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陇右诗歌中丝路文化的表征

徐 芳

(西安航空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77)

0 引 言

唐代前期，陇右地域在隋代的基础上进一步修建和开拓了沟通东西的交通道路，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经济繁荣。以敦煌为界，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东段和西段，陇右地域内的“丝绸之路”属东段，分别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三条路线皆是从长安出发，途经北、中、南不同方向的驿站后，穿过河西走廊，过敦煌，后接西域。因陇右地域不可替代的位置，使陇右的经济发展跃入富庶区之列，进入了鼎盛时期。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6919由此可见，陇右之地既是商旅汇集之处，亦是农畜牧产品以及手工业等物品集散之埠。唐驿的组织，有驿长，有驿夫。驿长每驿一人，驿夫每驿数人，或数十人，视驿的等第、事的繁简而定。一县之驿，由县令兼理。一州之驿，掌于州之兵曹。一道之驿，于节度使下，置馆驿巡官四人，判官一人，以治理之。全国之驿，属于兵部之驾部郎中员外郎。[2]20

唐代的驿兼具汉之驿邮两种性质。《唐律疏义》卷二十六“邮驿以备军速”。《唐会要》卷六十一“馆驿”条记载：“八年，门下省奏：邮驿条式，应给纸劵。”[3]1061唐代陇右地域陆驿的畅通，带来了各民族贸易往来的频繁，陇右地区逐渐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以及各方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的主要孔道。唐朝对外国商人采用优惠政策，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使节”来唐，都可以按惯例享受交通、住宿和安全方面的免费待遇；当他们返回时，唐政府一般由鸿胪寺、典客署主持欢送仪式，并赠与数量相当可观的礼物。[4]119唐朝文成公主出嫁吐蕃是唐蕃古道繁荣的催化剂，从长安出发，过咸阳，途经丝绸之路东段西行，翻过陇山后，穿过天水，经陇西、临洮之地，后至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民和官亭后，走过古鄯、乐都、西宁、湟源之后，又越日月山，渡倒淌河，到恰卜恰(公主佛堂)，后再经草原湖泊后，再越巴颜喀拉山，过河后，沿入藏大道进入唐古拉山，最后到达拉萨。唐朝在唐蕃古道上设驿扩路，《新唐书·吐蕃传》载：“度悉结罗岭，凿石通车，逆金城公主道也”[5]6103。交通工具除了马、骆驼之外，还有牦牛、毛驴和皮舟等。

后来随着中国与四邻之间的交通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增多，“丝绸之路”便慢慢变成了文化上的一个象征符号。丝绸之路的开通为古代中国与四邻的交往带来机遇，在唐朝时，中国沿海的各港口中挤满了远涉重洋、不远万里而来的航海商船……东方各地的财富经由陆路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了大唐的土地上——或车装，或驼载，或马运，或驴驮。[6]22-23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符号，几乎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全部因素。丝路文化具有鲜活的文化生命力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成为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重要力量。

丝绸之路东段横贯陇右地域，全程一千七百公里左右。根据经过地域又分为陇西段和河西段，这是丝绸之路主干道。另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也部分经过陇右地域。[7]82丝绸之路陇西段，古代通关称关陇道、陇关道或汧陇道，西汉起点在长安，东汉延至洛阳，隋、唐又起于长安。从长安往西到河西走廊一带，必须经过陇山和黄河两道天然屏障。陇山是一条纵贯于陕、甘、宁交界的山脉，因而从什么地方翻越陇山，直接决定着渡过黄河的地点，由此形成了南线、中线和北线。陇西段南、中、北线翻过陇山，渡过黄河后，都向一个方向靠拢，最后聚拢于一条通道，即丝绸之路河西段。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一千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两百公里，北部是河西走廊北山，南部是河西走廊南山，即祁连山，中间形成一条天然的平坦通道。

陇右地域交通的便捷促进了商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凉州、敦煌等地皆被称之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于是，丝绸之路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走进了唐代陇右诗歌，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同时亦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而千古垂名。唐代陇右诗歌不论是在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在审美风格方面，都受到丝路文化的影响。同时，唐代陇右诗歌作为一种“审美现实”，亦可使我们窥见当年丝绸之路上丰富多彩的思想艺术文化的璀璨之状。

