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肖靖然,刘建涛
本刊核心层次论文
经济·生态·人本:马克思科技思想的三重审度
肖靖然,刘建涛
(辽宁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1)
马克思对科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辩证审度,这种辩证审度包括三个方面:即科技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审度;科技是促进废弃物循环利用和减量化排放、破坏环境的生态审度;科技是提升人的社会性和促进人的能力发展、破坏人的身心健康的人本审度。
马克思;科技;经济;生态;人本
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具有优化与破坏的二重性,它突出地表现在经济、生态、人本等方面。马克思对科技的这种悖论性进行了辩证审度,对其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技的社会属性的认识,从而采取正确的科技态度和政策。
科技活动作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与肯定。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是多种因素综合的一种力量,而科学与技术就是其重要的构成要素。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1]94科学是对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规律性认识,技术则是科学在生产中的具体运用,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大规模地转化为技术,因而科学和技术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二者的界限不断被打破。马克思认为,科技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科技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以此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的典型形态,因为靠延长工作日长度生产的方法在封建社会也存在,它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第二个方面,马克思指出,在大工业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推动“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1]95向科学过程转化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已经把生产过程自觉地转化为力学、化学、工艺学……这主要体现在大机器生产的过程中,以及以机器体系为固定资本的发展中。譬如我们从自然科学中可以得出对化学和力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从而改进机器质量或生产出效率更为高效的机器,也可以把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过程进行分解,从而利用科技的理论解决其中遇到的问题。第三个方面,科技作为生产力的软因素,可以影响、提升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和量,进而使科技潜在的力量转化为现实的力量,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在现实财富的创造中劳动时间和已耗费劳动量的比例逐渐减少,而科学技术的比例逐渐提升,日益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
生产力是在生产中改造自然界以生产人的物质生活的力量,而生产关系是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类项就是生产,二者同源,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不能理解为一种实体决定另一种实体,或者生产力先发展,发展起来之后再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同源性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就是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这种“同时”性并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后因果关系,而是根据上的因果关系或体用关系。而科技是生产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和可变量,因此,当科技及其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就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变革有量和质两种方向。
量的方面是指科技不断发展从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持续发展,同时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性质范围内不断变革,否则资本主义生产力无法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的变革又会推动一系列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的变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2]34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变革本质上就是各种感性交往形式的创造,而新的感性交往形式的产生就意味着生产关系的调整或变革,譬如保险公司的产生就意味着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的到来,新的产业部门的产生也意味着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的到来。一旦新的感性交往形式产生了它就会或早或晚得到法的承认,因为这种新的感性交往形式是获得财产的新方式。质的方面是指科技不断发展持续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也无法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只有铲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力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生产关系就会突破资本主义的范围,实现质的飞跃和发展,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更适合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而这种突破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摆脱了价值的支配,财富也不再以价值或劳动时间为衡量标准,从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就会崩溃,个性就会得到自由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2]579
