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转化

丁桂馨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1]17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创建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各类刚性制度执行提供强大的心理软支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化的延续性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生态文化培育离不开中华传统生态基因的内在支撑，否则，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化将因传统根脉的缺失而呈现空心化，成为无根之木。中华文化整体有机的柔性思维方式是超越历史变迁和时代局限的本源性思维方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蕴涵着深厚的生态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培育生态文化的实践探索中，自觉把握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文化内核，将其融入当代生态文化创建，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底色的生态文化发展理论与实践形态，在促进生态文化健康发展的实践探索中，实现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时代转化。

一、推进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时代转化的逻辑原由

文化，就其概念来说，广义的文化与文明同一，指由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一切器物、制度与观念的总和。笔者所述的生态文化是狭义层面的文化，指风俗、艺术、理念和语言在内的一切与精神文明相关的人类活动。它可以表现为独立的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也可以是渗透在制度之中，体现在器物、技术领域中的理念和价值取向。生态文化是人类遭受生态危机、可持续发展受到威胁，为反思现代工业文化而进行的一系列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文化现象。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离不开生态文化的软支撑

新时代中国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生态文化的创建意义重大。

1. 生态文化为生态科技发展提供哲学理念的指引。作为对近代以来人类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生态文化崇尚一种“天人合一”整体有机的哲学理念，摒弃将人类与自然割裂的主客体二分法思维，否定过度宣扬人类主体性地位的价值取向，主张“不同种类的自然物也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性”[2]。这种哲学理念为生态文明器物层面的建设提供方法论指导。任何文明器物层面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生产科技的发展水平。现代人的生存危机不是源自开发和改造自然的科技水平不够，而是由于简单机械的主客体二分法，粗暴割裂大自然生命系统的整体性，设定人类可以外在于大自然、在人造自然中独立存在的思维方式所致。工业文明的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人类在发展现代科技时，单向度地开发自然，“追逐一种超越自然资源制约和生态规律约束的普遍性(无论地域)、即时性(不分时节)和无限性(不加节制)满足”[3]，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最终无法支撑人类发展。

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的科技发展提供新的价值判断、衡量坐标。生态文化所崇尚的整体有机思维将革新衡量科技发展进步的坐标体系，以科技能否最小化消耗自然资源、最大化实现生产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再利用，维系人造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平衡作为其是否发达的衡量标准。

2. 生态文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文化心理的软支撑。我国生态文明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主要依靠党政干部和公众参与，所集合的是政治与社会精英。这些群体自身的知识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使得他们的生态文化转型较普通群众更快、更易形成。但生态文明制度本身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适性制度。广大群众的生态文化素养将直接影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执行成本与效果。例如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生活垃圾大量增加，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制度成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环节。但丢弃垃圾前对其进行准确分类是项繁琐微细却极其重要的工作，只能依靠群众的生态文化素养和生态道德意识自觉完成。垃圾运输环节的分类同样需要基层环卫运输工人的生态责任意识。广大群众的生态文化素养有时甚至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例如面对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有限的国家环境执法力量有时难以在第一时间发现、制止并予以依法处置。而群众提供的举报线索所具有的及时快捷性，将有效弥补正式制度力量的不足。生态文明的建设还需要全社会倡导一种“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4]487。这些都依赖于广大群众所具有的生态文化素养。这是党中央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加强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4]487的逻辑所在。

(二) 当代生态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华传统根脉的滋养

作为助推新时代中国强起来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生态文化自信是题中之义的基本诉求。***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隔断了精神命脉”[5]。生态文化的培育只有扎根于本土优秀传统，在汲取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厚植文化根脉、夯实新时代中国精神命脉的历史进程中，才能提升其文化自信。倘若缺失优秀传统生态基因的精神滋养，我国生态文化建设将难成气候。

1. 以主客体二分法为思维本体的西方文明无法为我国生态文化健康发展提供导引。在现代化发展已成不容置疑的价值目标的历史语境下，作为现代化的先行者，西方文明拥有了先天的文化价值优越感，成为衡量他者文明的标尺。与其亲缘者为优，与其相异者为劣。但21世纪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昭示了以主客体二分法为思维本体的西方文明已无法引领世界的现代化发展。其以环境问题转嫁为重要途径实现自身“绿化”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加剧了全球的自然生态环境问题。21世纪的人类只有创建一种以整体有机思维为文化本体的发展模式，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世界上首先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化建设只有依靠自身，在当代实践中摸索文化发展之路，在传统文化本源性思维方式中寻找文化发展之源。以伦理为本位、以整体有机思维为特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文明的价值追求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中华文化的生态意蕴成为奠定其先进基质的重要基石。她对于当代人类如何化解生态危机带来的文明发展困境，具有深远的哲学启示，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启发与指引。

