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孙全胜
(山东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 济南 25035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随着实践发生了变化,是一个需要广泛深入学习和研究的重大命题。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化,这需要有效的实现路径。纵观历史,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大众化的过程,从理论溯源到实践分析,剖析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何以可能这一课题,并针对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提出针对性路径,对于促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很多借鉴作用。厘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有着积极现实价值。毛泽东早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命题时就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使之其每一表现中带着有中国特性……”[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涵盖四个彼此紧紧相扣的层次,构成其内涵的四个维度:作为贯穿大众化整个过程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推进提供了学理依据,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源泉;在时空维度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着眼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与国际大背景相互扣合、相互影响;从目标上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终要落实到群众实践上,即通过宣传、学习、研究和深入贯彻当代中国马克主义基本内涵,通过有效的途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内化为人民群众自觉的精神追求,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认识自我和改造世界强有力的理论工具;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采用的途径应当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价值观念,在研究、阐述和宣传中,熟知民众的风俗习惯、语言风格,并努力吸取传统文化的有益成果,构成具有多层次内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思考并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怎样的层面上才得以可能。
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置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之下,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能性路径,涉及到采用何种方式方法进行,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有哪些关键性因素。这其中,不得不分析在国内外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性困难,这样才能针对性地提出有效途径,让人民群众在现时代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
1. 市场经济配置模式及问题的冲击
探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如何实现的关键性因素,应该着眼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及其暴露的影响社会公平的问题。资本运作选择了“灵活积累”方式,让劳动力市场重构,增加了合同工和临时工,让有组织的转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结构,导致经济空间变化,为小企业创造了机会,让区域经济战胜了规模经济。市场经济的时空压缩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往往让人沉迷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中。市场配置模式与时空经验紧密联系,这些新时空经验依赖于物质基础和资本运作导致的政治经济。市场经济让文化广泛传播,让文化商品化,掩盖了贫富差距和阶级关系。随着生产资料集中到城市空间,城市空间生产兴盛起来。现代化的交通克服了资本运作的空间壁垒,扩大了资本运作的空间范围,让资本在更大空间里增值,用时间消灭了空间,超越了一切空间界限,导致空间压缩,让空间在资本运作中的地位有所降低。资本主义推动了世界市场的横行,让商品交换打破了一切壁垒,摆脱了地理限制,在全球空间进行。全球化让资本主义扩大了自己的生存空间,维持了资本主义的空间统治。生产性空间的扩张是从商品交换打破地域限制开始的,继而是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最后建立起全球贸易,形成全球范围的世界市场。这需要更加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把握市场经济实践的特点,在经济活动中贯彻马克思主义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以此将马克思主义精髓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促进人们在纷繁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更好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改革过程中把市场的作用泛化,以至于把市场经济理念完全引入公共改革领域,最终会导致失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与一系列的文化观念相适应,如保护私有财产的观念。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存在就是要铲除私有制。有私利就有竞争,而市场经济的竞争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社会公平倾斜等,从而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造成严重冲击。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是提倡效率的同时更要兼顾公平,是提倡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关注群众生活。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企业单纯地追求利润,忽视了工人工作条件的改善。在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城乡差距有所扩大,一些弱势群体仍得不到有效的社会保障,这与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真正的价值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全球化让资本运作范围日益从内部空间调整到外部空间,从宏观社会空间调整到城市空间,形成了全球性的空间生产体系。
2. 思想多元化趋势的冲击
当代中国既存在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思想,也存在随现代化发展逐渐形成的非主流思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势必在文化多元化发展下受到一定的影响。事实上,多元思想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大众性和通俗化的表现形式,能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增添新的价值和意义。从形式上看,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由深奥的文本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大众思想宣传,不仅不会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矛盾,而恰恰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生活;从内容上看,多元化的思想趋势并不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相矛盾,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不是象牙塔里的内容,而是服务于最基层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在于揭示异化现实的弊端,让人们突破围绕在周围的唯心思想壁垒,在于使我们通过清晰的思考察觉到现实的局限,在于在生产方式自身当中使我们认识现实困境,在于使共产主义理想直面时代的困境。它不是为了建造完美的来世乐园,而是把过去与现在、不同未来想象之间的冲突揭示出来;不再是为现实制度辩护,而是直面现实中的种种争论;不再是展现某种理论构想,而是描述现实生产及构建过程本身,让不同乌托邦的矛盾暴露,并在冲突和斗争中融合。我们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自觉抵制资本主义文化意识。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中,全部生产过程都是以信用为基础联系起来的,往往让实体经济演变为泡沫,导致金融危机产生。全球化消解了乌托邦,让时代处于精神饥饿和贫困中。共产主义理想能激起激进的实践政治,能激发人被压抑的欲望,使他们战胜怯懦和犹豫,成为变革力量。资本主义乌托邦在当代成为异托邦思想,促进了多元和差异,但麻痹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意志。乌托邦也可能退步为歹托邦、私托邦,压制人的理想,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破坏城市的和谐景观,用狭小的私有空间限制自由理想。私有制推动建立的娱乐空间看似快乐,实则充满商业化,消解了人们对现实的批判意识。自由市场乌托邦是没有节制的,不断地消耗现实资源,极大地影响了生态,损害了人的天然感情。我们需要夯实共产主义理想,以激起对未来的希望和梦想,消除现实的物化和等级。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并不仅是经济体制的变革,更是涉及政治、思想、生活等多层面的社会变革。