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马克思主义是“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吗？

时间：2024-08-31

田世锭

（三峡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①被国内学术界视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有小约翰·柯布，以及《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作者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等。而根据世界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纽约大学奥尔曼教授的看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并不存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是奥尔曼教授在给笔者的电子邮件中针对笔者的提问所给予的答复）。以一种众人皆睡我独醒的气势提出要 “建构一种新式的马克思主义”［1］（P14），创造一种“地球上的新事物”［1］。那么，他们是否果真建构了一种“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呢？

一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声称，为了构建“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与更新”，并以此“重建”了马克思主义［1］（P6,11）。那么，他们是如何修正、更新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呢？

（一）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来看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要修正经典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属于历史决定论；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属于历史决定论，是因为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是 “马克思的现代主义假设”使其“不加修改地接受了黑格尔的决定论历史观”［1］（P60-61）。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在黑格尔成为彻底的唯心主义者的地方，马克思成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马克思那里，“思想与意识形态仅仅是‘上层建筑’，对历史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生产和资本的辩证历史运动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的决定性影响”［1］（P66）。

事实上，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属于历史决定论的决不只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有机马克思主义得以建构之前所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都属于历史决定论。他们说得非常清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欧洲和俄罗斯共产主义”都属于“现代性思想和运动”［1］（P148）；“毋庸置疑，源自欧洲、影响中国甚深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试图将全部社会还原为诸如资本和生产工具的基本力量”［1]（中译本序p5）。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唯有他们才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代科学范式中，有机论正在替代机械论。马克思主义需要立足于当代的后现代科学，而不是立足于一种过时的现代科学”［1］（序P2）；“从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实出发，发展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后工业的、后决定论的、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1］（P63）。正因此，他们才“呼吁‘有机马克思主义’”［1］（序P2）这样一种“后现代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1］（P16）。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是按照其反复批评的现代性“非此即彼的思维”［1］（P154）来界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所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现代的、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唯有有机马克思主义才是后现代的、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

为了维持这种判断与界划，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显然清楚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宪法等等，……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3］（P604）这种论断的情况下，在明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 “详细地阐释了马克思的非还原主义的唯物主义”［1］（P196）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将历史决定论的标签贴在非“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身上；并不顾卢卡奇基于总体性辩证法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等反思和批判第二国际机械唯物主义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当代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进行道德论证的政治哲学理论，等等，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气势，将所有马克思主义置于“现代主义假设”的船上一并推翻。

至少，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将历史决定论的标签贴在所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身上，并以此为据要对马克思主义予以修正。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①这部分的核心内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过（请参见田世锭《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有误》，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5-26.）。但为了论述的完整性，笔者不得不在此予以重复。在此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致以诚挚的歉意和谢意。

（二）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来看

综观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更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揭示与批判。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个经济体系，其中最核心的价值目标是财富创造和增殖”；“资本主义是一种以资本积累——创造和增加财富，为核心驱动力的经济和社会制度”［1］（P18，38）。笔者不得不说，这种观点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已经是一种常识。

可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却自我评价称：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简单针对它运作的一些方式，而是抓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性质和目的。资本主义已无法通过改革得以挽救。……这种批判，建立在马克思的思想之上。 ”［1］（序P1）即便此种评价是准确的，它也意在标示一个本身并不准确的判断，那就是，在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问题上，只有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马克思的思想，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目的，而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只不过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现象的批判上。但很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且不说他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深受其 “教益和启发”［1］（前言和致谢P18）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早就指出，导致目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主要历史根源是“资本与自然之间的致命冲突”，生态危机的原因“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4］（P75，68）。

2.是过程和关系思想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唯有“过程哲学”方能 “帮助现代马克思主义转变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因此，“过程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亟需“借鉴的决定性理论资源”［1］（P171，14）。而这种“过程哲学”也就是“有机哲学”，它主要有三层含义：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和整体论［1］（P212）。他们非常自豪地写道：“据我们所知”，我们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第一本从过程思想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1］（P14）。而为了凸显其“第一”的理论地位，他们仅仅将其 “在恩格斯的著作中也发现了”的关于“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5］（P398）的观点，作为一件“有趣的”的事情而一笔带过［1］（P71）。

