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视域下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党政办公室，陕西 西安 710119)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覆盖范围宽广，涉及到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社会救助、禁毒、剿匪、改造“二流子”、解放妇女等多项内容。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始终坚持以民生为重点，在社会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使边区社会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以民生为重点，主要体现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和具体措施三个层面，即在价值理念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制度设计上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具体措施上坚持一切从人民群众实际出发。虽然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陕甘宁边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基本经验对我们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社会建设的价值理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经济社会条件落后，人民生活困苦，社会问题严重。在此形势下，边区政府动员组织各种社会建设力量，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理念，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建设活动。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的具体概念和系统理论，但是党和边区政府的讲话报告、纲领决议等文献中却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建设思想。这些思想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民生建设的指导思想，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同志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P1094)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完全坚持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建设理念，不仅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边区社会建设的出发点，也将其作为边区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当其冲就是要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共产党历来提倡关心人民群众生活，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明确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1937年8月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专门讨论了“改良人民生活”问题，其中就包括“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废除苛捐什税；减租减息；救济事业；调剂粮食；赈济灾荒”等内容。1942年，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2](P467)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出发点，也是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归宿。1943年1月，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信中指出：“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二者均为抗敌”，而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一是减轻农民对地主的负担；二是减轻农民对政府的负担；三是认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正是因为边区政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才营造出安定、和谐的社会建设局面。

当前，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处于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社会问题凸显，改革难度增大。要顺利完成“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就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以民生为基点将三者统一起来。

二、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不仅体现在理念层面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还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设计安排。一般来说，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利益协调机制；二是社会保障体制；三是社会管理体制。它们的作用就是规范社会建设各项活动，确保社会建设的有效运行。

一是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陕甘宁边区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府，代表着抗日各阶级、各阶层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协调抗日各阶级、各阶层群众的利益，有效凝聚社会力量以更好地坚持抗战和巩固边区，边区政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入手建立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在政治上，主要是通过发展完善民主选举制和贯彻实行“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使抗战各阶级、各阶层的代表都能进入到边区政府，为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群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平台和路径，也为陕甘宁边区的社会建设提供了稳定、和谐的政治环境。在经济上，主要是通过减租减息、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军民兼顾、民族平等等政策协调阶级关系、劳资关系、公私关系、军民关系及民族关系。在文化上，主要是求同存异，广泛团结教育界各层人士，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抗战胜利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是社会保障体制充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陕甘宁边区作为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受灾群众需要政府的救助才能有效应对自然灾害。此外，边区还存在许多弱势群体，也亟需政府的救助，如革命烈士家属和外来的移民、难民等。为保障受灾群众、革命军人及其家属、老弱病残妇幼、灾民、移难民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领导边区社会建设实践中逐渐建立了社会保障体制。例如，对待外来移民、难民，边区政府1940年3月颁布了《关于有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1年4月颁布了《优待难民办法》、1942年2月和4月相继颁布《优待移民实施办法》和《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1943年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边区安置、优待移民和难民的政策与方针。

三是社会管理体制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陕甘宁边区的社会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工作通常是由民政厅及其所属的民政科掌管。1939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明确规定：民政厅主要负责卫生行政、抚恤赈灾、保育、劳资争议和佃业争议等事项。各县政府设立民政科，主要负责卫生行政、优抗救济、儿童保育和劳资纠纷等事项。除了民政厅及其所属的民政科负责社会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以外，边区民政厅还专门成立抚恤委员会，专项领导抚恤工作；边区各县组织由县委书记或县长为主任委员的赈济委员会，切实负责领导与推动赈务工作；乡政府设立优待救济委员会和卫生保育委员会，办理相关民政事务。此外，边区政府还于1945年10月成立陕甘宁边区救济分会，各分区成立边区救济支会以及救济组，负责一切人民群众亟需的社会救济和灾后重建工作。这些组织、管理部门的设立，体现了边区政府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视和维护。

可见，由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构成的制度层面的社会建设，其制度设计和安排都代表并维护了边区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为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

