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

蒙怡馨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

近年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拥抱数字时代的发展变化，在多元技术的支撑下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多重可能，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社会中的存在方式。元宇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必然面对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环境，作为数字技术发展的终极阶段和数字社会发展的未来愿景，元宇宙将会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建设带来什么？“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最优解？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应当考察的新课题。

一、元宇宙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在技术的辅助下将信息转化为能够被电子计算机识别的“0”和“1”，然后进行运算、存储、传播、还原的过程。元宇宙作为贯通多种数字技术的综合体，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注入新的能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效能。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缺乏系统性，呈现出零散化的特征，具体表现为：①技术应用的不系统性。当前，核心数字技术主要有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和物联网，不同的技术各有功能和优势，可通过技术组合发挥“1+1>2”的效果。比如，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结合的数智技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结合的AIOT技术，边缘计算与物联网结合的link IoT Edge技术等。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主要是依靠Web2.0时期的互联网技术展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尚处于探索阶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技术种类有限，无法发挥技术之间的协同作用。②要素转型的不平衡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由思想政治教育者、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教育载体、教育制度等多要素组成的复杂系统。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主要集中于教育内容和教育载体方面，尚未实现整个系统的数字化转型。③内容分布的分散性。教育内容散落于不同的网络平台，而专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与空间尚未形成。尽管教育者与教育对象能够通过检索功能收集到教育内容，但是教育内容的设计、发布和传播必须遵循平台公司的规则，并且教育内容的所有权掌握在平台公司手中，分散化的教育内容难以形成聚合效应。

元宇宙可以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系统发展：首先，元宇宙本身就是数字技术综合体，技术叠加性是元宇宙的基本特征。元宇宙建立在区块链技术、交叉技术、电子游戏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六大核心技术之上，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元宇宙，就是系统应用了多种数字技术。此外，元宇宙能够降低数字技术的使用门槛，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只需要发出指令，在强大算法、算力和人工智能的助力下，元宇宙就能够满足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需求。其次，元宇宙能够复刻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要素的数字化，将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搬运”到数字世界，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人、事、物等以3D仿真形象呈现出来，形成数字孪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全系统、全过程的数字化。最后，在数字孪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础上，利用元宇宙中的区块链技术和开源代码，在元宇宙中打造专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和空间，形成教育主体的自治社区。元宇宙的开源代码赋予了每个用户参与元宇宙建设的资格和能力，区块链技术保证每个人在元宇宙中的数字劳动及其成果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会被他人控制和篡改。教育主体可以在数字孪生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共算方式共同创建独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社区，聚合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和力量，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伴随着国家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数字素质教育的普及，交互界面人性化设计的进一步成熟，思想政治教育元宇宙的覆盖面将不断扩大，数字鸿沟将逐渐弥合。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活动过程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双方脱域产生的负面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从“人—人”的互动过程转变为“人—机—机—人”之间的互动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均隐匿于屏幕之后，原本现实世界中面对面互动转换为离身化互动。对于教育者而言，其难以及时收到教育对象的各种反馈信息，难以根据教育对象的反应进行及时应对、调整、跟进。在屏幕的阻隔下，教育者难以对教育对象的反馈进行精准地捕捉和判断，两者的互动过程被割裂。在某些场景中，教育者甚至不确定哪些网络受众将成为自己的教育对象，导致教育者的现场反应被动、教育活动目标不够明确，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对于教育对象而言，教育者隐匿在屏幕之后，非面对面情境削弱了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凝视”与“监控”，冲击了教育者的主导性地位。表面上，教育对象对教育过程的控制权大为提升，学不学、怎样学、学哪些、什么时间学、以什么方式学等都掌握在教育对象手中，教育内容能否被教育对象内化、教育目标能否实现、教育活动的最终结果如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需要进一步激发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二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根据虚拟数字世界的特质重建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主体性的关系模式。

