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核心一体化组织的实证分析

魏景赋，阴艺轩

（上海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093）

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 Mekong Subregion，下文简称GMS）包含湄公河在中南半岛流经的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五个国家以及与此陆陆相连的中国滇桂两省。GMS六国地理相邻、资源互补并具有良好的政治外交传统，尤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涵盖国家、地方、行业多种层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区域内围绕贸易、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进行的深层次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但由于政治经济体制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所限，GMS国家间迄今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政策统一更是遥不可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仍停留在优惠贸易安排层面。GMS的经济合作机制包括澜湄合作机制（中、泰、越、老、缅、柬）、湄公河委员会（泰、越、老、缅、柬）、“黄金四角”地区经济开发合作（中、老、缅、泰）、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机制（泰、越、老、缅、柬）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泰、越、老、缅、柬）。相比较而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以下简称GMSECP）发展历史更为悠久，涵盖国家广、合作领域宽，运行成果较为显著，在GMS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核心作用得益于GMS六国地理相邻，可以通过边境地区合作为生产要素的跨边界自由流动扫清障碍，尤其中南半岛五国更可以期待以边境地区的发展来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1］。中南半岛上不断推进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能促进GMS各国间的经济合作，也为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奠定了次区域合作基础，对于应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重构包容性经济发展框架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据世界银行统计，对于经济增速长期保持领先的中国，其人均GDP增长率在2005—2009年间曾一度下降，虽2010年再次回升，但次年以后仍在持续缩减；泰国人均GDP增长率在过去二十年间起伏跌宕，2009年、2011年、2014年三个年度都出现过大幅波动；越、老、缅、柬四国在近二十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变化则相对平稳，但整体上仍显乏力。因此，我们有必要对GMS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果进行探究，以期为GMS六国寻找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共同出路。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在研究内容上，本文选择大湄公河次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在分析过程中，本文首次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间的协同互补赋予GMS经济一体化之内涵，并实证探究了GMS国家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于GMS经济一体化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此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严格从GMSECP的优先合作领域及机制发展特点入手选取变量，而非仅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理论或仅参考往年文献。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趋势之一［2］。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最早聚焦于经济文化融合度最高的欧洲大陆，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建立，研究对象也扩展至非洲、亚洲等多个区域，研究内容则涉及短期贸易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领域。至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关注，相关经验研究主要可分为事后评估和事前预测两大类。而其中的事后评估，大多应用于已经建立多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象，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Landau首次对欧共体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研究，发现1950—1990年间欧共体成员资格并不能为成员国经济增长带来显著影响［3］。但Henrekson等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欧共体、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经合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均能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4］。随后，Brodzicki又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进一步研究了1960—1999年间欧共体（欧盟）对于成员国经济增长的负面中期效应及正面长期效应［5］。随着欧盟成员国的不断增加，Ferreira将欧盟划分为两个子集，创新性地引入金融因素对比，解释了旧欧盟与新欧盟的经济增长效果［6］。近年来，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洲及亚洲地区。Eberhard-Ruiz等对非洲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动态效应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洲经济一体化只能短暂地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由于实施力度小等原因，并不能在长期内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7-8］。Selvarajan等基于数量及权益水平衡量了1980—2016年间33个亚洲国家金融一体化程度，并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金融危机前、危机后和整体区间三个不同时期内亚洲国家金融一体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9］。Bong等将研究范围缩小至东南亚地区，实证分析了东盟对成员国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及相关政策制定［10-11］。

国内学者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主要可分为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两大类。目前对于前者的研究较为缺乏。唐宜红等以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作为研究对象，首次探究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北北型及南北型一体化组织能够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而南南型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2］。杨勇等则以非洲地区的核心自贸区对南南型一体化组织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明确表明，非洲国家广泛参与的南南型经济一体化组织并不能促进其经济增长，反而会因机制冗杂而产生抑制作用［2］。孙昌科根据区内投资及贸易数据，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再次验证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及欧盟的正面经济增长效应［13］。王小明等则进一步研究了欧盟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机制［14］。由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国内区域发展政策的大力实施，国内区域经济学界的研究视野近年来几乎没有离开国内跨省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尤以有中央层面经济规划的几大经济区的关注度最高。毛艳华等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市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该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及市场一体化水平均有所提高，且可显著促进区域城市经济增长［15］。邓文博等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发展政策使得区域城市经济增长水平得以提升，这可归功于地区产业结构、城市化及工业化水平的改善［16-17］。程学伟等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全国范围内的各类经济一体化战略，他们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一体化战略在实施两年后方可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且在不同工业水平的城市所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18-19］。

