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

孙红梅

(浙江科技学院语言文学学院,杭州310023)

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Mary Snell-Hornby突破了把翻译定义为发生在两种语言间的活动的局限,把翻译视为两种文化间的互动[1]。Lambert与Robyns把翻译也定义为文化间的互动,而不是单纯的语言间活动[2]。Umberto Eco则直接把翻译等同于文化。他认为文化不是静止的现象,而是把一种符号转变为另种符号的永无止境的翻译活动[3]。Vermeer多年来一直强烈反对把翻译看作纯粹的语言活动,他指出,翻译主要是文化迁移。他认为译者首先是双文化者,因为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译者肯定也是双语者。Vermeer认为翻译不是语言学派所认为的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跨文化交流行为[1]。Susan Bassnett在她的文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中宣称,跨学科研究的新时代已到来。她指出翻译研究者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间已积累了文化研究者不得不参照的素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实施环节。Bassnett追溯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并行发展的历史,指出两者都经历了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随着文化研究进入全球性的发展领域,Bassnett建议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应该跳出原来并行的轨道,联合力量,共同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跳出了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符号转换的狭隘圈子,以宽广的视野尽览文化大语境下的翻译全貌[4]。文化是理性的人类创造的物质、精神价值的总和,具有时间、空间意义,是在时空中动态的综合体。在现今多元化的世界,各种文化空前纷呈,多元化、交融性成为文化的突出特性。因此研究文化翻译具有现实意义。

1 文化翻译观对比语言学翻译观的进步

所有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的共同点是把翻译的对等作为核心概念,翻译由此便成为在原语与目的语之间寻找对等的语言单位或语篇。Catford把翻译定义为原语的语篇被目的语中对等的语篇所替代,他甚至指出翻译实践的核心问题就是寻找目的语中的对等物[5]。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翻译的定义一直是围绕对等展开的。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就是强调对等,然而其根基却不甚牢固,因为它是以语言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称为前提的,是这一对称才使假设的对等成为可能;然而,语言间是否存在这种简单的对等却值得探究,因为对等本身缺乏严谨的界定。这种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把语篇看作线性的序列串,翻译只是寻找对等序列串的解码过程。由于对等这一概念自身缺乏严谨的界定,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总会造成语言间对称的假象,而这一对称只能是模糊的近似,因此束缚了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翻译观突破了语言学翻译观单纯对语言本体研究的局限,而是把文本放在文化这个大语境中探究,从文本的选择,资助人的要求,翻译过程的操控,翻译策略的选择,出版商的处理,到读者的接受,这些过程都受到译者意识形态,主流翻译理论,社会政治经济局势,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力量对比等因素的影响。文化视角开阔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以一种全局的系统的相互联系的眼光关照翻译的整体及与外界的联系,这一新视角可以解释语言学翻译研究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并且在当前各种文化空前活跃的时期,对于研究多元文化的交流起到关键作用。

2 文化翻译第三空间的相关理论

2.1 多元系统理论

Even-Zohar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一术语,用来指称相互联系的系统网络。该术语既包括文学体系也包括文学外体系,既有主流体系也有次要体系,Even-Zohar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试图用来解释既定文化语境中各种文学体系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文学翻译根据年代、文学力量对比和某一文学多元体系的稳定性而作用不同,翻译文本和文学多元体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主流和辅助的关系,而是根据文学体系中具体的操作情况而灵活多变的。他指出有3种社会情形可以决定翻译的主流地位:一是这一社会的文学处于年轻时期或处于建立时期;二是这一社会的文学处于边缘或虚弱状态;三是这一社会的文学正经历危机或转折时期[6]。在这些社会背景下,翻译成为引入、创新主流文学体系和思想观点的重要媒介。相反的,社会情形则决定翻译处于从属的地位,这时翻译通常采取主流文学的形式,倾向于保有传统的文学体系,是在保持传统文学体系形式的同时介绍和引入新思想的。多元系统理论还指出资助人、社会局势、经济因素、机构操控都会影响到译本的选择及其在文学体系中的作用。多元系统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以原语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模式,目标文化成为控制翻译的关键因素。Gideon Toury进一步发展了多元系统理论,他指出译本的选择通常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翻译的过程和目的受制于目标文化。如果说对原语文本的绝对忠实和被目标文化完全接受是相对的两个极端,Toury则把翻译定位在这两极的中间位置[7]。他指出原文与译文没有确定的身份,因为总要受到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Toury突破了忠实于原作的追求对等的传统研究模式,中和了相互作用的文化符号体系中的原语文本和译语文本,把翻译变成了相对的概念,依赖于历史与文化语境的解读,而翻译理论也要囊括历史文化语境作为翻译标准。

2.2 解构主义理论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Jacques Derrida、Michel Foucault和Roland Barthes。解构主义认为文本没有唯一的、一成不变的意义。因此,可以对文本作多种解释。原文想生存下去,就必须要有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下去。由于文本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因此每经一次翻译就改变了原文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文本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获得了新生。解构主义宣称,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从而大大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作用和地位。原文与译文不是传统的翻译理论所主张的模仿、复制的关系,而是平等互补的,是一种共生关系。解构主义还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求同,而是存异。通过翻译,可以更深刻、更正确地认识语言之间的差异和特定表达方式。解构主义把翻译研究与权利、意识形态和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对于重新确认多元化世界中各民族的文化身份起到了积极作用。Benjamin在《译者的任务》一书中指出,译文与原文之间本来就无“忠实”可言。由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因此形式的改变就破坏了原来的统一体,因而译文也就无法达到像原文那样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的统一性。解构主义虽有其极端性及神秘主义的色彩,但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它颠覆了传统意义上译文对原文的依附关系,提高了译文和译者的作用与地位,否定了西方中心主义,对于揭示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提倡各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平等关系是有进步意义的。

