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板上市公司高管特征与研发支出——加入政治关联和银企联系特征的分析

洪 震，金 莉

（福州大学 阳光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5）

一、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Hambrick 和 Mason（1984）提出的“高阶管理理论”认为，高级管理人员团队是公司战略制定和实施的主体，他们会将自身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社会资本、价值观、年龄、性格等方面的特征和经营环境相结合进行战略决策和日常管理，尤其是社会资本会对企业经营战略决策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所以高管的政治和银企联系是其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对企业的研发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重点从高管的政治联系、银企关系、持股状况、年龄和任期五个方面研究其对研发支出的影响。

（一）高管政治联系

政治联系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Fisman，2001），企业为了获取低税率、政府补贴、行业准入、低息贷款、地方保护等资源会积极建立各式各样的政治联系（Helland 和 Sykuta，2000；Hadlock，Lee和Parrino，2002；Kwahjia 和 Mian，2005），这些政治联系将影响企业经营活动（Faccio，2006）。政治关联能帮助企业获得外部资源和政治保护，为经营活动提供资源保障，降低技术创新风险，促进企业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唐清泉、高亮、李懿东，2011；江雅雯、黄燕、徐雯，2012）。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现状和经济社会转轨的背景，政治联系的方式应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杜兴强、周泽将，2010），政府官员类政治管理是官员“下海”“调任”或退休后进入企业形成的，此时通过研发投资，更能使企业获得财政补贴或个人获得更大的升迁机会；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则是依靠企业成长和发展后获得的，要求企业当前经营业绩良好并能持续地为地方经济社会作贡献，而研发支出是一项时间长、风险大、结果不确定的投资，将无法改善当前的经营业绩从而为地方作出更大的贡献。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

H1b：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

（二）高管银企联系

现阶段我国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各行业均需要大量的资金。再加上政策法规的不完善、金融体系不健全和信用体系的不发达，造成大量中小企业无法从市场获得充足的资金（陈蕾，2011）。我国的金融资源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主导，且大多数的大型商业银行终极控制权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导致银行将更多的信贷配置给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则难以获得贷款（Blyler，2003；Allen，2005），故若民营企业拥有同各类大型银行良好的关系，则更容易获得信贷资源（Giulio，2007），中国几千年的“关系”文化致使公司高管若现在或曾经有银行中任职经历，将给公司带来与银行的良好关系，从而更容易获得贷款。但由于民营中小企业资金全方位稀缺，且银企关系资源也是稀缺的，因而公司会将信贷资源优先使用于日常的生产经营中，扩大再生产，以期获得更高的现实回报，而不会将其投入到高风险的研发投资中。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高管银企联系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

教师因素是影响课堂教学的最主要因素。教材处理、教学方法、学生积极性的调动等都有赖于教师。教师首先要深入学习初高中大纲和教材，研究初高中教学要求上有何不同，初高中教材如何衔接，其次要研究学生特点。高一学生正处在身心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自学能力不断提高，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最后教师还应深入学生，收集教学反馈信息，深入初中听课，与初中教师交流。课堂教学还有以下几点应引起注意。

（三）高管持股比例

在CEO即将退休或公司面临亏损或利润下滑时，研发支出的变化与CEO的薪酬变化幅度显著正相关，此时高管的最优决策是通过削减当期研发支出，实现利润增长，从而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Cheng，2004）。管理层薪酬以公司股价为计算依据的高管比以会计利润为依据的高管更愿意进行研发投入（Xue，2007）。研发活动高风险、周期长和见效慢的特性会导致股东和管理层利益相互冲突，为了缓解冲突，必须给予高管充分的股权激励（Jensen和Meckling，1976））；管理层个人财富中公司股票的比例越高，研发强度越高（Baker和 Mueller，2002）。当前的大量实证研究均发现CEO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Dechow 1991；Balkin，2000；Cheng，2004；夏芸、唐清泉，2008；刘胜强，2011）。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高管持股比例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

（四）高管平均年龄

学习理论和创新理论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类经历的事情越多，思维惯性越严重，想象力、理解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积极性均在不断下降。随着年龄的增长，企业的管理人员将越来越保守，更倾向于回避风险（Hambrick和Mason，1984）。而研发活动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越年长的管理者越不愿意投资。尤其在临近退休时，高管将缩减本期的研发支出，提高当期业绩，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且此时进行研发投资，即使若干年后成功也不能体现为个人经营绩效，得不到现在投入获得的好处（Delchow和Sloan，1991）。而年轻的管理者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能承担更大的风险，预期未来能有更好的前景，从而更愿意增加研发支出（Barker和Mueller，2002；文芳2008）。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高管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

