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蒋海彬,王凤枝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内容紧扣大学生成长中的基本问题,着眼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引导大学生树立远大理想,陶冶高尚道德情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社会主义法治观念[1]。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内容的特点要求教育素材贴近大学生活、教育形式能激发大学生主动参与、教育方法应灵活多样、教育理念以师生互动为主。因此,解决学生思想问题、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引发学生深入思考、促进学生思想升华的课堂讨论,就成为“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
议程设置理论是美国学者麦库姆斯(McCombs M.)和肖(Shaw D.)于1972 年提出的舆论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公众的意见、思想受到媒介发布信息的主题、阐释角度的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公众按照媒介提供的信息类型、属性来思考问题,从而媒体对某信息的强调程度同公众对此信息的重视程度成正比[2]。该理论常用于舆情研究之中,又称舆情议程设置。
“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过程的实质就是将“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信息传递给受教育者,改变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体状态的活动[3]。信息是客观的、物质的,可以以光波、声波等形式存在;同时,信息内容则是主观的、意识的,信息中往往渗透着信息发布者主观思想、心理、意识和情绪。如何将教育者的情感、思想、知识、理念传递给受教育者,是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育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与一般理论知识学习不同的是,“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学习是一个从内到外、从思想到行为的连贯过程。教育者讲授的“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信息要被受教育者关注、吸引并能理解和记忆,从而才能进一步贯彻到日常行为之中,成为自觉行为习惯。而教育信息被关注、产生印象、主动获取相关知识或信息被积极理解,取决于信息的可变度和信息的“密集程度”两个方面。某一信息与周围信息的差异程度成为可辨度[4]。某一信息与周围信息的差异程度越大,可辨度越高,越能引起阅读者的注意,并能产生深刻的印象。信息的“密集程度”,也就是相同信息或者相近信息的数量。同一含义的信息数量越大越能使人产生深刻印象,人们常说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就是刻意提高信息的数量,使人产生深刻印象、防止遗忘。因此,议程设置完全可以应用到“思想道德与法治”之中,通过发布教育信息主题、阐释角度、改变信息属性等方式来影响受教育者,即通过增强讨论信息可辨度,引发受教育者深入思考,通过增加教育信息类型、增强其“密集程度”等形式,刻意增强某个讨论侧面的关注度,引导受教育者向预定的讨论方向实施讨论。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讨论视域下,议程设置的层级设置主要包含三个基本层级:
第一层级的议程设置称为“议题设置”[5]。“议题设置”也就是教育者设置并发布课堂讨论题目,引起受教育者充分关注,并充分认识到讨论题目的重要性,对自身适应大学生活、端正学习态度、塑造高尚人格、树立人生理想、实现人生价值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就是教育者通过课堂讨论具体内容、描述角度、形式等属性的设置,使教育对象关注讨论内容的基本属性及重点侧面,这一层级的议程设置称为“属性议题设置”。在此层级中,教育者要根据教育目的,提高某一方面的重点讨论信息的可辨度和信息的“密集程度”,隐蔽或者忽略与重点讨论信息相矛盾或者无关的信息。博弈论研究认为,人们认知过程受到群体或者环境的影响,通过掌握媒体工具有意扩大、过度解释或者省略宣传细节,会产生人们关注或忽略的这些信息,从而产生对某事件的看法或意见。这些看法和意见与媒体宣传目的相一致,从而达到媒体宣传的目的[6]。因此,教育者要选择恰当的讨论信息属性、优化信息发布顺序、改善信息呈现方式、暗示受教育者对教育议题的思考角度、引导思考方向,从而得出正确的讨论结果。第三层级的议程设置是受教育者与所在群体成员之间进行充分讨论、沟通并达成共识,这一层级的议程设置称为“议程融合”。“议程融合”的实质是受教育者在所属小群体内充分表达个人对议题内容的见解和主张,群体内个体之间充分交流、意见充分碰撞和整合,形成被群体内所有个体认可的群体意见或价值理念。通过第三层级的议程融合,群体内的个体意见在群体心理、情感及其他个体意见的作用下逐渐明确化、理性化,逐渐向群体意见靠拢和转化。群体意见是群体内每个个体意见的综合,具有每个个体的个性特征,也兼具整体的共性特征。群体意见以观点、结论、理念、做法、目标、思维方式等形式呈现出来,成为被群体内个体认可的结果,并在行为中主动贯彻。
由于受教育者的生活空间和工作范围相对固定且精力、时间有限,他们不可能通过直接感知外界事物、参与事件发展而获得信息,必须通过相关渠道获得现成的信息。在网络时代,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利用手机、电脑获得外部信息,这些信息对受教育者的意见、情绪、价值理念等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教育者发布的教育信息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信息的干扰、排斥或抑制,从而对教育议题讨论方向的正确生成产生影响,甚至偏离正常轨道,导致课堂讨论失败。基于此,教育者在推送课堂讨论议程信息时要降低与议题信息相矛盾的网络信息、社会突发事件、社会热点的可辨度,将其隐藏议题信息之中,排除其对议题设置内容的影响,使议程讨论顺利进行。
