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变化成因论析

刘菊芳

（井冈山大学1.庐陵文化研究中心；2.艺术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吉州窑是我国古代江南地区著名的民间综合性瓷窑，其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集南北陶瓷名窑之大成，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瑰宝。在中国陶瓷工艺史上，它的釉下白地彩绘技术，直接促进了青花瓷的成熟；而黑釉装饰艺术等诸多工艺，如剪纸贴花、木叶纹饰及传统人文图样注入瓷艺，开辟了制瓷装饰工艺的新天地，深刻地影响了我国陶瓷艺术的发展。

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的发展变化，既受时代政治、文化、宗教、工艺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又不完全伴随朝代更替而变迁，其分期并非机械对应封建朝代的变迁。基于吉州窑遗物的分析对比，参照全国各地出土文物、瓷窑资料及有关文献记载，笔者将其划分为初创、发展、鼎盛与衰落四个时期。初创期为晚唐五代时期，发展期为北宋早期至中期，鼎盛期为北宋晚期至南宋末年，衰落期为元代。至于其变化成因，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艺术自身发展的原因。陶瓷艺术往往渗透并融汇文学、史学、哲学、矿产、饮食、民俗等诸多因素，关涉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活动、文化艺术、民俗风情等，内涵极其丰富。吉州窑从初创、发展、鼎盛到衰落，其器形与装饰的发展变化，都是事出多因，有其历史必然性。本文不揣浅陋，略论其概,以就教于方家。

一、初创期的越窑、洪州窑影响

唐末五代时期，吉州窑出现在吉州永和镇，决非历史的偶然。吉州庐陵郡自古为江西中西部重镇，特别是唐初大庾岭梅关驿道开通后，更是处在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上，经济繁荣，教育发达，文化兴盛，享有“江南望郡”的美称。吉州窑所在地永和镇，座落在州城南郊、赣水之滨，上溯赣州，下达南昌，交通非常便捷。这是一块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表层一米以下都是远古冲积而成的白土层，赣江对岸还有蕴藏丰富瓷土的青原山“鸡冈岭”，背靠的又是方圆数十里的浅山丛林，具备大规模瓷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深厚的文化积淀奠定了吉州窑诞生的人文底蕴，丰富的瓷土资源和充足的柴薪燃料提供了生产保障，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便利了产品运输，这一切促使一个瓷器制造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也影响制瓷工匠的艺术修养和消费者的鉴赏水平。唐末五代，吉州窑陶瓷制造业应运而生，并获得长足发展。元末明初刊行的《东昌志》记载：“至五代时，民聚其地，耕且陶焉。 ”[1]这是历史的实录。

初创期的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深受周边窑场的影响，尤其是越窑和洪州窑。我国陶瓷器物自商代原始瓷器开始，直至晚唐五代，主角一直是素瓷。中唐茶圣陆羽特别推崇青瓷，其《茶经》论及“邢磁类银，越磁类玉”，“邢磁类雪，越磁类冰”，“邢不如越”[2]，冰清玉洁的青瓷渐次进入上流社会，青瓷工艺也由此不断完善，在南方最终形成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青瓷艺术。青瓷的时兴，正是文人士大夫追求冰清玉洁的釉色，并将其人格化的结果。唐代已有六大青瓷名窑，包括浙江越窑、湖南岳州窑、江西洪州窑等。其中越窑是东汉至北宋时期浙江宁绍平原一带青瓷窑场的统称，它在晚唐五代进入生产全盛期。洪州窑位于今江西丰城一带，创烧于东汉，发展于南北朝，盛行于隋唐，衰落于晚唐，是江南一大著名青瓷窑场。越窑、洪州窑的青瓷产品，在吉州窑瓷业规模生产之前，已经非常成熟，并对外产生影响。二窑距离吉州不远，又都讲究装饰，尤其是越窑陶瓷，出现了划花、刻花、印花和镂雕等花纹图案及釉下褐彩等装饰，它影响了吉州窑陶瓷的器形与装饰艺术。

