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助力东北振兴的实现路径探析

王文彬， 李武呈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 长春 130012)

关于“东北现象”[1]的学术探讨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且对其成因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概括起来大致分为资源、社会政策、产业结构、地域区位等外生原因，以及思想观念、路径依赖、生产体制、技术创新等内生原因。关于东北地域的学术研究热度不减，与国家振兴东北的基本国策紧密相关。2004年，中央首次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并相继在2012年提出“十二五”规划振兴东北，2016年再次提出“新一轮振兴东北战略”，强调力争在2030年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2]。全球经济产业变动布局的形势，在为研究东北地域发展提供新视角和新内容的同时，也迫切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可以应对不确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波动[3]，进而获得更高的绩效回报。

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首先要在自动化的基础上推动生产控制技术数字化，而后在全面数字化的基础上实现网络互联和系统集成，最后以产品为中心向服务增值延伸，进而完成产业链的迭代升级，形成新的数字经济形态。目前，东北地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主要集中在单元级，产业链上下游的智能化转型不同步，产业协同效益不显著，导致行业数字化程度不高[4]。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步伐，使更多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互联网平台，实时掌握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宣传推广、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工作，并形成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及时的动态响应机制，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利用高新技术快速获取所需数据、减少数据分析成本、实现项目研发合作等数据流动，有助于加速传统产品升级换代，基于雄厚的工业基础实现东北地区工业产品向多样化、智能化、低耗能与低成本的现代化方向转变。

一、文献综述

1. 工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全球趋势

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形塑自身风险社会的过程[5]。全球市场制造业竞争激烈，需要抢抓机遇才能实现弯道超车。即使在制造业享誉全球的欧盟，其占全球市场的份额近年来也持续萎缩[6]。德国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大国，面对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新形势，首推“工业4.0”产业政策，希望借此推动传统工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产品、机器、消费者和信息数据的万物互联，实现工业制造的赋能和转型升级，引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继续保持本国制造业的全球优势。日本也在近年提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增强企业动态能力，以应对全球供应链被阻断和优势匠人技术失传的风险[7]。我国政府相继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数字中国”发展战略。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大国竞争制高点的新形势下，工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振兴东北的着力点。在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设篇章，还新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指标到2025年提至10%。据《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规模达到35.8亿元，占GDP比重的36.2%。数字经济带来的发展新动能逐渐壮大，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要“重视运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水平”[8]。

制造业是产业数字化的“主阵地”[9]。根据中国通信信息研究院的报告，2018年东北三省的数字经济增速分别为吉林约12%、黑龙江约11.5%、辽宁约11%，分别居全国第23名、25名、26名[10]。2018年，辽宁的数字经济占GDP比重约32%，吉林约27%，黑龙江约24%，处于全国中下游水平。中国要避免陷入“锈带”困境，必须从原理、技术、产品三个阶段系统提升创新能力[11]。数字经济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业态，同时为加强风险应对、保障产业顺畅运作提供了解决方案。

2. 工业互联网与东北工业振兴

有学者提出构建“东北模式”，立足于东北的基础条件，不必照搬苏南、山东、广东、福建等地的模式[12]。当下的东北振兴应立足于东北现有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市场经济，提升国企的产业效益，积极融入全球市场参与竞争。东北地区的“一城一企”(即城市发展与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型国企紧密相关，国企与城市社区重合区域较大)特征明显[13]，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国企发展态势成为东北地域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东北地区的“单位衰减”[14]很可能直接导致“地域衰退”[15]。东北地区消费市场狭小，地理区位辐射力不足，国企想要突破地域限制，必须通过数字技术“互联网+”以更高效率对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的消费需求。全球市场经济环境变化很快，应清晰认识到东北振兴的目标是将其发展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并嵌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系统中，在改革、创新、发展、调整的基础上，使东北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活力，形成新的东北特色，而非致力于恢复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中心地位[16]。