其中,思想文明建设一直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复杂的形势下,我们需要把深化改革的目标放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上。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之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方价值观念不断向中国渗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一定冲击。我们需要对全球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更深入的研究,整合它们之间的联系。显然,这样一种整合维度对推进当前全球化过程中培育主流价值观有重要指导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也需要落实到国家治理体系中,以更好地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3. 马克思主义信仰遭受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的不断涌现、冲击和融合,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主导地位也在这其中受到一定的削弱。全球化浪潮也干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彰显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群众的最根本要求,是引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支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今天,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维护马克思主义主流信仰地位的重要途径。维护马克思主义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基本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正统地位,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决抵制西方那种自由化道路,也就是不照搬国外的治理模式和经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
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西方的个人本位价值理念对中国人的价值选择产生了一些影响,尤其是一些干部唯利是图、享乐主义盛行,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同时也毒化了社会风气。部分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更加现实和利己,不再只服从于集体权威,而是更多地追求个人发展,不再崇尚服务社会,在处理国家、他人、个人关系上,社会本位被个人本位所取代。在当代的青年人中,往往事业有成成为首要的价值追求,而有理想、有道德往往成为次要选择。某些青年人为了出名和赚钱甚至不择手段,尽管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迅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我国的知识精英并没有相应增多。所以,现在的大学生可能存在着自我预期与现实社会角色的巨大错位,这种自我定位其实是自我迷失。而当下部分青年人的价值定位只顾现实,缺少创新的动力,不仅是观念的缺失,更是生活方式和文化的缺失。因此,我们必须重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年健康成长。在理论上,要厘清主流价值观的性质和理论来源,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创新需要不断彰显马克思主义所处的时代背景,当前要紧密结合改革开放的时代现实,努力增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引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蕴含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当中,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的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群众所理解和掌握。现代化实践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实践,创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完成理论演进的历史使命。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改革开放实践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如何在分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学理依据的同时,就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可能遇到的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措施,从而分析得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当代中国社会环境之下何以可能的结论,对于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扬弃中自我完善,需要尊重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假若思想家一味躲在书斋,理论再好也无法向实践转化,更不能用以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
1. 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中国革命、建设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认为,唯心主义从原则出发推导出外部的物质世界,犯了主客颠倒的错误。原则不能推导出知识和意识,人的意识来自外部世界。研究要立足于客观世界,通过实践将原则抽象出来,原则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意识同样来自客观世界。世界的本原不是非物质的东西,而是实在的物质。列宁认为:“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2]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沟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改革开放实践的基本路径。从实践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摆脱传统的纯理论性研究的束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融入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从这一角度出发,大众化暗含了通俗化的维度和意义,这并不意味着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品位或将马克思主义恶俗化,通俗化不是恶俗化。大众化、通俗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落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并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生产实践相结合,实现这一切的重要条件即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力推行。
历史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品质,这种品质让其生生不息。中国由革命到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更加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可能性和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系统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从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已经系统化、被一些知识分子接受,到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并了解这一先进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开始在中国进入较大规模地系统化的进程,一大批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大众中传播与宣传马克思的思想,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成为变革历史的强大革新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事业的完成。毛泽东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含义:“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各级党委应该大大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使之群众化,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3]毛泽东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与民众结合。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开始跳出知识分子研究的学术范围,内容上开始呈现出体系化,途径呈现出多样化,受众者范围呈现出扩大化,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和研究的革命思想武器,并逐步转化为其自觉的革命精神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革命也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而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群众支持和革命力量。
