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诗人，沉浸在生活低处

卢楚函

12月7日早上，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如约见到秦晓宇，深色休闲装，黑布鞋，背双肩包，风尘仆仆，满脸倦意。寒暄中得知，凌晨3点，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返回北京。在那里，他正在进行工人诗歌纪录片《我的诗篇》中一位彝族诗人的拍摄。

这部纪录片，只是他手上正在忙碌的三件事之一。与此同时，他还在编写《工人诗典》和通过众筹为两月前自杀的深圳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出版诗集《新的一天》。有两个关键词能贯穿这几件事的始终：工人，诗歌。

“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中国工人在创造出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其中的佳作和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具直指人心的力量，但这部分文学成就被严重忽视和低估。打工诗人的创作哪怕只是描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也是在为3亿多同路人立言，为底层的生存作证。”

2013年的一次国内诗歌大赛中，担任评委的秦晓宇看到这样一些参赛者：他们是矿工、搬运工、爆破工、车床工，同时，他们也在写诗，诗歌中多是描述自己的真实生活和生存状态。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笔名“冲动的钻石”的郭金牛。47岁的他来自湖北，从1994年开始在广东深圳、东莞一带打工，做过建筑工、搬运工、工厂普工、库管，也摆过地摊，这些经历后来都成为他写诗的灵感源泉。“以及青葱岁月/野草一样的年华/我的这些诗歌/记录着我/走到生活的深处/摸到生命的痛处。”2012年，他在网吧上网时，不经意地在论坛上贴出自己的一组诗歌，这些诗句牵着他从工棚、出租屋，走向了各大诗歌节。在诗人杨炼和秦晓宇的推荐下，郭金牛凭借《纸上还乡》获得了国际华文诗歌奖。

“少年，某个凌晨，从一楼数到十三楼/数完就到了楼顶/他/飞啊飞/鸟的动作，不可模仿/少年划出一道直线，那么快/一道闪电/只目击到，前半部分/地球，比龙华镇略大，迎面撞来/速度，领走了少年……”这是《纸上还乡》中的一部分，写于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发生震惊世人的连续13起跳楼事件后。当时工厂安排员工去安装钢铁防跳网，郭金牛就是其中一位施工人员。

接触了近百位打工诗人，秦晓宇觉得他们的诗与传统意义上的诗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他们有底层的经验，又能沉浸在这样的低处”。“中国诗歌有一种说法叫‘修辞立其诚’，你的抒发不能是一种像塑料花一样的虚假而美丽的语言效果，这里面一定是要有心魂，一定要有现实性，具有这个世界所有的疼痛和悲欢离合，以及自己的独特经验。”

真实而独特的经验也正是工人诗歌的可贵之处。“工人为诗歌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打开了一个新世界。新诗也写了100多年了，但他们总能写出一些我们没有触及过的经验。”秦晓宇认识一个叫老井的矿工，“他在大地之下800到1100米的深度工作，能听到井下一些类似蛙鸣的声音。”这些经验真实地反映在了他的诗中：煤层中/像是发出了几声蛙鸣/放下镐/仔细听/卻没有任何动静/我捡起一块矸石/扔过去/一如扔向童年的柳塘/却在乌黑的煤壁上弹了回来/并没有溅起一地的月光……

一次瓦斯事故后，为了从源头上杜绝爆炸再次发生，井口被砌上隔离墙，许多遇难者遗体被永远留在黑暗的井里。目睹此景的老井写下了《矿难遗址》：求救目光/挤出石头墙缝/扯住我的肝肠/直往墙内拉/原谅我吧，兄弟们/我愿做一口活的棺材，一座/移动的坟墓/殓载上你们所有残存的梦/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地表/那个阳光暴涨的地方，再把它们释放出来……

还有隧道爆破工陈年喜，开山15年，写了一首诗就叫《炸裂志》，他把生活重负和工作完全打通了，这是别人没法写出来的：早晨起来/头像炸裂一样疼/这是大机器的额外馈赠……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

