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征军诗歌的艺术特征

吴 辰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571158)

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诗创作中，“中国新诗会”作为世人所知的左翼诗人群体，在中国诗坛上发挥着自己号角般的作用。而“中国诗坛社”作为“左翼作家联盟”旗下的另一个诗歌团体，则默默的驻守在中国的南方大地。征军①征军(1912－1946)，原名施继仕，又名启达，海南琼山人，左翼诗人，1946年病逝于香港。作为“中国诗坛社”的代表人物，在中国的南方，坚持“用诗歌做子弹向敌人射击”②王春煜.以生命谱写诗篇——诗人征军及其创作[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345.，在当时的诗坛颇具影响力。有人曾评论道:“他的每一首诗的发表，都使人觉得内容新鲜，技巧纯熟，而被世人认为是中国最有希望的新诗人之一”③张罗天.征军的一生，转引自王春煜.以生命谱写诗篇——诗人征军及其创作[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348.。由于诗人的早逝，这个本该在中国诗坛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年轻人却长期无人关注，“长此下去，他的诗将烟灭了”④原载于1991年7月7日新加坡《新明日报》，转引自王春煜.以生命谱写诗篇——诗人征军及其创作[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345.。他的诗歌除了有左翼诗人共有的阶级情感与意识形态性之外，还存在着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美学特征。这种浓烈的个人化色彩的诗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使得征军在那个时代诗人群体中格外不同。谢冕先生在评论征军的诗歌时说:“与同时代的诗人相比，作为战斗的号角，作为激励前进的火炬，他们的诗是相同的。但是，征军的诗色调更为浓郁，传达出极惨烈的艳丽。……题材别致，立意清新，在当时甚至在今天，也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创造”⑤谢冕.一道划过天边的光芒——＜征军诗集＞序[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7.。本文试通过分析征军诗歌的美学特征，来重新审视这位被历史的尘埃埋没许久的诗人。

一 残酷的意象

征军诗歌中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他独特的意象体系。“征军的诗色调更为浓郁，传达出极惨烈的艳丽。他喜用‘血泥’、‘血泊泥塘’、‘血淋淋的囚徒’这些惨烈的意象，他说，‘祖国，是涂着血的谷粒’，有一种让人惊心动魄的效果”①谢冕.一道划过天边的光芒——＜征军诗集＞序[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7.。的确，在征军诗歌中，大量血淋淋的意象的存在构成了他诗歌中最重要的审美体系。

在《祖国，是涂着血的谷粒》一诗中，作者写道，“祖国的战士/在涂着鲜血的/亚细亚的原野上/悲壮的向着/东方摧残人类幸福的强盗，/英勇的唱着/弱小民族解放的战歌”，“祖国复活的土地，是涂着血的谷粒，火似的自由的生长起来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祖国，在征军的眼里是“涂着血的谷粒”。这一意象是奇特而残忍的，而在这奇特与残忍背后，却存在着一种超乎寻常的真实与贴切。诗歌创作的1938年，适逢卢沟桥事变、日本出兵中国一周年，祖国在日本侵略者的压迫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生存成为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当务之急。民以食为天，在战争的烽烟中，粮食对每个人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祖国在这些饥饿的人民看来，就是“谷粒”——粮食的象征，而为了争取这粮食，血的付出是在所难免的。“涂着血的谷粒”，在此时此景，竟是如此的形象与贴切。为了生存，为了粮食，人民必须与侵略者进行殊死的斗争。在斗争中，“谷粒”上将会“涂着血”——每一生存机会都将用血的代价来换回;而这“涂着血的谷粒”在“祖国复活的土地上”必将“火似的自由的生长起来”。在诗中，“谷粒”和“血”无疑地是刺痛读者的两个关键意象，两个意象的连用，哪怕是最愚鲁的读者也会感觉到一种国破家亡的不安。而“火似的自由的生长起来”的“涂着血的谷粒”，预示着反抗侵略的战争必将胜利，给予读者信心，号召读者为“祖国复活的土地”而奋斗。这强大的感染力是任何温柔的意象和和善的劝说都无法取代的，具有着强大的号召力。