科技本身就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一定会产生悖论,它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它们作为商品只有在市场上成功售卖才能把凝聚在商品中的剩余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进而回收。但是马克思指出:“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3]97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就是工人的工资,它的界限就是必要劳动,也就是工资不会超过再生产他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所代表的额度,甚至资产阶级还会想方设法把工资降到必要劳动以下,这样就能降低生产成本。但是资产阶级在自己的企业里压低工资,使其不超过必要劳动的界限,同时又希望工人在走出自己的企业走到社会中去的时候有足够的购买力,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会导致工人工资的缩减,进而导致工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随着科技进步,生产出了大量的商品,但工人的工资又不足以购买商品,这样的矛盾如果不断地发展下去,最终就会导致财富的两极分化,进而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了怎么办?一种方法是把商品存放到仓库,存放起来不投入市场,这样资金链就会断裂,或者开拓新的市场。另一种方法是把生产出来的财富和生产力毁掉,重启市场需求。马克思认为这种克服经济危机的方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2]37。因此,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会造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可持续性。
马克思吸取了唯物主义者摩莱肖特的“物质转换”观点和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归还定律”观点,认为人与自然之间在不停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在这种人与自然的变换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废弃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废弃物是绝对无用的,实际上它是放错位置的宝贵资源。马克思认为,废弃物仍然具备一定的生产价值,并且资本家为了节约成本和原料,一定会利用科技的力量把从生产领域产生的废弃物重新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和价值的承担者。这种转化的过程一方面要发现废弃物的新属性,另一方面要直接成规模地收集起来重新投入另一个生产部门,以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这两个方面都离不开科技在生产中的自觉应用。马克思指出:“化学会创造出一套方法,把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残余物即废物重新投入再生产循环过程。”[4]不仅化学,物理学通过机器同样可以实现废弃物的重新利用。例如英国的丝织业中通过对机器的改良,废丝被制成具有多种功能的丝织品,依靠科技的进步实现了变废为宝,减少了生产的废料。英国从1848年起,由于改变了蒸汽机的操作方式,从而使煤耗量得以减少。可见,利用化学、物理学等科学的力量可以使废弃物资源化,因而马克思主张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
科技及其进步不仅能够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循环利用废弃物,而且还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废弃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从根本上减少对环境的压力。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要利用科技及其物化的机器、机器体系等先进的生产工具,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5]。一是改进生产工艺。例如生产程序、生产方法和规则等。生产工艺的进步能够提升生产效率,减少废弃物的排量,而生产工艺的进步则离不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自觉应用。二是改进生产资料。马克思指出,废料产生的多少主要取决于原料的质量和机器的质量,机器越是完善和改良,原料本身的质量越好,生产过程中废料产生的就越少。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将通过改进方法、改良机器等途径来促进废弃物的减量排放,比如将原本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等,甚至可以将其转化为药品增加企业的经济收入。马克思又引用《工场视察员报告》中所列举的事例进行说明,破烂毛纺织物和废毛以前人们懒得收集,但自从一种既破坏棉花又不损伤羊毛的方法被发明以后这些废料得到大量的收集和再利用,从30年前的每吨4镑多飙升至1863年的每吨44镑。还有爱尔兰和英格兰以前的租地农场主很不愿意种植亚麻,原因就是加工中亚麻损失率高,多达28%—30%,产生的废料太多,但自从采用新的方法和改进的机器以后,大大提高了加工亚麻的效率。因此,这样的损失,用较好的或改进的机器即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是可以避免的。
马克思认为,科技和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应区分开来,就像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应区分开来一样。科技是改善环境的力量,但是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却导致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是受资本支配的。资本为了更高效地生产剩余价值必然要占有、利用这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科技力量。而资本的发展不是无限制的,它内在地包含着种种限制,自然界就是它的限制。自然要素及其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本的增殖是无限的,这种有限和无限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资本为了扩张必然要越过自然的限制,这样就会导致对土地、森林、河流等自然要素和资源的过度开发。而作为资本化的科技从属于资本的扩张逻辑,和资本携起手来成为破坏环境的力量,这样科技就沦为资本家逐利的工具,成为与自然对立的力量。
在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活动也会对自然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自然界还可以通过自身的能力得到修复。而在以大工业生产为主的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科技的资本主义应用已经严重危害到了自然界,自然界无法依靠自身能力得以修复。并且资本家无意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金钱是他们生产和生活的唯一目的。因而资本家利用一切科技力量去剥夺自然,以便把自然商品化和货币化。这样,以科技为内在驱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破坏了气候、导致了海洋污染、土地肥力的丧失、森林的减少。尽管马克思提出了要利用科技力量将废弃物物尽其用,但也只是在有利于资本增殖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如果科技有利于环境改善而不利于资本增殖,那么这样的科技在现实中一定会受到资本的限制。总之,“资本形式的梦想,是彻底的无限性……它榨取着这个星球和它的居民,以求得自身之自由;但对后者而言,‘资本之梦’已经成为他们的噩梦。”[6]
