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哲学意义——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探索

|林德宏|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23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我们纪念这位伟人，应更加认真学习他的著作。本文就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提出一些看法。

一、 恩格斯提出了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

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刻苦学习原著。恩格斯的哲学著作朴实无华，但内涵非常丰富。他批评当时德国哲学著作“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晦涩难懂”[1]20，且他本人从不生造概念、故作深奥。不过，我们不能停留于字面上的理解，而应当品味他易懂的文字，求索其深意。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论述了许多自然科学理论，却未出现“技术”一词。如果由此认为该书未谈技术哲学，那就是误解。中央编译局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辑》，共15本单行本，其中就有《自然辩证法》。该书的《编者引言》文字不长，其中“自然科学”一词出现二十多次，而“技术”一词却一次也未出现。这可能使读者真的以为该书未谈技术。其原因可能是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技术看作是科学的应用，马克思的一本著作就叫《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事实上，他们所说的“自然科学”，就经常包含技术。恩格斯说：“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2]314这儿的“控制”显然同技术有关。有时字面上讲“科学”，实际上指技术。“蒸汽机这一直到现在仍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2]22恩格斯显然认为蒸汽机是技术发明，可是他又说：“仅仅詹姆斯·瓦特的蒸汽机这样一项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扶植科学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3]67这里字面上讲的是“科学”，实际上讲的是技术。此外，他说到劳动、生产和工具时，也常涉及对技术的看法。

根据这种解读，我们就会认识到恩格斯确有丰富的技术哲学思想。这是本文立论的依据。因此本文引述了较多恩格斯的原话，用以阐明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

二、 技术的哲学意义重于自然科学

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对工业时代技术的论述。他在著作中多次说到“工业”，这既指工业生产，也指工业技术、工业时代的技术。他在谈到生产方式的变化时说：“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1]47机器是工业技术的标志。

可以说近代工业技术推动了哲学的发展。恩格斯曾这样论述说，并非只是纯粹的思想力量推动了哲学家前进，恰恰相反，真正推动笛卡尔哲学到黑格尔哲学这样的哲学发展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1]20。恩格斯也曾用过“技术进步”一词。这就是说，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是推动哲学发展的力量。

但是，同自然科学相比，技术进步对哲学发展的贡献更大，这是因为技术的哲学意义比自然科学更丰富、更深刻。技术的哲学意义重于自然科学。遗憾的是，我们重视自然科学对哲学的作用，却往往忽视了技术的哲学意义。

我根据恩格斯的著作，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技术的哲学意义。

首先，同自然科学相比，技术具有物质性和实践性。

技术的物质性指技术是物质生产力，是物质生产的主要手段。近代技术的主要任务是造物，需要物质原料和物质设备。恩格斯指出，对不可知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践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1]19。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是两种造物的实践。但科学实验室的个例研制和工厂的大批量生产不可同日而语。归根到底，科学实验研究的是造物方法，工业生产才真正造出了物。

技术的实践性指自然科学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而技术是对自然界的改造。“蒸汽机这一直到现在仍是人改造自然的最强有力的工具”“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2]22。自然科学发现自然规律，技术则制定技术规则，指导人们的生产活动。

其次，技术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类命运的广泛影响，其源皆出于它的物质性和实践性。

技术使猿变为人，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又向人类的命运发起挑战。

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劳动创造了人本身。”[2]303与动物相比，人不是简单地像动物那样通过自身的存在来引起自然界变化，而是通过自己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让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2]313。那么什么是劳动呢？“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2]309工具是技术的物的形式。劳动是工具与人的操作的结合。人是技术化的动物。说劳动创造了人，就是说技术创造了人。人创造技术和技术创造人，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使人类掌握了空前强大的物质力量，似乎成了自然界的统治者。“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2]23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人同动物的区别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人”。

1748年，拉美特里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这是机器大工业在哲学上的反映，对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发出挑战，恩格斯作出了回应：“从生理学观点看来，人体包含着各个器官，从一个方面来看，这些器官的整体可以看做一架获得热并把热转化为运动的热动机。”但是，“身体毕竟不是一部只发生摩擦和损耗的蒸汽机”。[2]302人与机器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人不是机器。现代技术把人变成“巨人”“超人”，又制造了智能机器人。现代技术一方面把机器人优化为人，另一方面又力图把人改造为机器人。这都将导致人的非人化，即技术将取代人的全部以及人所拥有的一切。[4]面对这种严峻的挑战，我们应牢记恩格斯的警示：人不是机器。