而在《海》这首诗中“不，这不是死者的尸啊/是南中国的播种者/在海里播下的春的种子/这涂着血的春的种子/将萌发在中国的广大的土地上/如出自黑暗重山的旭日/照耀着世界上自由的国土的海”。作者把支离破碎的“死者的尸”看作是“南中国的播种者/在海里播下的春的种子”。这充满了希望的“春的种子”竟是“死者的尸”，强烈的对比让读者不得不进行思考:被侵略者凌辱后支离破碎的尸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样也是引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民族仇恨的导火索。温良而勤劳的南中国海上的渔家儿女面对着这满目的疮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仇恨也油然升起，而读者在读到征军这残忍的诗句的时候，心中又怎会没有一股怒火燃起?这股怒火与仇恨正是南中国海上的渔家与法西斯势力斗争的动力。保家卫国，这最基本的革命思想，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南中国渔家的脑海中就这样形成。

征军笔下的中国底层人民，自有着他们独特的一套哲学体系，在他的长诗《小红痣》中，诗人写道:“在经济学的问题里，/他们也很懂得/土地与一切的农具/不能够集中在一个人家里。/还有一个哲学的问题，/对于人类的痛苦，/不是怜悯而是实干。于是新时代的/钢琴握在他们的手里了。”同样的，对于南中国海上的渔家，空谈什么“主义”、“哲学”是没有用的，这血淋淋的现实告诉了他们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这样看来，“死者的尸”与“春天的种子”竟联系的如此形象与深刻，如此的天衣无缝，以至于找不出更好的替代的意象。出身于海南沿海小镇的征军，深深的知道对于渔家不能用空谈的大道理去给他们讲什么革命，生产力决定了只有这家破人亡的现实才是最好的革命政治教材。在亲人们的尸体的召唤下，南海渔家为了自己的乡土——“向南方的温暖的岛”、“养育我长大的海/我的椰林的家乡的海”，成长为了像海一样“不屈挠的/站在炮火里，如剑一般爱着战斗”的“强大的儿女们”。有关自由的“涂着血的春的种子”就在这洒满尸体的南中国海中发芽，并“照耀着世界上自由的国土的海”。征军直白的意象号召着人们以最快的速度知道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

而征军在诗歌中运用直白的意象，使得他的作品中显现着一种出自善意的刻毒与犀利。征军从不惮于用尽乎白描的手法把最真实、最惨烈的事实真相展露给读者。

《向苏联致敬》中“意大利。西班牙间谍的党徒，/这些可怜的退化动物，/在纳粹的军队里帮凶横行，/残忍的杀死小姑娘、小宝贝、老头儿。”作者在这里运用了日常化的口语“小姑娘”、“小宝贝”、“老头儿”，使我们看到了纳粹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践踏。而“小”、“儿”等一系列的口语化的语缀的运用，更是让读者在诗中读到了一种揪心的疼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们正在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受到压迫和蹂躏，更可悲的是，这被压迫和蹂躏的一群竟然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的亲人。读者每读到此处，心中的悲愤与对侵略者的仇恨就油然而生。

在号召香港的女同学走上“十字街头”革命的《给香港的女同学们》一诗中，作者征军似乎根本就不顾及读到他这首诗的香港女同学的感受。在如其他人一样劝告香港女同学“不要坠到布尔乔亚的泥中去”之后，紧接着话锋一转，将残酷的事实真相告与了香港的女同学:“终日这样苦心地/把面庞涂的像花旦儿/好莱坞的磁石/骗引了你们走上俗人的路/会给人们责难和嘲笑/那便是生育的游戏物啊”。作者犀利地看到了好莱坞布尔乔亚式爱情的本质，香港的女学生在“富人味的泥里”只不过是“生育的游戏物”。这犹如锋芒在背的语言，一定会使读过他的诗歌的香港女学生蓦然警醒，明白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自己生存的价值不在于“把面庞涂的像花旦儿”，而在于“直攀登上有太阳的山峰之顶/高唱今日祖国自由的歌声”。这样毒辣而犀利的揭露比起温文尔雅以理服人的劝告要来的有力的多，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喝醒了在迷茫中的学生，指引他们走向一条革命正途。