工业互联网有助于信息共享，克服以往存在的市场区位劣势，使相关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通过EDI接口、供应商协同系统、劳务工系统，汽配企业与整车厂、供应商、劳务公司、运输公司实现了在线协同以及更好地跨地域协同[17]。借助工业互联网集成系统，企业可以与销售终端进行数据交换，根据市场需求特点偏好，实现产品的多元化，直达市场需求末端。这将克服地理空间的限制，以更高效率和更短生产周期实现销售对接。此外，工业互联网能提升东北地区与沿海地区的信息沟通效率，提高供求信息市场敏感度。

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成为数字时代企业回应市场偏好的重要手段。数字技术正塑造新型供需互动、产研互动机制。以往东北地区产品的技术和性价比落后于国外市场的同类产品，容易受到进口产品的市场挤压，因此东北企业需要及时了解市场偏好，提前把握市场需求的波动周期，完善产品结构，瞄准重大国际前沿，抢抓科研攻关，实现技术创新引领，更好地满足市场消费预期。工业互联网的信息集成能够实现消费数据面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享，更好地利用来自市场的反馈信息，实现产业链的协同更新和由单元节点到产业链的同步升级，其衔接周期更短，产业生态更符合市场规律，对标国际同行形成新业态新模式。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球白热化竞争态势，对我国传统要素集聚模式构成冲击的同时，也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创造了机遇[18]。中国工业紧跟数字化的革新步伐，将工业数字化转型作为工业转型的重要契机。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结合催生的工业互联网模式，为企业转型升级、规范行业标准、统合配套产业、立足市场偏好、实现产业协同、促进生产技术迭代等提供了理想模式和实践路径。数字时代企业“依赖采集多源异构数据，基于理论模型和数据分析并加深对治理问题和场景的理解和判断，以数据分析为基础形成科学的决策，逐步取代经验决策”[19]。

2011年，全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在《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前沿领域》报告中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下每一个工业和商业领域，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20]。Teece等认为，企业的能力分为普通能力和动态能力，前者指外部没有重大变化时企业提高效率、生产率和利润率的能力；后者指企业的自我变革，是在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企业整合、重构资源的能力[21]。动态能力对于企业发展至关重要，Teece进一步拓展了其定义，将其分为感知(sensing)机会和威胁的能力、抓住(seizing)机会能力和重构(transforming)能力三个维度[22]。他强调，企业只有及时对机会和威胁作出反应，才能在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中保持优势，实现增长。数字技术能有效应对剧烈波动的市场环境，将生产技术和经验操作化为计量指标和一系列数据，基于市场需求和行业标准迭代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之类的冲击时具有更强的韧性。一汽大众集团于2018年正式发布了“启明星云”汽车工业互联网平台，拉开了“互联网+汽车”智造转型升级的序幕。该集团搭建汽车供应链协同制造平台，通过数据同步、高效协同管理与智能预测分析，实现整车企业与供应链企业的数据整合、共享与协同制造，构建汽车行业数字化供应链生态。这可以改进传统粗放方式，补齐生产数据预测不准的短板，解决原材料、中间产品、成品的库存问题，提高企业资金的周转率，保证按期交货并提升产品质量[17]。

3. 数字经济的悖论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支撑，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而关于数字技术应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学界莫衷一是。“IT悖论”(1)“IT 悖论”又被称为“ IT 生产力悖论”或“索洛悖论”，指企业在 IT 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然而从生产率角度看收效甚微。是代表性命题。持支持论的研究者认为，IT技术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企业绩效[23]。持反对论的研究者认为，IT技术和企业绩效不存在普遍联系，或者没有直接的正相关关系[24-25]。无独有偶，《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显示，截至2018年，只有7%的中国企业转型成效显著(即过去三年中企业新业务营业收入在总营业收入中占比超过50%)；而后的2020年这一数字上扬，转型成效显著的企业中中国企业比例上升到11%[26]。这样的结果似乎证实了支持论研究者的观点。在产业数字转型的众多环节中，供应链、全渠道运营及智能决策是企业高管群体认为最需要改进之处。有学者利用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分析发现，企业规模与数字化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而国有控股比例不影响数字化程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数字技术不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9]，却可以带来成本控制的优势[27]，如数字孪生技术的运用。因此，企业规模越大，同等数字化水平下的企业收益越高[9]。这一发现为支持论提供了来自中国的有力证据。数字技术的运用场景集中在规模较大的企业生产之中，为东北地区大型国有企业的数字化产业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工业互联网能够通过传感器实现机器的信息交互，极大地节省了人工物力成本，在“数据+模型”的算法支持下，可以在行业基础数据的交互中实现技术参数标准的转化，通过对具体生产问题的数据挖掘开发实现技术的迭代创新。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正在重塑全球业态，突破传统产业协作的局限，为保障产业顺畅运作提供解决方案。可以预见的是，以行业制造终端为主的点对点定制模式，将重新定义地理空间上的产业聚集和产业协同。工业互联网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最终实现人机连接，结合软件和大数据分析实现信息实时交互共享，“数据+模型”的产业协作沟通方式将突破传统地域限制，产业的定向聚集和技术的更新迭代将推动工业跨越式发展。