1 唐代陇右诗歌中的丝路艺术：琳琅满目的艺术长廊

隋唐大一统时期，中西陆路畅通，河西走廊在国际交通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8]123凉州、甘州等地的乐曲都是西域之乐曲经河西走廊改编以后传播至中原及其它地域。据《隋书·音乐志》记载：“《西凉》者，起符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9]378可见，陇右地域是域外民族音乐文化、邦外民族音乐文化以及中原音乐文化相互渗透与融合的重要地带。《隋书·音乐志》又云：“此声所兴，盖苻坚之末，吕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乐，因又改变，杂以秦声，所谓《秦汉乐》也。”[9]313由此可见，陇右地域成为华夏的汉族音乐文化与域外音乐文化的熔炉，具有了浓郁的多元文化特色，不过汉族音乐文化的比重仍然大于外来音乐文化。

陇右地域的凉州曲、甘州曲以及渭州曲等，成为当时音乐文化的典型，唐代诗歌中亦有表现。如元稹《连昌宫词》亦云：“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乐曲歌舞的盛况以及凉州曲的盛行，亦可窥见唐代的管弦乐队之一斑。又如王昌龄《殿前曲二首》曰：“胡部笙歌西殿头，梨园弟子和凉州”，足见凉州曲在宫廷之中深受欢迎。又如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曰：“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凉州曲不仅在宫廷受到青睐，而且是当时的流行曲目。又如《秋夜听高调凉州》曰：“促张弦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写出了凉州之曲的盛行之状。又如于濆《织素谣》：“一曲古凉州，六亲长血食。劝尔画长眉，学歌饱亲戚。”诗中对“学歌饱亲戚”的侧面描写衬托了西凉乐备受推崇之状。又如元稹《琵琶歌》曰：“曲名无限知者鲜，霓裳羽衣偏宛转。凉州大遍最豪嘈，六幺散序多笼撚”，写出了凉州曲的声音特色。又如毛文锡《甘州遍》：“美人唱，揭调是甘州，醉红楼。尧年舜日，乐圣永无忧”，写出甘州曲在当时的影响力。从诗歌中，我们可以体味到当时多元文化带来的艺术活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带来了交通的便利，而且带来了艺术文化的交流。各种音乐、绘画、雕塑以及碑刻等艺术纷纷跃上陇右舞台，为陇右诗歌增添了新的内容，亦带来了新的活力。不同艺术的相互交流带来的活力，成为人们喜闻乐道之景。如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诗句中的“胡人半解”写出了当时文化的交流现状，说明胡人深受凉州文化的影响，但是并未全盘吸收。“七里十万家”是凉州当时繁荣兴旺之景的真实写照。

胡笳、琵琶、羌笛等乐器皆由西域之地传入，为唐朝的音乐艺术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异域风彩。如孟浩然《凉州词》中写道：“异方之乐令人悲，羌笛胡笳不用吹”。“胡笳”、“羌笛”，其调甚悲，听之令人怅然。孟浩然在诗中用“异方”二字，写出了域外乐器之特色。

除了大量的乐器之外，乐舞、杂戏等艺术文化亦传入了陇右地域，经过凉州本土文化与龟兹乐舞“奇伎异戏”的交流与融合，形成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如白居易的《西凉伎》就描写了“西凉伎”在凉州的表演情形：“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西凉伎”是由印度传入中国的狮子舞，与中原的音乐文化融合之后形成的典型性乐舞，它对后来节庆时的舞狮表演有一定的影响。“霓裳羽衣舞”、凉州曲、甘州曲以及阳关曲等，都是多元艺术融合的产物。乐曲和舞曲经河西走廊变音后传入中原，可谓中西合璧之作，如《西凉乐》的源声《龟兹乐》《天竺乐》《清乐》以及由乐部产生的胡旋舞等均成为胡汉文化交汇的先声。