而在《海》一诗中，这种当头棒喝竟演变成为对亡者的掘坟和对亡者家属心中伤疤的无情的揭示。“你向着不幸的乡土/滚着悲哀的波浪/翻出她们这无辜的渔家妻女/受尽敌人刺刀戏插阴户的尸体/和漂浮起失去父母们/保护的不幸的儿童底断臂”。这无异于把死难者的尸体剥得一丝不挂，赤裸的摆在亲人面前，这在中国的诗坛上是绝无仅有的。作者似乎冷酷无情到了不顾人伦的程度，他努力的把惨绝人寰的景象，一丝不苟的描绘给死难者的亲人们。试想，这些失去亲人的百姓，在看到这样的诗句之后会是怎样的心情。这看似毫无人性的诗句，恰恰就是激起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者暴力的宣言。“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正视亲人被虐杀的事实之后，人民必将踏着亲人们支离破碎的躯体，举起手中的农具，向着法西斯的侵略者发起顽强而猛烈的反攻。

来自于“左联”的征军，明显受到了鲁迅精神的影响，他的诗句中的刻毒与犀利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而这刻毒与犀利来自于他对自己家乡故园的热爱;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攻击性，与其他左翼诗人不同，这种攻击性是双向的，一方面向外构成了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号角与投枪，另一方面对内则深深的刺伤了读者的心。这双向的攻击性带来的是双倍的效果，使得征军的诗具有了一种不同于别人的强大的感染力和煽动性，这种感染力和煽动性来自于人民心中最深的痛。“左联”的诗人号召以诗歌“催促和鼓励全国给敌人蹂躏、践踏、剥削得遍体鳞伤的大众，为这正在危亡线上的民族和国家，作英勇的搏斗”①任钧.站在国防诗歌的旗帜下[A].新诗话[C]，两间书屋，1948:172.，在这个意义上，曾经主编过《高射炮》诗刊的征军无疑是超乎旁人的，他把仇恨的种子成功地射进了人民内心的最深处，激起了民众对侵略者最大的仇恨。

二 对比的张力

我们注意到，在征军的诗歌中，存在着“城市/中原/”与“乡村/边疆/”的两套话语系统。在征军看来，“乡村/边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所在，他的第一部诗集便是以《蒙古的少女》为题命名的。《蒙古的少女》初版封面上画的是一位英姿飒爽的蒙古少女坐在马背上整装待发的情景②参见征军.征军诗集[M].长征出版社，2005。茅盾题签，郁风作画。。乡村的世界在作者眼里是色彩绚烂的，在《蒙古的少女》一诗中，“英勇的祖国的骑士，/会在紫色金光的尘埃里，/追到‘塞北的江南’，/参与你春光的旗盟盛宴，/和共赏着鲜艳的春花”。对于塞外蒙古的描写，作者选择了大量色彩的堆砌，为读者呈现了一片色彩斑斓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生命力的，是自由的，是有着顽强拼搏精神的世界。

作者在《塞北，伟大的母亲》一诗中，概括的塞北是“狂热的原野”、“多么美丽”、“伟大的慈母”;而与之对应的是中原，中原的人们只是“忙于墙角的决斗”、“忙于屠杀自己的弟兄”、“忙于分肥中原的风光”，而“中原的平野只有活埋的骷髅，/中原的都市只有红丸的瘴气，/中原只有黑死病和瘟疫，/中原只有残辣的汉奸和屠夫，/中原只有血腥的脚撩和手铐，中原没有一块平安的干净土”，而只有塞北才有“新鲜的空气”。作者极致铺陈来美化塞北和丑化中原，让我们直观的看到了国统区和沦陷区与解放区不同的社会风气和面貌。是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在诗歌领域最好的诠释。作者把选择权交给了读者，而读者通过作者直观而又生动的描摹，不会放弃这“新鲜的空气”而选择“没有一块平安的干净土”。征军并没有去过塞北，也没有去过革命圣地延安，他一直坚守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南中国，可他用自己的想像描绘出了一副生动的，由色彩构成的解放区的图画，指引着人们走向他心中的“苏区”——延安①参见吕明.缘尽情未了——复施继援信摘录，2002年2月7日[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339.。如论者所说，征军诗歌中“强烈的对比”②参见王春煜.以生命谱写诗篇——诗人征军及其创作[A]征军.征军诗集[C].长征出版社2005:358.的特点，正是其号召人们逃离“中原”的力量所在，诗人用爱恨分明的语言告诉了蒙蔽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虚假宣传中的中国南方的人们，塞北是一片新鲜的所在。在这个有着“新鲜空气”的“狂热的原野上”，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两种话语体系的冲突，正如一声声明亮的号角，催促着人们向着心中的“苏区”前进。而征军其他关于国统区与沦陷区的诗歌，则是继续了他白描式的叙述手法，对这里人民悲惨的生活做出了如同报告文学式的赤裸而直白的揭露。

