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旧当年空鬼籍，江山异域久神游”——读内藤湖南《燕山楚水》游记部分札记

韩中慧

(宁夏大学 人文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0 引 言

内藤湖南(1866—1934)在东亚史学界以“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等学术主张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影响着一代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路径。1899年9月至11月期间，内藤湖南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国土，《燕山楚水》便是他第一次来华旅行的一路见闻札记。此书记录了内藤湖南对中国山水古迹的实地考察，其中引征古籍记载，考据间感叹今古不同，带有浓重的寂寞感伤之气，亦记载了与当世中国一批颇为政治前途忧虑的知识人如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等笔谈的对话记录，文字间蕴含着内藤湖南对本国(日本)的文化认同、文化自尊及对他国(中国)的文化理解。葛兆光先生认为，通过“他者”来定位“自我”，对于“他者”即异文化的态度，亦体现着对异文化的理解程度，这种认同和理解的变化，常常又可以折射各个文明单位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1]43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失落激荡之时，内藤湖南以异域的眼光，带着对中国古典文化悠长的记忆和情感，以及一份自我中心主义的姿态，写下了这部《燕山楚水》。

《燕山楚水》这部书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禹域鸿爪记》，即内藤湖南的中国游记，按时间顺序分为十二章。其中内容大多是自1899年9月22日至翌年4月4日之间以“游清纪程”的题目连载在《万朝报》上的文章，编辑成书时有所增益；二是《鸿爪记余》，是关于中国社会文化现状的杂感，呈笔记体，长短不一，分列在二十多个小题目下；三是《禹域论纂》，汇集了十几篇内藤湖南就中国问题所写的评论文章。而本文主要关注的则是《燕山楚水》的第一部分，即内藤湖南的第一次来华旅行见闻。从1899年9月9日乘仙台丸抵达烟台，到11月25日乘西京丸离开上海，其间他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汉口、南京等地，一路遍访各地名胜古迹，碑坟寺观，多引证史书文献，目睹古今之变，抒发兴亡之感叹，内藤湖南这一路的见闻、笔谈，其间心理变化曲折蜿蜒，矛盾重重。内藤湖南作为日本政治立场的文人学者，是用他的“异域之眼”对中国进行从北至南的政治、社会、风俗、人情的观察，因此他常常能发现本地人习以为常而忽略的细节。这部见闻录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份真实面貌。

1 情感矛盾：对文化母国的追忆与对政治体制的彻底鄙弃

“湾头烟罩四茫茫，吹笛何人度水长。

来泊烟台无月夜，不忆家乡忆异乡。”[2]9

内藤湖南虽然是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国土，但他是带着对中国古典文化遥远的“历史记忆”而来。这与朝鲜、日本在历史传统中与中国的关系相关。在当时，朝鲜、日本官员和知识人常常把对于传统中华文化尤其是大明王朝时期文化的向往和羡慕，转化为“历史记忆”，并通过与清帝国的对比，变成对于过去“华”的赞美和对于现实“夷”的鄙夷，这使得一个“中国”变成了两个分裂的“中国”。时光流逝，大明灰飞烟灭，昔日被仇视鄙夷的民族却成为清帝国，致使朝鲜、日本国内的知识人因为出于对大明王朝的美好追忆而产生一些情感上的偏执。[1]9在《燕山楚水》的游记中，内藤湖南就曾有过这样的描述：“明时都城建筑旧规，有壮大下水设备，比之文明国都府亦毫不逊色，清朝文明如何，则由此可以推想矣。”[2]83在《江南春》中，青山木儿亦曾描述到，一直想听明以来的传统昆曲，而非清中叶以后勃兴的京调。[2]101可见这一批日本知识人对于明代正统文化的地位仍然带有历史记忆性的眷恋和情感的偏执。