与洪州窑相比，吉州窑的瓷土、柴薪、水运等自然条件更为优越。洪州窑的瓷土是黄土，烧出青灰瓷，瓷器不白；而吉州窑的白土，土质白而细润，且易开采，做出来的瓷器，胎色灰白，深受市场欢迎。吉州窑乳白釉瓷制瓷过程，省去施化妆土的工序，直接在胎上施釉，既节省人工，又降低成本，提高了竞争能力。随着生产的扩大，吉州窑产品以其质优价廉，相继挤垮同在赣江边上的其他窑场，首先是洪州窑。大约在晚唐时期，洪州窑最终衰落，工匠大都南迁一两百里，来到吉州窑。吉州窑取代洪州窑后，没有坚持陆羽《茶经》所揭示的“洪州瓷褐”[3]，而是从五代开始改向白瓷方向发展。它又一改洪州窑施厚釉的传统，其乳白瓷都施薄釉，胎釉结合好，不易剥落。吉州窑在接受洪州窑先进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开拓改进，这是其后来居上、取而代之的重要成因。

吉州窑晚唐五代时期的产品，在河北、江苏、四川等地的唐、五代墓葬中，以及定窑和景德镇湖田等窑址中，均有出土发现。其器形与装饰艺术特点是：器形简陋，品种不多，瓷质比较粗糙；釉色单一，主要是青瓷和乳白釉瓷两大类；流行漏斗状匣钵正烧法，烧制法影响器物美观。此时的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尚未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在造型、胎、釉等方面都具有很强的模拟性，受影响最大的，就是越窑和洪州窑。

二、发展期的单色釉瓷时尚与斗茶习俗需求

赵宋王朝建国之初，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经济生产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繁荣稳定，海外贸易兴旺发达。外贸税收成为宋廷一项重要财政收入，瓷器是当时外贸大宗输出商品之一。宋初社会经济与对外贸易的新需求，促使陶瓷手工业空前发展。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的发展，就与当时南北瓷业的繁荣竞争分不开。著名的河南汝窑、钧窑、汴京官窑、河北定窑、陕西耀州窑、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等，彼此竞争，相互仿效，各自创新，形成不同风格的瓷窑体系。在“海宇清宁”的大环境下，永和镇拥有数千家制瓷户，一万余窑工，瓷器大量外销，吉州窑制瓷业在北宋中期已走向“寝盛”阶段。此时的吉州窑，器物品种增多，单色釉瓷为主，纹饰大量出现，制瓷工艺已经开始采用垫圈（俗称窑钱）方法，即在器底与匣钵之间衬上圈状窑钱装烧，以免防止滴釉粘连，器外施半截釉，器内底垫圈处不施釉，这对提高陶瓷成品率、提升陶瓷装饰艺术极具成效。

发展期的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走上单色釉瓷的时尚之路。就瓷器釉色而言，初创期的吉州窑瓷器都是以单色釉瓷为主。这与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思想意识大有关联，中国文人士大夫常以君子自居，“君子比德如玉”[4]。在宋廷的恢儒佑文国策下，士大夫意识发展到极致，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上》说：“圣人得天地之全性，纯而不杂。”[5]北宋中期以后，单色釉受到时人前所未有的追捧，吉州窑乳白釉瓷开始转向青白釉，这固然受景德镇窑的影响，而主要原因还在于消费需求。世间稀有的青白玉，往往可欲而不可求，暖色如玉的青白瓷，因此深受时人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喜爱。为了获取市场，为了吸引消费者，吉州窑一度大量烧制青白瓷器。

然而，北宋中期的吉州窑陶瓷，最终还是转向生产黑釉瓷，这既是单色釉瓷时尚的延续，更是受斗茶世风的影响。斗茶风气起于晚唐而盛于北宋，这是一种茶艺竞技游戏，有色斗、香斗、味斗之别。人们先把茶叶、食盐、香料、炒熟的糯米、淀粉之类的混合物研碾碎成末，按照一定的比例制成茶饼，茶饼在开水冲兑搅拌时，茶面会形成大量白色泡沫，人们便以茶的泡沫多且消失得慢者为胜，泡沫少而消失得快者为负。斗茶的茶具多用盏，于是茶托改为盏托。因为观察茶的白色泡沫，以黑色茶盏效果最佳，所以斗茶者往往采用黑色茶盏。而且黑色茶盏胎体厚重，能长时间保持茶汤温度，又价格低廉，也被普通百姓广泛择用。正是在这种世风民俗背景下，适应斗茶竞技游戏的需求，吉州窑黑釉瓷得到长足发展，器形与装饰艺术也由此突飞猛进，为接踵而来的繁荣鼎盛期奠定基础。