综上所述，尽管亚洲开发银行主导的GMS区域经济一体化努力一直在进行，但对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至今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度不够，鲜有相关成果。况且，现有研究已显示出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国经济增长具有不确定性或抑制作用，那么属于南南型的GMS经济一体化对成员国经济增长是否也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本文将基于GMS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优先合作领域及机制发展特点，尝试将适用于同一地理区域对象、不同形式及规则的一体化组织间的协同互补关系赋予GMS经济一体化之内涵，据此选取变量构建出一个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GMS六国参与GMS经济一体化、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GMSECP于1992年建立，成员国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六国。由首脑会议、部长级会议、高级官员会议、工作组或论坛以及秘书处（由亚洲开发银行担任）所组成的多层次框架体制，其机制灵活、简单、高效，直至今日未曾有结构变化。当然，GMSECP的机制运行也有一个成熟完善的过程，在其启动的头十年，GMSECP就经历过一段发展战略模糊、协商过程拖沓的时期。这期间的主要收获即是通过协商项目与方案来建立起国家间的信任与信心①本文对于GMSECP的相关介绍整理自其官方文件，主要有《Midterm Review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Strategic Framework（2002—2012）》《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operation Program：Strategic Framework（2012—2022）》《The Ha Noi Action Plan 2018—2022》，详见https：//greatermekong.org。。2002年，GMS第一次领导人会议发布了《GMS未来十年战略框架》，该框架首次确认了GMSECP在第二个十年里的五个战略重点及十一项旗舰计划，标志着GMSECP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2011年，GMS第十六次部长级会议又发布了《2012—2022年GMSECP战略框架》，进一步明确了“GMS更加一体化、繁荣和公平、通过经济合作及发展人力资源挖掘GMS发展潜力、GMSECP发展进程保持公平、可持续且得到充分尊重”三大发展目标。目前，GMSECP已经逐渐摆脱区域性目标偏差，在以项目为主导的优先合作领域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此外，关注域内国家间、域外组织间协同共赢的机制发展特点，也让GMSECP成为东南亚最稳定、最成功的次区域合作项目之一。

（一）优先合作领域

随着GMSECP的不断成熟完善，作为战略重点的优先合作领域已扩展至交通、城市发展、能源、通信、农业、旅游、贸易便利化、环境、人力资源开发九个方面，各领域具体发展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GMSECP优先合作领域

GMSECP第一个战略重点为加强基础设施联系，涉及交通、城市发展、能源、通信、农业五个领域。据GMS项目数据库①GMS项目数据库网址：https：//greatermekong.org/projects/project-list。统计，截至2021年2月，交通领域已开展180个合作项目，居于九大优先合作领域首位。该领域特别关注道路、桥梁等有形基础设施的建设，软环境方面则通过建设经济走廊、实施《跨境运输协定》来加快生产要素的域内流动，为GMS国家在其他领域展开后续合作奠定基础。由经济走廊建设所衍生的城市发展领域为GMSECP的新兴领域，各方期望籍此通过改善经济走廊沿线城市的生活质量及经济活力来推动城市化发展，并增强城市带动周边乡村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能力。能源领域目前的发展重点为电力市场一体化，通过建设电网互联设施及优化电力贸易政策框架来加大电力生产以满足区域内激增的电力需求。通信领域的重点仍然在于基础设施的完善，优先目标是通过加强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合作来建设GMS信息高速公路网络，逐步提高区域信息整合性，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区域竞争力。农业领域则侧重于GMS的农业比较优势发挥，力争实现“GMS成为安全、环保的农产品全球供应商”之发展愿景。当然，在促进区域农业生产及跨境贸易的同时，GMS各方尤为关注与之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

