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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时间:2024-08-31

章晓英,李俊君

(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重庆 400054)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章晓英,李俊君

(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重庆 400054)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 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西部地区;老年贫困;贫困率;Probit模型

一、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老年群体极速变化的现代社会极易沦为贫困。特别是在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老年人受到的影响就更为严重。并且由于农村大量的年轻劳动力流向城镇,剩下的大部分是老年人,使得农村地区的老龄化较城市而言更为严重。中国西部农村作为贫困人口的主要分布区域,不仅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状况落后,更是少数民族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研究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老年贫困极具现实意义。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张弘骅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研究了教育、性别与贫困的关系,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越不容易发生老年贫困[1];同时,性别与老年贫困也具有相关性,低学历女性比低学历男性更容易陷入老年贫困,学历越高的老年人在精神上越不易陷入贫困。王宁等[2]、冯晓娟[3]、吴香雪[4]、汪洋等[5]从社会保障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农村老年致贫的原因是保障制度不健全,保障水平低。王瑜等[6]、陈元刚等[7]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从收入、健康和心理3个维度对影响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子进行分析后发现,认为子女数量对老年贫困有着显著的影响,不管是经济贫困还是心理贫困;独居老人比与子女住、与老伴住、与亲戚朋友住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高;没有退休金的老年人发生贫困的概率远远高于有退休金的老人。郭荣丽认为老年贫困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家庭规模小型化和自身疾病3个方面[8]。Teal、Winegarden分别通过对加纳和坦桑尼亚的研究发现,教育并不能显著地缓解农村贫困[9-10]。

有的学者从实证角度,运用具体的模型进行了研究。杨菊华等利用序次logistic模型对“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调查”资料中的主要自变量进行定量分析,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公共福利的有无、家庭形式和居住安排、子女数量和性别、子女的经济支持均对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11]。刘修岩等根据上海市农调队的数据,运用两阶段Prob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陷入贫困的概率平均降低7.51%[12]。Gregorio等利用中国18个省份8年的数据就教育对贫困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由于教育支出的增加,农村贫困消除缓慢[13]。Makiwane等对南非Mpumalanga省进行定量研究发现,老年人生活质量差主要是因为收入低、家庭负担重[14]。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一是国内外学者对于农村老年贫困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多以个体访谈或者少数贫困人群调查得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样本容量较小。二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老年贫困的界定有的从定性的角度进行衡量(如自我感知法),也有的从定量的角度来衡量(如根据收入、消费水平确定),界定的方法很多,结果差异性较大,且学界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界定方法。三是大量国内学者对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多以中东部为研究对象,对于西部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还没有较系统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国家把西部地区作为经济提速的发力区域之一,大力发展西部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完善社保体系,拉近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所以针对西部地区分析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很有必要。本文以项目组的调查为依据,实证分析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因素,除证实了前面学者的部分相同的结论外,更进一步细化了不同居住条件下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希望可以为有关部门制订缓解老年贫困相关措施提供参考。

二、贫困的界定和估计

(一)样本数据

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研究》项目组于2014年初组织的调查。调查共覆盖了西部地区9省57个市县106个村,共收回问卷1 617份,经过核查和回访,最终确定了有效问卷1 575份,有效率97.4%。

(二)贫困的界定方法

关于贫困线的确定,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国际贫困线法(“1天1美元”)、自我感觉法、恩格尔系数法、国际标准贫困线法(收入比例法)等。

(1)国际贫困线法。1990年,世界银行为比较各国的贫困状况,对36个转型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标准进行了研究,最终按1985年的购买力平价确定了衡量各国贫困状况的通用标准,即“1天1美元”。

(2)自我感觉法。通过与其他老年人的对比,老年人对自己的经济状况、生存状况进行的自我评价。一般以老年人的自我评价“非常贫困或贫困”来近似地计算贫困发生率。

(3)恩格尔系数法。根据满足生活需求所需要的最低营养摄取标准来确定食品支出费用,并用它除以最低收入水平组的恩格尔系数,即可得到贫困线。

(4)国际标准贫困线法(收入比例法)。这一方法是1976年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中位收入或平均收入的50%~60%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线,这就是后来被广泛运用的国际贫困标准。

根据现有的一些界定方法,结合农村老年人的特点和有关专家的一些建议,本文确定选用国际标准贫困线法(收入比例法),理由如下:一是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数据很难统计,特别是跟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很多老人反映吃住随子女,无法估计收入,所填收入数据特别低的有很多;二是农村自己种自己吃的农作物也不方便估计,所以收入多数是被低估了;三是西部农村老年人的支出需求与其他年龄段群体、其他区域人群不一样,会更低一些,如果用全部人口的收入作为计算标准肯定不合适。所以,用这一群体的平均收入的一半作为贫困线可以减少由于低估引起的误差。

(三)老年人收入的统计方法

老年人的收入是指老年人自己掌管的可供自己支配的钱,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分为以下几块:自己的劳动和工作收入,存款利息,以及房屋、土地和设备出租等收入,子女给的生活费,养老保险金,低保,政府和集体的补贴和救济金等。

