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研究

陈双双，李书巧

（东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1620）

西方经济学家沃尔夫森对贫富差距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他在199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专门阐述了他对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问题中几个重要概念的看法，这篇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研究的特点在于他认为导致穷人和富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原因不是不平等，也不是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是当穷人和富人的人数在逐渐增多时，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却在变小［1］。他认为，一个社会比较好的状态就是社会居民的收入分配呈现橄榄形或菱形。

国内学者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肖玉明［2］是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进行分析的；邓泉国、孟迎辉［3］认为贫富差距过分扩张，呈现“非稳定性”结构以及不合理、不合法的收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还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贫富差距的状况都作了研究，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但就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城乡贫富差距状况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部分著作采用的数据较为陈旧，这样就会给分析带来一些困难。本文主要以国家统计年鉴为数据资料来源，以尽可能搜集到的最近资料为据，客观地陈述现状以寻求合理的解决措施。

一、对于我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一个国家居民贫富差距的状况往往通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两个指标进行判定，但一个国家内部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状况不仅需要上面两个指标，还需要看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水平、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指标，本文将通过对比这几个指标的数据来分析我国当前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现状。

图1 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5］［6］

（一）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通常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在0.4到0.5的范围之间时，就意味着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当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就表示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公平［4］。1978—2013年间的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如图1所示：

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长期处于波动上升状态，并有较多年份的基尼数值在0.4以上；另外，我们看到自2005年以来，基尼系数波动很小，并在2010年之后呈现下降的趋势。即便如此，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维持在0.4～0.5之间，并接近0.5的临界线。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说明从全国范围内而言，居民的收入差距偏大，那么具体到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事实情况是怎样？在下文中会进一步结合其他相关指标具体加以分析。

（二）恩格尔系数与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水平

恩格尔系数通常是表示国民消费结构的指标，它是指食品支出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7］。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与居民家庭用于食品支出额的比例是呈反比的。国家越穷，家庭用于食物支出的比例就会越高；反之，一个国家越富，家庭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例就会越低。由此说明恩格尔系数是与一国的富裕程度呈反比的。同时，城乡居民家庭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可直接地显示出城乡居民间的贫富差距。我国自1978—2013年城乡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和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变化趋势如图2和图3所示①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

图2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较

由图2可以看出，总体上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与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皆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这说明自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的总体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要高于城镇居民家庭，这说明城镇居民家庭比农村居民家庭富裕，并且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比城镇家庭要慢，说明城镇发展速度要快于农村。此外，如图3所示，从1978年到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加到24 564.7元，增幅较大；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7 916.6元，增幅相对较小。在城乡居民收入皆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乡居民家庭的收入差距呈现出由小到大的发展趋势。

（三）城乡居民消费的差异

1978—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的结果，如图4所示①：

由图4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家庭的年人均消费性支出远大于农村，平均是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支出的2.5倍，城乡居民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之比由1985年的2.12倍迅速增长到2003年的3.35倍，虽然中间有所波动，但波动幅度很小；于2003年达到一个峰值后，城乡居民家庭的年人均消费性支出之比开始趋向平稳态势，并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体水平仍维持在3倍左右，居高不下的城乡居民消费差异也反映出我国城乡居民之间较大的贫富差距。

图4 城乡居民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倍数比较

二、我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二元结构的羁绊

中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改革开放以来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造成了城乡差距长期存在，进而使农村发展长期滞缓于城市，同时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轨，因户籍政策的限制，农民不能自由地向城市流动［8］，使得城市中存在许多“三无人员”，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也使得城乡矛盾日益突出，威胁社会的和谐稳定。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是表明一国二元结构合理性的重要指标，它是指农业与非农业产业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差距。世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最大值为4.09倍，中国在1970年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就已达7.64倍，虽然近年来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有所降低，但多数年份仍大于世界极值［9］。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过高表明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国家长期以来的发展战略都是较为重视城市的发展，而忽略农村的发展。受到此种政策的影响，农村教育长期处于相对供给不足的状态，不仅教育基础设施不健全，教室简陋，师资力量较差，教师工资偏低，而且教育质量低下。在农村缺乏有专业背景的老师传道授业，致使农村的教育水平远低于城镇。本文通过城镇每百万人高中毕业生人数/农村每百万人高中毕业生人数来表明城乡教育机会方面存在的差距，如图5所示：

由图5可以看出，1992—2013年之间，城乡每百万人高中毕业生人数之比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城镇每百万人中所拥有的高中毕业生人数在1992年是农村的9.5倍，到2013年就已经扩大到25.5倍。这个变化趋势固然反映了我国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成果，但也说明了城乡之间在教育水平上确实存在较大差距。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技术等在国家和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教育水平的差距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会使农村居民家庭陷入教育水平低下、就业竞争能力低下、收入水平低下，以至于影响到下一代人的生存状态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中［10］。