其实，且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当代英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奥尔曼早在40年前就基于过程和关系的思想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的《异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理论》［6］和《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7］等著作，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①实际上，同样作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的哈维也论述过过程和关系思想，并且是基于这种思想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可参见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Blackwell,1996.或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不过，或许也是为了凸显其自身“第一”的理论地位，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评述哈维的思想时，对哈维的这部著作及相关思想也是只字未提（参见菲利普·克莱顿、贾斯廷·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孟献丽等译，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9-105页）。奥尔曼论证道，马克思正是以这种“过程”观和“关系”观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的［8］（P7）。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倚重的怀特海，奥尔曼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他非常明确地指出，怀特海是“远离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家”［8］（P58，15）。

3.是生态思维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只关注人类自身是现代欧洲思想的主要病症。……笛卡尔声称动物只是机器。这种‘人类例外论’哲学主张，必须按照人类与其他生物相分离的原则来分析人类自身。这种观点自提出以后，统治了欧洲哲学几个世纪”［1］（P68），“截至目前，几乎所有的社会思想都认同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形而上学二元论”［9］，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立场”［1］（P68）。他们还说：“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思维的结合为政治理论和人类政策制定指出了最有希望的方向”，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世界观的日益结合”即是其“聚焦的有机马克思主义”［1］（P12，14）。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非常鲜明：一切以前的马克思主义，都只是现代欧洲的产物，是依然囿于人与自然相对立之形而上学二元论的现代马克思主义，因此都没有生态思维或生态世界观；唯有作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方才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并因而具备生态思维或生态世界观。因此，他们告诫道：千万“不能把有机马克思主义等同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只有有机马克思主义才 “提出了一种生态文明的新视野”，并能够成为“新生态文明的基石”和帮助人们“到达成功彼岸的最好渡船”［1］（中译本序p7、10）。

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生态思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呢？他们写道：“依据生态思维，现实是相互关联的事件而不是由单独、孤立的物质构成”；“在生态思维中，生物都是由它们之间以及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关系组成”［1］（P215-216）。原来，他们所说的生态思维本质上还是上面所论述的“关系”观。只不过，为了思考生态危机、生态灾难、生态文明等问题，而具体到了生物之间、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罢了。

于是，笔者不能不感到奇怪：既然马克思已经论述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0］（P161）,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已经论述过“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或辩证的结构整体”［4］（P5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已经“进行了重要的研究，并证明了马克思的著作中具有生态思想”［1］（P194），那么，为什么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要置之不顾，而仍然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生态思维呢？

4.是文化嵌入观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根据现代主义的欧洲人的假设，只有那种具有最大普适性的理论——适合于任何时空的理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理论。但是，正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所表明的那样，……理论也产生、存在和发展于特定的语境中。就我们这个时代而言，真正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将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只有适应特定的时空条件（某一民族、某一文化、某一语言与历史、某些特定人群的特定需求）时，这种马克思主义才会存在。……我们所要捍卫的是那种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当它被运用于不同的政治与经济语境时，其核心理念会采取不同的表现形式”［1］（P9-10）；“拒斥现代主义，就是要开创一种独具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种分析力图借鉴文化动力学的研究，实现社会变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文化研究结合在一起。文化研究揭示了文化差异对政策决定的巨大影响，……。将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社会经济见解应用于不同的文化‘生态系统’，需要非常好的文化敏感性。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应用于西欧、拉丁美洲、俄罗斯、中国及其他地区时，它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文化世界。……有机马克思主义是从这些最新见解中发展起来的。我们保留了马克思社会经济分析的核心原则，但破除了在19世纪主导欧洲的现代主义假设”［1］（P71）。