二、数字技术振兴东北的学理机制

1. 单位制的继发优势

东北地区贯彻计划经济体制最为彻底，形成了明显的依附体制，“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特征突出[28]。许多功能单一的城市，其城市化与自然资源的开发有着密切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东北国企物资纯粹根据国家指令计划生产，由国家统购统销，以稳定生产为首要任务。单位制不仅成为当时企业稳定运转的保障，而且维持着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而今，随着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生产端和销售端，国企运营面临着国家战略需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压力。国有企业是国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软预算约束”而缺乏市场灵活性和适应性，面对市场需求存在投入与产出绩效不匹配问题。学界多把这一问题归结为单位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衰落，由此引申出单位制的衰减[29]。

一方面，在以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日渐成熟的趋势下，互联网经济正在努力寻求融合技术运用的新场景，传统工业的改进升级成为对题之选。互联网企业有着先进的算法和软件开发能力，在信息化集成软件领域深耕多年，但却不具备实体产业的基础，盈利能力有限，需要和实体产业相结合才能迸发数字经济新业态的活力。另一方面，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成熟，产业链完备，要完成生产数字化升级所需投入很高，效益周期长，技术复杂，并需要相关算法和集成软件的融合，才能实现上下游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改造，这样复杂的迭代条件是一般民营实体企业无法达到的。

根据《工业互联网发展行动计划(2018—2020年)》，要在2020年前制定20项以上总体性及关键基础共性标准，制定20项以上重点行业标准，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建立5个以上的技术标准与试验验证系统，推出一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工业互联网硬件产品[30]。国有企业基本处于社会生产的关键领域和重点领域，是行业内的龙头，也是工业互联网数字化转型的主体。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一要依靠技术，二要依靠人才，因此必须依靠稳固的人才机制，实现对东北制造业生态要素的再次激活。

发轫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局部执政阶段的“军事发包制”[31]，在保持组织灵活性和革命武装有生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单位制源于长期武装斗争经验，建国以后作为新中国体制的典型形态，逐渐渗透到社会部门中[32]，进而推广到整个经济领域和全社会[33]，呈现出极强的社会动员能力。即使东北国企已经在20多年的改革中剥离了绝大部分社会功能，进入了所谓的“后单位社会”，但是从地域社会的实际形态来看，单位社会并没有真正走向“终结”[34]。东北区域大型国企员工实现了对单位从经济收入、医疗保险和住房保障等基础层级的体制性依附向生活稳定感、抵御社会风险等高层级的体制性依附演进，呈现出既保留传统的基础层级依附内容，又具有高层级依附内容的新型依附模式[35]。从组织稳定性角度看，“组织依附性”为东北地区的生产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人才资源储备保障。数字技术可以增强国企系统均衡局面的复原力，提高对市场信息的敏感度，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并消解衰退冲击下“区域经济复原力和区域经济的演化属性之间存在的冲突”[36]，进而激活潜在的社会活力和单位制的传统优势。

