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汉字简化探析

丁 明

(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认知是心理学研究范畴中的重要概念，其本质是一种心理过程。人认识客观事物并从中获取和掌握知识的过程便是认知。认知的内涵十分丰富，与心理学上的认知相比，认知语言学领域内认知的概念要相对宽泛一些，赵艳芳指出：“在认知语言学中，认知属广义的，即包括感知觉、知识表征、概念形成、范畴化、思维在内的大脑对客观世界及其关系进行处理从而能动地认识世界的过程，是通过心智活动将对客观世界的经验进行组织，将其概念化和结构化的过程。”[1]此外，王玉新将认知从语言学研究中剥离出来，并与汉字学的研究相结合。其指出：“所谓认知，无非是指认知主体借助一定的符号形式同认知客体发生一定的联系并使认知客体有序化的过程。”[2]23无论是心理学上的认知，还是语言学或文字学领域的认知，虽然在表述及内涵上存在一定差异，但本质都是相同的。结合以上及学界的相关观点，我们认为认知包含两个基本阶段：一是获取知识阶段，二是掌握并应用知识阶段。人作为认知主体，依靠注意、知觉、理解、记忆、思维等心理活动，将认知客体抽象化、概念化、符号化，而后将这些内化的抽象信息转化为特定行为并向外输出。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便是认知。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它们都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产物。一方面，人们在认知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概括出语言、文字等“特定行为”；另一方面，这些“特定行为”逐渐在社会群体中固化，成为人们认知的中介工具，刺激认知主体做出相应的反应。因此，语言和文字在使用过程中一定带有着某些认知的特性。

汉字简化是汉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形体演变现象。以往研究在解释汉字简化时，常常从社会变迁、生理原因、书写材料等方面进行论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但“汉字是汉民族认知实践的产物”[2]22，汉字在使用过程中趋简的倾向势必蕴含着书写者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体现着一定的认知心理学原理。因此，本文以部分简化汉字为例，追溯其演变的历程，并结合认知心理学中注意、知觉以及思维的相关理论，挖掘汉字简化现象中体现的认知心理层面的原理，希望能够为汉字简化的研究提供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注意与汉字简化

注意是心理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注意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和集中”[3]，指向性与集中性是注意的基本属性。指向性就是指事物自身某些突出的部分会吸引认知主体的过多关注，而集中性则是指认知主体会对引起注意的部分保持高度的紧张。在认知过程中，人的精力往往是有限的，认知主体对所接触的事物信息具有一定的选择和筛查，引起注意的部分往往会得到意识的持续关注和高度紧张，而这也势必会导致其他非必要部分被忽视或省略。此外，当所接触的信息不熟悉或几种信息具备同等效用时，认知主体也会将注意力进行转移和分配，以保证能够有效处理多种问题。因此，注意具有选择和分配的功能。下面我们便从注意的两个功能入手，讨论它们在汉字简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注意的选择功能与汉字简化

注意的选择功能在汉字简化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实验方法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实验证实：人们在识别汉字时是存在层级关系的。彭聃龄、王春茂在《汉字加工的基本单元》中指出：“汉字的加工要经过笔画、部件和整字三个层次。”[4]也就是说人们在识别汉字时，不仅只有汉字的整体会引起注意，笔画、部件等内部要素也会引起认知主体的注意，这就会导致汉字整体与汉字内部、汉字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对有限的注意资源展开竞争。加之汉字数量不断增多、汉字使用频率不断提高以及人们对工作效率要求不断提升等外在因素，为了满足人们的日常使用，汉字必须朝着更加方便、简洁的方向发展，因此汉字有必要对自身及构件、笔画等做出选择和取舍。但具体要将什么部分保留、将什么部分省略，或是先省略哪个部分、后省略哪个部分，这些都是有一定规律和步骤的，并不是随意进行的，这也正是注意的选择功能在汉字简化中起到的作用。有些汉字在保证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逐渐省略了一些非必要部分，而某些在识读或是表意上都十分关键的部分往往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也就被保留下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一些简化而来的简体字逐渐被社会群体所接受，且写法逐渐固定下来，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简化字。我们以“龟”为例。