三、鼎盛期的南北工艺融合及大胆自主创新

北宋晚期，吉州窑瓷业进入繁荣昌盛期。一般地说，北宋中期的窑场生产技术，北方普遍高于南方，时人公认的定、磁、耀、钧、汝等大名窑，都在北方。然而，北宋末年，北方兵荒马乱，瓷窑遭受严重破坏，加之宋室南渡，北民南迁，正是在这种官窑南移、南北瓷艺交融通汇的背景下，吉州窑瓷业进入繁荣兴盛的黄金期。早在北宋元丰年间，吉州就以“纵横不十里”的一隅之地，成为“民物繁庶，舟车辐辏”[1]的瓷城，甚至与汉口、佛山并称“天下三镇”。宋室南迁后，这里已是全国著名的民间大窑场。永和镇的繁荣鼎盛，要数北宋末年至南宋的崇宁（1102～1106）、绍兴（1131～1162）、宝祐（1253～1258）年间。《重修永和古佛堂记》记载，鼎盛期的永和镇有“六街三市”和“七十二条花街”，仅窑工就达三万多人。

宋室南迁后，吉州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文化教育发达，继北宋中期的欧阳修、刘沆之后，这里相继产生刘弇、周必大、杨万里、胡铨、刘辰翁、文天祥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形成灿烂辉煌的庐陵文化。吉州窑以其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和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吸引大批北方移民，其中不乏北方名窑南流的能工巧匠，如河北的定窑和磁州窑、陕西的耀州窑等。查永和镇居民的家族谱牒，其祖先大都从山东、河南、四川等地迁入，而宋元吉州窑瓷器上刻划的姓氏名称，大都可以从外迁家谱上找到。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工匠们带着各自的工艺绝活，汇聚在吉州窑，形成南北窑瓷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改变吉州窑产品单一的生产格局。各式名窑巧匠汇聚吉州窑，发挥各自掌握的先进制瓷技术，使吉州窑制瓷技术水平迅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吉州窑制瓷工艺集南北官窑民窑工艺之大成，迅速成为闻名遐迩的综合性大型瓷窑。

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在北宋晚期臻于鼎盛的原因，主要在于博采众长，大胆自主创新。它继承并发展定窑、建窑、磁州窑、耀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的瓷器造型、施釉、纹样及烧造技法，以及产品的多样性、装饰的丰富性和纹饰的复杂性，融于一体。在釉色方面，吉州窑既烧南方流行的青釉、黒釉、青白釉，又烧北方常见的酱釉、绿釉、白釉、白地褐花，成为一个“百花齐放”的南方民窑。吉州窑最具个性的地方特色，除黒釉瓷外，就是彩绘瓷，它的潇洒飘逸风格和浓郁民间气息，充分展示吉州窑陶艺的自主创新。

彩绘瓷最早出现在北宋晚期，它依托世人的审美嬗变得以发展。务实的士大夫既要精神生活，也要物质生活，反对空谈“仁义”，批判程朱理学“尽废天下之实”[6]，主张人的全面发展。而宋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呼唤生活的多姿多彩，精细俗艳的瓷业新风应时而生。加之后来入主中原的蒙古人，素来不喜欢单釉色，这也催生了彩瓷的繁荣。彩绘瓷的兴起，也是吉州窑瓷业自身发展的需求，早在北宋时期，这里已出现黑釉彩绘瓷，既而出现黑釉瓷剪纸贴花。在此基础上，另一条发展路径随之而出，即用釉直接在瓷胎上绘画。