2. 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新东北模式

东北老工业基地虽然市场效益欠佳，但并不完全是因为不适应市场或者受单位制局限，也有部分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而不能完全按照市场供需关系进行交易的原因。东北地区有着厚重的工业基础，沈阳、齐齐哈尔以重型机械为主，如飞机制造、机床技术、冶金设备、矿山设备；长春、大连以运输机械制造为主，有汽车制造、船舶制造、铁路客车制造等多个大型企业；哈尔滨以动力机械为主，有先进的输变电技术和设备。从行业分布和产业规模来看，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一旦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加持，很容易焕发新的生机。从全球制造来看，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并不过时，国际国内市场对其产品有着极大需求，其技术也有一定的市场基础和多项国内外专利。引进数字经济、走进智能时代将再次发挥东北地区强势工业企业的主导优势。

当前，国企正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意图通过引进新的技术和资本激发自身市场竞争的适应力，加快福利制度市场化改革，提升匠人的技术创新力。鞍钢集团于2018年开始搭建鞍钢云平台(两地多中心)，主要目标是形成“企业在线监督+智慧决策信息系统”的顶层架构，由公共服务平台、专业管理信息系统和“互联网+新业态”实现，力图在2024年实现智慧鞍钢全面推广覆盖，打造行业级钢铁AI、矿业AI、矿钢AI等多个工业互联网平台。沈阳机床五年磨一剑，研发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i5(工业化industry、信息化information、网络化internet、集成化integrate、智能化intelligent)系列智能机床，共获得123项专利(其中软件著作权专利22项)[37]，“走在了德国工业4.0的前面”[38]。2018年4月，腾讯和长春一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基于高精确地图在自动驾驶和仿真测试等方面开展合作，携手共创车联网智能生态[39]。

互联网经济繁荣的20多年里，东北地区一直徘徊在数字经济的边缘地带，囿于市场政策和技术水平未能与之形成交集。最近几年互联网企业重仓东北，腾讯公司率先跨越山海关投资，而后阿里巴巴、恒大、京东、万达等纷纷落子布局。然而，以传统实体制造业为主的东北地区网络基础设施、数字软件和产业数据集成硬件设施还需假以时日，才能为数字经济腾飞铺平道路。有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全面运用大数据仍然存在信息化技术研发投入不足、数据共享开放度低、数据条块分割、数据获取成本高等诸多客观不足[40]。

东北国企的产业制造流程尚需更多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落地加以改进，既加快工业数字化进程，又能让人们更好地适应工业互联网的发展要求。成立政企联合的跨组织数字化领导小组突破科层制的横向壁垒，精简立项环节，缩短项目审批周期，拓宽沟通协商渠道，使得工业互联网在产业上下游更快、更好地落地对接，将是加速数字化进程的有力举措。引入数字技术将加强政府和企业以项目为纽带的紧密联系，拓展新思维，有所作为。东北振兴必须牢牢地依靠国企发展，运用数字技术扩大国企的产能效益，以平衡产出和投入关系。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现实技术，还是一种结构性的话语体系，有助于人们开拓科技与治理之间良性互动的新可能与新空间，促进地域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认为，“互联网+工业制造”将是工业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东北模式的主要内容，然而其转换周期较长，需要保持相当大的战略定力。

三、基于西方从“锈带”到“智带”的经验与创新

作为一个表征区域产业发展低迷和地域衰退的概念，“东北现象”从提出之日起，便是一个颇为复杂而又充满争议的话题[16]。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对灵活度和效率要求更高，对于“后单位时代”[41]的东北国企来说，尾大不掉、经济效益急转直下的负面标签如影随形。作为民族国家独立、国家资本积累的支柱，国有企业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曾以不同形式存在或保留至今[42]，所以不能对其持全盘否定态度。传统制造业不同于数字互联网企业，生产技术、生产设施、管理架构都需要较为稳定才能保证工业产品的持续输出，制造业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对于产业链的生态配套要求很高，因此工业数字化转型绝不是仅通过单元节点式创新便能实现的。“东北现象”有其体制特殊性，尤其是近年来发展放缓。2017年东北三省GDP占全国比重下降至6.7%，2018年降至6.2%，2019年跌至5.07%[43]，显现出了东北“船大难掉头”的困境，加深了对国有企业存在合理性的质疑，而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价值和市场潜力。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对于欧美国家的“锈带”，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之不具有可比性，更不会重蹈覆辙。前者重振的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东北振兴，更多地是为后者特定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坚持合同用工与单位编制结合