2 唐代陇右诗歌中的文化符号：中西合璧的文化活力

陇右地处陆上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是东西方文化输入和输出的过渡带，故其多元文化的交融和互推增强了文化的活力，内地文化与域外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汉文化与“胡”文化，皆在互推互赏中散发出文化的活力。宗教思想的传播，佛教思想经陇右之地传入中原大地，儒家思想亦经陇右之地传出，影响了周边的国家和民族，道教思想与佛、儒相融合，形成了多元融合之境。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路段之一，曾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古印度文明的汇流区。尤其是五凉时期，求取佛经者甚多，儒家思想与西进的佛教思想同时被视为当时的经世之学，许多人既崇儒又礼佛，成为当时的一大文化现象。佛教传播的同时，佛窟的营造成为陇右的一大文化景观，最著名的洞窟当数闻名遐迩的敦煌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是一座由建筑、雕塑、绘画组成的综合艺术之宫。石窟最大者高四十余米，三十米见方；最小者高不盈尺。既有单身像，亦有群像雕塑。群像雕塑以佛像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少则三身，多则十一身；其中最大者高三十三米，小者十厘米，且多以夸张的色彩表现人物性格，神态各殊。莫高窟壁画是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存壁画4.5万平方米，其内容十分丰富，有佛像、佛教史迹、经变、神话等题材和装饰图案等，是一座博大精美的民族壁画艺术宫殿，所以被法国人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10]127。据《魏书·释老志》记载：“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11]3032五凉以后，北朝继续盛行佛事。除敦煌莫高窟之外还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武山木梯寺、泾川南石窟、王母宫石窟、庆阳北石窟寺、合水保金寺石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东千佛洞、昌马石窟、文殊山石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等等，其造形艺术和绘画艺术彰显了文化交流的成果。

佛教文化的盛行在诗歌中多有表现。例如李贺《马诗》：“萧寺驮经马，元从竺国来”，形象地写出了大量的佛经以及佛教文化由丝绸之路浩浩荡荡传入中原之景况。又如韦蟾《岳麓道林寺》：“静听林飞念佛鸟，细看壁画驮经马”，写出了佛教文化深入人心之况，诗境中物我合一，连鸟都对佛教文化已有所感悟。“壁画驮经马”则从侧面描写了佛教思想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而且还影响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佛家思想借艺术而传播思想文化，同时亦有助于艺术的发展。艺术丰富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佛教思想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和生命观。又如长屋《绣袈裟衣缘》：“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山川风月，万物同情同构，我与物合一，与万物同一，众生共来结缘。又如司空图《即事九首》之一：“幽鸟穿篱去，邻翁采药回。云从潭底出，花向佛前开”，诗中描写了幽静的环境，鸟儿在山中自由自在地飞，采药翁刚刚回来。云静静地映在潭底，花儿自如地绽放。一切事物皆在佛的眼中。

黄帝在崆峒山向广成子求教的传说，为道教在陇右的发展镶上了耀眼的光边，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如李璟的诗句：“灵槎思浩荡，老鹤倚崆峒”，“鹤”在道教文化中一般是长寿的象征，具有仙风道骨之意蕴。崆峒山是道教之圣地，一个“倚”字写出了道教文化传播之状。又如贯休《道情偈》：“崆峒老人专一一，黄梅真叟却无无。独坐松根石头上，四溟无限月轮孤”，诗中写出了崆峒老人求仙问道之专注，静修时全神凝练，天与人合一，物与人合一，表露出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哲思。又如骆宾王《边城落日》：“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诗中亦写出了崆峒山作为道教文化的象征。又如沈佺期《同工部李侍郎適访司马子微》：“紫微降天仙，丹地投云藻。上言华顶事，中问长生道。华顶居最高，大壑朝阳早。长生术何妙，童颜后天老。……顺风怀崆峒，承露在丰镐。泠然委轻驭，复得散幽抱。柱下留伯阳，储闱登四皓。闻有参同契，何时一探讨”，诗中写道教不仅平时可修气练神，还有机会可以成仙，炼丹就是成仙的一条途径。孟郊《游韦七洞庭别业》：“旷然青霞抱，永矣白云适。崆峒非凡乡，蓬瀛在仙籍”，“非凡乡”三个字则点出了崆峒山道教文化的盛行。诗中运用互文的手法，写出崆峒和蓬瀛皆是非凡乡，皆在仙籍。

汉魏以来，河西走廊一带成为儒士们的避难佳地，他们携带着大量典籍迁徙于此，极大地推动了陇右之地儒家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儒学当然也成为陇右丝绸古道上的重要思想文化之一。儒家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根基，而且还通过丝绸之路传播至域外，当时的东南亚文化亦深受其影响。