自然科学认识“从来就有的”自然界，而技术则创造了原来的自然界不可能演化出的崭新的自然界。把这个自然界称为“人工自然界”比较贴切，因为在“人”与“自然界”之间有个“工”字，工即技术。工业技术的灵魂是制造。既然技术能制造“自然过程”，当然也可以制造“自然物体”。动物、植物之中所蕴含的相关化学物质，在人们还不能通过“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它们就仍然是一种“自在之物”，不过一旦人们能够将其制造出来，“‘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1]19。这儿的“化学”也包括化工技术。

人工自然物最具有挑战性的意义是，它只能由人工造成，而在天然自然中不可能出现。大自然可以演化出一座喜马拉雅山，但演化不出一枚大头针。“我们还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工业)，至少不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2]97人工自然物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因此自近代工业出现以来，人类实际上生活在双重世界中，并越来越远离自然界。人工自然物又很难再回到天然自然界。自然世界与人造世界的冲突，必然会导致环境危机，如何协调这两大世界之间的关系，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难题。

最后，技术制造是对自然的破坏。技术能制造大自然不可能出现的人工自然物，是因为技术制造改变了自然变化的正常进程，改变了自然界的“正常”状态，因而就出现了“异常”状态。恩格斯在谈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时曾举了著名的“麦粒”这个案例。我们会把大量麦粒磨碎、煮熟、酿制，但是一颗麦粒如果在适合其生长的条件下，它就会生根发芽，这样“麦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从它生长起来的植物，即麦粒的否定。而这种植物的生命的正常进程是怎样的呢？它生长，开花，结实，最后又产生大麦粒，大麦粒一成熟，植株就渐渐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5]144麦粒在土壤里生长，就是麦粒的正常进程；把麦粒煮熟吃掉，就是麦粒的“异常”进程，就是对麦粒生命的剥夺。麦株是自然生长的，麦粒磨碎做成的蛋糕，在自然界却是不可能出现的。这种正常进程的改变，是人通过技术强加给自然界的。

改变自然界的正常进程，就是对自然的破坏。恩格斯关于麦粒的两种不同进程导致两种不同命运的比喻，蕴含着丰富的哲理。如果妄想把大自然磨碎，做成人类的生日蛋糕，那就是人类的毁灭。

人类破坏自然必然要遭到自然的报复。人类来自自然界，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恩格斯称此为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2]314既然人类与自然一体，那人类通过技术破坏自然，就是摧残人类自己。那不适应人类生存的自然界，便强加给人类。

恩格斯曾明确地提醒过我们，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往往隐含着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人类对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313。为什么近期效果与远期效果不同？为什么这种报复要滞后一段时间？技术急功近利，对眼前的利益盘算得很好。但因此破坏了自然的正常结构、正常状态和正常进程，其破坏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开始时自然界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超出一定限度，才会造成严重后果。

恩格斯进一步谈到最初人们只是留意他们行为的短期效果，但是到后来，他们会惊奇地发现“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2]316。为什么远期的后果同近期的效果会完全相反？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我们可以从恩格斯下面一段话得到启发。在他看来，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领域内，像“水往高处流”这样的排斥运动形式是不会发生的。“无论是岩石从山顶上崩落下来，还是水之所以能够下泻，形成这类现象的物理条件和化学条件都是这种力学范围以外的事情。所以在地球上的纯粹力学中，排斥运动或提升运动只能由人工造成，即由人力、畜力、水力、蒸汽力等等造成。”[2]138在地球引力作用下，水往下流是自然的，与技术无关。要使水向上流动，改变水流的正常进程，就必需借助抽水机。技术不自然，甚至反自然，凡自然的都不是技术。技术同自然相背而行，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就会相反。

技术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自然科学则不是。恩格斯说：“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2]303这话可解读为技术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大工业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6]。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从事蒸汽机制造的人们也无法想象得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2]314-315。当今，技术对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起着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的作用，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学习方式、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对技术的哲学意义、技术所蕴含的哲理、技术对哲学的挑战，以及技术对哲学发展的影响，应给予高度关注。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技术基础