美国“锈带”的出现，与“东北现象”有本质区别：前者产业结构单一，城市完全依靠人口密集型的同质性产业，随着全球产业链转移浪潮而出现城市“空心化”，伴随着大量失业人口、社会秩序动荡等生产生活秩序紊乱现象。以美国的“中镇”(Middle Town)(2)中镇，原名米德尔敦，出自罗伯特·S·林.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 [M].盛学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为例，20世纪80年代其支柱产业汽车制造的搬迁，除全球产业背景变化外，很大程度上还有企业和员工之间利益冲突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企业管理层和工会之间的斗争。纵观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锈带”去工业化浪潮，强势的工会组织相伴始终。有研究表明，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具有更高的工资[44-45]。作为美国“锈带”历史的缩影，中镇每隔几年便会由于工会组织罢工导致生产停摆[46-47]。员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发达国家中长期存在的“非常规就业”模式(3)国际劳动组织关于非常规就业的最新报告列举了几种最常见的非常规就业方式：临时就业(temporary employment)、兼 职 就 业(part-time work)、临时劳务中介(temporary agency work)和“被伪装的雇佣关系”等。参见ILO.Non-standard employment around the world：understanding challenges，shaping prospects [R].Geneva：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2016：7-9.。非常规就业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大量存在，而且在发达国家也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48]。显而易见，这种脆弱的雇佣关系使得企业很难深层次嵌入当地社会结构并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东北现阶段仍然有着较为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产业链，以生物和制药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也日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东北地区发展放缓更多的是由于原有经济产业结构的效益增殖速度下降了，落后于东中部地区，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相对优势资源激活的问题。不同于美国“锈带”伴随着当地社会经济长期失序，东北社会经济相对比较稳定，人们对国企的认可度和归属感依旧很高。国企在初创阶段具有十分突出的地域优势，例如，当地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工人的文化素质较高、自然资源丰富等。时至今日，从每万人常住居民中大学本专科在校生数字来看，东北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东部、中部、西部)相比具有优势，但从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企业研发活动频率看，东北地区却排在最后[49]。由此可见，东北地区工业数字化转型有着巨大的创新潜力。

现阶段东北地区依旧有着十分突出的地域社会资本优势。根据已有研究，东北地区的国企员工具有本地化培养和本地化融入的特点[50]。东北国企员工的本地来源和本地化培养是职工构成的突出特质之一，进入国企的外地员工也呈现出明显的本地化融入趋势和意愿。国企有着体制内的资源和国家诸多政策的支持，对于职工发展和人力资本有着更加完备的保障。调查显示，2020届“双一流”高校毕业生41.91%有意向加入国有企业[51]。基于东北五校已公开的《2020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吉林大学、东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分布中，占比最大的是东北地区，其中吉林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毕业生最主要的就业单位是国有企业[52]。国企职工在劳动收入、福利待遇、发展机遇、晋升空间及风险规避等方面对于单位的依附程度很高，为企业的人才稳定性和组织架构的有序运转提供了保障。体制内更为稳定的雇佣关系，使得员工技能培训的参与率和回报率普遍高于体制外员工[53]，更能发挥国企的人力资源优势，为工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人才基础。

本文认为，市场化的用工制度和薪酬制度，将有效弥补体制内创新性和积极性不足的劣势，对于发挥特定部门或岗位的创新力具有重要补充作用。立足工业互联网促进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趋势和东北人才外流的现状，市场人事制度和单位编制相结合将促成企业的人才合理有序流动，渐进稳定地培育数字经济新业态，进而为老工业基地工业数字化转型奠定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2. 加强政府引导与社会资本支持

