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落地生根的思想进程

陈晓静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上海 200235)

关于马克思主义信仰，***总书记多次强调其重要性：“我们干事业不能忘本忘祖、忘记初心。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1]这里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价值追求和实现中国人民福祉的奋斗目标。党成立至今已历百年，习总书记教导我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2]新时代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使命，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就必须走在前面，为此首先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的思想进程。

一、近代儒家道统信仰体系不断瓦解

清朝中后期以降，以理学道统为核心的儒家信仰体系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至戊戌维新时期，先进士大夫为政治改革寻找理论依据改造儒学经典，在这个过程中，儒家道统信仰体系不断遭遇民族危机和非正统儒学的挑战，最终在新文化运动中，传统儒家道统信仰体系被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彻底否定。

(一)程朱理学道统在民族危机中逐渐没落

自宋代兴起到明朝鼎盛的程朱理学，是封建专制统治中后期的正统意识形态，内圣外王、三纲五常从内到外统治着读书人的信仰世界。然而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强调从实处入手、主动变革的经世思潮已经在清朝中下层士大夫阶层兴起，以魏源、龚自珍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政治清流，主张对政治、经济、社会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应对王朝内部治理问题。带着种种旧疾的清王朝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但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明士大夫阶层才普遍意识到，在侵略者的枪炮面前单靠儒家道德教化不能消除王朝危机，传统儒家信仰体系的正统地位在“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开始动摇。

甲午战败后直到19世纪最后几年，救亡图存已经成为时代的呼声，得到了几乎各个阶层的响应。而此时以正统儒学为理论依据的洋务思潮由于甲午惨败受到当时政治精英的普遍质疑。到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青年士子走向历史前台，他们重新评估中国正统儒家文化，通过初步的文化比较分析，批判旧学，推崇西学。康有为借助汉代早期儒学经典“托古改制”，谭嗣同激烈批判儒学已沦为专制文化。当时有一批旧式读书人如状元出身的张謇、孙家鼐等，放弃科甲仕途，毅然决然“实业救国”，反映了在救世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知识分子对人生信仰的重新选择。

(二)非正统古学重新成为研究对象

当先进青年知识分子认识到儒学难以救世时，他们就要寻找新的信仰中心，重新发掘可以取代传统儒学的新的思想武器。清中后期今文经学和阳明心学的重新崛起首当其冲，今文经学不再埋头于对语言文字和历史细节的比校解说，而更强调通过微言大义的方式对经籍进行综合性的意义阐释。随之而起的是阳明心学，继明末清初遭长期冷落之后，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的阳明之学在戊戌时期重新成为青年知识分子的研究热点。随着清后期中小地主士绅阶层的崛起，他们在地方的政治代言人和在京的中下层士大夫一起，成为当时重要的活跃圈子。他们逐步恢复了议政热情，将政治关怀赋予到文学领域，走出了通过训诂求得人生义理的局限。

接着是清末佛学、墨学的复兴。晚清以来崇佛之风盛行，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许多晚清新学者都深受佛学的影响，他们把佛学中拯救世人、平等慈悲的观念与救国救民、无私无畏的时代精神联系起来，成为当时变革理想的一种思想来源。康有为甚至将佛教的地位抬高至孔教之上，形成了他的佛学救世主义。随着近代西学的输入，以墨学为代表的诸子学也不断复兴。墨学复兴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科学精神的觉醒有关，他们试图将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注入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当中。“古学复兴的结果是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和价值判断的变动，各种非正统的古学纷纷同正统的儒学立异，标志着儒学统治地位的动摇。”[3]