在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保持着其最根本的判断，即所有以前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则是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前者由于缺乏“非常好的文化敏感性”，试图构建的是超越历史时空、脱离具体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则由于具有这种敏感性，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必须植根于具体文化传统的“最新见解”，力图构建的是文化嵌入式的马克思主义。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有机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机马克思主义总是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同特定的人和其思想文化联系在一起”［11］，因而才是“有效的马克思主义”［1］（P206）。

其实，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最新见解”提出来的这种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早已存在。恩格斯在1874年的《〈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中就写道：“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如果工人没有理论感，那么这个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深入他们的血肉。 ”［5］（P36）显然，恩格斯意在表明的正是，离开德国的文化传统，科学社会主义就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为德国工人接受。马克思在1877年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5］（P730-731）。很显然，马克思在此不是主张“适合于任何时空的理论”，恰恰相反，他是在质疑这种理论的有效性。或许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知道，正是因为具有“非常好的文化敏感性”，中国学者何萍教授才以“文化哲学”为研究范式，书写并于2009年出版了以“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为核心范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12］。

（三）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建来看

正是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即马克思及其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之外的所有继承者 “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有缺陷的欧洲现代主义的假设”中的“许多观点”，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进而认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要满足后现代世界的需要”，就“必须利用可资借鉴的最新理论资源对其进行大胆的重建”［1］（P10-11）。而被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借鉴的“最新理论资源”主要是“中国传统智慧”和70年前的怀特海“过程哲学”。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智慧、过程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这三大思想流派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关联和深层的亲和”［1］（P189-190），“把它们相互移植嫁接、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确实是可能和可行的——这不仅仅是使其成为一门抽象的哲学，而是使其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生态实践形态”［11］。而这种将三者“融合成为一体的整体世界观”便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大胆重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11］。他们情不自禁地宣称：至此，“世界上第一次诞生了一个以整个社会为导向的学派，这种学派足够强大和有吸引力，以致能够从根本上摧毁已经主导西方乃至大半个星球四个世纪之久的自由主义哲学”［1］（P190）。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如此看重中国传统智慧，是因为中国传统智慧“蕴含着丰富的过程思维”［1］（P14），并“强调整体主义”［1］（中译本序P7）；而他们之所以要借鉴过程哲学，也是因为过程哲学主张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过程和整体观。然而，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重的中国传统智慧和过程哲学中的这些思想，本来就在马克思主义之中。因此，笔者不得不说，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引以为豪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胆重建，虽然“大胆”，但毫无意义。

二

如果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应该是非决定论的，应该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本质，应该具有过程和关系思想及生态思维，应该结合文化传统等具体的历史条件，那他们所建构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什么“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其自封的理论地位，但还是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尽管他们对其他所有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误解，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毫无意义的修正、更新和重建。遗憾的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胆修正、更新和重建并没有止步于此。他们在 “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与时俱进”过程中，并没有如其所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观”，而是在“适当调整”［1］（P209）中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公有制基础和无产阶级主体等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13］。因此，尽管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自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1］（中译本序P7），但其所建构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却不仅不是“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①汪信砚教授曾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否还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大成疑问”（参见汪信砚《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更是明确指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是“假扮的马克思主义”（参见汪信砚《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王雨辰教授也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自称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但其本质却是怀特海主义”（参见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哲学动态》2016年第1期）。。

首先，有机马克思主义放弃了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目标，而以“第三条道路”取而代之。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大可能再使用乌托邦式的话语”；“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学会理性对待乌托邦的主张。19世纪的乌托邦主义和世俗化的弥赛亚主义已成为历史”［1］（P64-65）。然而，在这种“理性对待”乌托邦的过程中，他们却没有能够理性对待马克思主义，反而非理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标共产主义及其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纳入了乌托邦的范畴并予以摒弃。那么，既然已经“到了放弃”对“全球资本主义”的 “修修补补而努力寻找一个新起点的时候了”［1］（序P2），社会主义又无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打算用什么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呢？