2.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入新时期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事业相结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由此在多个方面得到深层次的发展:在思想领域,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消解了人们对于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方针,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认识论前提;在学术研究方面,党有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与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相结合,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视角,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提供了更多渠道;在内容上更为系统化,方法上更为现代化,范围上更为开阔,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更贴近人民群众社会生活的同时,拓展了思想研究深度和层次,增强了学术研究的师资力量;在理论宣传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多维度的、更为形象的载体和宣传渠道,“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中国梦”“四个全面”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更具体形象地深入到各阶层中,更有力地转化为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思想保障,推动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更快实现。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建设的新时期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4]这也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现中国特殊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跨世纪发展的进程,江泽民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5]马克思激烈地批判私有制,认为私有制让人变得愚蠢,让人变得利己主义,成为金钱的奴隶。他特别鄙视资本运作机制,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而交换只能带来混乱。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引导文艺创作和文化生产,使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播的优良渠道。特别是主旋律的文艺作品或影视作品,能够以生动鲜活的形象在潜移默化中对观众进行教育和影响,必然是构建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立足于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不仅有物质生活,也有精神生活。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崇尚公平正义,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扬弃的过程。我们需要通过批判宗教、论证自由,在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当中表达对正义理念的憧憬。马克思通过区分两种不同的解放,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将思维触角深入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正义观进行反思和批判。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阐述,认为要实现正义必须扬弃私有财产制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凭借马克思主义精神抵挡资本主义全球化潮流,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传统的中国精神注重公德,维护了社会稳定,重视形式化的礼仪,促进了人际关系,让和谐成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方法。这些优秀精神需要吸收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中国人的精神以儒释道为内核,追求功用的人生,不畏惧鬼神。这种价值观更强调利益和血缘关系,能尊重人文精神,保障国家的富强,建构政府强大的统治根基。儒家教授世人很多做人道德,为个人指定了为人处世的标杆。苏东剧变之后,马克思主义遭受了一些挫折,但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产生和全球形势的紧张,资本主义国家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经济、生活产生了更紧密的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结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坚持以人为本,从而构建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精神、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价值体系。马克思始终是一个正义的追求者,但马克思正义思想是通过对自由主义正义观的批判来表达的。正是基于对正义的追求,马克思开始了思想上的艰苦探索,努力研究如何服务群众的人学。马克思没有拒斥正义,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正义的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超正义的社会,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不正义的这一论断基础上的。正义的基础就是这些具有普遍性的人的抽象的自我意识。“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6]唯物史观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我们需要从异化劳动出发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思考共产主义的基础。
毛泽东在1942年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7]马克思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特别强调实践和劳动。实践并不是马克思臆想出来的,而是能用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辩证法强调总体,也重视个体,努力用总体革命实现群众的基本利益。社会并不是总体一元的发展,而是有着多元因素,有时,个人意志影响了社会发展。马克思要求能动地改造世界,而不是被动适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真善美的统一,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合广大群众需要”[8]。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启示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时,不仅要着眼于认识自我、发展自我,而且要注意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积极去影响社会、改变历史。
1.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投射到中国特殊实际的必然需求,又是使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无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还是大众化,都是一个理论与实践之间双向互动的过程,其实质都是‘两化’。”[9]政治工作是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生命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紧抓政治路线,尊重居民个体利益,创造出符合居民个体利益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对有关经济范畴与社会矛盾的研究奠定了《资本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不是唯心辩证法,在改造过程中有主体的建构作用,是人的具有主观建构作用的实践。人学辩证法不是客观的外在的,是支配理性的人的实践,还有一个整体化特征,具有意识性。意识性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社会实践,是整体化的,以单个人的实践为基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两个过程的统一,既是群众实践过程,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需要引导群众发挥创造历史的主体作用。所谓“解读”不应借权威的嘴说自己的话,让古人与时俱进,而要直截了当地说自己的话,这也许才是马克思希望的与时俱进。这需要人的主体选择,群众发挥集体的能力去实践,人如果没有自觉的积极的选择,那么解放就是空话。因此,需要抛弃一些范畴,而让人生活在一定的理想中。矛盾的本质是矛盾的多元决定,以矛盾内部结构变化为机制。每一个矛盾在现实发展中都表现为多元的结构整体,其性质、作用都呈现出不平衡的结构关系,矛盾和矛盾结构的各个方面决定了事物,因此矛盾是多元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不成熟发展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在早期受制于其所处的环境,产生了带有时代情境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传播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的革命因素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奋斗精神契合。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没有让官本位消失,而是仍然有高低贵贱之分。