十分严峻，金融资本配置恶化。问题的改观始于2003年，国家强化对“三农”的强力支援，通过财政手段调动了金融机构的支农热情与金融资本流向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农业现代化演进中的资金需求“瓶颈”，使农业生产条件获得极大改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有能力使用先进农业技术、装备及物质条件改造农业，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演进。但是，未来金融支农力度仍需持续注入与增强，避免重蹈恶性循环覆辙。二是从金融结构视角来看，目前我国金融支农“主力军”仍然是大型银行，中小银行、微型银行甚至是农村新型金融支农组织发育迟缓且相对欠缺，经济结构与金融结构严重脱节与不匹配问题导致金融支农主体错位、协同配合与协作合力不足，使农业现代化发展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金融支农服务，也使金融服务支农效率整体低下、作用不太明显。三是农业现代化演进过程是农业经营主体基于农业增值收益所形成的农业价值链演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农业金融服务是多层次、多维度的。但现阶段的金融支农服务停留在单一主体、单一环节，没有形成“价值链金融”体系，也是导致其边际影响系数较小的重要成因，创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价值链融资模式是未来金融支农模式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其次，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农业人力资本(CAP)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且边际影响系数最大，达到0.982，这和舒尔茨[12]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农业人力资本提高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头等”重要的因素，未来提高农业人力资本水平是重中之重。农业结构(STR)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说明农业结构仍然是钳制农业现代化演进的重要因素，现阶段我国农业结构性问题突出，农、林、牧、渔等部门的比例失调，抑制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同时，由于我国农业市场化建设相对滞后，农民在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主观盲从行为比较严重，政府决策与农民决策的背离使农业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在外部因素层面，城镇化(URB)、工业化(IND)、信息化(TEC)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均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目前我国“四化”不同步的现实国情。具体来说，城镇化(URB)、工业化(IND)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边际影响效应显著为正，这说明城镇化和工业化通过“拉力机制”，即通过劳动力空间转移、提升农业生产技术和物质装备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等途径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但比较发现，工业化边际影响系数比城镇化边际影响系数要大，这也说明“反哺”农业的主要途径选择应该是侧重“以工补农”[46]。信息化(IND)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虽然为正，但边际影响系数非常小，强化信息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服务”势在必行[47]。

表3 模型总体估计结果

注：( )内表示T值，***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三)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的区域差异

我国地域广阔，东部、中部和西部无论是在自然地理条件还是在社会发展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48-51]，金融支农实际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程度也是如此。有必要从区域结构层面揭示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的区域差异，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为此，进一步采用不同方法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数据样本进行分区域回归，估计结果见表4。在表4中，模型(5)—(7)、模型(9)—(11)、模型(13)—(15)给出的分别是个体固定效应、个体随机效应、极大似然(MLE)的估计结果。考虑到分地区回归数据属于典型的长面板数据，也就是说时间维度所蕴含的信息大于截面所蕴含的信息。为避免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模型(8)(12)(15)给出了面板误差修正(PCSE)的估计结果。比较估计结果会发现，不同方法估计的结果基本相似，充分证实了研究方法选择的科学性。但鉴于分析便利，选择专门针对长面板特性的面板修正标准差估计结果作为分析依据。

首先，分析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的区域差异。由模型(8)(12)(15)的估计结果可知，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从影响方向来看，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显著为正：东部地区经济水平较高，整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支撑农业发展的金融资本相对比较充裕、示范带动作用较强；而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版图中的“后发区域”，农业现代化水平及实现程度虽然低于中国整体及沿海地区[24]，农业金融资本相对稀缺，但在“金融资本逐利”机制作用下，金融资本注入的边际收益率会更高，效应更强。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纵深推进，各类金融资源涌聚西部无疑可以扭转长期以来西部金融资本匮乏的不利局面，提高农业资源配置的效率，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但在中部地区，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却显著为负，产生了抑制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面对东部的高度繁荣与西部大开发的夹击，以及国家政策倾斜，中部成为“政策洼地”，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哑铃式”效应表现十分明显。此外，也可能是随着农业现代化演进阶段转化，中部地区金融支农领域及范围并未做出相应调整而产生了“挤出效应”，抑制了中部农业现代化演进。从影响程度来看，除西部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高于我国平均水平外，其他与平均水平持平，但整体而言，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的边际影响效应均较小，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未来继续强化金融支农力度仍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关键途径与战略选择。