（五）高管任期

高阶管理理论认为，随着高管任期的增加，团队成员之间交流和协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加，对公司内外部环境的把握会更加全面深入，从而提高发现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做出科学的战略决策，包括研发投资决策。随着任期的延长，管理层保持相对稳定，从而确保研发战略的顺利实施（Allen，1981；刘运国、刘雯，2007；文芳，2008）。而任期较短的高管团队由于无充分的时间交流，从而导致信息共享不充分和团队协作不默契，对企业内外部环境把握不足，此时管理者首先重视短期问题的解决，以期获得短期经营绩效，从而确保职位的稳定，故此时将减少或不进行研发投资（李国勇、蒋文定和牛冬梅，2012）。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高管团队成员平均任期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

二、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根据以上假设，本文设定如下多元回归模型研究高管特征与研发支出关系模型：

模型（1）为LOGIT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是否开展研发活动（SFRD）；模型（2）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研发强度。对上述模型各变量进行定义。政府官员类单位级别赋值标准为：省部级以上（含省部级）：9；副省部级：8；正厅级：7；副厅级：6；正处级：5；副处级：4；正科级：3；副科级：2；副科级以下：1。

表1 变量定义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9年前在我国中小板上市且完整披露2008—2012年年报的公司，剔除房地产、零售、金融、旅游、港口、传媒、餐饮等行业不适用披露研发信息和会计信息失真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共255家，研究样本为1 275个。由于我国从2007年开始实施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新准则，为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研究数据时间跨度为2007—2012年。研发支出数据通过对2008—2012年《年报》中董事会报告进行搜集整理；政治关联、银企关系、高管年龄和高管任期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国泰安数据库中高管动态信息进行手工整理并将其与年报比对后确定，其他数据直接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使用EXCEL进行数据预处理和统计软件SPSS17.0进行变量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奇异值的影响，增强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对连续变量（例如RDI、GROWTH、ROA等）等进行了1%与99%分位Winsorize缩尾处理。

三、实验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2中描述性统计结果得出：（1）从总体上看，90.9%的样本公司进行研发投资，可见中小板的研发积极性比主板的 15.38%（文芳，2008）或25.01%（杜兴强，2012）高得多。样本公司的研发强度平均值为3.63%，中位数为3.15%，最大值为20.36%。均值大大高于主板上市公司1.12%（文芳，2008）、低于1%（李丹蒙、夏立军，2008；刘胜强，2011；杜兴强2012），但低于创业板上市公司6.5%（郭葆春、张丹，2012）。（2）从政治关联上看，政府官员类的均值为20.85，中位数为18.00；代表委员均值为1.42，中位数为0，存在政府官员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的比例分别为35.69%和38.04%；有政治关联的样本比例为61.09%，比主板的40.75%（唐清泉、高亮、李懿东，2011）、创业板的28%（罗明新、马钦海、胡彦斌，2013）比例更高，说明政治关联是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遍现象。（3）从银企关系上看，有11.76%的样本的上市公司高管曾在银行任职，仅有6.27%的样本曾经从事银行的信贷相关岗位，说明通过任职经历建立的银企关系还不是很普遍。（4）从高管持股上看，平均持股比例为9.94%，还不到10%，中位数仅为0.25%，最大值为76.48%，有近60%样本的高管持有本公司股票，说明高管的股权激励比较普遍，但激励的强度还不足且很不均衡。（5）从高管年龄上看，平均年龄为46.05岁，中位数为46岁，最大值为59岁，最小值仅有35.5岁，说明高管年龄较年轻，但基本是中年，年富力强，社会阅历较丰富。（6）从高管任期上看，高管团队的平均任期为4.78年，平均任期超过一届，最长为11年，最短为1年，标准差仅为1.76，平均任期超过3年的样本高达近85%，说明中小板上市公司任期较长，且相对稳定。（7）从大专以上职工比例上看，平均值为41.65%，中位数为34.38%，最高值为98.72%，说明中小板上市公司职工学历普遍较高，为从事研发活动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选择性偏差检验

从描述性统计可得，还有近10%的样本未披露研发信息，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可能确实未进行研发，二是存在研发而未披露。若存在有研发未披露则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参考Hall和Oriani（2006）和杜兴强等（2010）的方法，首先建立二元概率模型来判断是否存在选择性偏差：

