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公众信息焦虑症候及其价值引领

陈泓历

(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信息是承载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载体，智媒时代带来的信息多元、多变、无序、爆炸式和传播多向，特别是智媒平台为个性化情绪表达和意见分享创设便利，多元信息给公众带来的焦虑压力和情绪波动状况日益凸显。近年来，我国学者对信息焦虑的量表和标准进行了大量实证探讨和研究，发现信息焦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存在着的一致性和普遍性。“信息焦虑”这一概念是由理查德·索尔·沃尔曼在《信息焦虑》一书中首次提及，“当信息无法告诉你想要的或者需要知道的东西时，就会衍生信息焦虑”[1]。这是一种当用户处于信息匮乏的场景时，为摆脱信息不对称而做出的应激反应。通常采用扎根理论与调查问卷的方法，根据不同的研究对象与不同的主题研究方向确定信息焦虑的表现维度[2]。20多年来，“信息焦虑”及其危害已为学界所关注。刚进入数字化时期，学界普遍感受到信息爆炸所带来的焦虑压力和情绪波动状况；2010年以后，学者们对信息焦虑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普遍认同信息多元给公众带来信息焦虑；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更是加重了公众整体的信息焦虑状态。方兴东等提出，面对智媒时代第一场全球性疫情，人类除了要战胜病毒“瘟疫”，还需要战胜“信疫”，“信疫”问题的本质是新技术背景下社会信息传播的无序和失控[3]。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人类恐惧与焦虑的蔓延，标识了信息焦虑这一研究新的起点。

一、信息焦虑症候的具体表征

信息焦虑生成于“求真焦虑—群体焦虑—获取焦虑—理论焦虑”为特点的焦虑体系，并统摄在以“乌卡”(VUCA)，即流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多义性为特征的全球风险环境下，而媒介、传播与文化“再语境化”的起点带来了新的信息焦虑[4]。从生成视域来探究其影响要素主要有以下4点(图1)：

图1 信息焦虑生成机理

“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5]在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信息无处不在，并且受到技术与政治因素的双重影响，构建出了全新的传播生态。社交媒体诞生后，信息生产和传播主体由过去的传统媒体扩展到新媒体、自媒体、“大V”、网红以及在现场的每个人，并借由自身这一载体串联为巨大的信息链。价值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白热化，信息愈加难辨真伪，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传播者的主观性、局限性和追求流量红利等行为催生出各种博人眼球的信息，部分带有偏向的信息虽然选择事实但并不客观全面，再经由媒体的改写和放大，推出后迅疾获得10万加的点击。假新闻、伪信息裹挟其中，导致公众在辨别、吸收时产生选择性困难。随着信息数量的成倍上升，在如此庞大的信息池中甄别真伪变得异常困难。同样地，谣言也是不确定信息环境下的替代物，呼应于公众的信息焦虑和渴求。随着信息社会，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谣言传播迈入新阶段，移动舆论场一时间成为谣言的主要聚散地[6]。民众的旺盛求知欲和猎奇性导致对信息的广泛拿来主义，要用比过去数倍甚至十数倍的时间成本去辨识取舍，对真相的迫切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更易加剧“信息焦虑”的恶性循环。

网络传播以其独特的媒介形式使传播的时间和空间去中心化，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主体性被释放，信息碎片遍布网络世界。特别是，网络传播短视频信息具有微、快、碎等特点，以及超文本的、碎片化的、非线性的信息结构，短短几分钟就可以浏览数条资讯，极大地节约了时间成本，方便了公众获取信息的过程，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然而，因短视频亦具有广泛的场景适应性，信息的自由状况超出人们的预见和把控，更易传递恐慌、愤怒、悲伤等负面情绪。大量一元化、同质化、碎片化和过载的短视频信息碎片更易传递焦虑情绪，集体情绪爆发会加剧更深的不安。而基于这些无意义信息的消化时间极其有限，网络世界的无疆界、不确定性和主客体同一性，裹引着公众在不断出现的新的感兴趣的信息中触发不安、犹疑甚至群体焦虑，其消极影响呈几何级数上升。

大数据算法通过探索同其他个体的相似兴趣不断完善用户的个人画像，为具有相同特质的用户群体培养更多的共同兴趣。经过智能算法之后的大数据精准推送，用户获取的信息看似被拓展了，其实仍处在海量信息的井口中。协同过渡只增加了井口宽度，未实现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平衡[7]。美国学者桑斯坦提出了“信息茧房”概念，并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强调，“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8]。大数据算法加剧了“信息茧房”现象，而仅靠有限社交平台获取信息的公众，会禁锢在自己的圈层和群落，被算法裹入同质化的信息气泡，进而加速圈层固化。当遇到与自己观点不相符的声音时，有部分网民会表现出高度的学理性和分析性，抓住对方某一处方法论上的缺陷猛攻，虽可能一时赢得了争论，但深究乃是党同伐异，抗拒接收新信息。同质性、重复性的内容进一步导致“信息茧房”加重，且当自身知识局限难以“破茧而出”时，会产生新的信息渴求、认知缺失与危机感。而如何打通圈层之间的信息壁垒，促进信息载体的良性沟通和更新迭代，亟待智媒的正向、有序发展，为公众消减信息焦虑找寻新的出口。