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面前一败涂地,让落后国家被迫利用资本维护传统秩序。资本主义革命破坏了一些传统文化,这些破坏以维护等级秩序为目的和前提。资本主义革命对政治霸权的竭力维护大大损害了社会秩序,破坏了统治基础,让群众不得不重新审视西方文明,重新接受西方的先进文明和经验。市场经济大大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让资本家更加奉行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急速发展的时代潮流,让普通居民无所适从,只能跟从资本的潮流亦步亦趋。我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对抗西方自由平等价值观,维护人民民主专政和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思想,批判私有制,进展到以劳动为主体的共产主义社会。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改造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使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能够打通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建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合理联系,儒家的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有些许契合之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综合各种文化的结果,是思想、实践等的综合创新,倡导集体主义、共同富裕、政治和谐,实行赏罚严明的惩戒制度。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需要制度建设、法律制约,更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和指导。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有科学的、理性的一面,也同样有伦理价值的一面。我们所积极推进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可分离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内蕴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是其不可分割的部分,从而能从思想认知、精神价值上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铺平道路。中国崛起主要是因为废除了旧的经济体制、实行了商品经济,消除了旧观念,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不断进行现代化改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实用主义精神,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强调一切都是功用性的,有利于集体主义观念的形成,能够促进国家教育。中国也有一定的商业传统,只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破坏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也阻挡不了中国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商品经济还是顽强地再度萌发了。中国恢复生机还是基于传统商品经济的基础。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繁荣的商业经济,虽然历经多次磨难,还是在冲破外国资本主义封锁后再度萌发。市场经济并非只在西方萌芽,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些萌芽。中华民族的当代复兴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依靠政府推动大规模的劳动力生产,走中国特色道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明影响中国社会秩序出现了一些问题,让中国人自尊心受到伤害,不断要救亡图存。我党领导的革命挽救了国家和民族,用先进的思想消解了中国人的封建皇权思想,批判资本主义价值观、消除传统封建理念、促进居民的妥协和对话。社会主义改革需要吸取传统的合理因素,尽量避免暴力斗争的过大代价,依靠群众路线和有效的战略战术。资本主义标榜的民主不过是压制人民的虚伪面具,实质是要取得政治霸权,维持暴力专政统治,而不是满足个人利益,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资本主义制度是封建制度的升级版,用宏大的民主范畴掩盖个体利益,用不切实际的自由口号代替真实的人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是暴力和谎言,必然是行政垄断和无尽的痛苦。资本主义仍服务于国家机器的运作,存在剥削、奴役和不平等,仍没有完全消除饥饿,仍不能消除恐怖主义和主从关系。资本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摧毁人类千辛万苦建立起的协商制度,建立集权专制,打着公民的旗号实行资本暴政。资产阶级剥夺了公民利益,压制了公有制,目的不是民主,而是搞破坏,摧毁安定的制度,制造了超自然的个人主义怪胎,是巨大的反社会怪兽,是寄生在社会的毒瘤,毒害着社会有机体。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为了群众利益,消除了奴役和压迫体制。
2.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推动理论创新
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建构需要在总结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眼于当前国内外现实情况,从建构原则、建构路径、建构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寻找立足点。我们需要倡导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利益、意见、权力的均衡,是公民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对权力起制约作用。社会主义民主也需要公民社会对权力的制衡,需要社区自治和政治结社,准确表达民意,通过不断竞争影响政府决策,保障公民自由。社会主义民主是利益集团数量的无限多,是利益集团活动为公民权利的定向性,是利益集团对政府的制衡性。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政治条件包括党的领导、社会制约和群众自治。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的社会条件主要表现为一定的经济水平和教育程度。我们也要倡导科学和理性精神,倡导民主和法治精神,打破封建道德枷锁,倡导自由平等精神,打破官本位思想,倡导公平正义,但不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平,而是全民的公平,为中国人建构精神家园。人除了满足肉体需要,更需要满足精神需要,需要用信仰建构精神家园。精神家园不仅是物质的,更是思想层面的,能够为人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皈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扎根于中国人的灵魂深处,需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汲取养分。改革开放让中国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让中国人感觉中国已经崛起了。爱国青年也反复高呼:中国的崛起是规模最大的崛起。中国传统精神有着5 000多年的历史,已经融入中国人的血液中。中国崛起是中国人辛苦劳作的结果,是勤劳的国人挣脱保守势力枷锁、努力奋斗的结果,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独特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仍然有决定性影响,维护着社会秩序和民族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依靠传统精神,在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传统文化精神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国普通公民是最勤劳的,一直不辞辛苦地追求幸福生活,支撑了国家的运行。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这种勤劳的品质集中体现在农民身上,农民是中国的脊梁,是最优秀的劳动者。十三亿劳动力是中国的巨大优势,中国的未来依靠辛勤的人民,改革也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辛苦劳作。当代世界更加和平,但还有少数人坚持极端主义暴力思想,不断进行恐怖活动。资产阶级的辩证法就是片面的思维模式。资本主义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必须为对话留出空间,尊重每一种思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维护马克思主义信仰,维护群众的物质利益。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起导航定位的功能,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凝聚人心的精神意义。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需要活跃文化创意产业。2012年我国20多个省份进入“万亿元俱乐部”,尤其是排名靠前的广东、江苏、山东进入“5万亿俱乐部”。我国经济的硬实力得到较大提升,但是软实力相对比较弱,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化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可以成为促进文化繁荣和发展的重要着眼点。