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冯泰文, 张宗珊, 绳鸿燕
(1.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2.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01)
在逆全球化、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肺炎疫情突袭等变幻莫测的环境冲击下,中央提出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发展新格局。从国际大循环战略转向双循环战略中,产业链和供应链是连接国内、国外两个循环的纽带。“链上”企业既需以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供循环新动能;又要兼顾效率和安全,通过参与“外循环”充分发挥我国工业体系优势和规模优势,同时保证“内循环”可持续性运转以应对外部风险[1]。2020年8月24日,***总书记明确要求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因此,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需求端出发,更要从供给端发力。在需求端,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成为当前的主流。传统的大规模生产已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企业意识到需要提高大规模定制能力以实现生产范式转型,以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挖掘和解决国内外客户的“需求痒点”。大规模定制能力表现为企业以较短的供货时间和较低的成本提供大量符合质量要求的定制产品或服务[2],它有助于实现供给和需求的适配以及绩效的提升。例如,尚品宅配通过全价值链个性化转型,前端精准掌握消费者需求,后端实现大规模低成本柔性生产,帮助其在传统家具行业遭遇寒流的情况下,依然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增长[3]。由于大规模定制兼具适配和成本上的优势[2],在双循环的背景下,深入探究和挖掘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大规模定制能力的概念提出以来,学者们从多个视角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如吸收能力和动机等[4-5]。然而,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扩散的大背景下,动态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动态能力指的是企业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对资源以及能力进行整合、配置、重组以推出适应市场发展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能力[6],它包括两个维度:信息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企业需要动态且连续地整合重构资源以创造卓著的盈利能力和环境适应性。在可供企业选择的众多手段中,动态能力的构建对于客户满意度的提升、供需不匹配状况的改善以及外部风险的规避和控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5],符合新发展格局在供给侧改革基础上对供需匹配和国内外风险平衡把控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以往关于动态能力与供应链的研究多立足于企业敏捷性的实现机理[7]。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构建敏捷供应链有助于企业提升大规模定制能力,但是并无学者对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基于此,本文将探究动态能力对企业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
简单地将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相联系是粗糙的,想要揭开两者之间的“黑箱”,还应当考察其中的中介作用。从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看,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双元性”要求,单一创新行为已无法满足生存及发展的需要,双元创新成为企业实现转型升级以提供循环新动能的必要手段[8]。双元创新是企业同时追求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能力[9]。动态能力理论指出,动态能力既不是单一的路径依赖,也不是单一的路径突破,而是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的共存,路径依赖与利用相关,路径突破与探索相关。因此,动态能力有助于双元创新[10]。具体来说:凭借信息感知能力,企业可以从广泛的来源获取信息和知识,并在内部传递和转化,从而增加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机会。重构能力促使企业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灵活配置资源与能力,创造有利于企业实施创新活动的环境[11],从而促进双元创新。此外,双元创新可使企业在不增加成本、保持高质量的同时增加产品和服务种类,进一步提升快速响应国内外不同客户需求的能力[8,12]。由此可见,动态能力可能会通过双元创新提升企业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同时对企业增强自身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竞争优势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拟从企业面临的“双元性”要求为切入点,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双元创新在动态能力和大规模定制能力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作为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工具,动态能力的作用效果必然与外部协作密切相关[12]。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可以在外部协作和内部价值创造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纽带[12],通过消除企业外部界限支持双元创新战略,有助于企业搭建联动机制以契合新发展格局要求。此外,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通过将企业感知到的潜在商机外显化,推动企业重构进程,从而全面挖掘企业的创新潜质[13]。因此,本文拟进一步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动态能力与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以企业在“双循环”背景下面临的“双元性”为切入点,探究动态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作用机制以及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调节作用。为此,本文对277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以期对当前的定制化研究进行延伸与拓展,并为中国制造业以大规模定制能力优化连接国内、外两个循环的纽带,助力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的指导。