“龟”是“龜”的简化字。“龟”最早可见于甲骨文时期，甲骨文作“”（《屯》859）、“”（《花东》449）、“”（《花东》450）等形。金文作“”（《龟爵》13.7535）、“”（《弔龟父丙簋》06.3427）等形。《说文》小篆作“”。隶书阶段，汉字变化不大基本延续小篆写法，作“”（《隶辨·卷一》）。在后代的书写过程中，该字进一步减省作“”（《集成》本《风筝配·第二回》）、“”（《草韵辨体》）等形。现代简化字“龟”采用了草书楷化的方法，字形进一步减省。

我们虽然没有将龟字的全部形体一一列出，但从几组较有代表性的例子中，可以很清晰地发现，其演变规律大体上是由繁至简的，这基本符合汉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将龟字的形体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汉字初创时期。此时汉字总数量和使用频率都相对较少，因此人们往往会更为细致地描摹事物的状态，这在甲金时代的龟字上体现得十分明显。龟的头部、四肢以及尾部都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部分字形甚至连龟背上的花纹都很清晰地刻画出来。二是篆隶时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小篆及隶书字形已经较甲金时代的文字简省了很多成分。一些小的细节方面，例如乌龟的脚趾、头部以及龟壳的修饰物等逐渐被忽视和省略，而龟的身体各部分依然有所保留。第三个阶段便是行草书时期。原有乌龟的形态基本已经看不到了，字形已经相当抽象，只保留了原有字的整体轮廓特征以保证其基本的识读功能。从龟字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可以看到：当龟字的象形性较强时，首先省略的部分是足与壳上的修饰物，而龟的身体轮廓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当龟字象形性极大削弱时，首先省略的部分是字内一些较为繁杂的部分，而字的外在轮廓基本上被保留下来。因此，汉字在简化时首先选择保留的通常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或是特征明显的部分，而一些较为繁杂且实际作用不大的部分就会被舍弃掉。这些都是注意的选择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

（二）注意的分配功能与汉字简化

除了上述的选择功能之外，注意的分配功能在汉字简化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当认知主体面临多种信息刺激时，并且多种信息自身的优势相当，那么认知主体便不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选择。通常认知主体在保持注意一个事物的同时，会有效地转换指向的对象，对有限的注意资源进行转移和分配，以保证多种信息都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需要强调的是，当认知主体将注意力分配给其他事物时，对当前事物的指向仍然是有效的，仍然是保持高度紧张和集中的。当前事物与注意到的新事物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并列存在的关系。注意的分配功能在汉字发展中主要体现在：一些形体相对繁难的字产生的时间通常较早，理据性也较强。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有造字时的理据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社会，且受到汉字发展整体趋简的影响，人们往往会将注意视角转移至同类别的、写法更加简便的构件上，从而达到简化汉字的目的。由于认知主体对形体繁难的字仍然保持指向和集中，因此新产生的、形体相对简单的字构意虽然发生变化，但理据应该能够与前者达到高度的契合。我们以“尘”“灿”等字为例。

张书岩等认为“尘”最早见于唐代的敦煌变文写本中[5]。“塵”产生的时间要早于“尘”。塵，从鹿从土，取鹿群奔跑扬起的沙土之义，应为会意字。此形体结构较为复杂且笔画较多，使用起来相对困难。因此在注意分配功能的作用下，人们在使用中逐渐将注意力转移至更加简洁、更加方便书写的构件“小”上，“尘”字便逐渐被使用群体接受，与“塵”构成异体关系。尘，从小从土，小粒沙土即为尘，会意字。与原字相比，构件替换之后笔画大大减省且构意合理，达到了简化的目的。此为替换表义构件例。

此外，还有一些由现代群众创造的形声字，如“灿”“补”等，这些简化字也能充分体现注意的分配功能在汉字简化中所发挥的作用。“灿”是“燦”的简化字，在古书中尚不多见。现代群众在简化汉字时，将示音构件“粲”替换为写法更加简单的“山”。“补”也是由“補”替换示音构件简化而来。此为替换示音构件例。因此，以上这些汉字简化时所采用的构件替换的方法，其实质便是注意合理分配的结果。

