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柏坡时期加强党的纪律性研究

王 昆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西柏坡时期加强党的纪律性研究

王 昆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研究所，河北 石家庄 050051）

中国共产党是靠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柏坡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内纪律建设，开展了整党整军运动，强化了理论知识学习，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制定了城市接管纪律和进京守则，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警示。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使党的纪律得到了全面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得到了巩固，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严格的纪律保障，也为当前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了有益借鉴。

西柏坡；纪律性；统一领导；“四个全面”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党内纪律思考最多、实践最多、出台规章制度最密集的时期，也是党内纪律最好的时期。回顾党在西柏坡时期加强纪律建设的历史，总结其宝贵经验，对于当前形势下我们加强党的建设、顺利实现“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西柏坡时期加强纪律性的原因考察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具有坚定的信仰和铁的纪律的政党。西柏坡时期党内存在的游击战争环境下的山头主义和革命胜利形势下的骄傲情绪，严重威胁着党的先进性，也使中国革命面临重蹈“因骄而败”覆辙的危险。因此，“加强纪律性”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继开辟“民主新路”之后，又一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举措。

（一）各解放区存在着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是加强纪律性的根本原因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长期处在革命根据地被分割为许多独立单位的分散环境下。这段时期，敌人对我党实行分区扫荡，“曾经沿铁路、公路、河流建立了封锁线和碉堡据点，把我各战略区分别封锁隔离起来，甚至把一个战略区封锁隔离成几个区。当时各战略区或分区都不能互相联系”[1]。面对这种实际情况，为了战胜困难，党中央曾经允许各地的党和军事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以期通过自身努力使用一切方法求得自给自足，保存和壮大我党我军实力。这种方法在当时战争的具体环境下曾经广泛调动了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各根据地快速发展壮大起来。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党内不少同志形成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习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和游击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到了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这种倾向却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不少地方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整党问题上、工商业和工运政策问题上，在关于打人、杀人政策以及其他某些方面，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机关，不经中央的同意，甚至不经中央委托的领导机关的同意，就自由地做出和执行明显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行为。在全党全军进入解放战争大反攻后，这种状况明显阻碍了党的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全国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是加强纪律性的现实要求

西柏坡时期，随着解放战争转入全面进攻，革命形势和军队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革命已经越出了被分割的、以农村为主的根据地的小圈子。与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解放战争时期的战争规模变得空前巨大，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国民党军队的装备更加先进。如此大规模的正规化战争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军队，完全不是解放军一个部队、一个地区所能应对的，需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兵团甚至几个地区部队的联合协同作战，并依靠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民及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共同配合，才能取得大会战的胜利。而且，自1947年内战全面爆发以后，人民军队取得的很多胜利都源于集中了兵力和动员党政军民全体参战。在战争形势变化和成功经验的启示下，中央很快意识到克服分散的无组织、无政府状态、推进全党统一的重要性。随后，经过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作战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一些地区的相继解放，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并不断合并。到1948年下半年，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一亿六千八百万。党领导的工作地域越来越广，空间范围越来越大，解放区统一后的经济、财政和人事等各项工作更加繁重，必然要求加强中央对全局的了解和把握。可见，基于过去分散作战环境所产生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妨害了整体观念的形成和革命大局的发展，已成为解放军进行大规模作战的主要障碍。要想破除这个障碍，必须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缩小各地方各兵团的自治权，以便将全国范围内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而要把权力统一于中央，首要的就是要加强党的纪律性。

二、西柏坡时期加强纪律性的实践探索

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不同于延安整风运动局限于党的中高级干部的做法，而是一次全党自上而下的普遍的纪律教育。为了加强党内纪律，中共领导人从基层组织、理论学习和制度等多方面多角度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措施，且很快在实践中付诸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一）开展整党整军运动，整顿了党的基层组织

到西柏坡时期，刚刚经过了延安整风运动教育的中国共产党，思想上、作风上都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党的统一战线需要，中共发展党员没有过多强调成分，致使大量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混进了党内、军队内。当土改在农村激烈推进的时候，一些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一些地主、富农及其子女党员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上也着重分析了这方面的情况，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要解决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队伍是关键。需要整编的队伍有两个，一个是党的队伍，一个是群众队伍，而党的队伍是至关这次整党效果的决定性一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各地区的党组织结合土地改革运动，上至党的高级领导机关、高级干部，下至下级领导机关、下级干部，甚至于一般的党员，都要彻底地整顿一番。整编党的队伍分两步走，第一步，在实行土地平分以前，各区首先进行自下而上的整顿，然后再进入农村，整编农民队伍；第二步，在平分土地之后，再实行农村民主运动，由下而上整党整政。在这次整党运动中，革命老区平山县，开创了公开党支部、在群众的援助下进行整党的先例，从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由秘密开始转向了公开。这次整党运动，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为土改中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军队是全国党员最多的地方，整党必须整军。1947年冬至1948年秋，为适应战争形势和土地改革的发展，针对军队中存在的问题，党创造性地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整军运动首先开始在西北野战军中进行，利用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最后在全军普遍推开。中央决定运用诉苦、“三查”、“三整”方法，从阶级教育入手，动员战士对干部进行批评，而后干部就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工作进行对照检查，以达到“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的目的。整军运动纯洁了干部的思想，提高了广大干部、战士阶级觉悟，为党在战争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

