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张 弛, 司 贺, 童临风
(1. 沈阳工业大学 经济学院, 沈阳 110870; 2.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 沈阳 110136)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蒙古“草原之路”和俄罗斯“跨欧亚大通道”三大倡议的战略对接载体,“中蒙俄经济走廊”从2014年9月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此后,三国政府不断推进这一构想的落实,先后签署了《中俄蒙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三国均有着强烈的经济转型和加快发展诉求,而且都有升级经济合作的强烈意愿。在这种背景下,积极开展产能合作成为我国推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选择,这无疑为具有地缘优势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全面振兴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发展空间。在这条潜力巨大的国际经济通道上,辽宁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辽宁省外经贸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将向北开放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意图积极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充分利用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一国家重大战略机遇,促进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及结构优化调整,全面谋划辽宁振兴方略,激发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活力。
由于中国对国际产能合作的认识和探索刚刚开始,而其他伙伴对这种新的国际合作方式还处于审视时期,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大部分文献集中于国家层面,虽然其中除对国际产能合作的概念性探讨及其原因、进展的分析外,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产能合作的风险、策略,以及相关支持政策和合作机制的构建等问题,但直接针对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下产能合作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注意到,中蒙俄三国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产能合作开发潜力巨大,应加快创新产业合作方式(陈岩,2017)[1];认为中俄蒙三角区应搭建经济链,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进行产业合作(杨文兰,2016)[2]。也有文献提出,应在俄蒙两国打造境外园区,实现三国之间产业合作的深化与跃升(荀克宁,2015)[3]。关于辽宁与俄蒙两国合作问题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分析辽宁省在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中的战略位置方面(毛泽等,2015)[4],认为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为辽宁省对外开放带来了新机遇(曾杰,2017)[5]。
Gilpin(2009)、Nowak(2011)等人的研究表明,国际经济合作主体彼此间的关系,是各种能力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类型,能力参数的不同影响着类型的形成。基于这一认识,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尝试引入能力结构关系模型,在比较视野下定量分析辽宁与俄蒙两国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基础、障碍以及由此决定的发展方向。
能力水平可以通过指标体系[8]进行定量分析,借鉴Pelikan、Porter[9]对能力结构的定义,并根据制造业的实际,将区域制造业能力分为四大要素,即产业经济创造能力、产业开放能力、产业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能力[10]。针对这四大要素,选择8个变量(指标)从本质上反映、揭示产业能力结构状态。其中,产业经济创造能力用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制造业增加值增长率(%)来衡量;产业开放能力用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占GDP的百分比(%)衡量;产业技术能力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研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衡量;基础设施能力用固定宽带用户(每百人)、电力消耗量(兆瓦时每人)衡量。考虑不同指标的重要性,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11]。
合作双方能力结构的匹配性包括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和总能力结构的相近性,区域能力结构之间的耦合性可用式(1)表达,CAB越大说明A、B两个区域能力结构的耦合性越好。
(1)
借鉴黄宁的能力结构与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配关系图(如图1所示)可解释合作获益问题。
图1中,构造OA线和OB线的斜率表达A、B两区域能力结构指数的函数式为KOA=1-CSIA、KOB=1-CSIB。式中:KOA、KOB表示OA、OB线的斜率,CSIA、CSIB表示A、B两区域能力结构指数,其函数式为OA=OB=CSIACSIBCAB,故得到以AOB、AOC和BOC面积表达的能力结构的函数,即
SAOB= 1/2CSIACSIBCAB·
(arctg(1/(1-CSIB))-
arctg(1-CSIA))
(2)
SAOC= 1/2CSIACSIBCAB·
(π/4-arctg(1-CSIA))
(3)
SBOC= 1/2CSIACSIBCAB·
(arctg(1/(1-CSIB))-
π/4)
(4)
图1 能力结构与区域经济合作利益分配
显然,式(2)~(4)都是关于CSIA和CSIB的单调递增函数,即区域经济合作总收益随合作双方能力结构提高而提高。这与实践经验是相符的,即两区域能力结构决定着合作获益大小,合作双方能力结构越强,合作获益就越大。当CSIA大于CSIB时,可证明SAOC大于SBOC,即能力结构较强一方获益较多。因此,合作能持续稳定开展的可能性取决于合作获益和分配比例。
在上述模型基础上,本文选择包括俄罗斯和蒙古在内的、与辽宁经贸往来较多的50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以2011—2015年为考察期,首先评价辽宁及这些国家的能力结构,继而分析其耦合度,估计辽宁与其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带来的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判断辽宁与俄罗斯和蒙古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基础和障碍。其中,辽宁省数据来源于2012—2016年的《辽宁统计年鉴》和2010—2016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各国“制造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此处借鉴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Balassa)于1965年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公式为RCA=(Xik/Xi)/(Xk/X)。式中:RCA为某国i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ik为i地区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额,Xi为i地区的出口总额,Xk为世界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X为世界出口总额。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比”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委员会数据库整理计算得出,其他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根据上述模型,使用SPSS 20.0软件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具体操作方法参照《SPSS统计分析与数据挖掘》,电子工业出版社。,得出制造业能力结构指数,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11—2015年辽宁省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制造业能力结构指数