原来，“担负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使命：服务于所有人的共同福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更青睐”的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反”的“另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哲学层面都实质性地关注到了共同福祉”［1］（P140，191）。这种制度就是既超越了“‘纯粹’资本主义”，又超越了“‘纯粹’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1］（P251）。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叮嘱说：一定要“记住”，为了“实现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和地方市场高度地结合并相互协作”［1］（P253）。笔者总算是清楚了,原来，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更青睐”的“第三条道路”，就是这种以家庭生产为中心，并结合地方市场的“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

笔者不禁要问：既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承认人类历史只会越变越好”［1］（P72），那么，他们所“设计”的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相比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性资本主义是更好还是更差呢？既然他们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中，发展过程取代了趋向完美的过程”［1］（P72），那么，他们凭什么断定这种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是人类历史上“最有机的”社会经济系统呢？既然他们坚信“无论是阶级结构的变化，还是科技的进步，或者是大公无私之人的增多，都不可能使我们在地球上创造出一个乌托邦的社会”［1］（P72），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创造”旨在实现“所有人的共同福祉”的“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呢？难道这种共同体因为受到担负着“更高层次的使命”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睐”，就不是乌托邦了吗？

其次，有机马克思主义放弃了公有制这一根本基础，而以“超越公-私二分法”的“混合制”取而代之。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不是以庞大的国有产业为中心，也不是寻求消除所有的私有财产、家庭、小型企业生产和市场交换”［1］（P253）；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力求为所有公民提供公正的社会经济环境的政府，没必要消除竞争和私人所有制”［1］（P7）。

的确，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在主张保留私人所有制的时候，并没有明确表明要放弃公有制本身。他们的主张是要“超越公-私二分法”，实行“混合制”［1］（P254，253）。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随着气候危机的加剧，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案，这一解决方案追求的将是社会、人类和我们所依存的星球的共同福祉”［1］（P54）。他们的逻辑是，单一的私有制或单一的公有制都不能实现“社会、人类和……星球的共同福祉”，其“最好的解决办法既不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也不是国家公有制一统天下，即主要行业都实行国家公有制”［1］（P54）。

但是，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明确反对追问其所主张的“混合制”中公有制与私有制何为主体的问题。因为，“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意识到”，“过于强调私有部分”与“过于强调公有部分”这两种倾向都仍然没有“超越公-私二分法”，“都无法提供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他们为其理想的“小型农业社区共同体”采用的“有效解决方案”，则是 “人类历史上典型的传统农村经济形式和小城镇经济形式”［1］（P254）。可是，这样一种态度，难道不是对公有制这一根本基础的放弃吗？

最后，有机马克思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这一根本主体，而以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政府管理者和资本家取而代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是促使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而转变为社会主义，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主体。正如卢卡奇所说，“只有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在这种现实的总体中把它加以改变”，而只有无产阶级才“同时是资本主义持续危机的产物和促使资本主义走向危机的那种趋势的执行者”［14］（P92，94）。与此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基于“小型农业社区”的“共同体”和“超越公-私二分法”的“混合制”，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肯定不能成为他们的逻辑结论。

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清楚，“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既是建立于过去的历史基础之上又能提出通向未来的新路径”［1］（P104）。那么，作为建设性马克思主义的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通向未来的新路径”是什么呢？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我们必须呼吁全球领导者依据生态和社会主义原则重组人类文明了”；“那些献身于人类与地球事业的领导人必须有坚定的决心”；“是时候使政府为了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仅为了富人来进行统治了。是时候签订跨国性协议来限制跨国公司的权力，从而使人们基于可持续的‘稳态’经济来重建我们的社会了”［1］（P217、229、219-220）。也就是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通向未来的新路径”就是，“呼吁”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政府管理者和资本家，来践行重视“特定文化中变革性价值观的重要作用”［1］（P255）、能够 “构建出领导者所需要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的“引导决策者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作出明智的决策”并“实现明智的管理”的“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1］（P105）。