马克思认为,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中的具体的、现实的人,而人与人之间是通过生产中介的社会关系的纽带而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是和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科技不发达,不可能在生产中大规模应用,因而交往、交通工具落后,这就导致生产是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到来,为了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一定会缩短商品流通的时间,譬如商品从产地到销售地、原料从产地到生产地的流通时间。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发明先进的交通运输工具,以时间换取空间,这样的生产要求就促使了火车、轮船、电报、铁路、机器等的发明和发展。而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的先进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和发展,把世界各地的生产和消费联系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也就意味着人的社会性、社会关系的世界性发展,甚至包括精神及其产品交往也是世界性的了。人的社会性在前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极其有限的,譬如奴隶是完全没有自由的,农民虽然有了一定的自由,但被束缚在土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则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性和片面性中解放了出来,成为了世界历史的个人。马克思指出:“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7]
资本和科技极大地促进了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使劳动工具、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得到了革新,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地域上的横向流动和阶级上的纵向对流。可以说,18世纪交通运输工具的发明、通信工具的进步等促进了社会内在要素之间、各个地域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打破了原本单一、封闭的交往方式,拉近了人们的距离,缩短了时间,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世界性的趋势。而这一点在今天尤为明显,甚至已经形成了相互包含和相互交往的命运共同体。
科技的发展会创造出使用科技的人,因而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发展。科技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多领域性会造就人的多方面能力的发展。同时,以科技的大规模应用为基础的大工业生产会形成多方面的需要,塑造全面的能力体系。因为科技的发展会导致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质的提高必然是新型分工的形成,而分工越细化、专业化就越要求培养相应的人才。因此,科技成为生产的职能因素,生产、科技、分工之间相互促进,从而推动着人的能力的多方面发展,生产出个人能力和关系的全面性、普遍性。马克思指出:“能力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3]56而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已经成为科技、工艺学的自觉应用,二者相互促进,形成了共谋的关系。可见,科技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人的能力的发展,其中还包括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所推动的人的能力的发展及其成果被资本所利用,成为资本增殖的手段和工具,这样能力的发展同时就是对工人身心健康的破坏,这是一种资本规定出来的矛盾和悖论。
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存在物,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具有完整、丰富的感觉和情感,表达着人自身的本质力量。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把人抽象化,生命活动本身服从于资本的积累,即服从于抽象劳动的积累,这样人就成为了资本增殖的质料。科技则推动了资本增殖过程对劳动过程的塑造,而资本增殖依靠的主要力量就是科技及其进步,这种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式。这样一来,资本一定会唤醒科技的力量,充分地占有并利用它。资本化的科技成为一种支配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科学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3]358特别是由于固定资本的日益科学化,尤其是作为实现了的科学的机器及其体系更是强化了科技的统治力量和破坏力量。机器按其本性应是缩短劳动时间、减轻劳动强度、增加工人财富的力量,但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使其成为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生产贫穷的破坏性力量。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广泛应用使劳动变成无个性、无内容、空洞的操作。
总之,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科技以一种支配、伤害人们的形式发展。一方面科技分裂人的完整性,使其成为片面发展的人,能力的发展不是多样化,而是简单化。这一点在大工厂、大机器生产中尤为突出,工人成为工厂的有意识的器官,成为机器的有意识的部件或零件。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导致了工人道德的堕落和精神的荒芜。马克思指出:“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2]58因为科技的资本化应用和发展使工作成为折磨,夺去了工人在精神上与身体上一切自由活动的可能,从而破坏了他们的健康、智力和道德的普遍水平,以及家庭生活。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八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九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2: 234.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七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7.
[6] 莫伊舍▪普殊同.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 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卷[M]. 康凌,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443.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38.
10.15916/j.issn1674-327x.2022.06.004
A8
A
1674-327X (2022)06-0013-04
2022-06-1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YJAZH002);辽宁工业大学教改项目(YJG2021033)
肖靖然(1997-),女(彝族),贵州兴义人,硕士生。
刘建涛(1983-),男,河北邯郸人,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叶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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