表1(续)
为简化计算结果,在不影响数据之间相对位置的前提下,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的标准化是将数据按比例缩放,使之落入一个小的特定区间。通过标准化处理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以进行综合测评分析。,将原始数据转换为无量纲化指标测评值[12]。具体是利用公式(得分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将数据按比例缩放,使之落在0~1区间,最终得到2011—2015年辽宁省及相关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综合能力值(见表2和图2)。
表2 2011—2015年辽宁省与相关国家或地区制造业能力结构指数标准化处理结果
表2(续)
图2 2011—2015年辽宁省与俄蒙两国制造业能力结构指数
由表2可见,在所考察对象中,辽宁制造业能力结构指数平均值为0.385 50,排在24位,居于中等偏上的位置,俄罗斯该平均值为0.233 51,排在34位,居于中等偏下的位置,而蒙古的这一数值仅为0.022 49,居于末位。图2显示,在考察期内,三者的能力结构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俄罗斯能力结构指数上升的趋势尤为明显,与辽宁的差距趋于缩小。
根据式(1)对辽宁省与相关国家之间制造业能力结构耦合度进行计算,由于制造业能力结构差异较小的情况下,分母部分进行连乘时会得到一个很小的结果,导致耦合度很大,不利于耦合度的比较,因此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影响耦合度的趋势这一前提下,对计算结果进行开方处理,处理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辽宁与俄罗斯的耦合度为3.888 03,在50个国家中排在22位,而与蒙古的耦合度较低,仅排在47位。
根据图1和式(3)、(4)计算辽宁省与相关国家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利益分配状况,即用SAOC代表相关国家的合作获益、SBOC代表辽宁的合作获益,二者的比值就可说明合作利益分配比例,结果如表4所示。
可见,在利益分配关系上,辽宁与俄、蒙存在不对称性,辽宁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多,俄罗斯的获益比例大约为辽宁的一半,但呈现出上升的趋势,比较之下,蒙古的获益还相对有限。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三点结论与建议:
(1) 在中蒙俄经济走廊框架下,辽宁现阶段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应以俄罗斯为重点,双方制造业能力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匹配度,具备较为稳定的合作基础[13]。比较之下,蒙古与辽宁在能力结构上差距较大,可以将其作为潜在的合作对象,关注其工业化进程,促进其基础设施建设,一旦条件成熟逐步推进合作。
表3 辽宁省与相关国家制造业能力结构耦合度
表4 辽宁省与相关国家制造业产能合作的利益分配关系
表4(续)
(2) 辽宁制造业能力结构优于俄罗斯和蒙古,在产能合作中,应充当主动推进的一方,全面分析对方吸收自身制造业产能的潜在需求,通过直接投资等方式推动辽宁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优质产能向其转移,与其产能短板结合起来,构造带动相关地区发展的新型产业链,形成新的生产网络和消费市场。
(3) 利益获取的不对称性可能导致俄蒙两国合作动力不足,这是辽宁与其开展制造业产能合作的最大障碍,对此,辽宁应坚持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摆脱利益至上的旧思维[14],在包容式发展理念下积极探寻合作机会[15]。通过创新产能合作交流机制,加强产能合作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工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园区共建,发展技术研发合作中心和实施人才培养计划,加速构建面向俄蒙两国的物流体系等途径,缩小能力结构方面的差距,巩固和拓展制造业的产能合作基础和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陈岩.“一带一路”倡议下辽宁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与提升策略 [J].对外经贸实务,2017(5):21-24.
[2] 杨文兰.中俄蒙边境三角区经贸合作方略 [J].开放导报,2016(1):56-59.
[3] 荀克宁.“一带一路”时代背景下境外园区发展新契机 [J].理论学刊,2015(10):46-51.
[4] 毛泽,朱军,董思彤,等.携手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与辽宁的路径选择 [J].辽宁经济,2015(8):10-15.
[5] 曾杰.辽宁省融入“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策略研究 [J].对外经贸,2017(4):24-26.
[6] 黄宁.能力结构与经济合作的关系模型研究:以东亚经济合作为例 [J].当代经济,2008(13):108-110.
[7] 白永秀,黄莹,王泽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中哈产能合作研究 [J].开发研究,2017(2):85-90.
[8] 杨先明,李娅.能力结构、资源禀赋与区域合作中的战略选择:云南案例分析 [J].思想战线,2008(6):56-59.
[9] G·多西.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 [M].钟学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236.
[10]刘翀.“新型制造业”产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J].技术经济,2006(7):90-93.
[11]宁连举,李萌.基于因子分析法构建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 [J].科研管理,2011(3):52-58.
[12]巨拴科.基于能力结构关系模型的欠发达与发达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J].中国软科学,2010(5):99-107.
[13]张弛,马珊.中国对俄出口稳定性的微观视角分析 [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00-505.
[14]何茂春,田斌.“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加快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 [J].国际贸易,2016(12):59-63.
[15]王瑞云.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际产能合作:困难与创新 [J].对外经贸实务,2017(6):33-36.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