首先，元宇宙能够建构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的活动关系。在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活动中，“真实世界与数字世界的二分”构成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参与活动的世界观前提，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下意识地将真实世界的活动与数字世界的活动区分开，并明确意识到 “外面那个世界(数字世界)与我们自己的世界(真实世界)是无关的，我们只能像在玻璃瓶的保护下去凝视和观看其他世界的风起云涌”[1]。在这种二分式的思维前提下，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活动都难免产生隔岸观火之感，在某些情况下，会认为数字化活动不过是现实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平价替代，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发挥。而在元宇宙中，这种二分式的思维方式将被“虚体”(即教育者与教育对象在元宇宙中的数字化身)所打破。所谓“虚体”、数字化身，指的是元宇宙中人的三维数字形象，人可以通过交互设备操控数字化身的言行举止，而数字化身在数字世界中的感知也能通过交互设备传递给人。通过数字化身，我们对元宇宙这个虚拟数字世界产生了真正的身体感知，发生在元宇宙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与现实世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具有同样的真实感，亦可成为自我构造的重要的经验来源。

其次，元宇宙能够增强教育者对教育过程的主导性。在准备阶段，教育者能够科学、客观地认识教育对象。根据元宇宙中的技术和资源，教育者可得到教育对象精准的知识建模、数字画像，了解教育对象的先在结构，更有针对性地制定教育目标、选择教育内容、设计教育方案。在实施阶段，元宇宙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高保真环境，完全还原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场景，教育者能够掌握教育对象的各种反应，并进行及时跟进。同时，教育者可以根据教育内容、教育目标、教育对象的思想状况等条件自主创设教育场景，可以重现历史场景。比如，在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时，可根据党史记录还原中共一大召开的历史场景，将抽象的精神还原为具体的、鲜活的人物和事件，让教育对象身临其境地感受伟大建党精神，更好地认知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在评价反馈阶段，教育者不仅能够得到教育对象主观的评价信息，也能够根据留存下的教育过程的影像资料进行比对，还能够得到教育对象生理、心理等多模态生物数据，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反映有机体变化，这些都是评价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重要依据。

最后，元宇宙能够激发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体现为意识到自己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主动并全身心投入教育活动。在元宇宙中，教育对象的主体性更容易被激发出来，表现为教育对象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时进入心流状态[2]，即教育对象能够沉浸于教育活动，乐在其中，不知不觉在教育活动中花费更多时间。激发心流状态需要3个条件：设定清晰的目标，得到及时的反馈，拥有完成挑战的能力。元宇宙提供的条件与其完全耦合：一是元宇宙蕴藏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活动、工具等资源，激发教育对象的兴趣，帮助教育对象设置目标；二是在高算力计算系统、SORAS系统(随机资源配置系统)等技术的加持下，元宇宙可以对教育对象的行为进行低延迟、实时性的反馈；三是教育对象利用数字化身可以在元宇宙中开展趣味性的挑战，但在技术的辅助下又能挑战成功而产生征服感[3]。因此，教育对象身处元宇宙，很容易获得专注忘我的心流体验。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活动都是办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数字技术的引入大大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和研究的效率。从管理活动的角度看，数字技术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信息在全国范围内流转、交互；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决策政策信息可以即时、实时向地方和基层传递，地方和基层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也能够快速被国家层面获取，有助于党和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顶层设计，下好全国一盘棋。从研究活动的角度看，数字技术加快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更新、传播的速度。一方面，数字技术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可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研效率，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知识的更新速度；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帮助研究成果的传播，使思想政治教育知识能够在学科内部传播，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管理中运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以知识为核心紧密协作，形成职业共同体。

元宇宙能够进一步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管理和研究活动的开展。以往数字技术改变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知识的储存、传播、交流方式，并没有带来内容层面的变化。而元宇宙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管理信息、知识带来新的内容：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管理活动中，元宇宙使得不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都能够通过镜像化在元宇宙中生成数字孪生体，构成一套高精度、高密度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场景拼图，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不再是抽象化的，而是具象化、场景化的。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从国家到地方再到基层的传播过程是可视化的，国家能够实时观测到地方基层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政策的执行实施情况，并根据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或政策调整。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力进一步增强，“国家—地方—基层”的衔接更加紧密，更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的形成。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活动中，一方面，元宇宙为思想政治教育隐性知识的传递创造了条件。元宇宙通过还原思想政治教育隐性知识的出现场景，使用扩展现实技术在虚拟世界中重现实践场景，使教育对象能够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在虚拟实践场景中反复练习，最终获得隐性知识。另一方面，元宇宙为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创新提供了新方法。人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元宇宙为研究人的思想提供了实验条件和手段。元宇宙为重现人的思想的动态发展状态提供了技术基础，“通过虚拟技术，人类的思想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再现，并且可以观测人类思想的发展、演变、交融等全部过程”[4]。同时，人的思想可以通过意识上传成为元宇宙中独立于人及其数字化身的数据体，由此打破了思想实验潜藏的伦理风险，人的思想成为可以控制的变量，实验方法能够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新方法的出现必然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创新提供新的动力。