2. 中华传统生态智慧蕴含着丰厚的现代生态文化发展所需的思想资源。虽然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智慧产生于农业社会，是农耕文明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生态思想，但其与现代生态文化有着价值理念的共通性。因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 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 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6]。中华传统生态智慧有着超越时代局限的历史穿透力。其具体内涵有：

一是“五行”相生相克辩证自然观内在把握了万物相互依存的规律、世界万物复杂性的非线性联系。 二是“尽物性”“仁民爱物”的生态伦理观对自然生态的呵护与尊重，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取用有节”资源节约利用思想和“以时禁发”环境管理思想的理论体系对现代生态伦理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三是“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观倡导人类应领悟、尊重、恪守自然规律。其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主体性展现与大自然本体性地位辩证关系的深刻揭示具有重要的生态科学价值。四是君子人格超越自我路向具有的生态价值观意蕴。其慎独、 乐道、笃行、担当等高贵品行所具有的人格精神力量对当下物质主义成功观、享乐主义人生观等不良风气具有强大的抵制与矫正作用。君子人格所构建的丰富精神追求对化解物化、单向度的现代人生存危机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五是 “和合”文化所内含的整体性、有机性、圆融性的思维倾向呈现出浓郁的生态世界观特色。“和合”文化的发展观是一种生态范式的文明发展观，倡导人类在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应尊重差异，于丰富并存的样态中达成“和而不同”，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消除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来达成僵化统一；“和合”文化的生命观是一种整体有机的生命观，认为矛盾的因素于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扬长克短，彼此吸纳，促进生命的产生与发展，并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应是生命平等意义上的“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关系。这些中华传统生态思想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化创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推进传统生态文化时代转化的理论探索

我国优秀传统生态思想是农耕文明的结晶，并不能自动转化成应对工业文明危机的生态文化，需要结合时代精神对其进行现代性诠释和现代性转化。***在领导推进生态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对此进行了不懈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具有原创性意涵的、促进我国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探索成果。

(一)从思维本体层面弘扬中华生态智慧的柔性思维，形塑当代生态文化的价值理念

与单向度征服与索取自然的工业文化相比，生态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崇尚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柔性文化。与主客体二分法和非此即彼的刚性思维相反，柔性思维是一种多视角、多层次、复杂性的有机思维方式。这种复杂性的柔性思维方式是中华生态文化的一个根本特征。中华传统五行“相生相克”辩证自然观、“缘起”论宇宙观、尽物性的生态伦理观、 “道法自然”的生态哲学观、君子人格的生态价值观、“和合”文化的生态世界观，均体现了柔性思维所特有的复杂性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建构时，提倡人与自然的贵和、共生，赋予自然万物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尊重自然的奥秘与复杂性；在认识与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建构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以“知止不殆”“知足不辱”的心态营造人人和谐的社会关系。***深入把握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柔性思维，领导党和政府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保护理念、“自然恢复为主”的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针，推进了以呵护“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为旨趣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目标的全球生态共治机制建设。这些探索充分体现了***对生态文化柔性思维核心要义的把握，并将之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努力，形成了***生态文化建设的柔性思维特质。***生态文化柔性思维既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精髓的把握，也是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性传承。

(二)把握中华传统整体有机思维的生态伦理意蕴，提出人与自然关系维度的“生命共同体”、国与国生态关系维度的“命运共同体”思想

中华文化之所以呈现出生态的文明气质，在其整体有机的本源性思维方式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国与国和谐关系的倡导。中华文化始终以一种整体主义的有机思维思考自然万物、万事，以辩证综合的思维认识与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蕴涵着深厚的生态伦理资源。***在引领生态文化培育的过程中，不仅多次直接引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1]450等中华先贤描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美好生态景象的词句，还在把握中华传统整体有机思维的基础上，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思想、国与国生态安全合作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2013年11月9日，***同志在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7]507，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35，并运用中华传统“五行”学说加以阐明“生命共同体”内涵：“金木水火土，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循环不已，”[8]55形成了具有中华传统整体有机思维底色的“生命共同体”思想。“生命共同体”思想不仅扩展了中华传统自然观五行相生演化的内涵，还深化了五行相克相胜的内涵，揭示了万物相互制约的深刻道理，实现了中华传统自然观的时代转化。