在蒙元时代之后，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远不如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密切，朝鲜对待大明曾言是“再造”之恩，而日本在1374年、1380年被明朝拒绝建立邦交后，足利义满感觉到日本不应当被摒于东亚国际秩序之外，故为了加入明朝朝贡圈，主动降低日本主权，足利义满去世后，足利义持一反圆滑退让的外交政策，邦交一度断遏。与此同时，东亚朝、日之间掀起文化竞赛，其竞赛现象的本质恰是对“不在场”的中国古典文化正统继承的争夺。[3]46-50《燕山楚水》中呈现更多的是对近似虚化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的追念和对现实中国社会的极端厌恶。如内藤湖南曾在塘沽车站目睹人来人往、车夫为争运行李涌入车中的嘈杂场景，“真乃中国无法无序之一贯作风也。据说如疏于监视，行李即刻被盗乃常事也。”[2]7“平常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衣袖相触亦觉不快，今奋力挤入，不得不求一宵之眠，实堪怜也。”[2]47言语间多是鄙夷，这种对现实中国社会民众的厌弃已经到了一种极端变态的地步，于是在此游记里，你会看见对文化、对历史、对山水，内藤湖南自有心中弥漫的深情悲伤，但对现实里生活的中国人，他却丧失了基本的人道关怀。

《燕山楚水》中，内藤湖南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惋惜和对自身文化的自豪，并不断地借助消失的中国古典文化来贬斥这个现实的清帝国的文化落寞。他毫不掩饰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彻底失望，“国家衰旧，如此荒凉，二千年郡县政治之余弊，惟有痛惜。”[2]3在与蒋国亮的笔谈中，内藤湖南谈到，“贵国积弊，非自本朝始，远自根于商君变井田开阡陌，近则科举取才，有美名而无实功，加之郡县之制，牧民之官不以生民休戚为念。”[2]33然而对文化母国几千年来的现状，他又有着绵长的哀伤：“杂草茂盛，没过人头，甚至生有高达数丈之树木。城外濠水映照月光，处处人家灯影稀疏，透过如烟杨柳，隐约可见三四中国人徘徊于濠边，哼着小调。眺望过去，难以想象此都城今为君临四亿生灵之大清皇帝居城，无限凄凉，不觉泪下。”[2]17

这种情感哀伤来源于其精神上对文化母国的崇拜和追挽，所以言语间亦不时流露出倾羡之意，“想古来几多朔北英雄，气宇吞八荒，余亦不禁为之神旺气昂矣。”[2]21“亭之著名，不在其实景，而在于其为苏子美、欧阳文忠、梅圣俞之遗迹，近来搜集宋中丞王阮亭、尤梅庵、朱竹诧、邵青门以下名士词人题咏，一时风流之盛，表彰胜迹，难舍之心也。”[2]53此句更是点明，对内藤湖南而言，名山大川之珍贵在于有人文历史，而对这一点他的内心是热爱而又“难舍”的。

这种对文化母国的精神人文既崇拜又倾倒的情感一直渗透在《燕山楚水》里，成为奠定整部书的潜层基调。内藤湖南经实地考察，辅以旧史记载后，心中充满惆怅矛盾之情，凄凉于古今之变。他对古中国作为东亚“文化母国”的精神地位十分尊崇，并认为日本是继承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的国土，是文明兴起的残存希望。如今，“文化母国”落难，山河草木皆非，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寻觅不到真正的中国文化精髓，如“乃知彼国唐代书格尽传于我邦而无遗，而彼土自宋代以后，已失正传，时代愈降愈失古意，及至明清已荡然无存。”[2]91所以他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的自豪和优越感更来源于其背后对中华文化正统地位的继承的一份底气。

“不忆家乡忆异乡”。在《燕山楚水》中，我们所看见的发出亡国悲鸣的是一位异域人，且是对现实中国状况处处看轻、随处唾弃生厌的来自政治文明自诩先进的日本知识人。处处矛盾，又浑然一体。内藤湖南对清帝国统治下的中国，不仅有鄙夷，亦有一股发自肺腑的深切悲情。在他的笔下，当时中国的一草一木，无不淋漓伤感落寞，到处都是中国已非昨日故国之悲叹，似有为故国招魂之情态。在内藤湖南心里，有这样一份文化母国情怀，因此他对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的衰颓败象，深感凄凉无奈，转而对清帝国产生鄙夷厌弃之感。这是来自于中日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间，文化与政治体制之间的极端错位所带来的情感矛盾。