如果说郭金牛、老井、陈年喜写的是艰难，那许立志的诗则更偏重于孤独。在编写《工人诗典》的过程中，秦晓宇认识了许立志，并毫不吝惜对其诗歌的赞赏，“许立志是90后，原本有希望成为诗歌最新生的一个力量。他天赋很高，我觉得他和海子相似，他们的诗歌都非常通俗易懂，情感特别真挚强烈。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诗歌更容易打动人。” 8月，他们还就录制《我的诗篇》联系过。“本来，他是个重要角色，但他回绝了，说不写诗了。”

最终，许立志和海子有了一样的人生选择。今年9月，24岁的许立志在距离深圳富士康龙华科技园几公里远的高楼内，从17层窗口一跃而下。一年前，他似乎在诗中已“预谋”好这一切：他想着想着/往前挪了一步——《跳楼》。

许立志出生在粤东的一个村庄，2010年高考落榜后，去了富士康当了一名流水线操作工。白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再加班到晚7点;夜班从晚8点到第二天凌晨5点，加班到早7点。白班、夜班，每个月一轮换。在《流水线上的雕塑》里，许立志如此描绘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双手如同机器/手上盛开着繁华的茧/站成了一座古老的雕塑。”另一篇中，他描摹了工友群像：“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

今年年初，与富士康的第一份合同期满。许立志想找个新工作，结果却处处碰壁。最终，他无奈回到富士康，再次签订了一份3年的工作合约，4天后，跳楼自杀。死前他写下了《我弥留之际》：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

许立志逝去后，秦晓宇决定为他众筹出版个人诗集。“募集到的钱，除了出书，其余的给许立志父母，原本目标是6万元，印3000册。”他掏出手机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众筹信息显示已募集近11万元，“可见大家对他作品的认可。”

在秦晓宇看来，当下这样一批优秀的打工诗人的出现，有其萌芽和成长的土壤。“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知所感。都是有话要说，不是为写诗而写诗，只是因为生活中有太多的积压，当再也咽不下时，就需要喷涌倾诉。”

另一方面，诗歌需要一个交流和砥砺的氛围，网络的发展为他们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网络世界中，可以找到很多诗歌论坛，找到同气相求的朋友，渐渐形成一些打工诗人群体。

“工人写诗需要有一种自我觉醒在里面，就像许立志，当别人过着一种苦痛而麻木的生活时，他则一边过着自己的生活，另一边又以一种诗人的眼光和批判的意识，去审视自己的生活。”秦晓宇顿了顿，补充道，“虽然这样会让痛苦更痛。”

“你怎么看这些诗作的社会意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问。“我把它们看作是打工者自己书写的命运，这构成了当代中国转型的一部史诗。” 秦晓宇说，1980年，当时刚脱离灯泡厂锡焊工环境的舒婷写了一首名为《流水线》的诗，其中写道：我们从工厂的流水线撤下/又以流水线的队伍回家/星星一定疲倦了/小树都病了/烟尘和单调使它们/失去了线条和色彩……但是奇怪/我惟独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对自己已成的定局/再没有力量关怀。

多年以后，另外一个女工郑小琼写了相同的题材，也是《流水线》：她们，或者他们，相互流动，却彼此陌生/在水中，她们的生活不断呛水，剩下手中的螺丝，塑胶片/铁钉，胶水，咳嗽的肺，染上职业病的躯体，在打工的河流中/流动。

“舒婷的诗能够感觉到那是一种苏醒和萌动的时代;可20多年之后，郑小琼眼中的流水线，虽然一样枯燥，却多了憎恨。你能从这些诗中看到沧桑变化，所以这些诗可以看成一部工人的精神史诗和沉重的社会史诗。”秦晓宇分析说。

工人的诗歌在记录着时代，而他们个人的“时代”也因诗歌而被改变着。郭金牛成为深圳龙华区作协副主席，郑小琼因获得人民文学奖而当选广东省人大代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依然奔波于建筑工地和厂房。对于郭金牛等人的选择，秦晓宇很理解。“这是改变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用写作这样一种最纯粹的方式。只不过希望他们还能不忘自己的初心。郑小琼后来出了一本诗集就叫《女工记》，说明她还在关注着这个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