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效对等翻译观评析《色,戒》英译本

严 爽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领域的应用已经成为评析与阐释译本的新视角。Gutt将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评析,指出翻译是一种语际间的交际活动,属语用行为。译者以再现原作交际意图为目的进行文本的调整,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本对目的语读者的关联度[1]。Hickey根据Austin关于言语行为的三分说提出:翻译也是言语行为的一种,作为翻译行为的产品,译作也要考虑其译作与原作的取效效果之相似性[2]。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也认可小说等文学作品属于言语行为的一种,认为文学翻译过程是译者在目的语认知语境中进行语言选择以阐释原语文化的过程[3]。

笔者试图以Hickey的取效对等翻译观(Perlocutionary Equivalence)为理论指导,运用于张爱玲短篇小说《色,戒》[4]英译本的评价分析。Lovell于2007年将它译成英文,篇名Lust,Caution[5]。张爱玲的原文极短,以数个电影场景勾勒成故事,情节有很多空白之处,留下弦外之音,从而提供了多种阐释空间,对读者产生了多个取效效果。笔者希望依据原文,找出并分析译文中译者为达到对等取效效果所采用的语言处理手段,检验取效对等翻译标准在文学翻译中的可行性和有效度,为译本评析探索新思路。

1 取效对等翻译标准

Austin把言语行为分为说话行为(locutionary action)、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ion)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ion)[6]。翻译的取效行为即译文读者阅读译作后所产生的感受与思考。Hickey接纳了顾曰国对取效效果的看法,即取效效果是听说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包括说者的言语行为与听者的反应行为。译文对其译语读者必须具有原文对原语读者类似的取效对等效果。假如原文能够刺激其读者产生一个或多个取效效果,译文也应该尽力达到相似效果。由于原文与译文的语言文化差异,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不同。为实现对等的取效效果,译者会根据文本差别采用不同的译文处理手段,如标记(marking)、解释(exegesis)及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sation)等。例如,在专业文本如法律翻译中,对术语用有标记、无解释的翻译是最恰当的,译文读者会明白要理解所译术语应当寻求行内人士的帮助,而这一反应与原文读者是对等的。对话中的幽默、笑话等,若其出现目的在于逗笑娱乐,语境重构则是获得其取效对等的捷径。

而在文学文本中,弱化的标记和非常弱化的解释有利于达成取效效果对等。Hickey这一翻译主张与钱冠连的翻译语用观不谋而合。钱冠连认为读文学是一个想象的过程,读者自己与自己、读者与艺术形象、读者与作者进行精彩的对话。如果译者把原作者苦心经营的语用隐含意图公开化了,虽然降低了读者的脑力劳动,但同时也取消了审美过程,直接取消了文学[7]。然而,Hickey的取效对等与Nida的功能对等存在本质差别。为使译文流畅,扫除读者理解的障碍,Nida提倡“功能对等”,以目的语文化涵盖原语文化[8]。这样做必然淡化文化差异,从而使读者失去了欣赏感受异域文化的机会。

译者要实现其译本与原文的取效效果对等,前提之一是知晓原作的真正意图,即话语意图之上的交际意图。有些情况下,字面表达未必是作者的真实意图,如语用模糊现象[9]。语用模糊在文学写作中必然存在,它构成话尽意留的效果,韵味无穷。也就是说,假如原文出现模棱两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表述,译文的处理也需实现语用模糊。前提之二是了解译文读者与原文读者在社会背景、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权衡运用一些语篇操作手段,调整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使之成为更合适的读者,以获得与原文读者阅读原文时类似的审美感受。

2 译文处理手段:保留、补充、重构

《色,戒》篇幅极短,以日军侵华战争时期的旧中国为社会背景,描写了刺杀当日下午至傍晚短短几小时的故事。文章以女主角王佳芝的心理活动为主线,回忆了学生刺杀汉奸计划的成因、搁浅、重提及流产的过程。

2.1 保 留

译本的“标记”出现在书的封面,标明作者与译者。文中以直译的方式保留了大量中国文化特色词,如“麻将”“太太”“旗袍”等词,无标记、无注解地直译成“mahjong”“Taitai”“cheongsam”等。因为其内涵对于译文读者来说不算陌生,又能够恰当体现出故事发生地浓厚的中国风味。这种对文化特色词的直译保留了原文的异域文化韵味,也是译文处理手段的一种。它调整了译文读者的认知与心理期待,使之自觉适应译文所处的文化与社会背景。

