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为和谐而竞争”

王春雷，潘佳玉

(广西大学 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势头，这一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官员的重要作用。借鉴Lazear 和Rosen[1]的锦标赛理论，周黎安[2]首次提出了官员政治晋升锦标赛的思想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在此基础上，周黎安[3]对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这种晋升锦标赛作为中国政府官员的治理模式，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根源。这一理论也得到了许多经验研究的支持[4][5][6]，逐步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流学说。晋升锦标赛能够在中国有效实施，关键在于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被许成刚[7]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制度”。威权指的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向地方分权是指经济上的分权。在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官员有足够的激励和能力去做中央政府希望他完成的事情。

陈钊和徐彤[8]在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指出，在现有的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下中央政府其实可以做得更好，只要将竞赛内容由“地区经济增长”转变为“地方公众满意度”，并依据当地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考核地方官员，就能实现地方公众满意度最大化。他们将地方公众福利水平达到最大的状态称为“社会和谐”，这种基于地方代表性居民满意度的锦标赛也被称之为“为和谐而竞争”。他们构建了一个晋升锦标赛模型比较了GDP 锦标赛(为增长而竞争)与满意度锦标赛(为和谐而竞争)这两种激励机制的优劣，认为随着公众越来越注重经济增长之外的其它目标，“为和谐而竞争”将取代“为增长而竞争”成为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的最优治理模式。

我们认为，陈钊和徐彤的分析结果只能表明“为和谐而竞争”可以取代“为增长而竞争”成为一种更好地促进地方公众福利的治理手段，但并不能说明“为和谐而竞争”是一种使得地方居民福利水平最大化的最优治理模式。由于地方居民满意度不仅依赖于经济增长水平，而且与环境、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给水平相关。为了使得辖区内的居民满意，地方政府官员需要在多重任务上进行努力，而努力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将不确定性因素纳入考虑，以地方代表性居民满意度为竞赛依据，不一定能够使得居民福利水平达到最大。为了证明陈钊和徐彤的结论不成立，只需要找个一个反例即可。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锦标赛模型，其中地方官员在经济增长和公共品供给水平两种任务上的努力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文表明，一旦将不确定性因素考虑在内，以地方代表性居民的满意度为竞赛依据，的确不是一种最优锦标赛模式。

二、锦标赛模型

陈钊和徐彤设定的模型包含三类参与人，除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之外，还包括地方上的代表性居民。但是，其模型涉及的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博弈，代表性居民并没有策略行动，因此不应被看作一类参与人。因此，本文假设有两类参与人：一个中央政府和两位地方官员。地方公众满意度以地区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衡量，由当地经济增长与公共品供给水平共同决定，公共品泛指除经济增长之外影响代表性居民福利水平的因素，如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地方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可用如下线性效用函数表示：

其中：Y衡量地区经济增长率水平，G是衡量地区公共品供给水平；λ衡量地区代表性居民对于经济增长的相对偏好，0＜λ＜1，λ越大，经济增长越能促使代表性居民福利水平的提升。使用线性效用函数的目的是能够得到显示解，因为本文的目的是要论证陈钊和徐彤(2011)的分析缺陷，因此模型越简洁越好。下文的简化假设均是为了这一目的，不再一一累述。

地方政府官员既要努力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也要努力为辖区居民提供公共品。令地方政府从事两种任务的努力水平分别为eY、eG，经济增长或公共品供给水平与地方政府官员努力水平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其中，εY、εG分别表示除地方政府努力水平外影响经济增长和公共品供给水平的随机因素。为简单起见，假设两个随机扰动项均服从正态分布：

地方政府官员的目标是通过选择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提供公共品两种任务上的努力程度，最大化自己从晋升锦标赛中获得的期望净收益，即：

其中：P表示地方政府官员获得晋升的概率，wH、wL分别表示地方政府官员得到晋升和未获晋升的效用水平，其成本函数设为：

中央政府负责考核地方政府官员在两种任务上的努力结果，假定考核指标结果与地区经济增长及公共品供给水平的关系为：

其中，μY、μG分别表示中央政府对两种任务完成结果进行评估时出现的误差。为简单起见，假设评估误差均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为了方便求解，还假设所有随机扰动项μY、μG、εY、εG之间两两不相关。

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结果S可表示为：

其中：η表示中央政府在考核时赋予经济增长任务的权重，0≤η≤1，衡量的是考核误差。

博弈按照如下顺序展开：首先，中央政府确定考核机制并承诺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地方官员的晋升；然后，两个地区的政府官员同时选择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品这两项任务上付出的努力水平；最后，中央政府根据考核结果兑现承诺，表现相对较好的地方政府官员将获得晋升。

三、模型求解与分析

下面采用逆向归纳法进行求解。

由于考核结果相对较高的地方官员将获得晋升，即某一地区官员i获得晋升的概率为：

其中，

根据前文假设，ω也为正态分布随机变量，均值为0，方差为：

将式(4)代入式(2)，并对地方官员i从事两种任务的努力水平分别求导，得到地方官员i最大化期望净收益的两个一阶条件：

由于假定两个可比地区的官员是同质的，均衡时两者的努力水平相同，则可得地方政府官员在两种任务上的最优努力水平为：

令dEU/dη=0，得到中央政府在考核时赋予经济增长任务的最优权重为：

“为和谐而竞争”是一种基于地方代表性居民满意度的锦标赛，对应于η=λ的情形。然而根据式(6)，η*=λ成立的条件是φ=1 。也就是说，只有经济发展任务与公共品供给任务面临相同强度的不确定性，中央政府才应当在考核地方官员时秉持与各地代表性居民完全一样的喜恶态度(赋予两种任务与辖区居民偏好相一致的权重)。在通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经济增长任务无论在努力结果的可得性还是考核的准确程度方面，都比公共品供给任务的不确定性要低(φ＜1 是常态)，因此“为和谐而竞争”的治理模式一般也不能实现地方公众满意度的最大化，即无法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

四、简要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陈钊和徐彤提出的“为和谐而竞争”锦标赛是否是中央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的最优治理模式，表明以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为竞赛依据，并不能使得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即“为和谐而竞争”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社会和谐。在陈钊和徐彤提出的“为和谐而竞争”锦标赛中，中央政府完全把自己当作地方代表性居民来考虑问题，因此考核权重完全与代表性居民的偏好一致。这种治理模式并不能使得地方公众的满意度达到最大，原因是中央政府把自己当作地区代表性居民来考核地方官员，无法察觉到任务不确定性给整个考核体系实施效果所带来的削弱。

为使得地方公众满意度达到最大，考核权重应偏向于信息不确定程度较低的任务。在该种治理模式下，中央政府无需完全参照代表性居民的偏好来实施考核，却能让地方公众收获更高的满意度，原因是中央政府在“问政于民”的基础上，还抽身出来从全局的角度考虑了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地方政府官员在这种激励下，加大了在低不确定性任务上的努力投入，使地方公众的满意度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