2 身份矛盾：对中日现实政治境遇的关怀和思考

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对经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态度是“时时心向往之”，故内藤湖南所到之处，都备受中国知识阶层的礼遇和欢迎，中国知识人都希望能借内藤湖南这双异域之眼看透中国社会的弊端，以寻求根本解决之道。但在笔谈中，我们也能看到仍有部分知识人对日本变革的经验持保守消极的态度，足见当时知识阶层思想动态之复杂颠荡。内藤湖南在与中国知识人进行笔谈时，认为日本政治体制经过变革已逐步走向西方民主道路，而中国革命滞留不前乃是因为过于保守，对这一点他深以为然。内藤湖南在笔谈中毫不隐晦地显露对日本变革胜利的自豪，以及对软弱中国现实的愤懑。但同时，在遇到中国知识人的热心请教时，出于内心对文化母国的某种依恋，又表现出真心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担忧之情，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与此同时，出于对本国政治利益的维护，以及自己本身的研究，又十分关心中国的知识阶层的思想动态和变革计划。

如内藤湖南在与王修植、严复等人的笔谈中，曾对王修植首先发问，“敢问贵邦时局，当从何处着手，方见起色？”[2]11王认为上层无改革之心，下层又民智未开，一时难语。这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整体所陷入的困境，非王一人，皆面临现实却有心无力。内藤湖南见王变革之心犹豫，再问：“贵国时事，尚难变法耶？”[2]11王被内藤湖南逼迫至此，实在无法逃脱，只好直面承认：“大约十年以后，列邦交逼，即使上不变，下亦必变。”[2]11此等说法，相当于直接承认毫无作为，只待时事自身发展，这也是王当时的心态。显然这一番消极言辞无法令内藤湖南满意，他随即谈到中国变法最大的困境在于保守，王的言论亦是保守之罪，“鄙邦三十年来，以变法而立富强之本，然今日观之，措置失当者，亦不复少，是贵邦志士，宜所鉴戒。”[2]11并提出中日两国变法的不同境遇，“鄙邦人勇于进，拙于守，贵邦人反之。进者退之，退者进之，予意贵邦人今日之事，未遑言守成之事耳。”[2]11

内藤湖南原本是希望劝诫中国知识阶层在历经变法失败、高压压制之下，仍有激愤革命之斗志，但在此次游历中，他所接触的知识人却大多态度温和，甚至无意革命，认为中国无法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如在他与文廷式的笔谈中，有一些很耐人寻味的沟通。文廷式认为解决目前局势需先向日本借助兵力，内藤湖南则认为借兵力之谈只是权宜之计，根本还是在于变法。然而文廷式却认为日本的变法成功不足为中国效仿，因其例不同。“贵国二千余年来一姓相承，故先定国是，而后渐渐修改，敝邦今日之事非其例也。”[2]39这样的观点显然并不能让内藤湖南信服，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内藤湖南在政治体制上的自我优越感，故他并不放弃，继续追问：“贵国今日此等之事，犹以同例视之可否？”文廷式反问道：“贵邦以天皇为名，故数十志士乃能为之，敝邦之例，同乎？不同乎？”[2]40并一再强调此时中国政治最紧急之事不在变法，而是扩充兵力来抵御列强，“无兵力则国不能立，更有何治法。”[2]40可见二者政见不同，对变法的理解和态度均不同，言语间内藤湖南似乎希望说服文廷式，但文廷式却有意草草结束了话题。

内藤湖南在笔谈中还提到了对梁启超的评价。中国史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颇高，然而在内藤湖南的见识中，他所理解的梁启超却是脱离我们常识中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侧面，此人“所论著有恃才自炫之风，东渡之后，颇自损抑。然在敝邦，仿近日士人急躁风气，且太过自我辩解，攻击西太后，动辄涉于猥琐(张元济此时插言曰此非士大夫所应言者)，适见其为人不高而已，弟所不取。”[2]72内藤湖南看到了梁启超性格方面的弱点，对其轻视的态度及用语刻薄等甚至招至张元济插言阻断，赶忙劝止。此处可见中日两国的知识人对梁启超的两极化认知。内藤湖南认为“敝邦维新后，已经三十年，士人亦渐渐惯于久安，弊病百出。故游于敝邦者，不择人而与交，则独受其弊，而不享其利也。”[2]72明治维新三十年后的弊病已出，内藤湖南并不隐瞒，且率直指出他所看见的中国变革中所学习日本变法的问题，指出梁启超没有甄别利弊的基本能力，导致效仿学习的恰是日本维新革命后的弊端。这是中国学者无法看到的地方和达到的认知。