但是，事与愿违。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发现，“富人是如何强烈地反对现有制度的变革，雇主和市场是如何巧妙地蛊惑工人，使他们相信，只要他们足够努力地工作，总有一天他们也会过上奢华的生活。现有证据表明，全球资本主义创造并依赖于一个永久的生活在贫困线或贫困线以下的下层阶级。然而，即使那些拥有中等财富的人，只要让他们享有足够舒适的生活并获得最新的技术，他们似乎也愿意接受这种不公正的制度”；“权贵人士在享受着他们身体上的舒适和技术提供给他们的玩物。……跨国公司已经能够极尽其能地去干扰和影响政府和世界领导者，从而压制任何的变革。所以，除非一个重大的变革来临，否则，全球资本主义的掌控是不可能放松的”；“大企业不愿放弃自己的利润，政府又视他们的国家利益高于整个星球的利益，因而采取不作为的办法”，这种“大企业和政府”的“推三阻四”也使“人们……感到沮丧了”［1］（P64、219、260）。他们不得不承认，“让资本家慷慨地同意支持一种社会主义的体制是不可能的”，“我们对世界上百分之一的实力和影响不断扩大的最富有的人不抱任何幻想”［1］（P245、65）。

鉴于依靠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政府管理者和资本家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变革只能是一种幻想，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转而依靠“即将到来的环境灾难将会提供……‘催化剂’”［1］（P245）。

这是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坚信，环境灾难将使气候所遭受的破坏愈益严重，并导致经济和社会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政府的崩溃，而“当文明崩溃的脚步越来越近，当那些当权者开始意识到没有奇迹能够消除这一灾难时，全球危机有可能使那些当权者展示出更高尚的一面，这样，他们就会为了这个星球及所有人的利益去运用他们的财富和影响力。如同仁慈的统治者有时做的那样，即使资本家和公司企业的动机不是纯粹无私的，他们也会出于压力而积极应对危机”［1］（P246）。

而如果环境灾难仍然不能迫使当权者和资本家们出于仁慈或压力而实行变革，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还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如果“民众……看到富人只保护他们自己而抛弃其他人”，“民众就会行动起来进行反抗”，而且，“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够改变现行的体

制”［1］（P246）。

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还坚信，“马上阻止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环境灾难“已经为时已晚”［1］（P247），即使是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只能 “在放缓全球性灾难的脚步方面发挥一些作用”［1］（序P4）。简言之，环境灾难的发生已是必然的了。有鉴于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便又有了对 “一个重大的变革就要来临了”［1］（P219）的坚信。

笔者深感不解的是，既然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已经 “认识到导致……困境的原因是体制性的原因。不是因为领导者反对可持续、以地球为中心的政策，而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做出改变”［1］（P260），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寄希望于全球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政府管理者和资本家这些 “人格化的资本”来自觉限制资本的本性和职能，以实现全人类和整个星球的“共同福祉”呢？既然他们已经认识到“到了放弃”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修修补补而努力寻找一个新起点的时候了”［1］（序P2），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满足于 “构建出领导者所需要的”“和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满足于“对‘政府管理的艺术’有所帮助”的“政策制定”［1］（P105）呢？一句话，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还要满足于充当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呢？

由上可见，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 “建立在稳固的生态原则基础之上”、“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因而，“社会主义——从正面而不是负面取代资本主义——对任何转化过程都至关重要”［4］（P165、128）的地方，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要超越“‘纯粹’社会主义”而走“第三条道路”；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必须摈弃环保主义可以超越阶级斗争的观点”［4］（P128）的地方，有机马克思主义却要超越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转而依靠“献身于人类与地球事业的”领导人、“为了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仅为了富人来进行统治的”政府管理者和资本家，并在万般无奈之下依靠超越阶级关系的“民众”。①汪信砚教授和王雨辰教授的论述还表明，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地方，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运用怀特海哲学带有某种宗教唯心主义色彩的辩证世界观（参见汪信砚：《有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5年第11期；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异同》，《哲学动态》2016年第1期）。