GMSECP第二大战略重点是促进跨境贸易、投资及旅游，涉及贸易便利化及旅游两大领域的发展。其中贸易便利化领域与交通领域的发展内容有所交叉，但更侧重于相关法规、协议等“软件设施”的建立，通过明确边境交通运输权力、提高交通物流效率、简化通关手续、强化卫生检疫能力来促使商品及服务跨境更快捷、更合规、更具包容性。旅游领域重点发展以GMS作为单一目的地的国际旅游业，通过制定多国旅游套餐、销售旅游产品、保护生态及文化遗产来实现更具竞争力、更平衡且可持续的旅游业发展。而对于投资便利化的推进，虽于2011年就已形成《区域投资框架》，但由于该框架缺乏融资安排，且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投资载体并未成熟，尚不具备优先合作的条件。

此外，GMSECP的战略重点还包括加强私营部门的参与和竞争、人力资源开发、保护环境及促进可持续发展。其中，私营部门的参与程度尤其受到关注，通过开展商业论坛等形式予以促进的努力虽然并未间断，然而同样是前述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经济载体的相对缺乏，除泰国罗勇工业区外，私营部门可充分参与的空间仍显缺乏。后两项战略重点所产生的环境、人力资源开发领域主要关注区域非经济因素的发展。环境领域目前已完成围绕经济走廊进行的生物多样性走廊倡议试点工作，并通过提高可持续发展规划能力、制度化战略环境评估举措来逐步打造“环境友好、气候适应能力强的GMS”。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包含卫生、教育、劳工、社会发展四部门，目前仅有卫生部门在传染病控制领域进展显著，主要是针对区域疟疾控制、艾滋病预防进行技术援助，相关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亚洲开发银行及国家投资，最新的成果有为帮助缅甸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于2021年初启动援建的缅甸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和医学培训中心项目。

（二）机制发展特点

据世界银行统计，GMS六国GDP总量由大到小依次为中国、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其中中国GDP总量于2019年增至泰国GDP总量的25倍之多，由此可见GMS六国经济实力差距极大。由于经济实力处于劣势的成员国可能会因为竞争力弱、话语权小等问题降低一体化意愿，本着多方共赢的原则，GMSECP特别关注各成员国经济实力差异，以保证各成员国都能充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并从中获益。据GMS项目数据库统计，除全区域类项目外，GMSECP在老挝已实施及待实施项目总数为97项，居于GMS六国首位。由此来看，至少在项目安排上，GMSECP确实更加关注弱势成员国的经济能力建设，亚洲开发银行所资助的贷款及技术援助项目也更侧重于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当然，GMS六国参与区域一体化的努力是一贯的，参与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积极性同样较高。据WTO 统计，GMS六国所加入的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包括亚太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贸易优惠制度、东盟、欧亚经济联盟+、东盟+以及多个双边协定，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但是，适用于同一国家的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间必然会存在机制重复问题。为此，GMSECP特别强调通过加大网络宣传、邀请其他组织人员参会、出席其他组织会议等方式来加强各组织间信息交流，并据此对机制发展重点进行调整从而避免机制重复、发挥优势互补，努力实现各组织间的协同发展与良性互动。

表2 GMS六国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情况

三、GMS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一）变量的界定与说明

1.GMS经济一体化的界定与度量

基于GMS核心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重点，本文认为：GMS经济一体化是GMS六国基于资源互补、地理相邻以及营造睦邻友好的政治外交环境之现实需求，关注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从贸易、交通、能源、通信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来促进区域内货物、服务、资本、人员及思想的流动，强调与其他相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从而实现国家间共同利益，并为更大范围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基础的状态或运行过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GMS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不仅与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组织有关，GMS六国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也会通过市场规模扩大来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环境，从而进一步对GMS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影响。为此，本文结合唐宜红等［12］、杨勇等［2］对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度量方法，从规模经济角度构建出一个GMS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标体系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包括GMS六国参与本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模经济效益指数Gseb以及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指数Oseb，计算公式为：

式中，Gsebjt表示t期GMS国家j参与GMS经济一体化所实现的市场规模扩大程度；Osebjt表示t期GMS国家j参与表2所示的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所实现的市场规模扩大程度。