3 唐代陇右诗歌中的历史记录：民族交往的辉煌历史

陇右之地历来是多民族的集聚之地，丝绸之路畅通以后，域外以及外国商人都纷纷来到繁华的凉州和敦煌，有的甚至定居于此，展示了各民族交往的多彩画卷。公元七世纪至八世纪，吐蕃人、回鹘人在沟通中国与印度，中国与西域，中亚乃至西亚的交通中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120丝绸古道上的车马络绎不绝，不仅有朝贡的物品和官方的使团，还有大量外来的商贩专门从事贸易活动。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西域诸国商胡多云集于此，使其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12]3521，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唐代诗歌中一首首关于丝绸古道上的贸易情况的诗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如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无数的驼铃声在瀚海沙漠中，响彻天际，由此便可见其商队的庞大和贸易的盛况。

在唐代开放的文化背景下，陇右之地作为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到处呈现出一种多民族杂居的状况。如杜甫的《寓目》：“一县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自伤迟暮眼，丧乱饱经过。”诗中的“蒲萄熟”、“苜蓿多”以及“制骆驼”等描写，反映了陇右之地“胡”汉民族的交融杂居之状。《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七记载：“(大宛)土地、风气、物类、人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至数十年不败。人嗜酒，马嗜苜蓿。多善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13]2646。“葡萄”、“苜蓿”等原产于西域，是经丝绸之路引进的域外之物。“骆驼”亦是沙漠之舟，是丝绸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杜甫的诗中出现这样的实物，令人顿时感受到一种陇右之地独特的地域风貌和异域风光。“羌女”、“胡儿”等更是突出了民族聚集之特色。“羌女轻烽燧”写出了“胡”族女子的豪气，有一种木兰从军之气魄，其气质异于江南女子的温婉细腻。更别说“胡儿”了，那更是马上之英雄，像骆驼之样的身躯庞大之物，在他的驯服下亦变得温顺，豪健之气溢于笔端。诗中不仅写出了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而且写出了不同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审美态度。如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归叵罗。三更醉后军中寝，无奈秦山归梦何”。从诗中的乐曲看，“琵琶”和“长笛”是音乐文化的相互融合，从人物上来讲，有“羌儿”和“胡雏”这些外来的民族，展现了国际化的特色。“美酒”指葡萄洒，“叵罗”指精致的酒杯，从这些都可以看到当时所具有的国际化特色。这些皆是丝绸古道上的一道风景线，商业文化为人们带来了异域情调。李白《对酒》诗亦曰:“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足见当域外之物传入内地后，不仅没有遭到拒绝和排斥，反而受到了大众的青睐。

除了“胡儿”“羌女”等活跃于陇右舞台上之外，从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波斯人以及来自西域、中亚的闻名而来的各国人，皆通过丝绸之路走向长安，或从长安返回其地，熙熙攘攘的人群，使陇右之地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民族大熔炉。

顾况《李供奉弹箜篌歌》：“银器胡瓶马上驮，瑞锦轻罗满车送。此州好手非一国，一国东西尽南北”，波斯等国的金银器很受唐朝人的喜欢，“胡瓶”指的是域外之产物，并不指胡人的制品，可能是中亚等国的玻璃制品，唐朝时的金银器和玻璃制品琳琅满目，种类颇多，很是诱人。这些新奇物品皆经丝绸古道输入中原，而“瑞锦”、“轻罗”等丝绸类的制品亦由丝绸之路输出域外，异域的文化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新奇感，同时亦推动了中原文化的发展，作为大熔炉的陇右之地，其国际化的特色比较明显。琉璃碗、玛瑙杯、水晶杯等西域系统的器物、器皿上有唐草纹、连珠纹，从舒展的动物图案以及器物的外形中都可以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畅通在给人们带来新鲜物品的同时，亦带来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文化形式，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由于唐朝兼容包并的博大胸怀[14]266，多元文化汇聚于此，呈现出万花筒般的绚丽多彩之况，不同的文化交流带来了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从而激活了诗人们的创作，使诗作呈现出多元文化的活力。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和发展，中西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也趋于频繁，曾使沿线的经济、文化、宗教等一度进入繁荣发展的时期，修建了较大的城池，以及众多寺庙等，给“丝绸之路”沿线增添了历史与文化的内涵，并赋予了该地域神秘的色彩。丝绸之路便利的交通，加快了陇右之地经济文化的步伐，使其到处呈现一片繁荣之景象，这是一个时代象征，亦是一个文化符号。

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看，陇右文化曾扮演过较为重要的角色，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中写到：“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就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15]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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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