二、元宇宙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带来的思想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不仅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更是面向数字技术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技术的发展引发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关系的变化引发社会形态的变迁，数字化技术与现代化社会促使社会更加复杂，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复杂性环境[5]。但是，无论在何种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始终承担着立德树人的责任和使命，负责从思想层面着手推动人实现自我解放和社会解放。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必须解决数字技术带来的种种思想危机，在数字社会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中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元宇宙像一面放大镜，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优势，也能够放大数字技术对人和社会的冲击。

孤独感是现代人的普遍感受。在现代社会中，伴随着血缘、地缘关系的离散，个人慢慢失去家的庇佑，直面社会的种种冲击，日益沉重的工作压力和日趋激烈的工作竞争使职缘的缔结难以开展，孤独的人们亟需新社会关系网络聊以慰藉。缓解孤独是人们依赖网络、沉沦于网络的重要原因之一。互联网的出现为建立、拓展社会关系提供了新的工具和窗口，从电子邮件到聊天室、论坛、博客再到各种社交媒体应用的出现，人们克服了物理空间对建立人际关系的限制。在Web2.0阶段，无论是何种功能的网络平台，都具有泛社交属性，人们可以在游戏中“加好友”，在短视频平台“互相关注”，在新闻、学习、健身甚至购物平台中进行社交，人们能够越来越便捷地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现实中难以得到的温暖关系和社会互动在网络中得以实现。这是虚拟社会关系，也是在虚拟世界中产生的社交。元宇宙将进一步发展虚拟世界的社交功能，为人们提供具身社交体验，“元宇宙将为人们带来全景式的社交感知体验，创建虚实场景共在的在场效应，特别是为人们提供了真切的社交情感体验。”[6]人们可以利用元宇宙中的数字化身进行全方位社交，朋友、恋人、亲属都能在元宇宙中找到，还可以进行跨域社交，通过扮演不同角色获得不同的社交体验。因孤独而造成的在虚拟世界中的沉沦不仅不会在元宇宙中消失，还会由于元宇宙提供的真实甚至超真实的社交体验而加剧。

当人们过度沉沦于网络，就会造成日常生活的紊乱。人们沉溺于虚拟世界，无法控制自己身处于虚拟世界的时间，将其视为逃避问题或是纾解负面情绪的通道，一旦停止，就会产生不安、焦虑、沮丧、绝望等“退缩症状”，这就是“网络沉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关注网络沉溺现象，是因为网络沉溺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造成了人的自我异化，人的行为并没有使自我获得幸福和稳定，反而加剧了焦虑，失去了对自我的控制。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人是自然、社会、历史的主体，人具有能动性、创造性、超越性，一方面人是他物的主体，能够掌握他物的规律而利用、改造他物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人是自己的主体，能够创造自己的本质，书写自己的人生。与人的主体一体两面的是人的责任，人具有改变世界、改变自己的能力，因此具有推动世界进步，书写自我美好人生的责任。网络沉溺在削弱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削弱了人的责任感，人被困在虚拟世界的美好幻境，无法承担起自我实现、社会发展的责任。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缺失主体性、责任感的人，网络沉溺现象不仅不会在元宇宙中消失，还会因为元宇宙具身社交、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的特征而愈演愈烈，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挑战。