2.变量说明

本文参考Preepremmote等［11］的研究，选取人均GDP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增长效应。选择上文构建的GMS经济一体化发展指标Gseb、LOseb（Oseb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GMS六国参与GMS经济一体化及参与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后市场规模的扩大程度。依据GMSECP的优先合作领域选择控制变量：由于交通领域以及贸易便利化领域的建设都是为了促进区域内贸易量增加，因而选择区域内进出口总额表示上述两个领域的发展成果；依据其他领域的主要内容，分别选择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发电量、医疗卫生总支出占GDP比重、每百人移动蜂窝式无线通讯系统电话租用数量、国际旅游收入、城镇人口比重来分别表示农业、能源、人力资源开发、通信、旅游、城市发展六大优先合作领域成果①由于环境领域数据可获得性有限，且不能直接发挥经济效果，因此本文忽略环境因素的影响。；根据前文分析，投资便利化以及加强私营部门的参与和竞争虽未具备优先合作条件，但仍是区域合作的战略重点。因此，本文选择外商直接投资额、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分别表示这两大领域的成果。上述变量的具体说明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说明

（二）样本选择与模型构建

由于GMSECP在建立的头十年主要是建立国家间的自信与信心，真正发挥作用是在2003年之后，因而本文选取2003—2019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六国作为研究样本①虽然中国仅有云南、广西两省（区）属于大湄公河次区域范围，但是GMS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要素流动并不仅限于这两个省份，中国其他省份也会将要素转移至云南、广西，间接参与GMS经济一体化。因此，本文选择中国整体作为其中一个研究样本，而非仅云南、广西两省（区）。。样本数据共有6个截面，时间跨度为17年，属于长面板数据。相对于截面个数，样本的时间跨度较大，因而用时间趋势项控制时间效应，用虚拟变量控制个体效应，从而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无需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效应模型中进行选择②面板数据模型回归方法详见《高级计量经济学及stata应用》（陈强）。。构建模型来衡量参与GMS经济一体化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公式如式（3）所示。其中，i代表国家；t代表时间；ui为个体固定效应；r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误差项。

考虑到GMS各国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初期，多个一体化组织的条款与规则交错复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意大利面碗效应。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可能对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完全掌握与充分利用。因此本文设想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因而通过引入LOseb的一阶滞后项LOsebt-1及二阶滞后项LOsebt-2构建模型（4）、（5）、（6）来验证上述设想。

引入Gsebit与LOsebit的交乘项COS1以及Gsebit与LOsebit-2的交乘项COS2，与构建模型（7）探究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GMS经济一体化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

（三）实证分析

1.组内自相关、组间异方差、截面相关检验

本文选择STATA 15.1软件对模型（3）～（7）进行回归分析。由于长面板数据分析主要关注对于误差项的处理，因而对于误差自相关、异方差及截面相关问题要进行精准识别，而不是仅提供经过矫正的标准误。因此，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分别使用xtserial命令、xttest3命令、xttest2命令对五个模型的组内自相关、组间异方差以及截面相关问题进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三大问题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3）、（5）、（7）仅存在组间异方差问题，模型（4）、（6）存在组间异方差及截面相关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模型中存在的组间异方差及截面相关问题，本文选择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FGLS）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续）

表5 回归结果汇总

2.实证结果分析

由表5可知，模型（3）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Gseb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GMS经济一体化显著促进各成员国经济增长。实证结果与杨勇等［2］对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果不同，也进一步说明了南南型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12］。本文认为GMS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取决于GMS经济一体化中伙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GMS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运行效率。据世界银行统计，除中国外，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五国在2003—2019年间的GDP数额均小于伙伴国GDP数额之和，通过伙伴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本国经济增长［20］。此外，核心经济一体化组织GMSECP的运行并不是仅仅停留于制度层面，而是能够落实到基于需求导向的双边或多边协商项目上，故而通过经济一体化能够真正实现经济及社会环境的改善。对于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劣势的成员国也能够给予特别待遇，从而缓解经济劣势在参与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因此，GMS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模型（4）、（5）、（6）结果显示：解释变量仅为LOseb时，其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逐步加入滞后项后，Wald检验值变大，模型拟合效果更好。此时，LOseb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LOsebt-2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GMS国家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的第一年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负效应，从加入第三年才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究其原因，本文认为：GMS六国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一年，所面临的条款及规则更为复杂，各国企业使用各项条款及规则的成本无形中增大，即意大利面碗效应使得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于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2］；而在加入第三年，各国已经掌握且能充分利用纷繁复杂的条款及规则，市场规模也由于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而进一步扩大，因而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然，在宏观经济发展意义上，中国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并不显著，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加入WTO之后，由于进口竞争使得要素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21］，从而抵消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另一方面，该效应是否也适合滇桂两省区域则有待商榷。