197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Alvin Toffler)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的设想,即以类似于标准化和大规模生产的成本和时间,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随后,Davis于1987年在《Future Perfect》中首次使用了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一词来描述这一生产模式[14]。1993年,Pine等首次系统全面地介绍了大规模定制的概念,认为大规模定制的核心是在不增加生产成本的前提下增加产品的多样性和定制化程度[15]。我国学者祁国宁等则认为,大规模定制是在标准化、并行设计及模块化设计等技术支持下,经过产品结构和生产的重组,把定制产品的生产问题,全部或者部分转化为规模生产产品[16]。以上研究多从“实践观”的视角描绘了实施大规模定制的认知图像。Tu等从“能力观”的视角提出了大规模定制能力的概念,即企业能够以与非定制产品相当的成本快速大规模生产定制产品的能力[17]。在此基础上,Huang等进一步界定,大规模定制能力是指企业能够提供大量定制化产品或服务而无需在成本、交付时间和质量上进行权衡取舍的能力[18]。自此之后,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开始从概念内涵转向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因素。
现有研究探究了客户需求、市场、价值链、技术、定制化供给和知识等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将影响因素划分为产品设计、流程管理、组织变革和供应链管理四个方面[5]。产品设计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扩大产品定制范围的具体实践技术,如产品模块化[19]和产品结构优化[20]等,或者从知识管理的角度探究如何降低产品的定制成本[21]。对于流程管理,业务流程改进是研究的重点,主要涉及模块化流程[17]、延时策略[22]、并行工程[23]以及流程调整和优化[24]等。除此之外,Peng等还关注信息技术的作用[25]。在组织变革方面,组织惯性[26]、工作单元[27]、组织结构[28]、组织学习[18]和质量管理[29]都已被证明是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关于供应链管理对企业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在于供应链整合[30]和客户参与[31],也有学者关注供应链学习[2]和敏捷供应链[7]。自2012年起,海尔借助动态能力的有效性快速进入网络化战略阶段,在日本东京、熊谷市和美国新设白电研发中心,并购GE家电业务并迅速运用其先进的研发制造能力、渠道与品牌权,以提升自身组织柔性和技术柔性,支持其在2011年启动的以实现用户全流程参与和大规模定制为目标的数字化互联网工厂建设。此外,美的、华为等企业也以实际行动表明,动态能力可正向影响企业大规模定制能力。但是,企业多通过并购传递动态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路径较为单一。在学术界,动态能力如何影响大规模定制能力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虽然有学者已经明确表示动态能力能够显著降低供应链脆弱性,是企业构建敏捷供应链的关键[7],但是并未跨过企业敏捷性的实现机理探讨动态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分析动态能力提升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作用机制,以弥补其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研究不足。
Teece在2007年首次提出动态能力的概念。2010年,孟佳佳等系统界定了动态能力,即组织通过侦测外部变异发现威胁或者机会,然后根据侦测到的变异,构筑、重组、协调内外部资源以修正组织结构、流程以及管理机制,使组织自身适应复杂动态变化的环境的能力[32]。首创者Teece认为,动态能力包含三个维度——机会识别能力、机会把握能力与相应的整合重构能力。虽然现有学说对动态能力理论构念的维度划分尚未统一,其他学者的维度划分,大体是Teece提出的动态能力“三维结构”的延伸和拓展。例如:焦豪开发出了动态能力的四维结构:变异侦测能力、组织重构与更新能力、技术柔性和结构柔性[33]。企业能力领域的部分实证研究虽为Teece等学者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由于对动态能力一直缺乏一个清晰明确的分析框架和成熟可靠的量表,其影响企业相关能力的实证研究鲜有涉及[20]。
组织双元性研究关注组织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根据创新的新颖程度将双元创新划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34]。探索式创新是进入全新技术领域,通过探索性学习,对现有的技术知识进行颠覆,是前瞻性市场导向的反映,能够实现组织战略性的长期发展[35]。利用式创新是进入现有技术的相关领域,通过利用性学习,对现有技术知识进行改善升级,是对现有市场导向的直接反映,能够实现组织的稳健性发展[36]。关于双元创新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双元创新的前因变量以及前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李桦等指出,未来将以更加动态的视角考察企业双元创新能力,而这一领域目前尚仅仅处在理论推演和假设阶段[37]。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市场环境中,动态能力保证了企业快速感知客户需求、技术可能性、行业和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从而为双元创新指明方向[10]。O’Connor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他将企业创新过程看作一个系统,发现动态能力能够触发企业创新[38]。作为双元创新的重要驱动力[38],动态能力通过识别、传递、转化和重构企业的资源和信息,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信息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两个维度[39],以便更深入地分析动态能力和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
