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中四类商人形象

孙 琳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青岛266100)

商人作为一个重要群体，在先秦至元代文学作品中很少涉及。然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商人形象开始出现在明代文学家笔下，特别是在通俗小说“三言二拍”中，出现大量和商人相关的篇目，塑造了众多商人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三言”中以商人为主角或配角或偶尔涉及商人的篇目有49篇，占“三言”总篇目的三分之一，共出现商人约70人。“二拍”中以商人为主角或配角或偶尔涉及商人的篇目有41篇，占“二拍”总篇目的二分之一，共出现商人约67人。然而在这一系列复杂、鲜活的商人形象中，有四类商人值得我们注意，即:说教型商人、好色型商人、弃儒经商型商人、期盼仕途型商人。

一 说教型商人

“三言二拍”作为明代通俗白话小说代表作，完全发挥了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教育传统，在其通俗浅显故事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说教意义的商人，如沈一、刘贵、张富、许宣等。

作者的说教意识，首先和文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有重要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德治世”国度，文人在宣扬道德伦理，劝诫世人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尽管很多文人提出追求自由、反对礼教思想，但他们也是在“发乎情，止乎礼”的框架内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典型心态是:无论与名教冲突多么激烈，其内心深处或隐或现的对儒家存有深深眷恋。换句话说，文人素有的历史反思意识，强烈的历史忧患和现实关怀使他们难以超脱理性的羁绊”①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页。特别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有害风化的习气与日俱增，社会道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文人不得不担负起维护社会道德的文艺传统。如在《王渔翁舍镜崇三宝白水僧盗物丧双生》中商人沈一因贪财受神舞弄，作者借此告诫人们:“只因一念贪痴，妄想非分之得，故受神道悔弄如此。可见世上不是自家的东西，不要欺心贪他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许宣因为贪恋白娘子的美色，三次遭难，最后遁入佛门，作者也以此劝诫世人“欲知有色还无色，须识无形却有形。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写到小商人刘贵因为一句戏言害死数条人命，作者借此劝诫到:“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殃危。劝君出话要诚信，口舌从来是祸基”。

其次，教化思想与冯梦龙、凌濛初的文学创作观和文学创作目的相关。二人都强调文学的社会教化、劝诫作用。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序》中说，好的小说能够使“怯者勇，淫者真，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同时他还公开为自己的小说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并在《醒世恒言序》中道:“明者，取其可以道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冯梦龙通过给书命名，也传达了他“教化”的观念。凌濛初也强调小说的劝诫作用，他在《初刻拍案惊奇序》中说:“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是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在《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中也说“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诫，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在小说“教化观”指引下，塑造大量具有教化意义的商人也就可以被理解了。

二 好色型商人

关于表现商人出入青楼妓馆、用金钱追买欢笑、贪恋美色、纵情欢愉的行为，在宋元文学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到了明代文学作品，特别是通俗小说“三言二拍”，对此种现象的表现有增无减，可以说对商人醉生梦死私生活的描写已经成为明代文学重要主题之一。“三言二拍”中描绘了众多商人贪恋美色、纵情欢愉场景，特别是青楼狎妓、与他人内眷偷情行为，并且作者对这两种行为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和明代流行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明代尊情尚性的文艺思潮开始盛行，倡导个性解放，肯定人欲的思想被大多数人们所接受，冯梦龙和凌濛初不可避免的受到了这股思潮影响，特别是冯梦龙，“他的《挂枝儿》《山歌》可以说是他情欲观的集中体现”①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所谓“食色性也”，在肯定人欲思潮影响下，对出于生理需求的狎妓行为，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而是给予宽容和谅解，有时还会为其加上美满结局。在《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丝绵铺主吴山因贪恋娼妓金奴，差点丧命。但是最后醒悟过来，痛改前非，邻里对此十分钦佩。《卖油郎独占花魁》中卖油小贩秦重，最终赢得一代名妓花魁莘瑶琴的芳心，最终和这位花魁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理想化的故事，不管是否现实，但他至少表达了作者对商人狎妓的宽容态度。