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理论的内涵,丰富其发展模式的内容,促进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人为本为核心、以企业运营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与以文化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支持为保障的发展模式的形成,这其中尤其是各种政策的支撑可以有效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们要正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存在的各种影响发展的体制障碍,理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思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更好发展,增强和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我们需要根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具体状况,综合分析产业的成熟度、行业特点等多方面因素,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政策仍处在基础层面、配套政策不完善的现实状况,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具体情形,从加强创意人才的培育、拓宽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渠道等方面加强政策支持。我们要基于产业经济学理论,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采用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立足于客观存在的产业结构,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促使经济、文化和技术的紧密结合,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激励不到位等问题,相应地提出完善国际交流协作等对策。我国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文化创意产业也有较为雄厚的基础,其中政策的支撑必不可少。文化创意产业兼有文化与技术的双重属性,其产业发展也兼具科技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双重目标。在政策设定与体系构建时,既要考虑其文化内容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导向,又要考虑其成果载体形式的技术创新符合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在社会需求、文化导向、科技发展上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还要在现实国情下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阶段和层次,以确保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有序发展。为此,开展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取向研究除了可以克服政策实践中的盲目性,还可以研究现行政策目标的问题与不足,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更有效地服务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推动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文化思想的繁荣。“只有这样才能继续经受住考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继续发挥作用。”[10]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对私有制的批判,仍然坚持集体劳作模式。社会主义和其他一切社会都主张解放生产力,造福人民,都主张维护集体,反对个人私欲。社会主义强调群众的集体利益,不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服务对象,而是主张为大多数人服务。社会主义的终极形态——共产主义也是要组成一个和谐的集体,虽然强调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但这仍是集体主义的思路。总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为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要求,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原则之一。
3.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深入全球化时代以加强实践创新
全球化态势下,意识形态方面的交锋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呈现出许多新情况,当前,西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所谓意识形态终结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厢情愿。马克思主义承载着人们的渴望,用人的精神力量通向美好未来,但现实的高压、绝望会消解革命理想。全球化消解了一些盲从,清除了国家政权对资本运作的强行干预,让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人制造了中心和界限,全球化让身体的重要性突显,宏观的全球化和微观的身体联系起来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也不能离开哲学的基础,这更要注重人的价值观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学者对传统文化作了反思,对五四运动的儒学批判也拨乱反正,不断突出传统文化价值的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要求消除异化,不仅要消除物质领域中的异化现象,也要消除精神领域中的异化现象。精神异化最终来自现实异化,要清除精神异化首先要消除现实异化。马克思对现实异化作了很多批判,在建构自己的异化劳动理论逻辑时,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彻底颠覆了。“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1]资本增值逻辑引起的异化现象既表现在生产过程中,又表现在劳动者的精神生活中。要创立科学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批判人本主义唯心史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打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的联系,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关系,是创造和新生,是直面现实的种种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倡导继承过去,又倡导开创未来,从传统精神中汲取优良成果,重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的精神之树枝繁叶茂。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2]随着改革开放实践的推进,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现实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放在主体实践的基础上。要坚决拓展马克思关于历史背景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如果只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范式,不去思考历史真正的动力,就会陷入理论的死胡同。“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是对了的。”[13]现实实践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的一个基本特点[14]。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演进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密切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强化马克思主指导地位的过程,要彰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结合的诉求。马克思主义是试图宏观描述历史的激进尝试,努力实现群众的权利。世界中有差异,矛盾和差异促成了斗争。话语已经成为包含政治权利的意识形态,政治减少却没有消失,反抗仍在继续。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创新尤其重要。“只有倡导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融合,才能建构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15]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又要随着改革开放实践不断创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创新出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创新的理论必须成为驱动社会前进的物质武器。我们需要带着问题去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早期的意识形态和之后的科学体系等不同时期。其实,马克思后期也有人本主义认知,用劳动生产将历史时空整合为一个整体。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6]而理论要做到“说服人”,就要“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17]。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增强群众的幸福感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既要返本开新,积极吸取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要综合创新,积极吸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成果,还要推陈出新,立足于现实实践,不断推动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结合,既反映了当前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客观现实,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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