信息感知能力是企业通过跨技术领域的搜索和多市场范围的探寻获取知识和信息,以充分了解客户、竞争对手以及市场环境的能力[39]。信息感知能力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内外部网络关系,通过与各利益相关者开展动态积极的交互,企业可以识别和获取对运营有用的信息和知识[38],并在组织内传递和转化,发现和定义新的创新机遇[10],从而推动双元创新战略的实施。具体来说,企业将相对显性的信息编码,存储于文档或结构化的数据库中,便于组织成员重复获取和使用,有助于既有知识的改进,从而促进利用式创新。而且,通过鼓励人际交流共享隐性的知识,可以促进直觉和创意的交流与碰撞,激发出更多的创造性构想,对以新知识创造为主要内容的探索式创新有重要价值[38]。此外,内外部知识和信息的沟通、扩散和融合既可以强化现有技能和流程,使产品或服务通过利用式创新得到局部改善,也可以拓宽现有技术边界和资源能力,在探索式创新的作用下产生新的产品、服务和市场组合。
重构能力是企业在感知市场机会后重新配置知识和资源,并不断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灵活调整与转换的能力[10]。作为动态能力的实施机理与实现方式,重构能力通过组织知识重组、内外部资源重构和流程再造,缔造出新的价值增长点,进而推动双元创新的实现。首先,重构能力可以实现组织内外部知识以及新旧知识的整合与重构,提升组织整体的知识运用和创造能力,推动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38]。其次,由于利用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所需资源的异质性和路径的依赖性,企业需要借助重构能力实现内外部资源重构和组织流程再造,以达到资源优化和流程柔性的目的,从而提升双元创新能力。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a)信息感知能力和(b)重构能力对双元创新具有正向影响。
大规模定制解决了产品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和企业绩效。然而,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制造商正由生产有形商品转向提供无形服务,因为包含产品和服务的“利益包”比纯产品更能满足客户的需求。企业采用服务化的手段可以将其与竞争对手区别开来,并给予客户持续选择他们的理由。因此,考虑到企业可以同时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本文基于定制对象将大规模定制能力分为两个维度: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和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5]。
一方面,双元创新在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提升中起着重要作用。首先,创新有助于缩短产品开发和制造的交货时间,使制造商能够迅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8]。双元创新不仅能满足现有客户的定制化需求,而且积极瞄准新的客户群体,使得企业能够对新老客户定制产品的需求快速响应。其次,探索式创新有助于增加潜在的产品种类,从而增强大规模定制能力[8]。而利用式创新可以提升企业在探索新知识、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方面的有效性,保证了客户定制化需求的快速响应[40]。
另一方面,创新过程可以满足客户对服务多样性、定制化和高质量的要求,从而增强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12]。探索式创新有助于企业积极开拓新的细分市场、不断寻找有创意的方法或形式以增加服务种类,加快对客户定制化服务要求的反应速度。另外,通过利用式创新,企业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对原有的标准化服务进行微调,组合服务流程,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实现低成本[41]。因此,双元创新有助于增强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双元创新对(a)面向产品和(b)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具有正向影响。
动态能力理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双元创新在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该理论指出,动态能力来源于探索和利用活动[42],根植于探索式与利用式创新,有助于企业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支持下高效运作,并通过积极探索获得大规模定制和快速响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双元创新通过广泛的产品变型制造和潜在的产品种类拓展,将企业在内部组织流程与外部联系网络中所感知到的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实际价值创造,缩短了产品开发和制造的交货时间,使得企业能够对新老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迅速做出反应,传递了信息感知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作用效果[8]。另外,双元创新的平衡性和联合性优化了企业资源的可控制性和组织柔性,并通过培养组织内部创新思维强化了员工的变革意识,从而有助于深化和推动内外部资源的重构,实现制造成本和不同生产线间协调成本的缩减,实现定制化产品及服务的大规模生产[41]。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双元创新在信息感知能力与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3b双元创新在重构能力与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3c双元创新在信息感知能力与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H3d双元创新在重构能力与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动态能力作用效果的发挥和企业与外部的协作联动机制有关[12]。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指的是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与用户体验,使人们有更强的支付意愿,从而创造价值[43]。它用全新的方法通过经济交易连接新的合作伙伴,并以新颖的方式重新搭建与现有合作伙伴的关系[44],从而消除动态能力作用过程中的外部界限,支持企业双元创新战略的实施。例如,起点中文网通过搭建网络平台直接链接了作家和读者,打破了“作家—出版商—经销商—零售商—读者”的传统产业结构,有助于作者了解当下读者们的需求和喜好,以创作出更被市场所接受的作品。因此,本文认为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动态能力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