上述模型被解释变量为是否披露研发信息，上市公司是否披露研发支出数据的虚拟变量，披露了具体研发支出的数据取值为1，否则为0。被解释变量包括：（1）行业研发强度（INDRD），取值为行业研发支出总额除以行业营业总收入；（2）行业营业收入增长率，取值为行业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3）公司规模、总资产净利率、资产负债率、公司税收负担、大专以上职工比例等变量定义和取值同前。

表3为选择性偏差检验结果，从中可知DIS和行业研发强度、总资产净利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行业研发强度或总资产净利率越高，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支出数据可能性就越高，说明不存在选择性偏差。此外，DIS与行业增长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行业增长率越高，披露研发支出的概率越低。

表3 选择性偏差检验结果

（三）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方差膨胀系数均小于5（限于篇幅，在此略去，若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D.W值均在2左右，说明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性，基本可以使用多元线性回归进行分析。

从表4中可以获得以下实证研究结果：

1.高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是否有研发支出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研发强度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高管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是否有研发支出在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亦与研发强度负相关，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1基本通过了统计检验。说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通过聘任前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以便获得更高的政府保护、政府补助或税收优惠，弥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而对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高管或公司为地方或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为了保持经营业绩持续增长将减少研发支出，但可能有部分高科技公司为了维持竞争力会增加研发投入。

表4 多元回归结果

2.高管银企关系分别在1%和5%水平上与是否有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且资产负债率与研发强度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越会减少研发支出，假设2通过了检验。由于信贷资源高度集中于国有大中型银行，再加上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且增加负债将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故此时将减少研发投资以降低企业的风险。

3.高管平均持股比例和任职年限与是否有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正相关，但均未通过统计性检验，假设3和假设5未通过统计检验。高管持股的激励作用必须建立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基础上。而我国资本市场虽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但还不完善，且从2007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持续低迷致使高管股权激励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在中小板中高新技术企业比例较高，这些上市公司为了维持竞争力必须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并不会随着高管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动。

4.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分别在1%和5%水平上与是否存在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显著负相关，假设4通过了统计检验，印证了高阶管理理论，年轻的高管团队更愿意冒险，愿意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以便取得更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而年长的高管会比较保守，会尽量回避风险，从而减少研发投资。公司的大专以上学历职工比例与研发强度显著正相关，高学历职工越高，研发强度越大。因而中小板上市公司和各级监管机构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使年轻的高素质创新团队加入到现有的管理团队中，促使公司持续增加研发投资。

5.资产净利率在5%水平上与是否存在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亦与研发强度正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检验；表明企业的研发投资要以一定的盈利能力为基础，但并不是盈利能力越强研发强度就越大。营业收入增长率在1%水平上分别是否存在研发支出和研发强度正相关。说明企业营业收入增长越快的公司，由于其经济业务增长快，需要快速增加市场份额，需要将所有资金优先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市场营销活动中，且研发活动周期长、投资大、风险高，此时企业越不愿意进行研发投资。

6.公司实际税收负担在1%水平上与是否存在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与研发强度正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检验。说明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越低，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就越高。而政府补助强度在1%水平上与研发强度正相关，说明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越多，研发投入也会越大，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具有刺激作用，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各种补贴手段促进企业开展创新活动。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利用2007—2012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小板上市公司特征尤其是政治关联和银企关系的特征与研发支出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高管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而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是否有研发支出显著负相关；高管在大中型银行的任职经历与研发活动显著负相关，高管团队平均年龄与研发活动显著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和任职年限与研发活动正相关，但无法通过统计检验。此外还发现大专以上职工比例、盈利能力和政府补助强度与研发活动显著正相关；营业收入增长率、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与研发活动显著负相关。

为了提高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创新能力，有必要从市场监管体系、企业高管团队、财政补助等方面加强建设。

1.应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减少政府对经济管制和干预力度，统一市场各参与主体的国民待遇，减少和消灭所有权歧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创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减少和消灭企业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得“寻租”机会，促进中小板上市公司通过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大自身研发投入来维持和提高竞争力。

2.政府应加强对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支持力度，保证各种所有制企业能够公平地获得政府对技术创新方面的资助，充分发挥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应综合利用税收优惠、现金补贴、专家咨询服务、人才培训等各种支持方式，创新物质资助方式，全面监管各种资源的使用，减少使用优惠贷款等负债性的资助方式，激发企业的创新激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3.企业应加强人才资源建设，充分利用各种激励手段和方式，吸收和留住高素质的人才，从而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加大高管团队年轻化建设的力度，选拔一批富有创新精神和职业胜任能力的优秀人才充实高管队伍。在当前资本市场不完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的环境下，应谨慎使用股权激励方式，充分发挥货币性薪酬激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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