任何一种知识和学问都有其成熟的内在体系，通过网络传播在短时间内的知识爆棚只是假象。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指出，“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9]，他在1853年4月12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批评一些不愿刻苦学习理论的党内同志时说道，“马克思的学习是相当刻苦的，而有些蠢人到处猎取一些新词句，最后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10]。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机能主义心理学和现代教育学的创始人约翰·杜威也说，“概念帮助我们认识未知的事物，使我们已经感知的尚不完备的知识得到补充。”[11]互联网快速发展，加快了全球文明文化迭代的节奏和步伐，信息传播带来了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公众崇尚运用互联网技术检索和储备知识，且对信息过载永无餍足。市场迎合需求利用公众对未知的求索和所知的延续，运用网络信息简化其独立阅读与思考的过程，将深度知识以学者解读后反刍的形式进行贩卖。基于资本运营之下的部分媒体，“利用受众对知识的渴求营造焦虑情绪，激发受众购买产品的焦虑营销，是当下媒介对知识付费产品的主流营销方式。”[12]以信息载体来建构一些似是而非的知识概念，扩大焦虑情绪只为更好地营销知识付费产品。公众的个体偏好、认知局限和专业储备不足，很难形成对信息选择接收和分析使用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廉价浅表的信息与内在知识结构产生碰撞，容易形成巨大的理论断层和逻辑漏洞，成为失去科学思辨、盲从表象思维的“轻知识”追随者，导致那些能引起深度思考、促进社会进步的知识被搁浅。一旦面对系统的知识模型和学科概念，必然引发新的知识恐慌和信息焦虑。

二、公众信息焦虑的防范、纾解面临的现实困境

智媒时代的公众拥有前所未有的多元文化场域，传统单一的信息中心源被多点分散的信息中心源取代，信息流动由垂直模式变为网络错综的复杂模式。信息传播日益便捷，渴望掌握更多信息是人类的本能。虽然拥有了选择信息的空前自由，个人可以无限关注、转发、点赞自己喜欢的信息，取关、屏蔽厌恶的信息，但伴随而来的焦虑也空前巨大。数字化有力支撑了新冠肺炎疫情下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公共服务，但近几年疫后民生经济受到影响的情绪体验与个体焦虑互为作用，叠加并放大为社会焦虑症的蔓延。焦虑对公众接受信息的优先效应产生影响，初次和第一的主观收受信息与焦虑不安有着直接联系。紧张不安、忧虑烦恼、无能为力等情绪进一步影响信息传播的不完整和不确定。面对日趋满溢的信息容量池，公众的信息焦虑亦由此产生：一方面，“学然后知不足”，焦虑无法及时获取足够多的正向信息；另一方面，臆想编造的虚假信息、无序博流量的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诈骗信息等往往使公众无暇过滤所需的信息知识，因无法妥善处理造成了新的焦虑。

随着全社会网民化，多元需求的网民群体深度活跃，网上各种思想交流和信息交融日益频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相互激荡、彼此碰撞，网络文明程度亟待提高。冗余无序的信息纷繁于网络空间，甚至造成某种程度的信息污染，信息传播中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无序无控现象时有发生。西方国家在互联网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尤其是西方强势话语权的预设与陷阱，年轻网民极易在“污染环境”中被舆论带偏节奏引发思想波动，也极易弱化世界观、价值观存在的意义，给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带来巨大挑战。

新媒体环境下公众处于凡事上网、时刻在线的状态，整日处于信息洪流激荡中。公众信息需求的不确定性，自媒体传播信息的不严谨、不负责和故意加大炒作，都容易造成信息危机甚至影响社会安全，迫切需要在价值引领层面维护良好的文化生态体系，传播文化自信，使正向信息发挥强有力的规范引导和教化功能，以数字化助力文化强国建设，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