模型（7）结果显示：COS2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三年强化了GMS经济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三年，各经济一体化组织已逐渐形成互补性及协同作用，各国经济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GMS经济一体化也基于此进一步加强成员国间的合作，从而强化了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控制变量中，贸易便利化推进、通信设施建设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电力生产、国家医疗卫生投资显著抑制经济增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电力生产以及国家医疗卫生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与预期不同。本文认为可能的原因是：GMSECP建立广泛的发电项目来满足成员国对于电力的迫切需求，但却未普及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上的应用，而过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对于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要远大于供应发电所带来的经济收益；关注医疗健康仍处于国家层面的支持，并未形成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医疗健康产业及高质量人力资源，在此情况下，超出国家财政支出能力的过度增加并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选择更换被解释变量为GDP增长率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由表6可知，绝大部分变量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模型（6）中，LOsebt-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持续到加入第二年。因而对于模型（7）进行优化，增添Gsebit与LOsebit-1的交乘项COS3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OS3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加入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二年削弱了GMS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可能的原因是GMS各国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心转移到新加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结论与启示

（一）结 论

本文基于2003—2019年间GMS六国的面板数据，构建起一个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使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估计法探究了GMS六国参与GMS经济一体化及加入多个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交互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得益于相对较高的伙伴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GMSECP的有效运行，GMS经济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GMS国家经济增长。

（2）在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一年和第二年，由于意大利面碗效应，GMS各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但随着各国对于各项条款及规则的掌握，且得益于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在加入其他经济一体化组织第三年，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开始显现，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GMS经济一体化对于成员国的经济增长效应。

（3）在GMS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贸易便利化推进、通信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电力生产及国家医疗卫生投资则由于相关社会问题的不确定性甚至会抑制经济增长。

（二）启 示

GMSECP的优先合作领域及机制发展特点明晰之后，如何扬长避短提高GMS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行动的积极性，从而提高GMSECP的运行效率，不断发挥其对GMS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是一个重要命题。因此，以下事项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

（1）GMSECP在保持总体运行方向不变的情况下，调整合作领域的优先次序，以提高机制运行的经济效益。在目前GMSECP的九大优先合作领域中增加“投资便利化”新项，通过完善《区域投资框架》的融资安排、构建可持续的吸引外资制度、推动城市发展来促进经济特区、工业园区等投资载体不断成熟来优化区域投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通信领域的优先发展次序，在次区域范围内广泛开展贸易及通信项目，使其充分发挥经济增长作用；将能源领域合作内容扩展为电力生产、电力贸易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通过在次区域范围内有效开展太阳能、风能、水能等项目来普及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生产上应用，满足电力需求的同时获取经济及生态环境效益；人力资源领域除重点关注医疗健康外，更要加大对教育、劳工、社会发展的投入，以形成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产业发展及人才储备。

（2）GMSECP应进一步加强与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之间的联系。2020年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来达成一个现代、全面、高质量和互惠互利的自由贸易协定［22］。这也促使由东盟+自贸区发展为RCEP进而实现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这条路径更为明确［23］。GMSECP应充分认识到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动向。成员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其他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的联系与沟通，充分认识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重点，重新确认自身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并积极发挥自己的优势。此种努力所进行的优先发展领域调整及机制优化无疑会促进该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间的互补与协调，从而有利于各成员国经济增长效应的实现。

（3）GMS各国尽可对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加入持开放态度，但应注意加入多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可能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并事先考虑好相应的政策防范措施。为此，在加入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时，需对新组织的指导性文件进行深入解读，快速掌握相关条款及规则，使其为己所用。各国可基于自身国情构建一个政府、企业及学术单位共同参加的经济一体化内部协调机制，尽量与周边国家同步行动，以尽快克服加入一体化组织初期的无形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