(三)新文化运动中“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辛亥革命后，儒家正统地位随着皇权的崩溃而风雨飘摇，然而封建顽固势力依然试图复辟，他们在政治上反攻倒算，在文化上尊孔读经，甚至在社会上大肆散播鬼神迷信之说，这为经历了辛亥共和洗礼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一代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首先旗帜鲜明地发出反对之声，他们以《新青年》为阵地，举起“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旗帜，直指“至圣先师”孔子，高喊“打倒孔家店”，开始了一场文化上疾风骤雨式的抗争。陈独秀针对康有为要求定孔教为国教的论调提出“信教自由”；李大钊批判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4]；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并以此开始了向封建礼教的斗争；胡适提出“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钱玄同更是激烈到提出“废孔学、灭道教”。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型知识分子们对儒家纲常教义进行猛烈批判，旨在呼唤国人的个性解放，将国人头脑中沉积几千年的旧思想、旧观念扫除干净，使其成为具有自由人格之人、真正觉醒之人。于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便成为这场运动的题中之义，知识分子开始对“从来如此”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判和理性选择，忠孝节烈不再被颂扬、国民奴性被无情揭露，激进者甚至全面清算作为读书人精神偶像的孔子。两千年来以天下、君主、家长为本位的思维方式在这场运动中被要求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到了五四时期，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力对封建政治理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进行全面清算，伴随着对以宗法家庭和专制国家主流价值观的重新审定，传统儒家信仰体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型知识分子彻底抛弃。

二、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从崇拜到失落

“向西方寻求真理”代表了近现代中国人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自觉追求。但到20世纪后，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向往的同时，已有一些人开始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最终在五四前后随着社会主义思潮的涌入，一部分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首先放弃了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

(一)从提倡部分学习到主张全盘西化

洋务运动开启了清王朝及后来大规模学习西方的历史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对西方军事、教育、制度的模仿越深刻，东方传统与西方现代的矛盾就越突出，士大夫和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讨论也越激烈。在洋务运动和早期维新运动时期，当时的先进士大夫用“中体西用”来概括他们向西方学习的核心理念，有的强调要捍卫“中体”，即保留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有的强调应发展“西用”，即引进西方先进器物和制度观念。后来康有为试图在“中体”和“西用”之间找出一种循序渐进的、新旧并行的、中西杂糅的方式来变革现存秩序，而与康梁同一时期的谭嗣同在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年政治文化的背后已显现出“全盘西化”的信仰苗头。

提倡西化的代表人物首先要提严复，他从甲午之后翻译《天演论》，继而大量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代表性著作，广泛传播各种西学新思想，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梁启超作《泰西学案》、办《新民丛报》，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新思潮，“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培根、笛卡尔、康德；从孟德斯鸠到达尔文；从边沁到孔德；从希腊、马其顿到意大利、匈牙利，各种西方哲学、人物、历史、地理，都被梁广泛地介绍过来。”[5]20世纪之后，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先后从日本、欧美留学回国，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们学习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同时又目睹了国家和人民的积贫积弱，在民族自尊心理的刺激下强烈要求变革，变革的方式在他们看来就是西化。

(二)有识之士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逐步破灭

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的80年间，先进的中国人踏上了向西方不懈寻求救国真理的征途。“那时，求先进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6]，从林则徐、魏源“开眼看世界”开始，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革命派无一不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当成国家出路；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等众多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也都青睐资本主义先进文化，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阵营的一员。此时知识分子认为东西方文化是截然对立的，凡属西方的皆是先进的、文明的，凡是东方的一定是落后的、腐朽的。陈独秀一向以法兰西文明为旗帜，以他为旗手的新文化运动前期提倡的“新文化”即指向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说、进化论等先进思想。

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合理要求被拒绝的消息传回国内，让先进知识分子清醒认识到公理在强权面前毫无发言权的事实真相，陈独秀在巴黎和会之后便坚决转变立场并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7]一战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游历欧洲时看到了欧洲社会战后矛盾激化、经济萧条、思想混乱的现实，回国后梁启超撰写《欧游心影录》一书，提出“欧洲科学破产”。一贯宣扬西方文化代表性人物的反戈一击对国内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人们曾经崇拜和学习的对象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

(三)19世纪20年代社会主义思潮后来居上

就在广大知识分子们苦恼彷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回国内，先进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在李大钊的介绍中认识了俄国十月革命，在他们看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所表现出的反侵略、劳工专政、财产归公等都使仅为资产阶级谋利的资本主义、对外欺压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相形见绌。反观当日中国，以资本主义制度为蓝本的共和实践失败破产，国际上饱受西方帝国主义欺侮，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正在追求理想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参照，唤起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而“‘自由’、‘平等’、‘民权’的口头禅，在大多数社会思想里，即使不生复古的反动思潮，也就为人所厌闻。”[8]21