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给人类创造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增长动能和发展机遇，《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1年)》提到，五年间我国网民人数由7.72亿增长至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至73%，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57.6%，网络扶贫和数字乡村建设接续推进，城乡居民共享数字化发展成果[13]。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网络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的规模也全球领先。在此背景下，“我害怕错过”“我想要都懂”反映出智媒时代下公众集体的信息需求。网络生态的复杂和多元，碎片化、情绪化、狂欢式和不可否认性的网络语言表达影响公众对信息传播的正向吸收和适度吸纳。当人们陷于非连续、多嗓音的信息场域，信息认知模式被重塑，获得真相难度亦随之加大，还极易陷入情绪认同的“陷阱”，形成不求甚解的思考习惯，进而导致学习效率低下和学习成果的低能转化，焦虑、急躁等负面情绪随之放大。针对互联网条件下信息传播规律和网民上网行为特点，政府和主流媒体需要进行针对性、交互性、聚合性的信息正向引入。

一方面，面对传播门槛低、互动性强、信息传播非线性的新媒体传播，更增加了公众分辨信息好坏的难度，自媒体平台上的匿名虚假新闻和信息更容易引发信念危机和人格障碍。而当网络空间中的一些人通过议程设置的技术手段、用算法推荐技术将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送至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低龄网民，这些低龄网民的价值判断将大受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应用，数据特别是个人信息面临的风险隐患持续加大。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强制授权、过度索权的现象普遍存在，随之衍生出种种新的信息焦虑。如在一系列“适老化”利好政策的推动下，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体中得到广泛普及，但因技术操作普遍不熟练，防范意识较弱，对非法链接、诈骗信息、网络谣言等辨别能力较低等，老年群体的信息误用和焦虑问题也愈演愈烈。

近年来，心理危机事件不断呈上升趋势。一是突发的公共危机和社会问题会引发情绪波动和心理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延宕，突发事件引发信息焦虑情绪影响着公众生活，而在获取信息、筛选信息、利用信息的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消极情绪，影响其合理自我认知。大量同质化的信息过剩、异质化的信息欠缺，信息茧房和数字鸿沟造成公众的“信息焦虑”，给社会和个体都带来更多的心理失衡和危机。二是各种别有用心的信息，借“公知”“意见领袖”“正能量”外壳，实质制造引发公众的消极情绪、强化偏见，消解社会正向善意，甚至歪曲历史、歪曲事实进而达到干扰公众正确认知的目的。

由此衍生的种种，给党政部门及从事青少年或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社区社会工作者、老年社会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更揭示了我们对信息焦虑这个既旧又新的命题需要予以必要的警惕和积极的审视。

三、对公众信息焦虑进行价值引领的实践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这一全新任务。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舆论传播的环境，必须借鉴以强调大数据、迭代、流量、跨界、去中心等为特点的互联网思维展开有效行动，关注新媒体的议程设置，从议题互动中厘清各种社会思潮彼此之间的关系，挖掘正能量充沛的舆论场，以缓解消除信息焦虑、培育健康健全人格为目标，在解决公众信息焦虑方面掌握主动权，让先进文化发挥出强大的场域影响，让正向信息传播成为智媒时代的主力军、主阵地。

当前人类共存于多元媒介相互交融的信息狂欢时代，我国的主流媒体要积极占据网络舆论交流阵地，适应数字技术全面融入社会交往的和日常生活方式新趋势，面向公众的多向立体需求，主动融入主流价值引领，打造多渠道数据平台。智能时代，相关职能部门更需扩大信息资源与公共服务辐射覆盖范围，“网下用力”与“网上用心”相结合，主动回应公众关切、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在赋予各类官媒发声权威性和加强舆论引导力的同时，增强其更接地气、更有亲和力的一面，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同时引导公众明确是非标准、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使网络空间正能量更加充沛。

网络建设和信息传播还要注重激发受众新的思考和正向的信息加工，在激发公众兴趣点的同时，形成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文化解码能力。如针对青年公众群体具有较为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但参与方式和渠道的“量少质差”阻碍了其主流意识形态表达，可转换视角，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更加“以柔克刚”地嵌入主流意识形态，将网络上的年轻人“变量”变成“增量”[14]。善于抓住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和焦点，探索信息焦虑的动态变化过程，了解其成因，为公众创造更加便捷灵活的线上线下多元融合信息空间，合力立足于更好发挥信息化的“赋能增效”作用、网络安全“保驾护航”作用，着力营造开放、健康、安全的数字生态，搭建信息网络安全屏障。

议程设置理论作为传播效果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源自李普曼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正式提出。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即大众传媒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15]。面对数字化时代浩渺如潮的网络信息，应合理地利用好议程设置这一抓手。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设置的主体是编辑与记者，而在智媒时代，人人都是前沿记者，可以利用微博、小红书、抖音、微信朋友圈等发布信息，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发布模式导致了智媒时代议程设置主体更加多元。