《街头的期待者》一诗中写道:“乡下逃荒来的阿珍，/冰清的肉体开始出卖了。/……不是兵马在家乡里纵横，/阿珍的玉体怎会奔来此地出售?/……她仍夹着空的皮夹子，/忧郁的走在回家的路上。”兵荒马乱的乡下逼迫少女进到城市来卖淫，而城市凋敝的经济却使得这少女没有恩客惠顾，这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处于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人们可能对这种悲哀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可是，这种情景一旦有人明确的说出，将会带来怎样巨大的心灵震撼。这首诗恰似对征军的两套话语系统的注解，它与《蒙古的少女》一同激励着人们去选择自己应该选择的道路。

对于革命，征军有着自己深刻而独到的看法:和那些肤浅的、盲目煽动中日两国之间人民仇恨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者们不同，征军认为战争的错误不在日本人民，而在于坚持法西斯的日本右翼势力。他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人民的痛苦生活是有着充分体察的。征军在他的诗歌中表达了对他们的同情，并同时激励这些异国的弱者在自己的国家对法西斯势力进行反抗。

在《东京》一诗中，作者无情的揭开了日本“脱亚入欧”、妄图做“东亚强国”的虚伪面纱。作者在诗中直白的指出:“你这幅空虚的/粉装着繁荣的图画的东京啊!蕴藏着罪恶，/比你那侵略领地的/坦克车、飞机、大炮更罪恶。市民们求着儿女的幸福，/倾家买到一个‘保险’的安全，/但穷困失掉了他的人性，/用盗徒的手段杀掉了儿女，/来赌得‘保险公司’巨款的偿金。”“温情健美的少女，/在你这东方‘淫性’的国里，/囚禁于‘鸟笼’里向着来人嫣笑，/过着贱价出卖香肉的生涯。”这一幅幅浮世绘般的东京街景，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征军亲眼目睹的。在日本穷兵黩武侵略中国的同时，自己本国人民却在艰难的生活中苦苦挣扎，以至于出现了骨肉相残这样令人绝望的事件。

在《告诉你吧!异国的老太太》一诗中，他对自己以为是日本人的老太太反问道:“今年的春光为什么也不来临你这一家”，在权贵们忙于疯狂的痛饮青春之酒的时候，这异国的老太太“还是躲在这凄冷的冬天的家里，/冬天的老眼，一针，一线，缝上了/你一串串的酸泪，/冬天的老眼，一针，一线，缝上了/别人一套套的春装。”日本的军部在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根本没有顾及本国底层人民的生死，多少像老太太一样的日本普通民众，正在生与死的边界苦苦徘徊。而战争，又给日本人民带来了什么呢?“日俄战争的悲惨的一幕!/日满战争悲惨的一幕!/上海的三次调将的一幕!/今日东北雪地的一幕!/给大和民族多少寡妇的悲哀!/给大和民族多少大众的饥饿!/大和兄弟的白骨堆满了西伯利亚的荒漠，/大和兄弟的肉血染红了黄浦江的波涛。”征军在这一段诗歌中，完全把自己置于日本本国，完全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土生土长那里的人，那么，他对侵略战争对日本本国造成的苦难就不可能视而不见。这一段完全是将心比心的陈述，告诉了老太太，也告诉了日本国民，他们生活的悲哀是由何而来的。征军在诗歌的写作上是有着自己的策略的，聪明的征军不仅仅从中国国内来掀起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情绪，同时，作为深谙日本国情的留学生，他还向日本的国民分析了战争的实质。这种策略正是来源于征军对劳动人民苦难的体察和关怀。这种关怀超越了国界，超越了种族，它将会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与法西斯——“大和权贵者”们作斗争。“老太太，你是会知道的，/大和民族的穷苦大众也是会知道的/大和权贵者们把大和大众的面包/去换毒瓦斯和军舰。/大合的权贵者们把大和民族的头颅/去换取支那和整个东亚。”征军呼唤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当时代的暴风雨来临的时候，当太平洋的波涛澎湃的时候，大和民族的穷苦大众就会咆哮怒吼呵，/在东方最高的山峰上举起反战的铁手。”