无论是曾经的互联网，还是如今的元宇宙，数字技术的进步都寄托着人们的梦想，期待着通过技术进步使人类进入一个平等、自由、开放、多元、共享的世界。然而，互联网的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这种梦想不会轻易实现，政治力量的对抗、意识形态的斗争也不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自然消失，反而“每一种现实的力量，都想在互联网上得到表征，进而征用互联网的力量扩大自己的优势”[6]。不同意识形态都希望利用技术的力量、吸纳技术的力量，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并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意识形态斗争在互联网中存在，在元宇宙中依然存在。

在元宇宙中，意识形态将基于争夺时间资源进行激烈斗争。基于网络技术形成的虚拟世界常常被描绘为无限的，它不受现实世界物理规律的束缚，能够根据人们的想象而无限扩张。但是，人的生命时长是有限的，在可预测的未来，时间是绝对刚性的资源，一分一秒都多不出来，这就为虚拟世界设置了一个边界，可以被称作“国民总时间”(Gross Domestic Time)，即网民(或称元宇宙居民)的总数量与最高日均上网时间的乘积。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在某一信息、某一平台、某一子元宇宙中多花费时间，就会在其他信息、平台、子元宇宙中少花费时间。在时间是硬性有限资源的前提下，虚拟世界中的意识形态斗争表现为对国民总时间的争夺，利用推荐算法的规则为自己争取获得人们观看时间的机会，以新奇的话语方式吸引人们驻足花费时间，混入社会热议的话题中争夺人们的时间。“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7]30。在虚拟世界的意识形态斗争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占有人们的时间，人们的时间就会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占据。

在元宇宙中，意识形态安全依然面临着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第一，历史虚无主义在元宇宙中仍然存在，并且发展出新的内容——数字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元宇宙的发展，历史虚无主义可能发展出新的内容——数字历史虚无主义。掌握着元宇宙技术的数字寡头企业建立起替代民族国家的“数字想象之共同体”，剥离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记忆、情感，使其成为数字帝国的子民。“互联网平台公司作为技术超级权力的掌握者，极有可能在资本和权力的融合下以意识形态作为切入点，布局自己的数字帝国。”[8]数字寡头企业的数字帝国将极大冲击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第二，个性化的信息推送可能激化民粹主义的发展。互联网为民粹主义提供了新的活动空间。面对网络中提供的丰富信息，人们只会按照自己的偏好选择信息，面对多元的网络群体，人们也只会加入与自己相似的群体，在群体心理的加持下，网络民粹主义破坏力加剧。元宇宙进一步增强了群体成员之间的信息共享能力，也进一步团结了极端分子，个性化的信息推送造成了人们接受信息的同质化，更容易产生极端情绪，造成群体极化，集体非理性行为更有可能发生。第三，恐怖主义获得新的宣传空间。恐怖主义借助互联网平台，宣传极端主义思想，组织恐怖主义行动，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元宇宙将使得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更强，恐怖主义作为全球性危机的特征更加明显，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更强。

“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尖锐……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必须取得全胜。”[9]23开展意识形态教育、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职责。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虚拟世界，还是在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都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时刻关注虚拟世界中的思想动态，掌握社会思潮动向，发现社会不良思想倾向，发扬斗争精神，及时与西方意识形态作斗争，增强即时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时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增强人们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

元宇宙与其说是一个网络平台，不如说是一个国家，只要现实世界的人和组织还持有原有的想法，并且通过资本等方式介入元宇宙的运作，就一定会把现实世界的治理逻辑和游戏规则渗透到元宇宙中去[10]。当下，元宇宙不过是资本主义统治逻辑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延展，虚拟世界仍然是人对物的依赖的发展阶段。数字技术的降临并没有将人从异化的状态解放出来，只是改变了其形式，从物化的异化变为了数字异化。

首先，数字统治了人，人失去了生命的丰富性和全面性而成了单薄贫瘠的数字存在。在工程思维看来，以数字为载体的信息更便于储存、分析和整合，因此，以数字为载体的信息——数据成了重要的信息资源。随着网络的普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人类社会累积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庞大，在庞大的数据支撑下，人们对数据的自信与依赖也越来越深。在科学领域，数据推动知识发展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成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在社会层面，政府依据人们生活中形成的海量数据进行政治决策，开展社会治理活动，企业根据数据进行经济活动，数据不仅可以用来刻画和描述世界，也可以用来重现世界。数据不仅用来描述人，也用来要求人，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能够以数据的形式折射出来。在元宇宙中，“随着技术支持的实现，量化自我的趋势也变得更加活跃[11]33”。人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描述世界，创造了数字工具，如今却被数字评判，把数字作为活生生的人的表征，这是数字对人的异化。