三、社会建设的具体措施：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制定社会建设具体措施的根本出发点。陕甘宁边区因其政治民主、人民幸福、社会和谐而蜚声海内外，但在边区成立之初，社会问题非常严重，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活困苦，文化教育贫瘠、医疗卫生落后，土匪强盗盛行。此外，边区还存在吸食鸦片、包办婚姻、妇女缠足以及“二流子”等社会陋习。要开展社会建设，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局面，就必须从边区的社会建设实际出发，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切实解决那些关系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问题。为此，边区政府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制宜制定各项具体措施，大力解决影响社会建设和社会稳定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发展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革命前的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文盲占总人口的99%。为了发展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边区政府初步构建了包括学校教育、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多层次的文化教育体系。其中，学校教育主要针对边区的学龄儿童；干部教育主要是为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培养工作干部，在来源上一般分为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社会教育主要是面对边区普通群众，以提升人民群众政治文化素质为目标的教育类别。边区政府在制定各项文化教育发展措施，坚持从人民群众实际出发。例如，在学校教育上，根据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和生活实际，实行学龄儿童免费义务教育，并对贫苦家庭无力供给子女入学的家庭予以补助；在社会教育上，根据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实际，开展识字组、识字班、半日校、夜校、冬学和民教馆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这些社会教育多在农闲时节开办，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又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

二是发展陕甘宁边区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陕甘宁边区建立之初，医疗卫生水平非常落后，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现象。据统计，全边区仅有中医好坏千余人，兽医五十余人，在机关部队的西医二百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四百余个[3](P458)。这种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使人民群众经常遭受疾病死亡的威胁。此外，边区人民不讲卫生的生活习惯和求神拜佛祛除疾病的封建迷信思想都加剧了疾病死亡的威胁。在一些地区，婴童的死亡率高达60%，即使是成人也高达3%。要使人民群众摆脱疾病死亡的威胁必须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人民群众身体素质。在边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卫生厅根据边区实际制定了培训医生、增设药店、下乡医疗、防控疾病、宣传卫生、净化饮水等多项措施改善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各乡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建立医疗合作社与卫生合作社，培训医疗工作人员，普遍开展卫生建设，争当卫生模范先进。在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边区的死亡率降低，基本上达到了人民健康、户户卫生、人财两旺的卫生建设目标。

三是革除陕甘宁边区各种社会陋习，净化边区社会环境。由于边区处在新旧社会的变革时期，不可避免存在着许多封建残余思想和各种社会陋习现象，例如吸食鸦片、买卖婚姻、妇女缠足以及“二流子”等，严重影响了边区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为了净化边区社会风气，营造积极、健康、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边区政府根据实际采取多项措施革除社会陋习，重构社会秩序，为抗战建国、巩固边区等任务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消除烟毒，改造烟民。土地革命前，边区群众吸食鸦片的现象比较普遍，不仅摧残了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还恶化了社会风气、扰乱了社会治安。鉴于此，边区政府严厉实行禁烟禁毒政策，颁布禁烟布告、指示信，并先后颁布了《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查获鸦片毒品修正办法》、《查获鸦片毒品第三次修正办法》，坚决肃清烟毒危害。(2)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为革除边区普遍存在的打骂虐待妇女、包办买卖婚姻、妇女缠足以及家庭地位低下等现象，边区政府一方面通过颁布法律保证妇女的各项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妇女参加生产、加入妇女群众组织，提升自己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3)改造“二流子”。“二流子”不事生产、整日游荡，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还干扰了社会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为改造“二流子”，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好公民，边区政府积极调剂粮食、土地、农具，切实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发动群众劝导教育感化周边的“二流子”，为改造“二流子”提供各种帮助和支持；奖励表现好的“二流子”，同时处罚那些顽固不化的“二流子”。通过以上措施，边区在改造“二流子”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们不仅全部加入到生产建设中来成为自食其力的边区公民，甚至还有一些成为边区生产运动的劳动模范。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始终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始终坚持从人民群众实际出发制定的具体措施，为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提升社会建设能力，提高社会建设水平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示。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陕西省档案馆，等．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8)[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