其次，分析农业现代化演进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差异。由结果可知，各控制变量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在各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农业人力资本(CAP)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均为正，但从影响系数来看，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业人力资本效应相对较弱，这与西部教育相对落后存在密切关联，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是未来西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农业结构(STR)对东部和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且从抑制效应来看，农业结构对西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抑制作用更大。农业结构对中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总体而言，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也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环节。城镇化(URB)对中部、西部农业现代化起到了显著正向作用，从边际影响系数来看，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说明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镇化仍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主要动力。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一方面是因为东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位于较高阶段，二者协同配合力量对比存在差异，但也可能说明过去东部地区“就地城镇化”是相对粗放的、资源高消耗型的分散城镇化[52]，发展质量亟待提升。工业化(IND)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影响效应均显著为正，从影响系数来看，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但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却产生了抑制作用，这表明中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挤占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生产要素，使中部地区陷入“比较优势困境”。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中部地区金融支农资金流向偏好非农化的推断。信息化(IND)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业现代化演进产生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西部地区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的恰是西部信息化建设滞后、“渗透效应”薄弱的事实特征。

表4 模型分区域估计结果

注：( )内表示T值，*、**、***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效应与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是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但边际影响系数非常小。虽然在财政手段的引导下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普遍提高，改善了农业生产经营条件、物资装备水平以及技术水平，缓解了农业现代化演进中的资金刚需，但囿于我国金融支农机构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导致金融支农主体的“错位”与协作缺失，使金融支农服务及资金运行效率低下。此外，在支农实践中，现有金融机构基本上是围绕单一主体、单一渠道乃至农业生产经营的单一环节，农业价值链融资动力不足，金融服务供给与农业现代化资金需求异质性矛盾突出，也是致使其影响系数较小的重要成因。二是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演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金融支农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对东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产生积极影响，对中部地区“哑铃式”的钳制作用十分明显，中部成为“政策洼地”。三是从控制变量来看，农业人力资本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演进的最重要因素，且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区域差异明显。

(二)政策建议

一是强化金融支农力度，提高资金运行效率。总体来说，要继续强化金融资本注入力度以化解农业现代化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演进阶段中资金的刚性需求。针对农业现代化演进不同阶段金融服务需求的异质性特点，要在甄别不同农业现代化阶段基础上选择不同的金融支农领域，提高资金匹配效率。同时，要建立金融支农资金动态过程管理机制，避免金融支农资金流向发生偏离所形成的效率耗损。二是优化支农主体结构，提高主体协作水平。加大中小银行、微型银行、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及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在支农体系中的比重并提高其支农地位。此外，应通过相关政策配套、体制机制创新，提高金融支农体系内部的金融中介协作水平与协作程度，形成强劲的支农合力。三是发展价值链金融，创新价值链融资模式。农业价值链金融实现了价值链与金融服务的有效链接，改变了传统的金融支农模式，为生产、加工、销售与流通等价值链参与者与利益分享者提供了新的途径。因此，建议从整个农业价值链供给金融支农服务，通过“金融中介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等方式创新农业价值链融资模式，实现农业价值链的利益共赢，彻底化解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资金需求困境。四是实施制度安排，推动“四化”协调发展。经验事实已表明，“四化”协同是农业现代化演进的一般规律。为此，应在“四化”同步前提下，通过制度安排，强化农业现代化内生性发展，尤其是强化对农业人力资本积累及农业结构调整的作用，通过系统的内外协同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与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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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艳君)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ffec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JIANG Song1，LIU Han2，ZHOU H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the double perspective of the general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 this empiricalstudy analyzes the impact of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on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on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but the marginal coefficient is small. The effect exhibit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akes on “dumbbell” feature: it is positive i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while it is negative in central China. In addition, among the controlling variables, the human capital is an important factor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ontrolling variables also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

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effect;regional difference

2016-04-11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重庆市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与金融服务创新的协同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2015QNJJ0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金融服务共生演化机理及模式研究——基于农业价值链视角”(15XJC790003)；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金融服务创新的协同演化机制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KJ1500919)；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庆市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创新研究”(16SKGH144)；重庆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经济金融化对城镇化演进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2014ZD40)

姜松(1986—)，男，江苏连云港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农村金融、数理金融方法及应用、农业经济。

姜松，刘晗，周虹.金融支农与农业现代化演进：影响效应与区域差异[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1):38-49.

format：JIANG Song，LIU Han，ZHOU Hong.Financial Support for Agri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Effects and Regional Differences[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1):38-49.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11.005

F202

A

1674-8425(2016)11-003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