其次，数字技术统治了人，看似数字技术帮助人做出了选择，实际上是人丧失了与世界的创造性关系而陷入被动的地位之中。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人们的智能设备、浏览器、应用软件好像越来越懂用户，人们不需要发出指令，感兴趣的信息资讯就会自动推送到人们面前，其背后的逻辑是算法根据人们在网络中留下的数据对其进行分类、聚类，将同类人感兴趣的信息推送给其他人。一方面，算法为人划分的类别不能完全地反映人的本质。大数据进入计算之前，需要经过一系列预处理，数据清洗、数据筛选等环节去除了程序认为的数据噪音，也使得数据失去了原始性和完整性，无法代表人。另一方面，一旦算法为人打上了标签，就会不断推送同质化信息，人们明明面对着信息规模前所未有庞大的数字虚拟世界，却被算法送入信息孤岛之中，从“猜你喜欢”到“你只能喜欢”，人在数字技术制造的信息茧房中片面化发展，在“回音室”中走向极端。技术的发展总面临着对人的能力的剥夺[12]，当人面对世界试图做出选择时，技术已经替人做出了选择，人在技术的支配下失去了与世界产生多样关系的可能性。

最后，数字资本统治了人，人以为进入了开放自由的数字世界，其实是资本主义打造的全景式数字牢笼。在最近的俄乌冲突中，一道“数字铁幕”正在缓缓落下，西方国家的媒体消费者并未注意到外部信息源头已突然消失；相反，他们读到的是俄罗斯公民遭遇的悲剧，俄罗斯不能再访问西方的主要平台，因而只能消费本国的数字信息。实际上，鸿沟两旁的双方都进入了新的数字世界。数字资本通过掌控数字技术，利用数字技术为人们打造了一座透明的全景式“玻璃监狱”，通过控制人们接收到的信息，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人面对数字资本也毫无隐私可言，人的数字化的信息、使用数字技术留下的痕迹、数字劳动的成果都掌握在数字资本手中。随着生物识别技术的发达，人的生理数据、身体数据也将被掌握。“在数字化的今天，大数据和超级平台使得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人类的身体、健康、生存和死亡施加权力。”[13]数字技术越发达，数字技术使用起来越便捷，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的渗透越全面，人对数字技术的依赖越深，数字资本对人的控制就越全面、越彻底。试想在元宇宙这个由数字技术搭建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人的方方面面都被掌握在数字资本手中，有可能一生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编制的幻梦里。

三、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展望

无论是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研究，还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研究，都是面向未来的预测性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不仅是建立在数字技术之上，也要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理念为引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掌握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手中，要合理面对数字技术及其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处理好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利用数字技术的特征助推思想政治教育理想形态的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需要正确认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明确树立现实世界前置于虚拟世界、虚拟世界为现实世界服务的思想观念。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坚持以现实为基础的基本原则，规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于重视虚拟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建设而忽视了现实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目的是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为现实的人的发展服务。思想政治教育使用数字技术，进入数字虚拟世界，解决虚拟世界的思想问题，是因为虚拟世界影响到了现实的人的生存状况，而不是为了发展更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身。虚拟世界永远只是现实世界的投影，只有实现了以现实为基础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同时，面对元宇宙带来的网络沉溺可能加剧的风险，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要把如何处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纳入教育内容，从思想层面入手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虚拟世界观。首先，身体与心灵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这决定了身体无法进入的虚拟世界永远只是第二世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4]146人无法像信息抛弃载体一样抛弃自己的身体，身体将把人永远定位于现实世界。其次，虚拟世界是人造物，这决定了虚拟世界无法终极意义上规定人类整体的进步，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必须回到现实世界。人创造了虚拟世界，但这也意味着虚拟世界对人来说是确定的。虚拟世界只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搬运，对于人类整体而言是透明的、确定的、已知的，因此，人对虚拟世界的探索无法决定知识的增长，无法决定人类知识系统的更新与进步。如果人们抛弃了现实世界，只关注于虚拟世界，会造成人类知识发展的停滞，人类文明将困在数字虚空中永远裹足不前。最后，现实世界是虚拟世界的基础，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不加以解决，虚拟世界就永远都不可能是自由、平等、开放、共享的完美世界。虚拟世界是现实世界的人为了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创造出的工具，现实世界永远前置于虚拟世界。