吉州窑彩绘瓷的出现，也受北方瓷窑的影响。白地黑花彩绘瓷，本是磁州窑工匠们的首创，这种原始的白地黑花瓷烧造技法，经过吉州窑白地酱花彩绘瓷的创新性仿造，又通过吉州窑承前启后的过渡，最终为景德镇釉下青花瓷的产生开辟道路，从而促进中国瓷业烧造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吉州窑的釉下彩绘瓷的彩绘工艺、绘画手法与题材选择，都带有磁州窑釉下彩绘的痕迹，但又有其自主发展和创新。在彩绘技法上，两瓷窑都接受了纸上绘画法，但吉州窑笔划纤细，磁州窑则显粗放；吉州窑色泽鲜艳，磁州窑则较黑褐，至于吉州窑的胎釉及绘画风格，则更具有江西地方特色。吉州窑对磁州窑的工艺技术，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如吉州窑的绿釉瓷枕，在题材和制作方法上，其造型和彩绘，受磁州窑影响，但在烧制工艺上有其创新发展。磁州窑为横面烧，吉州窑侧面竖立烧，从而节省了窑位与空间，提高了生产效率。

吉州窑釉下彩绘瓷的大胆自主创新，同样表现在它与定窑的关系上。定窑在北宋中期发明了一种烧制碗类器物的先进装烧技术，叫砂圈覆烧叠置法，烧造时将器皿口部向下，器口不施釉以免粘连在垫圈上而产生芒口，这种烧制工艺也称为芒口覆烧法。此法增加了窑炉的装烧量，提高了生产效率。吉州窑南宋瓷器，仿效定窑覆烧法，同时提升改进覆烧工艺，在原来的一个碗放置一个支圈的基础上，将匣钵做成筒形，内壁作锯齿状，利用锯齿形匣钵，在同一匣钵里将几件器物同时装烧，一个筒圈多时可装十余件器物，大大提高了生产工效和经济效益。宋末吉州窑进一步改进叠烧法，称内部素胎叠烧法，直接将相叠碗装入匣钵中烧造。在摞烧碗时，将碗的内部切削出一个圆圈状或圆块状，面积比碗底略大，以便将一只底上无釉的碗叠上去。这种既快捷又省工的制作技法，与当时民间的经济及生活需要相适应，得到社会的认可的市场的支持，被众多窑厂采用并延续几个世纪。

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步入鼎盛的原因，还在于它的“半官窑”性质的监管，以及官卖官营的贸易刺激等。正是在这鼎盛期，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形成其鲜明特点：产品种类繁多，器形应有尽有；釉色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纹饰大量出现，黒釉瓷装饰独树一帜，彩绘瓷吉祥色彩浓郁。也正是在这鼎盛期，出现舒翁、舒娇父女为代表的瓷艺大师。吉州窑的瓷塑以舒翁、舒娇父女所制者最精，《景德镇陶录》记载：“吉州窑昔有五窑，五窑中惟舒姓烧者颇佳，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舒娇尤善陶”[7]。关于舒氏父女生活的年代，宋代吉州庐陵人欧阳铁对此有比较确切的记述：“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盛于乾道间；余见有元祐、崇宁者。”这里揭示舒翁与舒娇从事制瓷活动的具体年代，即北宋晚期的元祐、崇宁年间到南宋早期的乾道年间，正值吉州窑陶瓷器形与装饰艺术的鼎盛期。

四、衰落期的时代风尚变迁与景德镇窑崛起

元代实现了中国长期分裂后的又一次大一统，其前期的野蛮统治，给全国经济、文化带来了严重破坏，但繁荣兴盛的对外贸易，还是刺激了各种手工业的发展。整个元代，民间海外贸易时禁时弛，中国制瓷业进入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期。两宋时代南北名窑，如钧窑、磁州窑、定窑、德化窑等，在元代虽然仍在继续生产，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都在元代后期走向衰落。在这种大背景下，吉州窑的陶瓷生产难免成为强弩之末，并无可奈何地走向式微，而代表中国瓷器生产新时代的景德镇窑则应时崛起。