议程设置是信息有效传播和价值目标实现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如上文所提，可将体现主流价值观的议题作为重要信息内容补充进对公众的传播，如设置具有教育意义的议题、有正面引导作用的议题、符合公众求知求新需求的议题，设置一系列正能量、正导向的议题，并逐步强化正面议题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进而有效达到认知和谐与平衡。运用议程设置理论，创新网络传播和信息正向引导的有效机制。如在设置议题时，要切实加强正确的议程导向，还可适时调整和转换议题；用一些众所周知，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趣味性强的议题来提高可探性、导向性和有效性；必要时可以设置连环议题，大大增强对公众引导的效果。

智媒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随时随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都曾严格限制家庭成员使用智能手机等媒体去获取信息，因为“对他们来说，信息已然变成分心的事物，变成转移注意力的东西，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而不再是赋权的工具和解放的手段”，这就形成了一条“新数字鸿沟”[16]。事实上，对现代人来说，没有手机就好像远离了现代生活，更加大了被推向“新数字鸿沟”的风险。

以此视角对业界人士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一，意识到信息传播的复杂环境给普通民众身心健康带来的挑战，把关注点放在对传播介质的管理上。如，着力控制源头，推动智能化场景的运用，优化数据推送方式，引导普通民众意识到算法的缺陷，以理性认识和科学方法将理解和判断力推向新的高度。其二，大数据服务于人，以主流价值内容引领算法逻辑，适当满足公众关切的利益需求和情感需求。针对网民们反感的“说教式”教育，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建大数据一体化利于公众接纳的新“梗”云平台。利用现代算法推荐技术，借助数据库庞大的信息流，把主流意识形态包装成公众愿意接受的“新梗”，通过大数据、智能算法对其内容做恰如其分的分类推送，及时收集和准确提取。其三，信息焦虑大多为心理应激性反应，而与某一问题、某一专业相关的心理结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必须分步达到和因人而异。因此，要在对信息环境进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实体行动，针对不同群体心理特征开发运用算法推荐技术，适群、适时、适域分步实施有针对性的信息推送和传播渠道。

智媒时代的终身学习需求引发了全局性的教育变革，也构建了“互联网+教学”这一新型教育形态。利用数字化、信息化造福有求知需求的民众，提升公众的信息素养，教会公众分辨网络信息的真假对错、是非黑白，增强公众的信息甄别能力。提供优质化网络信息服务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懂得分析和评估资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培育并提高公众信息识别、加工、创新使用能力，引导公众拥有有效获取信息和评估信息价值这两个重要技能。助力其认知虚假信息形态、掌握信息演变的规律，明晰虚假信息传播的技术手段，提高辨识网络谣言的能力。

完善各类在线教育平台的可及性、便利性、普惠性和实效性。聚焦公众的信息接收渠道，特别是在信息选择和挑选资源时注意：通过可靠的信息资源学习，如使用安全搜索过滤器和安全高效的搜索引擎；学会批判性思考并主动进行决策，提出驱动性问题，利用好各种现代化的技能工具，与他人分享判断和想法；调节信息可读性，通过信息后续跟踪、引导，加强信息接收后的反思和深悟，促进深度思考与实效学习。面对不可胜数的信息与新知识，面对大数据的量级增速及无限增长，面对公众网络信息依赖和求新知的需要，察大势、应变局，堵漏洞、强弱项，实施多向有效传输，拓展知识获取范围，在增强其忧患意识的同时又不能让公众对冗杂庞大的信息感到“细思极恐”。

在各类决策中将“传播”工作前置，充分发挥网民参与和输出的主动性，并把握因新而引、因事而化、因需而变，变单向传递为多道传输。信息社会中，大量网民可就“家事国事天下事”随时随地发表见解，所以，充分运用智媒平台的信息双向、多向传播便捷条件，及时了解公众意愿和情绪的“火花”，在各领域扩大公众的有序参与，让公众有足够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信息反馈机制。针对特殊信息承载群体，如面对高校大学生群体，发挥马克思主义特有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理性客观地认识到多元化思潮的普遍存在，提高年轻人的话语鉴别能力和网络素养，认清西方话语霸权和网络暴力舆论的本质。以理论为支撑，优化信息生态，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善于运用信息引导权和舆论话语权，促进公众在遇到困惑和心理危机时寻求社会支持，运用有效的正能量的圈层文化占领互联网信息渠道。

***总书记强调：“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17]综上所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之下，我们更需要重视公众“信息焦虑”现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进一步引导公众区分信息与知识，提高对信息的辨识、选择和接受能力，在海量信息接踵而至的时候增强识别力、扛住压力，增强公众的心理韧性，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涵育爱国向上情操和网络文明素养，促进积极网络舆论环境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