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22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划时代的进步，唯物主义会改变形式。

众所周知，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把唯物主义提高到新阶段，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主要是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凭借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以及自然科学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惊人进步，人们已经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1]42围绕着三大发现之一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无机界起作用的机械力及其补充，包括势能、电能、热能、化学能等，其实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能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1]41。

对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两项技术成果：一是蒸汽机的发明，实现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这是当时生产中最普遍、影响最大的能量转化方式；二是热功当量的测定，表明上述能量转化过程遵循能量守恒定律。人类很早就能摩擦生火，实现了机械能向热能的转化。可是热能向机械能的转化，却等到18世纪才由蒸汽机完成。1705年英国铁匠纽可门发明了大气活塞式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和农田灌溉。1884年英国从事仪器维修和制造的瓦特对蒸汽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进，热机效率大幅度提高。卡诺在《关于火的动力和产生这种动力的机器的看法》一书的开头说：“研究蒸汽机极为重要，其用途将不断扩大，而且看来注定要给文明世界带来一场伟大的革命。”[7]1840～1849年间，英国酿酒师焦耳精确地测出了热功当量。焦耳说：“根据造物者的意旨，这些伟大的天然动力，都是不可毁灭的，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使用机械力，就总能得到完全当量的热。”[8]1850年焦耳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这被认为是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得到公认的标志。

恩格斯说：“由于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罗伯特·迈尔、焦耳和柯尔丁)而使能的转化得到证实。”“我们不仅可以证明，这种能在自然界中不断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且甚至可以在实验室中和在工业中实现这种转化，使某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总是相当于这一或另一形式的一定量的能。”[2]65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有两个来源：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近代科学实验需要一定的实验装备和动力，它是以技术为支撑的。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专门为发现能量转化所做的科学实验。没有蒸汽机、发电机、电动机等机器，就没有机器大工业，就不可能在生产中每时每刻都制造能量的转化。工业生产的作用远早于和重于科学实验的作用。先是技术制造了能量转化，然后自然科学家才看到了能量的转化。因此，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一大半是近代技术的功劳。

说起达尔文进化论，大家都称赞达尔文在贝格尔舰上的考察。但是对这个理论的创立贡献更大的是人工育种的技术。英国的工业革命引起了农业生产的变革，当时英国人工育种十分流行，达尔文对此进行了考察，这是意义更为重要的考察。

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恩格斯有十分科学的论述。恩格斯指出达尔文在其科学旅行中已经提出了“植物和动物的种是变化的”思想，不过他的这个思想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为了进一步探索他的这一思想，在达尔文的家乡，可供他进行观察和研究的正是动物和植物的人工培育。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工培育方面，那时的英国走在世界前列，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远远无法与之相比。“此外，大部分成果是在最近一个世纪获得的，所以要确定事实是没有多大困难的。当时达尔文发现，这种培育工作在同种的动物和植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那些公认为异种的动物和植物的区别还要大些。”“于是达尔文又研究了自然界中是否存在这样的原因：它们没有培育者的自觉意图，经过很长时间，会在活的有机体中造成类似人工培育所造成的变异。”[5]70-71恩格斯强调：人工培育在同种生物中人工造成的区别，比异种间自然形成的区别还要大，这对达尔文创立进化论有重要的意义。“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变得再也认不出它们本来的样子了。”[2]312

达尔文本人对人工育种工作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写道：“这关键在于人类的累积选择的力量；自然给与了连续的变异，人类在对他们自己有用的一定方向上累加了这些变异。在这种意义上，才可以说人类为自己制造了有用的品种。”[9]43他说人工育种就是人制造物种。他引用了人们对人工育种的赞叹。有人在谈到人工培育绵羊时说：“好像他们用粉笔在壁上画出了一个完全的形体，然后使它变成为活的绵羊。”[9]44又有人说：“选择是魔术家的杖，用这支杖，可以随心所欲地把生物塑造成任何类型和模式。”[9]44