美国“中镇”得以重新恢复，得益于当地商业基金会的努力，其给予了大量的商业资金投入，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47]。但是由于市场决定着资源的配置和平衡，这些地区的产业引进更多的还是基于传统的产业优势，存在结构性的创新障碍。因此，很多的“锈带”城市都将开发工业遗址、发展工业旅游业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复兴方式。另外，也有的“锈带”城市力推产研结合策略，实现当地产业结构的重组，或提升原有产业的科技含量，使其成长为高附加值产业。科研振兴主要将当地高校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实际生产环节中以突破瓶颈，或者通过市场化推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多元化发展。

匹兹堡大力投资当地的匹兹堡大学和卡耐基梅隆大学，包括给予研究机构经费资助和优惠政策，搭建平台支持基础研究，主动帮助这两所大学吸引民间投资，结合优势学科培育新兴项目，促进新的产业形成，这是“锈带”变“智带”的重要前提。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对于重大科研创新其市场转化机制十分成熟，周期很短。美国有大量由民间组织聚集的社会资本，其开展的俗称“天使轮”投资，是仅次于政府支持的投资，但范围局限在州内的创业公司[54]。这也预示着虽然“锈带”城市主要产业衰落，但是有着其他产业或者技术崛起的土壤和良好的社会环境。基于Crunchbase对近96 900轮风险投资的分析结论，美国东北部和西海岸一直是历史悠久的创业中心，在美国推动了绝大部分的交易(4)Crunchbase 2007年在美国旧金山创立，是覆盖初创公司及投资机构生态的企业服务数据库公司。。创业活跃地带正好邻近“锈带”，并有一部分重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力，共同塑造着部分“锈带”的新走向。

东北振兴计划中，政府主导，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东北地域振兴是一个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的过程，要缩短工业互联网对产业数字化的升级改造周期，需要政府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投资，给予更多优惠政策，大力建设数字技术配套设施，为社会资本投资搭建更广阔平台，多方并举，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进军东北装备制造业，房地产和文旅企业也相继前来投资立项，校企合作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作用明显。例如，中国一汽与吉林大学于2019年7月成立红旗学院，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发展[55]；哈尔滨电气集团与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学校实现跨地域合作，开展技术攻关[56]。有数据显示，在“2019年各地方辖区内(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排名”中，辽宁省、吉林省分别位于全国第7、8位[57]。本文认为，校企并肩合作将成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来看，“大连与沈阳、长春与哈尔滨耦合协调度分别具有同步发展特征，随着时间序列四市耦合协调度等级‘波动重组’，城市之间出现‘趋同俱乐部’现象，不断形成‘沈大’与‘哈长’两大集团”[58]，成为东北地域工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纽带和对外辐射中心。

四、总结与讨论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世界大国纷纷出台扶持政策振兴制造业以促进经济增长。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进程，目标在于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拓展应用场景，以解决传统制造业生产环节的难点、痛点，进而控制生产成本、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获得竞争优势。在分析美国“锈带”经济重振的《智能转型：从锈带到智带的经济奇迹》一书中，作者认为未来智能转型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机器人、3D打印和物联网[59]。大力开发数字技术、促进上下游产业融合发展，是振兴东北制造业的重中之重，结合东北老工业基地独特的生产制度、区位和产业配套优势，树立稳居全球智能制造头部阵营的目标是应有之义。

在互联网数字经济与东北传统制造业融合的趋势中，要意识到国有企业单位制所具有的积极、正向作用[34]，而不是局限于片面地批判与否定。国有企业代表着社会稳定和人民的根本生存需要，兼顾市场和社会效益，是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压舱石。当下正处于全球智能制造崛起的初始阶段，东北老工业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制度环境优势加持，以工业互联网技术为纽带的数字化转型恰逢其时。毋庸置疑，毫不动摇地坚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升级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其转型成果将深刻影响中国在全球智能制造产业链中所处位置，并决定着今后国际舞台上工业数字化标准制定中话语权的大小。工业数字化技术转型是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需要政府“挑大梁”搭台，高校、企业、市场携手实现体制内外联动，打造东北特色的产业振兴模式，以期会同国内其他经验向世界提供工业基地振兴的中国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