于是，1919年5月4日当一批北京大学学生愤然组织集会游行，走在队伍最前面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大声疾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时，正是当时广大先进青年对巴黎和会幻想破灭、对军阀政府极度愤怒、对西方资本主义失望透顶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社会主义几乎成为流行在先进青年中间的时髦词汇，不论是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是孙中山、戴季陶等资产阶级革命派，亦或是梁启超、张东荪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都在谈论着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观点。

三、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逐步产生，他们接受了唯物史观，在当时的各种思潮论辩中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信仰自此在中国不断生根开花。

(一)通过学习阶级斗争的唯物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

“五四”前后李大钊接连发表文章和演说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这期间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投入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学习当中。当时李大钊在北京、陈独秀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并同分散在其他各地经过五四洗礼的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他们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建立了许多研究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组织演讲活动，共同讨论学习。在这个过程中，这批先进青年系统掌握了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的苦难最主要来自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军阀的剥削，在思想上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如毛泽东所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9]

旧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薄弱，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等经济原理的适用范围比较小，加上当时先进青年主要是通过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来了解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因此从李大钊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重点就放在了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上。新文化运动之初，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在高呼弱肉强食、社会进化，在接触了唯物史观，了解了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就在学习研究中转变成为唯物史观的自觉信奉者。从此，马克思主义就被当作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苦难的行动指南而被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和信仰。

(二)在思想争鸣中厘清科学社会主义真谛

五四前后人们谈论着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有人在学习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但也有一些人信奉打着社会主义幌子的资产阶级学说。瞿秋白曾把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比作“隔着纱窗看晓雾”[8]23-24，就是形容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热情向往却认识不清。如基尔特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信奉者等，他们虽然嘴上叫着“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却主张通过阶级调和、发展实业的方式振兴国家，这实质上还是在走资本主义老路。对此，陈独秀在《新青年》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同以上观点进行论辩。这场论辩还吸引了李大钊、李达、蔡和森、何孟雄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他们针对当时“靠帝国主义来发展实业”“温情主义”的改良、“中国没有劳动者”等论调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这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广为传播，让当时很多尚处迷雾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廓清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此外，五四运动前后还流行着各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如巴枯宁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无政府主义在一个小生产者占优势的国家里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它主张绝对自由，反对家庭、政府、政党等任何团体形式，要求立刻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这些主张同时极易同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相混淆。为了和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各地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等人纷纷在《新青年》《共产党》等报刊上发文反击无政府主义的错误主张，揭开无政府主义的空想面纱，使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摒弃了无政府主义而转向科学社会主义。

(三)成立中国共产党传播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探索和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到1920年夏天，从各地涌现出来的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已经有了组织起来的迫切要求。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之后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就连当时在法国和日本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先进分子也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7月23日到31日，13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期间，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培养青年干部。

各地早期组织一成立便投入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将《新青年》改为组织的理论刊物，《新青年》第8卷第1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阐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主张，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五四运动使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工农团结、争取民众的重要性，一些先进青年知识分子高喊“到民间去”的口号，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创办工人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在提高工人文化水平的同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工人中不断传播开来。

四、结语

一百年前，马克思主义为苦闷中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选择马克思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止，如何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永远飘扬，新时代青年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承与发扬显得至关重要。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接地气、做实事，马克思主义信仰才能如源头活水永不枯竭。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党和国家有今天的建设成就是靠无数心中有信仰的建设者一点点干出来的。毛泽东曾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一事无成。”[10]习总书记多次号召青年人自觉向实践学习、拜人民为师，青年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信仰深植心中，走出书斋、走向群众，关注社会现实、解决实际问题，才能更好地了解世情国情民情，才能将所学应用于实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愿意走出舒适圈，有的走向农村致力于脱贫攻坚，有的结合新科技手段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路线，还有的积极投身于志愿服务活动等，这些都让青年在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同时不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强大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