人工育种和工业生产都是创造，都是预先设计的实现。人工培育出的一些物种，在自然状态下也是不可能出现的，如球胸鸽、长尾鸡，这也同工业产品相似。育种者创造了人工选择，达尔文才看到了人工选择，才由此发现了自然选择，才使贝格尔舰考察看到的物种变异的事实具有理论意义，于是创立了自然选择的学说。显然，人工育种考察的意义重于自然考察。所以，人工育种的技术是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关键。

此外，恩格斯关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他说：“特劳白的‘细胞’的意义在于：它们表明了，内渗和生长也是无机界中没有任何碳素参与就可能发生的两种现象。”[2]292他还指出，倘若人们某天用人工化合方法成功制造出蛋白体，“那么它们一定会显示生命现象，发生新陈代谢”[2]291。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细胞学说的意义。

由上述可知，技术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有重要贡献。近代技术在自然中和社会上引起的多方面改变，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四、 从自然唯物主义到技术唯物主义

既然工业制造物是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人工自然物，这对唯物主义哲学必然产生重要的影响，我试图运用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来讨论这个问题。

恩格斯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这个哲学基本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世界的本原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是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1]18在这里的自然界是“从来就有的”，与技术无关。但恩格斯又说：“人制造最广义的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是自然界离开了人便不能生产出来的。”[2]300那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需在自然界以外寻找来源。人工自然物来源于“人工”，即人所采用的技术，于是人工自然物有两个本原：第一本原是自然，因为人工自然物的原料来自天然自然。即使人工自然物的人工度已很高，也不能完全取消它所含有的天然自然成分，这是“从来就有的”。第二本原是技术，它同自然的结合物，是“从来没有的”。第二本原是从第一本原派生出来的，但两者不可相互取代。我们生活在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双重世界里，这个世界有双重本原也是可以理解的。本原也是个发展概念，也可以有不同的层次。

坚持第一本原，就是坚持传统的唯物主义，同时又承认第二本原，便形成唯物主义的新形式，可称为技术唯物主义。出现了从自然唯物主义向技术唯物主义的发展。

现代技术提出了许多新的哲学问题，如人工自然物不断飞速发展，出现了人工智能物，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关系、技术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机器的关系空前复杂，社会上物本主义思潮泛滥，等等。这些问题仅用自然唯物主义是很难解决的，这就需要应用技术唯物主义。

恩格斯指出了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1]18这里说的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指思想能否正确认识世界。过去的许多唯物主义者、可知论者讲到能认识世界就止步了。但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506思想与现实关系更重要的是用正确的思想指导改变世界的实践。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技术具有实践的品格，是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它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应有重要的地位。

技术造物前，预先会对所要制造的物进行设计。恩格斯说：“从十字军征讨以来，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并随之出现许多新的事实，有力学上的(纺织、钟表制造、磨坊)，有化学上的(染色、冶金、酿酒)，也有物理学上的(眼镜)，这些事实不但提供了大量可供观察的材料，而且自身也提供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实验手段，并使新的工具的设计成为可能。”[2]28-29设计与认识有本质区别，科学理论是对已有事物的认识，技术设计是对尚未出现的事物的构想。他还说，工业“能引起自然界中根本不发生的运动”，“并且我们能赋予这些运动以预先规定的方向和范围”。这种“预先规定”便是设计，并由此制定出技术规则。

关于设计的本质，马克思有精彩的论述。马克思将筑巢的蜜蜂和人类建筑师进行对比，看起来蜜蜂筑巢的本领为许多建筑师所不及，但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在他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0]建筑师先在头脑中设计(想象)建成蜂房，然后才用蜂蜡制造出蜂房。人造物是设计的实现，是思想的物化。

所以，科学认识和技术制造是两种不同的进程。先有石头，然后才有对石头的认识；先有关于手机的设计，然后才造出手机。科学认识的进程是从物质到精神，技术制造的进程是从精神到物质。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物质生产精神，精神创造物质。

因此，我曾提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应包括第三方面：人类能否变革世界？创造新的自然界？精神能否变成物质，精神能否创造物质？[11]

现在看来，对自然唯物主义而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确只包括两个方面；但对于技术唯物主义，还应包括第三方面。这也是技术唯物主义与自然唯物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归根到底，这是因为技术具有不同于科学的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