而对于安南，这个紧邻着中国，也受到日军欺凌的国家，征军做《安南妇》一诗写到:在“海的边滩上/椰树花香了”，而“安南妇/这热情而爱好槟榔的种族”则正在受到“人性反常的迫害、虐待”。征军在诗中称自己为安南妇“骄傲的兄弟”，“在亚细亚涂遍了血的大野上/首先煽起了民族解放的战争/和在战场上，带着无比的坚贞/毁坏那拘束在奴隶颈头上的镣铐”。而安南妇们“已有高贵的夸耀的权力了”，只有革命才能带给这个“热情而爱好槟榔的种族”以新生。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征军的诗中，对战争的反感是超越了国家的，这是一种普遍的人文关怀，在他的诗作中彰显着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征军看到了战争最后会伤害谁，看到了各国老百姓在战争之下民不聊生，而这种真正救“万民”(中国人、日本人、越南人)于水火的国际主义的革命情怀也使得征军的诗歌具有了一种对同时代大多数左翼诗歌的超越性。

三 民间的语言①本节参考方涛、李萍.新诗民歌化路径选择[M].南海出版社，2005.

征军的诗歌是来自于民间的。来自于海南的征军，在其诗歌创作中显示了很强的南国气息。“船夫和艇妹”的生活成为他经常描述的对象。征军诗歌的民间性集中体现在那部反映海南女英雄刘秋菊②刘秋菊(1899－1949)，女，海南琼山人，海南省革命领导人之一。革命事迹的《小红痣》上。诗歌中充满了海南地方化的语言。如“说话不要嘴巴的”、“家翁”、“家婆”、“死路头”等方言的运用，使得诗歌语言在生涩的同时，变得富有生活气息与地方色彩。这种来自于故乡的隽永使得征军的诗歌更能唤起故乡人民的认同感。而诗中具有海南特色的生活情境的描写更是使得这种认同感得到了空前加强。对于飓风，“那迷信的女人，/倔强老人的妻子，/又对丈夫散播着迷信的谣言:/‘昨天死的鲸鱼，/漂泊来海岸，/吃了鲸鱼肉，/没有一些东西，/给海龙王，/它就从海底里/冲上天带来罪祸给来人间呀’”。这颇具海南民间色彩的诗句生动表现了海南人民敬畏神明的民间文化;而“寡妇从丈夫死了以后，/逢着什么节日，/从没有向神说过一句话。”形象的说明了寡妇失去丈夫后的悲痛。在读完诗句以后，海南的风土人情不由得就浮现在读者面前。而诗中所运用的比喻也是具有浓烈的海南色彩的。对“鸦片大王”，诗人把他比喻做是“蝗虫”、把养育儿女的两位老人比做是“百年共老的椰树”、“活跃的老人”是“乡村里的蜂王”、懒散的人是“乌龟”、受伤的老人像“受伤的大鲸”、姨太太像“蜥蜴”。这些比喻都是来自于海南的。尤其是把姨太太比作是蜥蜴，在看到这一句诗的时候，海南人都会想起蜥蜴在灌木的枝头颐指气使的神情，简直活灵活现。