在现阶段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下,企业需要对原有商业模式动态调整或重新设计,以匹配或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信息感知能力是企业识别、挖掘和开发新的商业机会的潜在能力,是企业获取先机和主动实施创新行为的源泉。而与之匹配的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能够将企业感知到的潜在商业机会外显化:一方面,通过优化和更新商业活动系统内容、治理和结构,实现内部信息共享,促进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成功;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新交易关系和规则、引入新合作伙伴,企业可以打造全新的外部协作模式,促进双元创新[44]。因此,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是企业创新商业模式以实施双元创新战略的催化剂。
此外,重构能力通过对内外部资源和能力进行积累、协调和整合,实现了企业知识流与信息流、价值流的相互匹配,进而推动企业创新战略变革,而这一匹配过程的效率和效果往往受到商业模式新颖程度的影响[13]。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下新合作伙伴的加盟不仅能在创新资源上对企业产生正面影响,也能纵向整合供应商的新想法和新创意,进而与重构能力共同作用激发企业的创造潜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正向调节(a)信息感知能力和(b)重构能力与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文探究了动态能力(信息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以及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调节作用,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框架
选取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的五个省份(广东、山东、陕西、江苏和内蒙古)作为调研区域。位于华南的广东是我国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映照。山东位于渤海之滨,代表我国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陕西位于我国西北部,是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典型代表。与之相较的江苏,是我国新兴经济的产业基地。坐落于我国北部的内蒙古,代表着相对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
基于公开出版的行业目录,从上述各省随机选取120家企业作为目标样本。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在每家企业确定了一位关键联络人,他们熟悉企业的动态能力、商业模式设计、创新战略以及大规模定制能力。在通过电话或邮件说明本调查的目的、内容以及保密承诺后,共有346家企业同意参与本次调查。调查全程匿名且每位受访者均被告知答案无对错之分以降低社会期许性偏差。在发送调查问卷后,每两周进行一次提醒,以提高回应率。
本次调查最终获得277份有效问卷,其中有68份来自内蒙古(24.6%),48份来自陕西(17.3%),55份来自山东(19.9%),51份来自江苏(18.4%),55份来自广东(19.9%),有效回应率为46.2%。表1为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特征情况,包括行业分布、员工人数和所有制类型。此次调查的样本按照企业行业分布情况分别为机械设备制造业(16.3%)、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4.5%)、通信设备和计算机设备制造业(13.0%)、化学及相关产品制造业(9.0%)、金属制品业(7.9%)、仪器仪表制造业(7.9%)、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6.5%)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5%),涵盖了国民经济中多个行业,兼具产品与服务销售,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见表1)。
表1 样本企业描述性统计特征
表1(续)
本文对各变量的测量方式主要改编自国外成熟量表。首先,在广泛回顾文献的基础上,邀请3位精通语言和供应链研究的学者确定已有英文版量表的中文表述。然后,对8位高管进行深入访谈,根据其建议对问卷进行修订。最后,选取10家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进行试点研究,依据反馈情况适当调整问卷。对于每个测量项目,均采用李克特7分量表进行打分:完全不赞成=1,很不赞成=2,不赞成=3,一般=4,赞成=5,很赞成=6,完全赞成=7。具体题项及来源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测量量表
(1) 动态能力
基于Wilden等的研究[39],将动态能力划分为信息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两个维度。信息感知能力包括5个题项,重构能力包括7个题项。
(2) 双元创新
借鉴Lubatkin等的量表[45],双元创新共12个题项,前6个用于测量探索式创新,后6个用于测量利用式创新,对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取平均值,得到双元创新测量值。
表2(续)
(3) 大规模定制能力
基于定制对象将大规模定制能力分为两个维度: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和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两者均由6个题项度量,前者主要来自Tu等[17]和Huang等[18],后者主要来自Tu等[17]。
(4) 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
参考Zott等[43]、Brettel等[46]和Wei等的问卷[47],包括10个题项。
(5) 控制变量
大规模定制能力被认为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规模及成立时间皆有可能影响研究变量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作用,且竞争强度较大时,企业更有可能关注大规模定制能力。此外,国有及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区分以及是否为高科技行业等,也可能对大规模定制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企业规模、成立时间、私有企业与否、外资企业与否、高科技行业与否和竞争强度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用员工总人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成立时间用企业运营年数的自然对数来测量。另外,借鉴Jaworski等的研究,用4个题项对竞争强度进行测量[48]。
(1) 信度检验