二、知觉与汉字简化

知觉同样是心理学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知觉是人们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是比较基础和初级的心理过程。所谓知觉，就是“对事物各方面感觉特性的整体的、综合的反映”[6]63，是对事物全面的考察和综合的评判。20 世纪初，西方心理学界出现了一支较为重要的流派——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也被称为“完形心理学”，其主要强调心理过程的整体性，认为整体并不是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格式塔心理学一经产生，便迅速在西方现代心理学界占据主流地位，其部分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极大地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在知觉的研究领域，正如王鹏等提到的：“知觉是格式塔心理学最重要而又最有特点的领域，在这一领域格式塔学派的贡献比任何一学派都大。”[7]229因此，这部分在讨论知觉与汉字简化的关系时，我们主要采用的是格式塔心理学对于知觉的相关观点。格式塔心理学在知觉领域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知觉组织原则，也被称为完形组织原则，即相似原则、接近原则、闭合原则等。下面我们便以部分知觉组织原则为例，讨论它们在汉字简化中发挥的作用。

（一）相似原则与汉字简化

所谓相似原则就是指人们在感知客观事物时，形体上相同或类似的事物容易被看成一个单位。如图1 所示，各个图形都是等距分散分布的，每一横行的图形是相似的，不同行之间的图形存在着明显的形状或是颜色的区别。我们在观察这幅图片时，通常不会从纵向上去归纳，而是更倾向于从横向上入手，将每一横行的图形看作是一个整体和单位。这便是知觉的相似原则。在汉字简化中，知觉的相似原则主要体现在相似形体的归并与替换上。有些汉字在演变过程中，由于形体十分相近，因此在使用时逐渐被归纳为一个整体。我们以“果”“番”“胃”为例。

图1 相似原则示意图

从以上《说文》中的解释可以得知：以上三字在楷书阶段虽然都包含构件“田”，但三者原本所指代的事物其实并不相同。果字中的“田”源自果树的形状；番字中的“田”源自兽足之形；胃字中的“田”源自胃部填满食物的状态。以上三个构件所表示的本来不是同一构件，而由于三字的形体在后期演变中极为相似，且与“田”的形状较为契合。在知觉相似原则的作用下，类似的形体被看作是同一个单位，因此后代人们在使用中便将这几个构件归并至一个。通过减少汉字以及汉字中构件的形体数量达到方便记忆和书写的目的，是汉字简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以上便是知觉的相似原则在汉字简化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二）接近原则与汉字简化

知觉的接近原则是指相对距离较近的两个事物容易被看作是一个单位。如图2 所示，有些正方形彼此距离较近，而有些正方形之间彼此距离较远。我们在观察这幅图片时，习惯将相对距离较近的两个正方形看为一个整体，这便是知觉的接近原则。知觉的接近原则在汉字简化中体现最为明显的一点是：相对距离较近的笔画和构件可能会逐渐黏合在一起，黏合后的形体较之前的形体更加简洁。我们以“更”“曹”等字为例。

图2 接近原则示意图

上面两个例字在古文字阶段本由多个构件组合而成。但发展至今文字阶段后，原有的构件之间开始发生黏合变异，构件数量整体减少，笔画数也相对减少，实现了汉字的简化。究其原因，知觉的接近原则在其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更”中的两个构件“丙”“攴”原本呈上下结构，构件位置相对较近，人们在使用过程中更加倾向将二者看作是一个整体。“曹”中两个“東”写法过于繁琐，且二者位置比较靠近，因此人们在书写时逐渐将二者合并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构件。这些汉字的简化都是知觉接近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

（三）闭合原则与汉字简化

所谓闭合原则就是指：“刺激的特征倾向于聚拢成形时，即使其间有短缺处，也倾向于当作闭合而完满的图形。”[7]99如图3 所示，图中各个元素之间彼此都是分离的，不存在连接的情况。但我们在观察这幅图片时，习惯于将这些元素看成一个整体，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散乱的元素能够聚拢成为“老鼠”的形状，而观察者心中对此形状也已经有了心理预设，因此人们倾向于将各个散开的元素聚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且闭合的图形。这便是知觉的闭合原则。在汉字发展进程中，闭合原则不仅仅体现在部分汉字笔画组成的封闭上（如“囗”“口”“回”等），更主要体现在汉字整体结构的封闭上。所谓汉字结构的封闭主要是指汉字各个构成要素逐渐向汉字中心转移和靠拢，呈现出闭合的整体特点。汉字形体内部重心更加稳定，外在的轮廓也趋于规整。为了呈现更为紧凑的结构状态，汉字在发展中势必会省略一些不必要的成分，并不断调整书写笔形。在此过程中，汉字便达到了简化的目的。我们以“涉”为例。