(四)贫困线和贫困率的估计

经统计发现,虽然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平均收入差不多,但很多老人反映,由于与子女同住吃住随子女,无法估计收入,所填收入数据特别低和特别高的都很多,所以造成了相同的平均收入但贫困率很高(43.83%)。相对来讲,不与子女同住的收入比较真实。因此,这里对于贫困线和贫困率的计算将采用以下计算方法:

本文将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平均收入的一半1 722.4元/年作为贫困线。(1)不与子女同住,收入低于1 722.4元/年的比重为31.60%。(2)与子女同住,贫困的界定需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收入低于1 722.4元/年且自己感到困难,比重为28.15%。

按照本文确定的贫困线,样本中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人数262人,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人数210人,合计472人,总体贫困率为29.97%。

三、模型与变量

(一)模型的设定

本文是对影响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素的分析,因此用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回归分析。通常的计量经济模型都假定因变量是连续变化的变量,而这里的因变量“是否贫困”是一个离散变量,因此本文选用二元离散选择模型probit模型,模型如下:

令Pi=p(yi=1|xi),表示在Xi一定的条件下,yi=1的概率。1-Pi为xi在—定的条件下,yi=0 的概率。

假设有多个自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

yi=β0+β1x1i+…+βkxki+μi

(yi=0,1)

(1)

假定有一个与自变量x有关联的指标变量y*, 用y*是否超过了某个临界值来决定其取1或者0(通常可取0作临界值,y*>0则y取1,否则取0),即建立模型:

(2)

y取值为1的概率为:

(3)

其中Φ(·)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

(二)变量的选择及定义

影响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因素很多,本文模型中所选变量依据本课题的调查问卷所设问题,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以“是否贫困”作为因变量(贫困=1,非贫困=0),选择了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经济特征、健康医疗特征等4大类共20个自变量(见表1)作为解释农村老年人是否贫困的因素。相关假设为:(1)年龄越大、身体越差的农村老年人越容易致贫,文化程度低比文化程度高的更容易致贫。(2)农民的劳动收入首先是保证自己当前的基本生活需要,然后才考虑长期的养老问题,因此,参加劳动的老年人比不参加劳动的更不易贫困。(3)子女数越多的农村老年人,负担越大,越容易发生贫困。(4)子女经济状况越好,与子女的关系越好的农村老年人越不容易发生贫困。

表1 变量及赋值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实证结果及检验

根据调查数据发现,老年人在不同居住安排下,影响贫困的因素是有差异的。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日常开销由子女负责,相对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而言,生活压力减少了,影响贫困的因素也可能发生改变。因此本文建立3个模型考察影响老年贫困的因素。(1)利用全部数据,共 1 575 个样本单位,用是否贫困作为因变量,选取所有样本单位共有的指标(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婚姻、子女数)、经济特征(剔除子女给生活费和子女经济状况两个变量)、健康特征)共13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建立整体模型(模型1)。(2)在与子女同住的746个样本单位中,以是否贫困为因变量,在整体模型自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子女关系(relationship)、子女给生活费(livingmoney)、子女经济状况(ecocondition)3个与子女有关的变量,建立与子女同住模型(模型2)。(3)在不与子女同住的774个样本单位中(剔除无子女的样本),自变量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经常看望、居住安排、住在附近3个变量,同样以是否贫困为因变量,建立不与子女同住模型(模型3)。

运用Eviews6.0先对整体模型(模型1)建立probit模型,结果发现14个变量中只有年龄是不显著。但是,考虑到模型中自变量个数较多,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而多重共线性会影响变量的显著性变化,因此我们使用逐步回归法再次对模型进行估计,以剔除不显著变量和检验多重共线性。使用逐步回归法重新估计参数得到模型1.1,对比两个模型可见,根据10%的显著水平,除了年龄和自有住房两个变量外的12个变量均显著,且变量的参数大小、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显著性变化,这说明模型1.1是稳定的(见表2)。

同理,运用逐步回归法对与子女同住和不与子女同住样本进行估计,分别得到模型2和模型3,两个模型最终的显著变量见表3。

从表3的最后一行LR检验统计量可以看出,3个模型都是显著的。从表4中的相伴概率可知,三个模型的拟合均完全充分,拟合精度都很高。

表2 整体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3 模型2和模型3显著变量

注:*、**和***分别代表回归系数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

表4 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结果

(二)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实证结果显示,个人特征中只有民族(nation)在3个模型中均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说明少数民族老年人比汉族老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在不与子女同住的模型3中,文化程度还显著影响老年人的贫困与否,负向的回归系数意味着文化程度越高,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越小。在与子女同住的模型2中,性别也是影响贫困的显著因素。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贫困,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寿命相对于男性要长,这使得老年女性的丧偶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迅速增加,且由于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较弱,其收入来源主要由配偶和子女提供,随着丧偶率的增大,女性老年人的经济状况也越发困难。