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必须处理的问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数字技术隶属于生产资料，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项政治活动，属于上层建筑，二者的关系遵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的发展必然冲击上层建筑，引发人们观念、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造成上层建筑的裂痕。但是，在新技术未出现之前，上层建筑曾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运转秩序，因此在受到技术挑战的初期，必然会产生强烈的维护意识。上层建筑的防御既有保守性的一面，也具有进步性的一面，“它的保守性正在于它短期内抵御了整个社会对新技术高歌猛进的欲望；而其积极处在于，从长期方面保卫了社会以及不适应新技术发展的人群的权利，同时，它也保存了在新技术入侵面前步步败退的传统文化面相”[15]。在加速的社会状态下，我们尚未完全拥抱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变革，元宇宙已然接踵而至，技术的一往无前、高歌猛进必然带来社会文化心态的不安。社会的发展需要活力，同样需要稳定和秩序。因此，上层建筑的防御是技术进入社会的缓冲地带，通过上层建筑的甄别，减缓技术为社会带来的震荡。“思想政治教育要化解人的困惑、困扰、忧虑，改变心灵困扰或心理负担，使人变得精神轻松和振奋。”[16]282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要履行数字技术甄别的职责，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出发关注技术的发展对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世界带来的不安和困惑。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数字技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自我发展，尤其在面对元宇宙中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风险与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利用数字技术，进入虚拟数字世界，参与元宇宙中的意识形态建设。但需要意识到，数字技术作为外部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只能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的发展来体现。要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角度出发，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本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规划，不把是否使用新技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指标，而是注重数字技术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有的可行性和局限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既要给予思想政治教育者选择教育方式和方法的自由和权利，尊重思想政治教育多样化、多元化的活动形态；更要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对象面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适应情况和需求变化，使教育主体具有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同时具备批判精神。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享受着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便利，也逐渐发现自己被数字技术驯服，这就是人与数字技术的矛盾所在。一方面，数字技术发展推动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塑造了束缚人的新牢笼。元宇宙带来的数字异化加剧的风险，实则是资本主义统治逻辑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新阶段的延续。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不断扩大的奴役”这一著名公式，指出技术的逻辑早已变成了统治的逻辑。在现代社会，或者说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技术早已不是中性的，而是资本统治的同谋。“统治的既定目的和利益，不是后来追加的和从技术之外强加的；它们早已包含在技术设备的结构之中了。”[17]38同时，数字技术背后依靠的工具理性，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和思维原则，单向性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征、排斥对于既定事实的否定性维度，造就了现代人对于事物和现实无批判的顺应态度。哈贝马斯提出，技术本身就是意识形态，技术维护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使资产阶级的统治合法化。资本主义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出的数字资本主义依然在数字社会和虚拟世界中发挥着统治作用，剥削着人们的数字劳动，掌控着人们的数字生活。

人与数字技术的矛盾关系决定着人面对数字技术时，一方面要利用、使用、适应数字技术，人不能抛弃数字技术重返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另一方面要保持对数字技术的警惕，警惕数字技术背后的统治逻辑掌控自己的生活，警惕变成被数字统治的人。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既要帮助人们实现思想观念的升维，做好迈入数字技术新世界的准备。数字技术应当是为人服务的，不应该成为人生活中的阻碍，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提升人们的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又要提升人的主体意识，警惕技术异化和数字异化的风险。技术本身并无善恶之分，技术发展的方向掌握在人的手中。技术是人的劳动创造，当人面对技术时，应当居于主体地位，而数字社会的种种现象却体现的是技术对人的异化，是对技术与人的关系的倒置。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要从思想层面着手，确立人的主体意识，帮助人们从数字技术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真正为人的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