时过境迁，世风移易，入主中原的蒙古贵族，素来以白为美，崇尚白釉瓷，喜爱使用青白釉茶盏。元代流行开水泡茶，用黑色茶盏就看不清茶水颜色，元人并不嗜好斗茶，而喜欢喝奶茶，黑釉茶盏在社会上层眼中风光不再。元代中期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茶具，受到蒙古上流社会青睐，枢府瓷改在景德镇订购，由此影响到民间习俗，吉州窑黑瓷市场萎缩，从而加速了吉州窑的衰落。

可悲的是，元代吉州窑白釉瓷也已走向衰落。白釉瓷本是随着北宋黑釉瓷的兴起而逐渐衰落的，黑釉瓷器对白土的要求不高，却获得高利润；白瓷对白土要求高，却利润低，吉州窑理所当然地冷落白釉瓷，突出发展黑釉瓷。而南宋兴起的吉州窑彩绘瓷器，进一步加剧白釉瓷的衰落。吉州窑把有限的高档白土用于做彩瓷，而做出来的白瓷，却沦落为粗瓷。此外，税收的高压，生产成本的提升，迫使白瓷碗也采用覆烧法，造成瓷器难于清洗的缺陷，吉州窑白釉瓷最终被消费者抛弃。

元代吉州窑陶瓷生产最终无奈转型，转向主要生产彩绘瓷器，却又遭遇景德镇窑的严峻挑战，到元代后期，彩绘瓷也被迫终烧。元代景德镇使用高岭土与磁石混合制瓷[8]，生产量大，价廉质优。与景德镇相比，吉州窑周边优质白土不足，其白土多含钾元素，做出的瓷器带灰白色，丑陋难看。吉州窑生产优质瓷的白土主要来自外地，成本太高。元代外来优质白土，甚至出现断源危机，始终没能找到解决资源危机的办法，吉州窑彩绘瓷生产规模只能逐年缩小，最后停烧。业内能工巧匠或改行另就他业，或迁往别的能够获利的窑场，景德镇窑成为他们的首选。

吉州窑在元代彻底衰落，还有多种成因，自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端：其一，元兵报复，瓷艺失传。相传文天祥抗元时，带走了吉州窑年轻技高的工匠。元兵南侵庐陵后，凶残地报复，摧毁整个窑场，吉州窑工逃难外流，制瓷技艺断代失传。其二，官商勾结，重税盘剥。吉州窑得到“半官窑”性质的监管与官卖官营的刺激，曾一度促进发展，但封建官卖制度，难免官商勾结，重税盘剥，“监镇司”的作用，后来由促进变为摧残，半官半民的吉州窑深受其害，工商业者无利可图，不愿生产经销。其三，战乱频仍，窑工转移。宋末元初，吉州地区曾是抗元的主要战场，制窑业在战乱中曾几度停工。瓷业的持续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和技术人才，地处赣东北的景德镇窑，受战争影响较小，吉州窑工匠流向景德镇，已成大势所趋。其四，因循守旧，终受淘汰。元代吉州窑生产技术未能与时俱进，适应不了市场新需求，难以和其他名窑竞争。吉州窑以黑釉瓷技法制作民间日用品，适应宋代经济文化生活需求，得以延续生产几个世纪；当新技法和白瓷及青花等瓷器发展起来以后，吉州窑仍然停留在过去的黑釉瓷技法中，必然逐步衰落并最终淘汰出局。

总而言之，吉州窑的衰落，是多种综合因素酿成的苦果，时代风尚变迁与景德镇窑的崛起是其主要原因。相对后来居上的景德镇窑，吉州窑自身烧造技术的守旧落伍，加之半官窑的监管、封建行规的约束，官商的肆意盘剥等外在因素，它竞争不过有官方资助督办、资源技术条件得天独厚的景德镇窑。随着景德镇窑的雄势崛起，吉州窑逐渐被压垮，并最终在元末明初停烧，这是时代的选择，也是历史的无奈。

[1] [明]曾子鲁．东昌志[M]．永乐手抄本．

[2] [唐]陆羽．茶经[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3] 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4] [明]柯尚迁．周礼全经释原[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5] [宋]胡瑗．周易口义[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6] [元]刘埙．隐居通议[M]．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7] [清]青原山志[M]．康熙八年刊本．

[8] 刘新园，白琨．高岭土史考[J]．中国陶瓷，1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