第二,家庭特征中,子女经济是影响老年贫困的显著因素。子女经济越好,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的力度越大,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也就会越低。在不与子女同住的模型3中,家庭因素中与子女关系的好坏也影响着不与子女同住的这部分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而在与子女同住的模型2中,子女数、婚姻状况是影响这部分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影响因素。子女数的回归系数为正,意味着子女数越多的老年人越容易发生贫困,这是因为子女数越多,老年人的负担越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就越低。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未婚比结过婚的老年人更易陷入贫困。

第三,经济特征中,工作、财产性收入、养老保险、子女生活费、低保和政府救济金,这6个变量(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为负,意味着这些变量的有无与贫困与否有着负变动关系,即有工作、有财产性收入、有低保、有子女的生活费、有政府救济金、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发生贫困的几率较其他老年人要小。

第四,健康特征中,对于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健康程度和自理能力对贫困有着显著影响。健康程度越差,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陷入贫困的几率也越大。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因为与子女同住,意味着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基本上由子女负责,这时候健康和自理能力对于贫困的影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五,特别说明一点,在这3个模型中年龄都是不显著的。这是因为,年龄与工作之间存在着高度相关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机能不断减弱,获得收入的能力也不断减弱,贫困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大,所以在模型中表现出不显著。但是单独就年龄与贫困进行回归,发现年龄是显著的,或者说,去掉工作这个变量,年龄也是显著的。因此,年龄对贫困是有影响的,年龄也是一个共性因素。

五、结论和对策建议

(一)结论

Probit回归显示:年龄、个人工作收入、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这7个变量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意味着经济对于老年人是否贫困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中,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也是影响这类老年人是否贫困的因素。而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因素。

(二)缓解西部农村老年贫困的对策建议

1.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首先,缓解农村老年贫困的根源在于发展农村经济。经济落后是地区贫困的症结所在,要改变西部地区农村经济落后的现状,缓解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一是要建立城乡互动体制,形成一个符合西部地区特色的城乡经济发展新模式。二是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发展地方特色农业经济,搞活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西部农村贫困区域应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为切入点,充分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适当调整结构,提高农民收入,探索出一条与当前贫困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模式。

其次,完善西部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一是政府财政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资金的投入,提高政府补贴额度,因地、因人、因时制宜地适当提高养老金补贴额度。二是规范社会保障的审查标准并加大监督力度,充分发挥低保在缓解贫困中的作用。三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医疗保险资金的投入,提高报销比例,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贵的问题,减少因病返贫的概率。

2.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

根治农村老年贫困的关键之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要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农村教育落后的现状,一是要加强基础教育建设,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面实施,同时提高对农村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的支持力度。二是要稳定农村教师队伍,加大教师素质培养的力度,逐步提高农村教师待遇水平,并通过送出去培训、学习等途径提升农村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鼓励城镇优秀教师到农村任教,并建立城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努力实现城乡共享社会教育资源。

发展农村基础医疗建设是缓解农村老年贫困的一项重要措施。西部地区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差是导致农村家庭贫困的一大诱因。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得不到改善,势必会加重农村贫困家庭的经济负担。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和基础设施是保证农村贫困家庭成员大病突发时能够及时就医、方便就医、便宜就医的关键。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尤其是偏远的山区,更应完善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吸引优秀的医疗人才到农村扎根服务,加大对医务工作人员培训力度,切实解决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看病不方便的问题。

3.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

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在改变着一些传统的家庭理念。目前,功利意识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不仅淡化了人们的亲情养老观念,也让社会呈现出了一种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倾向。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人口老龄化严重、社保体系不健全的西部地区,家庭养老仍然是农村养老的主流。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家庭养老不仅仅意味着能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和子女的日常护理,更能得到儿孙促膝的精神慰藉,而这些都是当今社会保障所不能完全替代的。因此,继续发挥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优势是必然的选择。积极营造尊老、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倡导文明、和谐、平等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谴责不孝行为,并加强老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使老年人能正确使用社会舆论和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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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艳君)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Elderly Poverty in Western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06 Villag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ZHANG Xiao-ying, LI Jun-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ongqing 400054, China)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 575 rural elderly people in 106 villag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poverty of the elderly are analyzed. Probit model shows that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lderly poor includes common and characteristic factors.Age, labor,alms,property income, subsistence allowances, children livingexpenses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children are common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elderly poverty; cultural degree and level of health and self-care ability and endowment insurance is characteristic factors influence the elderly poor who is not living with their children; family size, gender, marital status is characteristic factors influence the elderly povertywho live with their childre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lusions of the model, this paper suggest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elderly poverty:to develop rur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and primary health care system, and to promote a socialist new-typ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to create a good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respect the old and cherish the young.

western region; elderly poverty; poverty rate; Probit model

2016-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研究”(12XRK005)

章晓英(1970—),女,浙江嵊州人,教授,研究方向:福利经济学。

章晓英,李俊君.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6(11):67-74.

format:ZHANG Xiao-ying, LI Jun-ju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Elderly Poverty in Western China: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06 Villages in the Western Region[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11):67-74.

10.3969/j.issn.1674-8425(s).2016.11.008

F061.5

A

1674-8425(2016)11-006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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