（二）加强理论学习，充分认识加强党内纪律的重要性

列宁曾经说过，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纪律性必须具备三个充分条件，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及其对革命的忠心、无产阶级先锋队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和这个先锋队所实现的正确的政治领导。西柏坡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二十七年革命实践的锻炼，已经完全具备了这样的三个条件，适时根据党内实际情况和革命形势需要做出了加强纪律性的决定。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为了保证加强党内纪律活动的开展，必须使全党同志首先认识到纪律对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于1920年正式出版，该书的第二章就集中论述了加强革命纪律对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他说，俄国的十月革命，若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那么，布尔什维克便不可能长时间地维持政权的存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取得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也不可能保持已经取得的胜利。无可置疑，列宁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成为了这次加强党内纪律活动最适合的学习材料。1948年6月，毛泽东指示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该书第二章，强调只有学习了这部分内容，才会真正懂得必须消灭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放任的重要性。为此，中央宣传部也决定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教材，毛泽东专门为此书写了前言。

在列宁提出的“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纪律性必须具备三个充分条件”的理论基础上，我党重要领导人任弼时同志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任弼时指出，加强党的纪律性的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干部掌握了马列，即能保障政策统一的执行。”[2]他认为，即使每个县委能有一人掌握住政策（毛泽东：故须三千个干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必读认真读那“五本马列著作”①，不能总是以工作忙没时间为借口不认真读书。他认为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主要靠这三千个掌握政策的干部，但是决不能仅仅依靠这三千个干部，普通党员干部也要积极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必须抓时间挤时间学习，以达到全党的政策与纪律的完全统一。

（三）建立及完善报告制度，强化党的集中统一

任弼时认为加强纪律性必须有两个条件，前边讲到的“全党要有五百个懂马列的干部”之外，还要建立制度、制定法令。1948年1月7日，为了加强中央对各地、各分局的统一指导，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报告制度的党内请示》。《请示》规定：“（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成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4]但是由于报告制度刚刚建立，规定需要各局、各地报告的内容不够全面、具体，为此，中央在1948年3月25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对年初发出建立报告制度以来各地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总结，并于8月发出了《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作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一切兵团及军区的负责同志，在战争第三年内（应是1948年7月至1949年），必须严格执行及时和完备的报告制度。为了能够在全党建立更加完善的报告制度，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就党的各项工作，比较明确地划定了中央和地方的决定权限，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在各级组织中依靠党委的集体领导来建立起经常地精心研究与总结工作的习惯，尽快达到全党全军、由上到下在方针上、政策上、行动上的完全一致。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的重要制度，为了切实提高各级党委的领导水平，1948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该《决定》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经验，明确了集体领导是党委制的重要原则，对军队健全党委会议制度、加强集体领导起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在后来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专门做了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报告，并在该文中特别阐释了党委书记的作用：在党委会中，党委书记要充分发挥“班长”的作用，通过发扬民主，广泛讨论，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最后由党委会集体作出决定，这样才能避免个人决策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四）制定城市接管纪律，维护稳定城市秩序

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人民解放军开始占领大中城市。石家庄是人民解放军攻打下的第一个大城市。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由于某些部队的指战员及工作人员、某些地方党政领导人没有严格贯彻执行中央保护工商业和城市工作的政策，加上接管经验不足，出现了城市设施和工商业遭到破坏的严重现象。为使以后新收复的城市和工商业免遭破坏，以能很快地为战争为人民服务，把城市接收工作做得更好，中共中央决定对新收复的城市实行军事管制，同时指示各地总结接管经验并及时上报中央。其中，中共东北局关于新收复城市的经验堪称各地接管城市的学习典范。中共中央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会遵照东北局的接管经验执行。东北局关于接管城市的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在新占领的城市初期必须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第二，新收复城市的一切重大事件，必须事先向上级请示，事后向上级报告。一切违反城市政策和法纪的事件和人，由初期的军事管理机关和以后成立的市委市政府全权处理。第三，攻城及入城部队应严格遵守各项政策和党的纪律。要在攻城之前对干部战士进行党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的教育，进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入城纪律教育。后来，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对东北局的部队接管纪律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第一，在军事管制初期应实行戒严，以限制反动分子及破坏分子的破坏行为，保障革命者和革命行动自由。第二，在新解放区，特别是在新解放的大城市，军区制度必需继续存在，必须实行较长时期的军事管制。第三，中共中央还作出了向群众广泛宣传我军纪律的决定。我党我军入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稳定了城市秩序，保护了工商业，还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支持，使城市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前方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方支援。