在《北淙河的纤夫》一诗中，纤夫们的痛苦生活使我们不由得想到了列宾的名画《伏尔加河的纤夫》。一样“沉郁”的基调。河流是“哺饲了数万居民的乳浆”，同时也是纤夫们劳累的来源。“我们生活着，仅靠一支纤绳悠长，/悠长的绳子有纤不完的苦况。/多少人们靠着这条绳子拉来的货物安畅，/多少岁月这条绳子会送掉我们的生命凄凉!”在这首诗里，作者没有为这些受着苦难生活折磨的纤夫们做出任何价值判断。对北淙河上的纤夫来说，这就是他们的宿命，他们用凄凉的生命来保证人们的生活，如果没有他们，海南偏远地区的人们，生活就无法继续。在他们“哀呀!”的呼声中，我们看到的是“笑裂”的口。作者在这首诗中为我们客观呈现了一种来自于海南民间的精神状态，北淙河上的纤夫们不畏艰难，乐天知命，毅然决然的肩负起自己的义务，从此，整个生命都被拴在这颤颤悠悠的纤绳上了。这种顽强的精神是南国纤夫们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南渡江》一诗中，“静静的南渡江呦/海南岛居民的灵魂/雄壮的大榕树是你的儿子/多情的椰树林是你的女儿/静静的南渡江的波流呀/蕴藏着父母们的泪雨”。读到此处，目睹了侵略者在南渡江上横行的海南儿女们怎能不为之动容!怎能不发出“静静的南渡江呦，骄傲的流吧!”的呼声?怎能不拿起手中的农具去与侵略者斗争?从这个意义上，民间，即是南国儿女反抗精神的来源。

征军善于运用民间元素去调动民众的革命情绪。上文所分析的色彩的堆砌与语言的直白，也可以看作是民间的一部分。

征军在诗歌结构上多使用回环迭沓的形式，如:“保卫我们的土疆，/坚守我们的门户，/尺土寸地不要让给敌人，/一个帐幕，/一个蒙古包，/一匹负载的骆驼，/一匹漠野的驴马，/一匹草原的牛羊，/一粒戈壁的白黄沙，/一滴水!/一棵树!/一根草!/都是我们百世温暖的家乡。”在诗中，作者在“尺土寸地”之后有进一步解释我们坚守的事物，并以“一个”、“一匹”、“一粒”这样的排比形式说出，这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式直观，在这种民间式的直观中，读者不需要思考，就能发现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读者们在阅读征军诗歌的时候，从近似于白描手法的语言运用上感觉到的是一种触目惊心的真实。这种真实模糊了诗歌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使得征军诗歌具有了一种强烈的煽动性和感染力。

另外，在他的诗歌中，对家族的追溯也是激发民众对侵略者压迫的反抗的有力工具。对于一个处于弱势的民族，在外族侵略者的欺压下，恐怕没有什么比让他们铭记祖先的光荣更能唤得起他们的反抗意识了。征军的诗歌中常常出现的是对被压迫民族光荣祖先的提醒。《沙漠里的行商》中，作者称沙漠里的行商为“成吉思汗的子孙”;《安南妇》中，安南妇被看作是“热情而爱好槟榔的民族”。这对于光荣历史的追溯极大的唤起了这些弱势民族的民族自尊，激励着他们为了民族的自由而奋斗。

四 独立的女性

纵观整个左翼诗坛，征军的创作无疑是异质性的。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左翼诗坛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化”。作为诗歌主体的，并非是使人本人，而是“奉行集体主义的群体”。因此，“自我”在“集体”、“小我”在“大我”中的融合即变成了左翼诗歌创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殷夫《1929年5月1日》既是这样的代表:“我突入人群，高呼/‘我们……我们……我们’/呵，响应，响应，/满街上是我们的呼声!”①参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而这种现象在征军的诗歌中比较少出现。征军的诗歌中，随处可见的是对个人价值的尊重。他甚至尊重敌兵的生命价值:在《临死的敌兵》一诗中诗人追问:“谁把你生命的最后的价格/像一只万众所憎恶的死老鼠，/抛弃在中国的大地上?”征军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是单独出现的，如“旅人”、“沙漠的行商”、“蒙古的少女”、“小红痣”。这种高举个人旗帜的诗歌写作方式把“小我”和“大我”看作是一个平面上的存在，“小我”在征军的诗歌中彰显着自己独有的价值。而在征军诗歌中，最突出的还是那些独立女性形象的塑造。