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当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谦虚地说 “如果必须在某个方面把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话，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将会应我们的呼吁把文化的特殊性作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P206）的时候，他们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而当他们自豪地说有机马克思主义“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走得更远”［1］（序P2）的时候，他们的说法反而是非常准确的。

三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中能够看到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如下观点：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指出，“中国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本身”［1］（序P3）。这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此同时，他们强调：“中国领导人也正在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则作一创新性的拓展，以为……新的经济和社会实践提供指导”［1］（P87）。第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力。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中国正在世界舞台上迅速起到引领作用”［1］（中译本序P8），而且“在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当中，中国最有可能引领其他国家走向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要建设新文明，在世界各国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的是引领作用，这是她的特殊使命”［1］（中译本序P7、9）。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有希望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首先，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有机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 “天然的关联和深层的亲和”，这使有机马克思主义“更容易在中国获得倾听和共鸣”［1］（序P2）。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独特文化背景的……适应”，也“正在产生一种与众不同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1］（P78）。其次，适应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包含着“生态思维”、“建设性后现代视野”、“整体论”、“过程思维”、“为共同福祉而治理”等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有必需的元素”［1］（中译本序P8-9），“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内含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1］（P13）。再次，正是中国“同时发生”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走向的深刻反思”与“转向生态文明概念”“使得中国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P12）。而所有这一切使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将中国马克思主义称为“中国后现代马克思主义”［1］（P87）。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确具有重大的世界影响力；生态文明的确内含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之中。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有希望走向并正在走向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所建构的有机马克思主义，那就不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论证，而是借助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论证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其实，当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声称“有机马克思主义不会将其提出的政策方案从外部强加于任何国家，而是努力促使他们自己做出决定”［1］（序P3）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将自己尊奉为世界人民的“导师”。

可见，有机马克思主义本身并不能如有些学者所说有助于增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如果说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有机马克思主义者自封的那种理论地位，根本不是什么“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论证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并没有什么意义，那么，它是否一无是处、毫无意义呢？当然不是。有鉴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否定观，笔者力图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本身 “要根据应用效果来判断一切政治理论与经济理论的效用”［1］（P15）的要求，来探讨一下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效用。

笔者曾撰文论证，难以实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症结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不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以至于丧失了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而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的突破口也就在于启发、唤醒和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意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以及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中奥尔曼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辩证分析、科恩对社会主义的道德论证，等等，所做的都是这件事。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就是一个基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式坚持不懈地告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有关资本主义真相的“小男孩”。［15］

虽然有机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毕竟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有志成为 “马克思主义者”［1］（中译本序P7）。而且，如果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对有机马克思主义进行 “必要的修正与更新”，并进行“大胆的重建”的话，则有机马克思主义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盟友”之一，正如有机马克思主义将过程哲学作为其“最重要的盟友”［1］（P211）一样。这样，有机马克思主义者也就完全可以成为告诉人们有关资本主义真相的“小男孩”的“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效用就在于“宣传与教育”，即协助马克思主义告诉人们两个“真相”：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具有无可替代、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资本主义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切危机和灾难的根源。笔者相信，有机马克思主义对这种“宣传与教育”是能够发挥一些作用的，因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毕竟在非常正确地告诉人们：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仍然令人信服”［1］（前言和致谢P13）、“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依旧充满活力——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今天的全球局势，也许更是如此”［1］（P9）；第二，“世界面临一系列资本主义自身永远无法解决的危机”［1］（前言和致谢P14）、“全球资本主义已经造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生态与人道主义灾难”［1］（P4）。

［1］［美］克莱顿，海因泽克.有机马克思主义［M］.孟献丽，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美］柯布.论有机马克思主义［J］.陈伟功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美］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Bertell Ollman.Alienation:Marx's 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 ［M］.2d ed.,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

［7］ Bertell Ollman.Dance of the Dialectic--Steps in Marx's Method［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3.

［8］［美］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M］.田世锭，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美］柯布.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哲学［J］ .吕夏颖，等译，黄铭校.江海学刊,2016,（2）.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美］克莱顿.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有机教育［J］.孟献丽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

［12］何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