2.2 补 充

对于大社会背景,原作惜墨如金。张爱玲向来倾向于写苍茫人世间被命运作弄摆布的小人物的无奈,《色,戒》也是重在表现世间苍凉、人世无情[10]。而社会只能是隐约模糊的“背景”。中文读者因为对本国历史有一定了解,还是能从原文的只言片语中建构其社会历史背景的。译者Lovell在剑桥大学教授中国历史与文化,谙熟中国历史文化。考虑到英文读者缺乏相应的语境知识,在作品理解上会有缺失,她在处理译文时就作了必要的信息补充,帮助读者建构相应语境,以获得译文与原文的取效效果对等。Lovell非常反对在译作中用脚注,因为它们中断了文本,妨碍读者欣赏作品的文学性。因此对一些涉及社会历史的地名人名翻译,译者采用信息补充的手段对读者的认知语境进行调整补充。如果忽视了译文与原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差异,就会给他们的阅读带来超额负担,导致他们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解,以至于交际失败。

例如,在原文中“沦陷区”专指“上海”。当此词第一次出现时,译者就补充了“Isolated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by Japanese occupation”这一信息,帮助读者建构日本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对于“汪政府”,译者阐释为“Wang Jingwei's puppet government”;对于“汪精卫一行到了香港”,译者甚至根据史实增添了他们此行的目的:“to begin negotiating with Japanese over forming a collaborationist government back on the Mainland”,以帮助读者理解佳芝他们一伙学生打算刺杀易先生的动机。对于易先生的社会角色,原文是以周佛海作比照的,因此译文对周也作了相应的信息补充,指出他是“Wang Jingwei's second-in-command”。所有的这些人名地名信息补充都是以勾勒小说社会历史背景为目的,旨在帮助对原文历史不甚了解的译文读者领悟故事的起因与社会背景。

2.3 重 构

张爱玲《色,戒》的篇章安排比较特别。她采用了电影的表现手法,以几个精致描绘的场景,加上佳芝大篇幅的心理活动串联成故事,有点极端甚至另类。译者认为其词句与篇章安排总体而言难懂而隐晦。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有些词句进行语境重构,为译文读者的阅读理解过程减负。例如中文的黑话“条子”,原作中出现了两次不同的语义,译文中根据语境直接重构为“sing-song girl at a banquet”和“gold”,免得个别字词影响读者对译文主旨的把握,或者在翻译时被迫加注,行文啰嗦。此类例句还有“干女儿”译成“goddaughter”,“敲竹杠”译成“bounty-hunter”等,虽有偷换概念之嫌,但这些琐碎细节的变动,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影响较小,重构成了便于译文读者理解的直通车,从大处的段落篇章而言,其取效效果与原文大致相当。

3 部分译文处理的明示化倾向

在进行译文与原文的取效效果比较时,笔者还发现多处译文的明示化倾向。译者Lovell也有意对原作的部分晦涩笔法略作明示化,以利于译文读者对译作的理解。因为在她看来,原文在句子组织与篇章布局上确实晦涩难懂。

3.1 语言组织差异造成的明示

笔者曾就此明示化效果与译者商讨,而译者认为译文明示化效果主要是由英语与汉语的语言差别引起的。英语讲究形合,句法严格,句子必然有主语。而汉语重意合,句法要求相对松散,甚至无主语句也可以达意。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翻译组句过程中,主位的调整会改变句段的视角。例如,描写他们买钻戒的那个幽暗的珠宝店时,原文和译文分别如下:

他这安逸的小鹰巢值得留恋。墙根斜倚着的大镜子照着她的脚,踏在牡丹花丛中。……可惜不过是舞台上的小道具,而且只用这么一会工夫,使人感到惆怅。

She decided to enjoy the drow sy intimacy of this jeweller's den.Her eyes flitted to the reflection of her foot,nestling amid clumps of peonies,in the mirror propped against the wall…She registered a twinge of regret that it was to be no more than a prop in the short,penultimate scene of the drama unfolding around it.

原文这段文字以“鹰巢”“镜子”等静物作主语,以安静细腻的工笔手法侧面描绘了佳芝在珠宝店买钻石时的心理感受。佳芝本人并不作为句子主位出现,是被动的,属于那种被安排的舞台角色。而译作中“She”作主语兼主位出现,其心理叙述正面而直接,人物思想更主动。因为描述视角的不同,而这两段文字取效效果存在这些差异,这是应当避免的。

3.2 文化差异造成的明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措辞讲究含蓄委婉,对于性关系更是隐讳。在王佳芝眼里,与老易的性关系最初是这出“美人计”戏里安排的诱饵,后来成了义不容辞的自我牺牲;但也是极不愿意明说的,同学因她失贞,在背后的议论已使她颇受精神刺激。而西方文化对两性关系没有如此忌讳敏感。