图5 城乡每百万人中的高中毕业生倍数比较

（三）国家对农业的扶持政策及扶持力度不够

虽然近年来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大大加强，2006年还取消了农业税，但是总体上来说，国家的支持力度还是很欠缺的，对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存在很大差异，而本身不同地区资源占有就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后，国家资产也是逐渐向城镇集中，留给广大农村居民的只有以土地为主的农业资源，城乡之间资源占有也是不均的［11］。往往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势头良好的地区占据更多有利的资源，政府也有能力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与此相反，那些以农业发展为主的大省，它们往往处在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不利，加上无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使得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依靠自身的天然优势条件，加之当地政府和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经济发展迅速，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较大的提升，逐渐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中西部地区深处内陆，无优良的自然条件，经济不发达，且地方政府着重发展城市，忽视了农村、农业的发展，致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许多农民家庭依旧处于贫困状态。

三、缩小中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的对策

（一）转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城镇化建设

一方面，要逐步剔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让广大的农村剩余人口不用付出高昂的代价即可向城镇地区转移，其中主要的一项就是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及公共设施和福利服务权逐渐剥离出来，消除“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区别，实现在城市打工人民的基本权益。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在三四线城市户籍政策已经放开，农村居民可以较为容易地落户于城市，这对于改进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就需要以市场为导向，转变传统的农业发展方式。改变过去粗放的、相对落后的发展模式，整合土地资源，实现规模经营，实施一些新的发展模式，诸如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积累成功经验，合理规划，逐步推广。最后，加快小城镇建设，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小城镇和乡镇企业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城市化的重要途径［12］。

（二）强化惠农政策并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

政府应当重视农业发展，加大支农惠农力度，尤其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的支持。政策上，政府可以给予农民一些价格补贴方面的政策优惠，从而调动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还要逐步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抑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过快上涨，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在财政上，政府应当首先完善农业、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农田水利建设、农村信息网络和道路交通建设等方面。［13］另外，政府应当鼓励农业科技创新，寻求新的农业发展模式，通过科技创新的手段提高农业生产率。最后，在制度上，政府应当完善财政支农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体制，从而使财政支农政策既有法可依，又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对资金的使用实施全方位监控，防止出现挪用、浪费等现象。

（三）扩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

国家可以通过财税政策来尽可能扩大中等收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14］，另外可以提高个税起征点，加大对富人的税收，减少对中低等收入群体的税收，对于十分贫困的家庭，可以适当给与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加大教育投资，建立有利于就业和创业的体制机制，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当然，在现有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是不太可能的，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总是会有一些，适度的贫富差距还有其特定作用，但主要是这两部分人不能太多，社会应当形成“橄榄形”的分配格局，既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缩小整个国家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国家要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财政支持，改革城乡不公正的教育制度

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远远大于物质资料及劳动力数量的提高［15］。首先，应当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城镇还存在较大差距，所以应当完善学校硬件设施，在学校没有经济实力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可以选用投资或与企业合资的方法去筹集资金；另外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例如鼓励毕业大学生到农村支教，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还应该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水平，采用绩效工资制，不断充实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还有许多农村适龄儿童由于家庭等方面原因并未上学，因此要不断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关注，保障适龄儿童及时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最后，应当推进职业培训和创业教育，促进农民的就业。

总之，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强化惠农政策并加大财政支农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改革城乡不公正的教育制度等这一系列措施，相信一定可以让农村居民增加收入，使他们过上宽裕舒适的生活，使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共享社会文明的成果，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社会的稳定秩序，还有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共同促进中国梦的实现。

［1］郑艳娟.中国城乡居民贫富差距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7：11.

［2］肖玉明.共同富裕：理论、现状及实现机制［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2，（1）：31.

［3］邓泉国，孟迎辉.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三个因素［J］.科学社会主义，2002，（5）：63-65.

［4］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33-35.

［5］权衡.“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现代分析：转型期中国经验与理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189.

［6］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EB/OL］.（2015-10-14）.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

［7］杨鑫.当代中国贫富差距与分配制度改革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4：21.

［8］毛文晋.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06：28.

［9］王会玲.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态势及治理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4：28.

［10］李雪云.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对策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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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赵盈盈.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及解决对策［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0，（4）：68.

［14］苗树彬，方栓喜.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个大战略［J］.学习月刊，2013，（9）：24.

［15］汤洋，龙方.缩小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探讨［J］.金融经济，2011，（1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