征军诗歌中多女性形象，从《蒙古的少女》开始，女性的形象始终是征军诗歌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我们以《小红痣》一诗为例，分析征军诗歌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在这场抗婚引发的斗争中，小红痣的形象无疑是始终散发着独立色彩的。在重男轻女的民间，“谁相信女人的话”，女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小红痣以妇女的身份来参加革命运动更显得难能可贵。这是从两个层面上的反抗，一方面是反抗妇女受到压迫的地位，一方面是反抗统治者的暴政。这两个层面上的反抗使得小红痣的人物形象越发光辉。母亲认为“养女是个奴隶身，/等红轿大锣来临，就是白替人家养大的奴隶了”，而小红痣则坚持“不愿跟哑子丈夫/敬拜纯洁的神和天地”，这使得小红痣成为了“不吉祥的预兆”。在受到婆家一家人的虐待和侮辱后，不由得发问道:“难道人世上贫苦的女人，/永久没有春天的歌?”而小红痣看到作为农会主席黄鼠同情女人的事情，思考道:“上帝为什么忘记女人，/而给农民黄鼠同情女人?”这成为了她觉醒的最初动力。当认识到“夫妇的结合，/应当有绝对的自由平等。/不满自己男人，/是没有自由的选择。/想除去妇女的愁苦，/要参加平民夜学里的讨论会。”的时候，小红痣毅然加入了农会，和黄鼠一起选择了与压迫与暴政作斗争。虽然没有经过正式的经济学、哲学教育，“在经济学的问题里，/他们也很懂得/土地与一切的农具/不能够集中在一个人家里。/还有一个哲学的问题，/对于人类的痛苦，/不是怜悯而是实干。于是新时代的/钢琴握在他们的手里了。”这最原始的觉醒再加上夜校的培养，小红痣被画中“国父的肖像，/和另两幅有胡子的外国人的肖像”所指引，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不是“上帝”，而是革命前辈才是“只是我们走向光明的世界导师”。“她不是黑暗日子里，/过猪头猪脑的媳妇生活了。/这热情的革命之花，/骄傲着染泥土香的手，/会做改造与破坏/人类伟大的事业了。”小红痣在农会夜校的改造下，成为了一个英勇的战士，“旧日子里的菜篮，/用来密载着团体里/真理的文件了。/包袱，糖果包，包的不再是给家婆的糖果，/而是包着妇女会/工作底路的指导纲领了。”小红痣成为了“一只不给/人们知道宿巢的小鸟儿”，在海南岛广阔的天地中，向着地主的压迫和传统封建对女性的歧视发起了反攻。

在敌人传说中她是“神的化身”、“鬼的变相”、“飞龙过境”、“妖精出现”、“风生长的”甚至“说她是孙悟空在一个夜里/伴着她母亲生长她的”谣言里。小红痣知道自己的身份:“在战斗的经验中/得来巧妙工作技术的新英雄”。征军笔下的小红痣，从一个无知少女，通过革命变成了一个“神化身”的女英雄，这样的经历无疑地在海南岛这样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是会在很大程度上激起岛内青年妇女的独立意识，而这独立意识正是与地主作斗争的最初动力。即使再后来不同的历史环境中，面对不同的敌人，这种独立意识也必将在战斗中发挥着它巨大作用的。征军诗中独立个人的存在，使得他在整个左翼诗坛中保持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个人在集体中成长的战斗经历，显示了集体的力量;而个人也在这集体中得到了成长，发挥着自己巨大的作用。这无疑对海南的青年男女们是一个很大激励。

综观征军的诗歌创作，虽然有着不少缺陷，如:大量方言口语与不规范语法的运用使得诗歌在读上去略感生涩、在整体上也缺乏连贯感;过于注意叙事而使诗歌丧失了部分诗的特质。然而，仅凭着他在作品中营造的独具特色的意象与独立个人的形象，征军就不该被世人忘记。更何况那个时代的诗歌讲求的是革命的时效性，大多数带有急就章的性质，而且征军作为一个年轻的诗人，直到去世也只有34岁。且不论对于征军的研究，即使是记录，也是比较少的。只是零散的记录中隐约呈现，在《“左联”纪念集》(上海鲁迅纪念馆)、《“左联”词典》(姚辛著)中也提到了他的生平。①参见施继援.《征军诗集》出版始末——编后絮语[A].征军:征军诗集[M]，长征出版社，2005:368.对于征军诗歌的研究与发掘，是一项亟待进行的工程。征军的诗歌中存在着许多迥异于当时大多数左翼诗歌的元素，我们不应该让这样一位杰出的诗人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正如谢冕先生所说:像“一道划过天边的光芒……征军是不朽的。”②谢冕语，参见《征军诗集》封面。征军:征军诗集[M]，长征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