本文通过克朗巴赫(Cronbach’sα)系数和组合信度来评估量表信度,结果如表3所示。研究中所有变量的Cronbach’sα值均大于0.90,且各变量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90,说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较好,信度较高。
(2) 效度检验
本文基于国外已有的成熟量表进行问卷设计,通过对译的方法确定已有英文版量表的中文表述,保证问卷在我国情境下的适用性。参考学者、高层管理者、研究人员和少数受试者的建议和反馈对量表题项进行修正,保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
使用SPSS 25.0和AMOS 26.0分别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评估量表的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初始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8个,累计解释方差变异为80.7%,因子载荷均大于0.70,且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大于0.60,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见表3)。同时,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χ2/df=2.16,RMSEA=0.065,CFI=0.915,IFI=0.916,TLI=0.909,进一步证实了良好的收敛效度。另外,各变量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均大于各自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3 变量信效度分析结果
表3(续)
表4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
首先,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提取出8个大于1的因子,占总方差的80.7%,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仅为38.8%。其次,将所有题项负载于一个因子之上,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很差,χ2/df=9.287,RMSEA=0.173,CFI=0.379,IFI=0.381,TLI=0.353。由此可知,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表4给出了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数据显示,信息感知能力(r=0.511,P<0.01)、重构能力(r=0.420,P<0.01)与探索式创新显著正相关,信息感知能力(r=0.348,P<0.01)、重构能力(r=0.301,P<0.01)与利用式创新显著正相关;探索式创新与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r=0.524,P<0.01)和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r=0.519,P<0.01)显著正相关,利用式创新与面向产品大规模定制能力(r=0.407,P<0.01)和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r=0.359,P<0.01)显著正相关;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与探索式创新(r=0.488,P<0.01)和利用式创新(r=0.442,P<0.01)显著正相关。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
为检验各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将进一步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首先,检验动态能力、双元创新和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的直接作用;其次,采用Bootstrapping法检验双元创新在动态能力和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后,检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调节作用。
(1) 直接作用检验
表5反映的是动态能力对双元创新的直接作用和双元创新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直接作用。由表5中的M2和M3可知,信息感知能力(β=0.469,P<0.01)和重构能力(β=0.386,P<0.01)与双元创新显著正相关,假设H1a和H1b得到了支持。由M8和M10可知,双元创新与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β=0.600,P<0.01)及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β=0.531,P<0.01)显著正相关,假设H2a和H2b得到了支持。
表5 回归分析结果
(2)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Bootstrapping的方法验证中介效应。由表6可知,双元创新对信息感知能力、重构能力与面向产品和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作用的95%置信区间为[0.132,0.262]、[0.093,0.220]、[0.103,0.242]和[0.100,0.273],均不包含0。路径1~4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198、0.158、0.169和0.180,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97.54%、51.80%、37.06%和47.85%。由此可知,双元创新在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假设H3a~H3d得到验证。
表6 双元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3) 调节作用检验
表5中的M5和M6反映了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动态能力和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由表5中的M5可知,信息感知能力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交互项负向影响双元创新(β=-0.084,P<0.1),即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在信息感知能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假设H4a得到支持(如图2所示)。由M6可知,重构能力和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的交互项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不显著(β=0.034,P>0.1),表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重构能力与双元创新的关系没有起到调节作用,假设H4b未得到支持。