这一层关系在原作中尽管用词隐晦含糊,但读者能领会其言外之意。写他们幽会,仅用“去”某公寓一字带过,而译文则用“assignation”点明。原作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从未点明过,而在译文中对此略显明示化。例如,买钻石时原文用了“他们只管自己细声谈笑”,译文则添加了“like an engaged couple”,将两人的密切关系明示化。原文写两人在珠宝店里,“只有更觉得他们俩在灯下单独相对,又密切又拘束,还从来没有过”。在译文中则被明示为“her sense of being entirely alone with her lover”。

因此,对两人关系的明示化应该是译者综合考虑了原作与译文读者之间思维方式、语言习惯、文化等因素的差异后,进行文字调整的结果。从关联理论来看,译者采用各种翻译策略促成译作与译文读者间的理解交流,就是达到了最佳关联。译者不需要追求与原文在文字措辞上完全一致,她有权力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接受环境的评估和判断选择适合读者的表达方式,以示意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11]。从取效效果对等的标准来论,译者更在乎的是其读者阅读译文后的反应是否达到作者对原文读者的预期与同感,即其取效效果是否对等。

3.3 “戏梦人生”主题隐喻的明示化

任何文学作者都希望通过作品影响读者,传递给读者新的思想感受与认识,引起读者的共鸣或反思。张爱玲酷爱以参差的比照的手法写复杂人性,表现人生如戏的虚幻本质。研究者陈戎女[12]以“戏梦人生”总结《色,戒》主题,而译者也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将原文作者的用意简略点出,以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

对佳芝来说,舞台上的光艳照人的感觉曾让她兴奋无比、回味无穷。在咖啡馆等待老易时,她认为自己“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而译文是“and,here,she was,still playing a part,but in a drama too secret to make her famous”把佳芝的心理想法点明示意给读者:现在的刺杀行动就是一场秘密开演着的戏。佳芝在咖啡店里等候着,预想刺杀即将发生,这场戏的高潮即将到来,心里难免期待、紧张,害怕,她感觉是“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与之相比,译文又一次明示,“Her stage fright always evaporated once the curtain was up”,以引导译文读者体会佳芝把现实与舞台相混淆的感觉。

佳芝毕竟只是业余演员,做特工更业余了,有人性的弱点[13]。在珠宝店里她极度紧张,自己一半在出演,一半在观演,心里还预演着仿佛下一秒钟就要到来的流血场面,真实与梦幻交织着。天价的钻戒,带给她虚荣与幻觉,使她分不清戏里戏外,竟然一时情生迷乱,将老易给欢场女子送礼惯有的“有点悲哀的微笑”误读成“温柔怜惜”的神气,以为老易是真爱她的,把这场戏演出了轨。

而人生如戏的说法在译语文化中也同样存在。莎翁就曾说“The world is a stage”。译者仅通过“drama”“stage”等寥寥数词,将“戏梦人生”这一贯穿原文的隐喻传递到译作中,让译文读者与张爱玲共叹人生之虚幻。

4 结 语

由以上分析可见,翻译过程是一种涉及原文作者、原文读者、译者、译文读者这四项交际主体之间互动的多重言语行为,原作与译文分别是他们之间进行交际的言语。为达到与原文相当的取效效果,译者应正确评估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语言、社会、人文历史、思维方式之间的种种差异,采用保留、补充、重构等译文处理手段,对译文进行适度的调整。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是不可能隐身的,译者对原作交际意图的判断、对译文读者的估计等必然传递在其译作中,这也是Lovell在翻译时对译文略明示化处理的原因。

[1] GUTT E A.Pragma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Some Relevance-Theory Observations[M]//Hickey L.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41-53.

[2] HICKEY L.Perlocutionary Equivalence:Marking,Exegesis and Recontextualisation[M]//Hickey L.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17-232.

[3] 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4] 张爱玲.郁金香——张爱玲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

[5] CHANG Eileen.Lust,Caution:And Other Stories[M].Translated by LOVELL J,KINGSBURY K S,NG J,et al.London:Penguin Classics,2007.

[6] AUSTIN J 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7] 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M].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52.

[8] NIDA E A.Language,Culture,and Translating[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3:118.

[9] 丁晓君.《围城》对话的语用模糊现象[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29(5):139-142.

[10] 陈子善.空白的空间,苍凉的回味[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1):153-155.

[11] 张新红,何自然.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001,24(3):285-293.

[12] 陈戎女.戏梦人生——论张爱玲《色◦戒》与李安《色◦戒》[J].中国文化研究,2008(1):135-143.

[13] 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J].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8(1):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