在“思想道德与法治”学习中,教育者通过对社会信息、学校信息、教育内容的重新加工整合,以PPT、教育语言、课后讨论等形式将相关教育内容贯穿网络教学平台、QQ 群、微信群、日常交流中,以营造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小环境。教育者在构建课堂讨论环境时,要合理编排讨论内容的结构和顺序,通过集中发送信息、深度解读、排除疑问、忽略无关信息等手段,有次序、有节奏地向受教育者发布讨论内容。同时要把握讨论内容的发布技巧,尽量以突发事件、热点问题、关注焦点为切入点,选择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视频、图片、符号等动态化形式的信息载体,讨论信息发布的数量、深度要适当,满足受教育者好奇、求知、自身发展等需要。教育者针对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讨论议题发布教育信息,这些信息是“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中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入理解的内容,如人生理解、人生价值、道德、法治思维等。教育者发布的教育信息要针对教育议题,并能引起受教育者关注,但不能夹带与教育议题信息相背或无关的信息。
在网络社会中,随着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信息接收设备的普及,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基本格局,人们拥有更多的信息选择权利,信息传播方式由传统的线状传播变为网状传播。大学生也被“浸润”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之中,他们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样、信息接受能力高超且精力旺盛、好奇心强。在接收“思想道德与法治”讨论信息之前,受教育者已拥有大量社会信息,头脑中已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先在结构。根据美国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不协调理论,每个人都力图排斥与他们已有的观点、理念相背离的信息,而主动选择和接受与他们的态度、意见相同或者相近的信息。意见相同或者相近,可以使受教育者在群体中有强烈的归属感,进而增强自信心和行为动力。有时人们为了避免成为异类而主动寻求与群体信息相似的结合点,并将个人观点与群体观点结合成相统一的“观点合金”,将个人融入集体之中,增强个人“气场”,从而使自身获得强大的精神支撑。因此,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讨论课中,应给受教育者以充分的讨论权利,将个人意见与他人意见充分融合、交叉,使群体意见能融合个人意见的因素,从而得到正确的讨论结果,凝练出群体意见,得到每个参与讨论个体的认同,并主动地在行为中体现出来。
受教育者参与“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动力来自个人需要的满足。调查表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一般在大学第一学期开设的学校占90%[7],该课程的主要教育对象是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刚刚入学的大学生的主要需要包括适应性需要、目标性需要、精神性需要、发展性需要等。这些需要的强弱程度依次为:适应性需要、情感性需要、目标性需要、发展性需要。适应性需要最强烈,是应该首先被满足的需要。因此,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讨论的议题设置应首先着眼于大学新生的适应性需要的满足。适应性需要主要包括环境适应、学习适应、成长问题适应。为满足大学新生的适应性需要,教育者应以受教育者的思想困惑为切入点,推送契合他们心理的信息,解决生活困扰、情感纠葛、心理适应等暂时性问题,将个人问题的解决推广到人生问题的思考,将个人责任的承担延伸到社会责任的担当,将自我适应的调整拓展到社会适应的层次,不断实现受教育者自身适应性需要,与“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内容实现对接。
随机、分组、整体等形式的讨论结束后,教育者应适时归纳讨论结果,并将讨论结果升华为“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目标,并可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讨论需要实现的初始目标是受教育者当前问题的解决、疑惑问题的解释、未来发展的指导。但是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这些问题解决的层面上,在解决眼前问题的同时,还需激发受教育者深入思考,逐步升华到理想信念、历史使命、人生追求、道德品质、法治思维等“思想道德与法治”教育内容中。教育者要将讨论结果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区别不同类型的结果加以处理和分析。教育者要及时纠正受教育者讨论中的不当语言和错误见解,解释他们言论出现偏差的原因。对于没能得出明确结果、存在疑惑的问题,教育者应给予适当的启发,留作课后继续搜集信息、进一步深入思考,也可以给出科学、合理、明确的答案。对于存在共识性的讨论结果,教育者应该将其进一步升华,上升到国家、社会、个人人生发展层面上,紧扣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教学内容,达到预定的教学效果。
课堂讨论不但是完成“思想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的一种教学形式,也是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互相沟通意见,建立和谐关系的主要渠道,更是解决学生思想问题、引导学生思想升华的重要形式。议程设置应用于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讨论之中,使形式随意化、参与自愿化、结果模糊化的课堂讨论变得科学化、理性化、逻辑化。舆情议程设置充分发挥了其优点,使课堂讨论题目能引起受教育者的讨论兴趣,讨论过程更加程序化,排除了无关信息,营造了良好的讨论环境,增强了参与讨论人员的动力,对于教学内容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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