3 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

3.1 第三空间解读

Bhabha认为在两种文化接触的地方存在一个“第三空间”,文化间的差异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作用。这一空间的产物即为文化杂合体,它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Bhabha提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罅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Bhabha认为第三空间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8]。Bhabha否定本质主义作为身份模式,今日文化定位不再来自传统的纯正核心,而在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处和疆界处。在那里,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正在被熔铸成形[9]。第三空间中的文化既不是原语文化也不是译语文化,而是融合两种文化的混合体。传统纯正的本我文化被解构,文化成为本我与他我文化相互竞争、融合的混合体。第三空间里,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势力抗争,不断竞争与妥协,进行解构与重构。第三空间的文化身份认定是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相互抗争、妥协与融合的结果。第三空间的文化身份取代传统纯正的文化核心,成为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现实操作意义的文化定位。第三空间是相对动态的文化混合体,是从两种文化交流中衍生的文化综合体,但不是不断演化的连续多变体,即具有相对的动态性与稳定性,相对的动态性使多元文化不断丰富,一定的稳定性使文化交流成为可能。由于第三空间的文化特性,翻译的性质与标准发生根本改变。翻译面对的是两种文化,操作的对象是文化而不是语言,翻译是文化的交融。在第三空间的文化背景里,翻译质量不能由固定的标准去衡量,应有灵活机动的原则来评定,评判结果或评判标准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多元的。

3.2 文化交融的第三空间

文化转向表明,文化是一个有差异的不完整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稳定不变的单位,翻译不仅是两种文化间的移植,更是文化相互交融从而衍生出新空间的领域。在力量对比不均衡的文化互动中,翻译并没有确定中心和边缘的界限,相反,翻译确定了多种中心,这样文化差异就能不断得到协调融合。“文化翻译观”因其主张较多保留文化因子,保护弱势文化,促进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而逐渐得到翻译界的认可和接受[10]。文化并不存在于原作的原始生命世界里,而存在于翻译中,因为文化已然成为翻译活动的结果[7]。Bhabha指出,文化本身从来不是统一的,也不是处于自我与异己之间的简单的二元性空间里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第三空间里。这个第三空间既不是自我,也不是异他,不是原作也不是译本[8]。正是这第三空间,虽然自身无法展现出来,但却构造出清晰的逻辑条件,说明文化的意义与象征不是原始的、固定不变的,甚至同样的文本可以重新解读、翻译、重新历史化并重新阅读[11]。原语意义沉浸于译语文化语境中,衍生出新的意义构成全新的意义混合体系,这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等值,意义不存在于原语文化或译语文化单一的表征体系里,而是在充满冲突的复杂的第三文化空间中不断地被创造出来。探查第三空间可以避免二级性,可以在异己中体验自我[10]。这样就突出了翻译作为交流方式的重要性。协调是促进文化可译性的唯一途径[12],协调也可阐释为翻译的同义词,因为翻译需要协调文化冲突与误读[7]。当然第三空间,这个化名为翻译进行协调的地方,不应该被认为是多种文化可以绝对的和谐相处的地方,可以无限制地使用创造力和充分发挥灵感想象力的地方[11]。这个第三空间把翻译视为文化互动的过程,在这一空间里,文化冲突上演,但合作的空间也不断被探索。第三空间是这样一个空间,即作为文化介质的译者在这一空间中,和翻译过程中所涉及的各方力量商讨并规划翻译活动从而使译作被接受。翻译是异质文化相互渗透相互交汇的场所。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可以洞察翻译过程的演变,翻译不再是静态的对等,而是动态的演化过程。这一概念不仅可以洞察出文化间的力量对比,而且能使人们清晰认识到文化的多元性,这适合多元社会与复杂个体身份的需求。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见证了文化间的变通性与适应性,这正是多元文化世界的基本特点。

3.3 文化翻译的第三空间视角

两种文化经过翻译的桥梁在既不是原文化也不是目标文化的第三空间中交汇、融合。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第三空间不是无限地进行创造和无止境地发挥想象力的空间,但是翻译过程中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融合总要受到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由于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同文化之间出现了力量强弱对比,强势文化会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解读弱势文化,由此出现了文化霸权局面,这不利于保持民族的文化特色和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于德英指出:将中国文化当成西方文化的对立面,从而使中国文化不知不觉沦为批判西方文化的工具。无论是过于求同还是过于求异,都违背了通过相互比照、平等对话达到互识、互证、互补的宗旨[13]。孙艺风指出:翻译活动促使文化心理的蜕变、更新与重塑,既了解别人,又用“非我的”和“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我,并在挪用国际方式的同时,找到并确认自己的特色。对于文化的话语霸权需要颠覆和消解,而提倡包容差异的多元文化社会[14]。Foucault指出,应该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异质文化,不带有自身价值影射的分析异质文化,以一种第三语言的视角来研究文化,这是一种中立的不带偏见的客观视角。这与多元系统理论及解构主义对于翻译过程的解读并不矛盾,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客观视角必定会受到译者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Foucault指出的这一视角应作为译者的理想追求。译者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取向对翻译过程的影响,并努力在翻译中保持第三者的视角,这样才能不带偏见地客观地洞察原语和译语的语言文化特性,这对于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4 结 语

不同文化通过翻译在不同于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第三空间里协调、融合。这个第三空间由于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过滤而不同于原语文化,同时,译者力求置身局外的客观视角也使第三空间不同于译者的译(母)语文化。文化翻译应该提供这样一个第三空间,即译者本着第三方的客观视角在第三空间里不断融合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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