但对于商人与他人妻妾偷情行为，作者却给予全面否定。这和文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信念息息相关。文人自古以来都是世人道德楷模，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使其对于这种不道德行为给予否定与批判，正如作者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场白中的表态:“假如墙花路柳，偶然适兴，无损于事;若是生心设计，败俗伤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假如你有娇妻爱妾，别人调戏上了，你心下如何?”所以这些商人大多是悲惨结局。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粮商陈大郎，与蒋兴哥妻子三巧偷情，最后因惊吓而病故。《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中商贩阮三郎与陈家小姐在偷情时丧命。《乔彦杰一妾破家》中小商人乔俊，好色贪淫，娶了别家小妾周氏，后又迷恋娼妓沈氏，最后也因小妾难耐寂寞，陪上了全家姓命。《徐茶酒乘闹劫新人郑蕊珠鸣冤完旧案》客商钱已因见郑蕊珠起了淫心，便杀死了同伴赵申，最终自己也被问成死罪。

其次，小说不仅仅是小说，它是一定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的反映。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队伍不断壮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所谓“饱暖思淫欲”，商人贪恋美色、青楼狎妓行为是以其雄厚经济实力为后盾的。正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所说:“多少做客的，娼楼妓馆，使钱散漫”。就连为人稳重老实的卖油郎秦重，也对金钱的力量了如指掌，“我闻做得老鸨的，专要钱钞。就是个乞丐，有了银子，他也就肯接了”。

三 弃儒经商型商人

关于士商之间关系，特别是士商对流现象，在宋元文学中已经有所表现，如元曲《庞居士误放来生债》中的李孝先就是“习儒不遂，去而为商贾”①臧晋叔:《元曲选》，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士商互动现象，在“三言二拍”中也有大量描绘，刻画了众多弃儒经商的商人，如杨八老、刘贵、范巨卿、潘甲、程宰、王禄等。尽管他们因各种原因弃儒经商，但总结起来不外以下几种:

第一，仕途艰难，由此而带来的生存压力，可以说是这些儒学士子们弃儒从商的直接动力。如《杨八老越国奇逢》中杨八老，因“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事日渐消乏”才“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利息，以为赡家之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中刘贵，“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是改业做生意”;《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的主人公潘甲也“因家道艰难……已自弃儒为商”。为了维持生计，弃儒经商也是不得已选择。

第二，这些儒学士子们仕途艰难的状况和明代科举息息相关。在明代，科举考试门槛变高“初设科举时，初场试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三场策一道……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②张廷玉:《明史·选举》，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138—1139页。，想通过科举取仕已经很困难。正如《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尚书所言:“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跑?…”。其次，明代形成新科举制度，设置生员作为世人阶层的最低一级。但是生员人数不断增加，而举人、进士名额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生员有时一生都无法取得功名。徐熥对这种仕途艰难现象也说到:“然束发受经，老而不能青其襟者十之九;即青其衿矣，然三载所贡士，岁有定额数……故闽虽家礼乐而户诗书，然士之得志于有司者抑何寥寥也!”③徐熥:《幔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除此之外，明代商品经济繁荣，经商成功比例较高，“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者十之九”④张海鹏、王廷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788页。。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失意儒学士子，便自觉或被迫走上了弃儒经商之路。正如《许察院感梦擒僧王氏子因风获盗》中王禄和他的哥哥“幼年具读书”，后来其哥哥“进学为生员”，而他自己因“废业不成”就跟着父亲来往山东做盐商。“见他能事，后来其父不出去了……托他自往山东做盐商去”。“王禄到了山东……眼明手快……撞着时运又顺利，做去就是便宜的，得利甚多”。因此，经商也成了文人士子的不错选择。