2016年***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讲话时指出，“只有共商共建共享，才能保护好地球，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8]141，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体现了***运用整体有机思维深入把握地球村成员生态共生关系的文化素养。***“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创构是对我国传统整体有机思维国际生态伦理意蕴的弘扬。中华文化倡导“化干戈为玉帛”“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的国际关系营造，以合作、和平、和谐为价值目标，推进国际关系构建，主张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和睦修好，反对强国对弱国的掠夺与问题转嫁。这些传统国际伦理思想蕴含着深邃的生态伦理，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创构提供了丰厚的生态伦理资源。***深入把握其核心主张，通过话语创构，实现了对中华传统国际生态伦理观的创新发展。

三、推进传统生态文化时代转化的实践努力

(一)将人文历史传承贯穿于绿色城镇、美丽乡村等生态文化基础单元建设全过程

多样性是生态文化的内源性本质。身处不同地域、气候与生态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中，自发地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各种习俗、建筑、饮食、衣着、当地经验与本土知识等文化。这些各个地域的本土文化形成了蕴含生物多样性内涵的文化多样性。存留至今的人文历史景观是这些丰富多样的本地文化的物质载体与表达形式。因此，在生态文化的创建过程中，对各具样态的传统村落、城镇的传承与保护，其现实意义等同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是对先人传统生态智慧的继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推进生态文化基础单元建设时，注重将人文历史的传承融贯于其中，使传统生态文化价值理念物化于现代人的生活载体中。

1. 将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融贯于城镇化进程。2013年12月12日***同志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提出，“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不能千城一面、万楼一貌”[7]592。这一讲话为我国城镇化工作中如何对待人文历史传承确立了指导思想。为贯彻***同志的这一思想，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文件中，明确规定城镇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文化传承，彰显特色”。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保护自然景观，传承历史文化，提倡城镇形态多样性，保持特色风貌”[4]489。2017年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将北京等20个城市列为第一批城市设计试点城市的通知》明确指出，城市设计试点目标之一就是探索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中如何“传承历史文化，……保护城市历史格局，延续城市文脉。”这些指导思想和政策举措指引着地方政府城镇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实践。

2. 将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融贯于美丽乡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是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旨在通过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提升农民对自然环境的审美素养，涵养农民生态文化。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指导意见》中将“保护乡情美景，弘扬传统文化，突出农村特色和田园风貌”列为基本原则，提出“完善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和民居名录，建立健全保护和监管机制”，并将这些基本原则和重点工作贯穿于《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2014—2020年)》中。同年，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关于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指导意见》。文件指出，“传统村落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明确提出“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力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并启动财政拨款等方式支持地方政府将人文历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融贯于美丽乡村建设。

通过对这些蕴含传统生态智慧的古村落、古城镇的保护，在向世人展示土著居民生态文化的同时，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进行了宣传和教育[9]，为熏陶民众的生态文化素养起到了感性教育的作用。

(二)鼓励社会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创作传统与现代有机对接的生态文化作品

通过创作多种形式的生态文化作品，阐释中华传统生态理念，是推动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当代发展的重要实践途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指示各部门出台相应举措，鼓励社会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资源，创作表达形式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作品。一是在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中指出，培育生态文化必须“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和资源”。二是在2016年环境保护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六部门联合颁布的《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6—2020年)》中指出，生态文化建设必须 “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化资源”。三是在我国首个《 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年)》中指出“挖掘优秀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和资源，创作一批文化作品”。 文件在阐释“生态文化的思想精髓”时，将传统文化的生态理念全面融入其中。文件引用“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仁爱万物，协和万邦”“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等先贤哲语阐释现代生态文化的本质与精髓。这一导向从宏观层面为我国生态文化的创建如何扎根于传统生态历史基因指明了方向。 在党中央的这些文件指示与政策支持下，我国涌现出一批反映传统生态理念的文艺作品，如表达藏族传统生态观之影响的纪录片《虫草》、动物保护题材的纪录片《蜜源》、大型人文历史全媒体穿越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讲述云南西双版纳地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电视剧《让我听懂你的语言》、阐发先哲生态智慧的书籍《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丛书》等。通过这些优秀生态文化作品的播放、发行，使人民群众了解当代生态文化的传统根脉，提升其生态维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