（五）制定“赶考”纪律，顺利开启执政之旅

平津、辽沈、淮海三大战役的全面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即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新中国成立指日可待。革命越前进越胜利，越要加强纪律性。1949年，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京，毛泽东把这次进京称作“赶考”。为了能考出好成绩，中央提出并制定了诸多“赶考”纪律。

在全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郑重告诫全党，经过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终于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党内一些人难免会产生骄傲、以功臣自居的情绪，更有一些人会产生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思想。他要求务必向党内讲明白，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还不值得骄傲自满，因为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所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为此，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六条规定，简称“六曰”，即不给党的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六曰”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真要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在这方面，中央领导人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两个务必”的赶考警示和“六条规定”的制度约束，严肃了中国共产党启程赶考的纪律。

1949年2月25日中央进京前夕，中共中央制定了《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即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向北平转移时所作各项纪律制度。在这一规定的第三部分是《进入城市后的守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进京守则》。该守则把进京守则概括为“五不”，即“不乱讲话；不乱吃东西；不乱跑；不乱动手；不乱收人。”《进京守则》发布后，中央制定了严格完整的落实监督措施，要求各单位要事先在全机关人员中进行广泛教育和讨论；各机关部队在每次出发前后，要组织纪律保密检查组，负责在沿途进行检查，并将检查出之时间、地点、人名等登记，到目的地向卫戍司令部及机关保卫科报告；各机关到达目的地后，必须将这次转移进行全面总结，并将总结用书面报告中央。正是《进京守则》的制定和严格执行，党中央才经受住了人民的考验，顺利进驻北平，从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的执政之旅。

三、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保证

西柏坡时期，基于党的各项工作都需要中央全盘考虑的现状，中央提出了加强纪律性的重大决策，并制定了具体措施，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为短时期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起了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了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了军事斗争及城市接管工作及新政权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西柏坡时期加强党的纪律性充分表明，严明的纪律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的保障、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今天，我们认真总结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四个全面”伟大战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党的历史充分证明，党的纪律是党得以生存、发展及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总书记就把“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作为一个重大问题做了系统阐述，强调“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重大课题”。我们党之所以特别强调加强纪律建设，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因为党的纪律是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证。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八大以后，中央确立了“四个全面”的重大战略部署。那么，如何才能把“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毛泽东给了我们正确的答案，“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越是面临复杂的形势，越是肩负艰巨的任务，就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纪律是贯彻其中的一根红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纪律工作的中心和目标指向，是检验纪律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军队等方面的难啃的“硬骨头”进行系统、全面的治理，不仅需要攻坚克难的决心和上下一致的团结合作，更需要强有力的纪律作后盾。全面从严治党，包括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需要用纪律筑牢思想防线，扎紧制度的笼子，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造就一个有理想、有纪律、有担当、有奋斗精神的党。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从牢固树立纪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开始自觉遵守法律，使党纪国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实施，认真学习贯彻这些重要论述，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认真做合格党员，把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注释：

①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提出：要读五本马列的书，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85.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64.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12.

责任编辑：许永兵

Abstrac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Marxist political party organized by iron discipline.In Xibaipo period，our Party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Part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carried out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he army，did strengthen the learn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established the reporting system，established disciplines of taking over the city and rules of going into Beijing，put forward the"Two Musts"warning.Via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measures，the party's discipline had been strengthened，the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d been consolidated，providing strict discipline guarante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and also provided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coordination and promotion of"Four Overall"strategic layout.

Key words:Xibaipo，discipline，unified leadership，Four Overall

Study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Discipline in Xibaipo Period

Wang Kun
（Dengxiaoping Theory Research Institution，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ijiazhuang 050051，China）

G258.6

A

1673-1573（2017）03-0005-05

2017-06-26

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西柏坡时期中共整党建党研究”成果（HB15DD012）

王昆（1978-），女，河北唐山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