图2 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信息感知能力和双元创新的调节作用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的新发展格局下,面对需求端日趋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挑战,大规模定制能力再次走入理论与实践界的关注视野。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究了动态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信息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对双元创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识别、传递、转化和重构相关资源和信息,企业可以发现和定义新的创新机遇,缔造出新的价值增长点,进而推动双元创新战略的实施。
第二,双元创新对面向产品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和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双元创新保证了产品和服务质量,缩短了产品和服务的交货时间,降低了生产成本,是大规模定制能力提升的有效途径。
第三,双元创新在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企业开展双元创新活动,可将在内外部网络关系中所感知到的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实际价值创造,优化组织柔性,深化和推动内外部资源重构与流程再造工作,传递了动态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作用效果。
第四,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在信息感知能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在重构能力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中未发挥调节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与信息感知能力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当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发挥作用时,信息感知能力的作用下降。而后者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与重构能力具有相同的趋势。
综上,为适应更为复杂的动态环境,企业可借助构建动态能力来提升自身信息感知能力和资源重构能力,通过双元创新战略快速转化创新机遇,以兼具质量和成本效益的方式,助推破解大规模定制难题,获取市场竞争优势[49]。
本文立足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深入探究和挖掘了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影响因素,理论意义如下:
首先,基于“能力观”的视角,分析动态能力对大规模定制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动态能力对企业敏捷性的实现机理,鲜有关注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关系的研究。本文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验证了信息感知能力和重构能力两个维度对双元创新的正向影响,及双元创新对面向产品和面向服务的大规模定制能力的正向影响,弥补了大规模定制能力在供应链管理方面的研究不足。
其次,本文以“双循环”对企业提出的“双元性”要求为切入点,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究了双元创新在动态能力和大规模定制能力关系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动态能力转化为大规模定制能力的途径与机制,有助于丰富动态能力理论和大规模定制能力的研究。
最后,本文挖掘了动态能力提升双元创新的边界条件。通过实证分析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动态能力与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为定制化研究识别出新的条件和路径。
首先,想要提升大规模定制能力的企业应积极培育自身的动态能力,以应对日趋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提高客户满意度。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采取更为广泛的探寻策略,尽可能快而多地获取准确资讯,从中辨识机会与风险,并不断根据环境变化灵活地配置和调整资源,在企业内部甚至全价值链内支持产品及服务。
其次,企业应注重双元创新战略实施过程中动态能力效益的提升。本文为企业提供了从动态能力视角提高大规模定制能力的具体可操作路径。企业应积极进行广泛的产品变型制造和潜在的产品种类拓展,将在内外部联系网络中所感知到的信息和知识转化为实际价值创造。企业还需关注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的平衡性与联合性,推动内外部资源的重构与组织流程再造,提升大规模定制能力。
最后,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在信息感知能力与双元创新的影响中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的结论表明,企业需要对原有商业模式动态调整或重新设计,以匹配或捕捉新的商业机会。但考虑其与信息感知能力可能发生相互替代效应,企业应从整体层面考虑并选取有助于双元创新战略实施的最优方案。
本文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在后续研究中加以完善与补充。
首先,本文采用的是横断研究设计,未来的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来探讨动态能力、双元创新与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本文验证了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然而也可能存在其他潜在的中介变量,未来的研究可继续关注动态能力与大规模定制能力之间的其他关联路径。
最后,本文主要探讨了新颖型商业模式设计对动态能力和双元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未来可以进一步探讨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对动态能力和双元创新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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