四 期盼仕途型商人

明代士商对流现象不仅仅表现在儒学士子弃儒经商，商人采用各种手段走入仕途，也是士商互动另一显著特征。在“三言二拍”中刻画了众多对“乌纱帽”具有渴望心理的商人，如高赞、张廷秀岳父、郭七郎、张权等。

首先，商人们期盼走上仕途的心理和中国自古以来官本位思想分不开。古代中国一直是封建官僚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思想占据主要地位，这种官本位意识对商人产生巨大魔力，他们一旦经商致富，便通过各种方式向官场发展。对乌纱帽的渴望心理，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在婚姻缔结和子孙教育上。很多商人在为子女择偶时，大都愿意与有可能进入仕途的人缔结婚姻。如《钱秀才错占凤凰俦》的富商高赞，有个“美艳非常”的女儿，“不肯将她配个平等之人，定要捡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陪她”。后来挑中的是一个“家世书香”、“饱读诗书，广知今古”的钱秀才，最后钱秀才一举成名，高赞的心愿得以实现。《张廷秀逃生救父》中张廷秀岳父，“看廷秀勤谨读书，倒有心要把他为婿，还恐不能成就，私底下询问先生。先生极口称赞二子文章，必然是个大器”。最后王员外也在别人都称赞张廷秀有科甲之分情况下选他为女婿。还如《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中徽州商人，听说韩侍郎要娶个偏房，于是就“反赔嫁妆”把义女嫁了出去，其目的就是为了“贪个乌纱帽往来，便自心满意足……”。商人已经将是否可以进入仕途看作儿女婚姻的重要条件。除了婚姻缔结，从商人们对子孙的教育上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官位的向往，如《张廷秀逃生救父》小商人张权虽家境不富裕，但是仍把两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因见二子勤苦读书，也有个向上之念”;《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大郎所失之子被徽商陈朝奉买去后，“伴小儿在学堂中读书”;《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家乡有一义学，“陶公为其领袖，众小儿在内读书”。由此可见，不管是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对其择偶的选择，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官本位思想对商人们的极大影响。

其次，除了自古以来官本位思想，在明代实行“纳监”选官制度，为入仕无门的商人提供了进入仕途捷径。如《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艄》中的郭七郎，在京都听人说起“朝廷用兵紧急，缺少钱粮，纳了些银子，就有官做;官职大小，只看银子多少”，便花了五千两银子买了一个刺史做。

第三，官宦之家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很多荣耀和利益是别的行业所无法取代的，如《玉堂春落难逢夫》中王景隆，他之所以能够为玉堂春翻案并落籍，就是凭借着官位。花魁娘子莘瑶琴，刚开始为自己挑选夫婿的时候也是奔着官宦家族而去。仕途是财富的一种保障，正如《钱多处白丁横带运退时刺史当稍》所说:“做了官，怕少钱财?而今哪个做官的家里不是千万百万，连地皮多卷了归家的?……做的一年两年，重撑门户，改换规模，有何难处?”

第四，源自商人自卑心理。春秋时期就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商位居于四民之末。在人们的价值观中，商一直处于被贬抑地位，这也使得商人形成自卑心理，即使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代，商人也难以彻底摆脱这种心理，士商之间门第观念仍然存在。如《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浙江商人蒋生喜欢上店主之女，但是他自己却在心里思量道:“他是仕宦人家，我是个商贾……虽是未许下丈夫，料不是我想得着的”。店主要招他为婿，他却自卑的说:“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沾门风”。《黄秀才徼灵玉马坠》女主角韩玉娥是徽商韩翁之女，喜欢上书生黄生，她也自卑的认为“生长贾家，耻为贩商贩妇”，可见地位的自卑感，也是促使他们对仕途渴望的另一重要原因。

通过以上对说教型、好色型、弃儒经商型、期盼仕途型四类商人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明代特殊的社会背景及作者的创作观对商人形象的刻画有着重要影响。商人在“三言二拍”中占据着主要地位，是其必不可少的角色，也在明代文学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1]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