这些笔谈，既可看做内藤湖南之中国观，亦是其观察中国知识阶层思想动态的有力史料，如与严复的笔谈中曾谈到《天演论》一书。在此书中严复有意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推演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生存，书中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论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人的学术理念和价值取向，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简单划一的理论虽然刺激了当时的知识阶层，但其无视普世价值的思想却在日后逐渐显现了其学说的弊端。严复在这次谈话中提到《天演论》一书“因欲观者易晓，故不拘泥于原文句次，然此实非译书之正法眼藏。”[2]12奈何乱世，《天演论》亦算作一剂猛药，猛药再猛，后症频发，亦无法怪罪先人。严复另谈到，“政变以来，士大夫钳口结舌，安有言时务者，仆不知也。”内藤湖南亦记述到，政变前翰林院人人喜与邦人往来，今全阻绝，尽避会面。在戊戌变法之后，可见中国知识阶层主体已经畏惧权力话语的控制，往往选择沉默。

3 《燕山楚水》的文献价值

历史学界常谈及“东亚文化圈”，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以中国为中央之国，因其汉唐甚至宋的历史、传统与文化辐射周围所形成的特殊的东亚“文化共同体”。以东亚整体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是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近年来有诸多研究领域都打破中国固有界限，形成东亚整体研究视角。如复旦大学陈正宏先生在其著作《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中，希望打通中国古籍与域外汉籍之间地域、国别的研究界限，因为历史上，版本之间的流动和交往，可能比现在地图上的界限更密切融合，因此提出“东亚汉籍”这个概念。整部书都是严格从版本学这一视角来看待历史的流动，却又不仅仅限于考证版本的形制、来源，更提出了对“历史思想”的关注，虽然这一部分作者并没有完全展开，只是在自己的行文中点到为止，甚至以脚注的形式而存在。这样的东亚文化整体视角，使得研究对象更加贴近历史境遇，符合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

但是，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文化上的彼此分道扬镳，使得各民族、文化、国家之间渐行渐远。葛兆光先生认为，正是这些渐渐发生并滋长的文化差异，促成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化、价值差异和视角分离，而这些变化与分离又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透过这些异同，也许更能使彼此看清各自的文化，也体会到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是如何经由历史和时间的放大，渐渐演变成现在东亚诸国深刻分离而难以弥合的文化鸿沟。[1]25《燕山楚水》见证了1898年戊戌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百态，以其异域的视角和立场，来记录当时的风俗人情，抒发作者己意，其中的笔谈部分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情感、价值差异和视角立场，从中更可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三十年、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年的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可以想见这份见闻实在是很好的思想史资料。

内藤湖南在游记中曾记述下自己拜访寒山寺的景象：寺堂荒废，杂草丛生，有一老僧，默然枯坐，期间有人问语，皆不答，文衡山草书、张继夜泊诗碑颓然嵌于壁间，大半剥落，埋没于尘埃污秽之间。内藤湖南在此写到“中国人之衰颓气象由此可见一斑。”这就是1899年内藤湖南来中国旅行时所经历和感受的文化落寞。这份落寞不仅来源于清政府体制内部的衰落，亦来自新的知识阶层，这一批文化继承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放弃，接连不断的政治变革失败以及外来列强的重重压力，使他们不相信一切，又茫然地相信所有。

所以，内藤湖南作为一只“异域之眼”，观察到了中国文化至此衰颓败落的景象，这是他的理解，是他眼中当时的中国气象。“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各国之间，在文化上渐行渐远，彼此开始滋生了奇怪的傲慢与偏见，也在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彼此对望，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方面自我表彰，一方面贬低对方。”葛兆光先生认为，正是在这种对异域的观察、想象和贬斥中，凸显了对手所掩盖的另一面，也反过来轮廓清晰地呈现了自身。[1]24故我们在内藤湖南有意描述的景象中，借助这只“异域之眼”，于乱象颠沛之中看见一股来自中国传统信仰的安静的力量，这是中国古典文化生命力之意志坚强在潜层生长，亦是东亚文化圈内朝鲜通信使以及内藤湖南等异域人曾经匍匐信仰与崇拜的中国古典文化，更是今日中国能寄希望得以回到古典传统之路的内在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