图3 闭合原则示意图

我们从涉字的形体发展脉络来看，虽然也存在诸如加义符这样形体繁化的阶段，但其发展的整体趋势依然是简化的。这种简化在构件的减省和归并上体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体现最明显的是汉字结构的规整和笔形的简略，而这主要得益于知觉的闭合原则。在甲金时期，汉字及各构件的置向很不稳定，且在能够正常表现构意的前提下，组成汉字的各个构成要素通常很散乱。但随着汉字不断发展，原本在两足中间的河水向左转移，原本分属于河水两侧的足形叠置在右侧。汉字各构件间的联系逐渐紧密，构件与构件的对应更加整齐，各个构件呈现出向中心聚拢闭合的态势。不仅如此，为了能够适应结构的变化，笔形也由原有的弯曲繁难逐渐向笔直简练过渡，使汉字整体的轮廓呈现“方块状”的特点。以上便是知觉的闭合原则在汉字简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通过以上我们可知，知觉组织原则在汉字简化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需要强调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每一种组织原则在汉字简化中发挥的作用通常是不同的。有些作用于汉字的构成要素上，有些则作用在汉字的整体结构上。二是一个字在简化过程中可能涉及到多种知觉组织原则，汉字的简化并不是某一种组织原则单独发挥作用造成的，通常是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思维的推理与汉字类推简化

与注意和知觉相同，思维也是人们的认知过程之一。与前两者相比，思维更加复杂也更加高级。“思维是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6]238通过思维，我们可以利用以往熟识的事物来推断出尚未可知的新事物，认知主体对新事物了解和掌握的过程是间接的。而之所以我们能够通过思维间接地推断出新事物的种种特性，是因为事物原本的属性以及事物之间规律性的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思维正是对这些基本属性和客观规律的概括。因此，思维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概括性是间接性的基础。”[6]238

推理是思维的表现形式之一。所谓推理就是指我们利用已知的条件和线索推断出新结论的过程。在认知心理学的视域下，推理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但在两大推理方法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独特且重要的思维推理方式，即类比推理。之所以称其独特，是因为其同时具备归纳推理和演绎推理的某些特性，但又不完全与二者等同。“一种（观点）认为它与归纳、演绎推理具有同一种推理模式”[8]，另一种则与其截然相反。关于这个问题，本文在此不作过多讨论，我们仅从类比推理的基本概念出发，探讨其在汉字简化中所起到的作用。

类比推理是指两个事物具有相同的要素时，根据其中一个事物要素的特征来推断另一个事物中的要素同样具备此种特征的推理方式。这种思维推理方式在汉字简化中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类推简化的运用。所谓汉字类推简化是指汉字中相同构件进行简体写法的替换，从而达到成批量、成系统的简化。在认知心理学的视域下，类推简化就是思维类比推理作用下的结果。我们以“贝”组字为例。

“贝”是“貝”的简化字，“贝”的写法主要来源于草书，最早可追溯至汉代。吴皇象《急就章》作“”。后代人们在使用中将其草书形体楷化后得到简化字“贝”。那么以“贝”作为构件的汉字，如“負”“貞”“贖”“則”“狽”，使用类推简化的方法应当简化为“负”“贞”“赎”“则”“狈”。

上例中，没有简化的“貝”“負”“貞”“贖”“則”“狽”等字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要素——构件“貝”。当“貝”简化为“贝”后，类比推理的思维方式便开始发挥作用。人们会主动将视角转移至包含相同要素（即构件“貝”）的其他汉字上，并推断出其他汉字中此要素也应保持一致，那么以“貝”为构件的一系列字便实现了整体的简化。这也就解释了在新中国刚刚颁布《汉字简化方案》之时，因为字表的一些规定不是十分周密，常常出现的一些“群众自造类推字”。如字表规定将“兒”简化为“儿”，那么以“兒”为构件的“倪”被一些人写作“”。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写法，但在此例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在类比推理思维方式的指导下，人们使用汉字所受到的影响。

四、结语

本文主要以汉字简化为核心，结合认知心理学中注意、知觉以及思维的相关理论，探讨汉字简化所体现的认知心理学原理。汉字是汉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字的产生、使用和发展势必带有着汉民族的认知特点。而注意、知觉以及思维都是比较重要的认知阶段，也是认知心理学重要的研究范畴。利用认知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去解读汉字的简化现象是可行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些不同学科交叉比较的研究方法能够为繁简字属性的相关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也能为其他的跨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一些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