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秦帝国》看秦人的尚武精神*

(商洛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商洛 726000)

“六合尽扫待时日，纵横捭阖西风狂”，一曲《崛起》终于在2017年初奏响雄声。没有过多的喧哗和造作，《大秦帝国之崛起》就这样平静地播出了，虽在广大的“秦粉”心中，它早已金戈铁马蓄势多年。无论是“赳赳老秦，共赴国难”，还是“飓风过岗，伏草惟存”，亦或是“与后世千秋万代，每一户人家的窗台，我大秦的明月必朗照之”，都令人感念良深。看《大秦帝国》，我们被充满血性和豪气的秦人感动，敬佩他们历代君臣身上共在的坚毅品格，折服于尚武进取的秦国精神。

关于秦人的尚武精神，近年来有学者从《诗经·秦风》角度来研究，而刘芳、任晓峰《秦人的尚武精神》一文探讨了秦人尚武精神的形成、特点及其作用[1]；尚武是支撑秦人进取图强的精神动力，是秦人穿越历史长河留存的血性风貌，固本文尝试以《大秦帝国》入手，从秦人的尚武传统、尚武风俗以及进取图强的精神底蕴三个方面来解读秦人的尚武精神。

一、尚武是秦帝国建立之基

《淮南子·要略》有言：“秦国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利。”[2]《大秦帝国》更是屡次提及“秦乃虎狼之国”，之所以令他国望而生畏，是因秦人勇猛彪悍、战斗力强。关于秦人的“好勇斗狠”，王桂钧以为秦人“独立、尚武、质朴”[3]，这都说明秦人是崇尚武力的。其实，秦人尚武的习惯由来已久，应该说与他们的传统相关。

(一)以武立国的传统

据说秦人本属东方民族，约在西周的穆王时期从今山西中南部迁到甘肃东部,为周王室守卫西陲边境。在陇右，与当地戎人反复角力，经过约二百年的惨淡经营发展壮大。直到秦襄公时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遂被封为诸侯，得以立国。秦文公翻越陇坂营建都邑，开始入主广阔的渭河平原。秦武公再把版图推进到关中东部，并设县以固国力。至秦德公时迁都雍城，此后雍城作为秦都三百余年。秦穆公在位期间，灭梁、芮，使国土东及黄河，又兼并西北的诸多戎狄小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戌”，终成“春秋五霸”之一。秦人自非子“邑之秦”到穆公称霸西岐时期，经历了诸多磨难。秦地艰难的生存环境和与戎狄长期艰苦卓绝的征战，不仅锻炼了老秦人粗犷、质朴、尚武的性格特征，还促成了崇尚武力、顽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传统。

春秋末期到战国初年，秦国内争不断，屡次被动挨打，丧失了大片河西之地。秦献公试图振作，东进中原。秦孝公更是发愤图强，他颁发“求贤令”向六国求贤，后任用中庶子卫鞅改革变法，在推行奖励耕战、编户齐民、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等一系列举措后，秦国面貌终焕然一新,且为以后的强大奠定了制度基础。秦惠文王时期东拔陕县，南吞巴蜀，收复河西，使秦一举跃为头号军事强国。秦昭襄王南拔楚郑，北灭义渠，东亡周室，宰割天下，分裂河山，使秦成为“强国请服，弱国人朝”的霸主。秦王嬴政挟先王余烈，经十年争战，终扫平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

(二)法家思想的强化

《大秦帝国》讲述的正是秦献公末年至秦王政一统天下这段历史和故事，且是秦国从西陲小国崛起为春秋霸主进而一统天下近800年历史中最精彩的部分。而从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变法到统一六国前夕(公元前221年)，法家思想在秦国统治了约130余年，如果再加上统一之后的15年，则长达一个半世纪。经过这一百多年的统治，法家思想已渗透到秦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

《大秦帝国之裂变》就讲到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大良造卫鞅(以封于商於后称商鞅)在秦实行了轰轰烈烈地变法运动，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一系列法、律、令被贯彻执行，农战政策也随之推行。自此，秦人告别了之前的生活方式，农耕和争战以及与此相关的祭祀和祈祷变成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战”成为人们日常的交谈话题。甚至有亲戚朋友见面讲“务之所加，存战而已矣”之语 ，以致“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4]。对此，学者杨谨曾精辟深刻地指出：“这实质上是在提倡一种“乐战”、“重战”文化，具体表现为“经济上的利战，制度上的强战，政策上的倡战，风尚观念上的崇战尚战，心态价值上的乐战重战观。”[5]

关于秦人对战争的态度，《商君书》中记载：“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6]当时的韩非子根据自己在秦时见闻在《五蠹》中写道：“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7]由此，我们可知，秦国变法所推行的“乐战”、“重战”思想进一步强化了秦人崇武的观念，鼓励并培养了秦人的尚武习惯。

二、尚武是秦人的社会习俗

读秦国历史，或看《大秦帝国》，均可发现，尚武可以说是秦国的一个社会习俗，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对武力才能的看重

首先，对于王位继承人的选择，春秋时期的秦国不是严格按照宗法制下的“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择勇猛者立之”[8]；并且秦国有任力士为将为官的传统。春秋时期，秦国有名的大力士杜回常率军对外作战；战国时期，秦国的统治者仍对武力超常之人给予厚爱，不论是秦人还是六国之人都予以重视，或委以高官，或赐以厚禄。如秦武王本人十分嗜武，常以“举鼎为戏”，他在位时当时有名的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位至高官，其中任鄙在秦昭王时仍为汉中守。当时秦国有这样的谚语：“力则任鄙，智则樗里。”

其次，秦在六国招揽人才众多，其中军事人才最多。春秋时期的公孙枝、白乙丙、西乞术、孟明视等，战国时期的商鞅、张仪、公孙衍、司马错、乐池、魏章、甘茂、烛寿、白起、任鄙、吕礼、蒙武、蒙敖、蒙恬、尉斯离、王龅、司马梗、将军廖、尉僚、桓骑、王翦、王贲等等。观看《大秦帝国》不难发现，这些人在秦国统军打仗，在秦统一六国的事业中建功立名，足以说明秦国历代统治者们在人才选拔时对武力才能的看重。

最后，官职设立，列国独秦国有“庶长制”。春秋时期，庶长作为秦军统帅常外出领兵打仗，而庶长非勇猛者莫属，又往往有很大的权力，他们甚至擅权废立国君。战国时，庶长虽由官职名演变为爵名，但仍是统兵打仗之人才能拥有的爵位。

(二)社会对英雄勇士的崇拜

秦人对英雄、勇士自来崇拜，秦国社会亦有尚武之风，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大多是对国家、民族做出过较大贡献的人，尤其是那些叱咤风云纵横疆场的英雄和勇士。《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死后，曾以当时有名的大夫子舆氏的三个孩子为他殉葬，秦人替子舆氏难过并作诗《黄鸟》以抒其哀：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鍼虎。维此鍼虎，百夫之御。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9]

《黄鸟》通过描写奄息、仲行、针虎三兄弟殉葬的情景，表达人们对壮士离世的哀悼和惋惜，也有对春秋以来的人殉制度的愤怒和抗议。诗以黄鸟止于棘树暗示子车氏之子殉葬不得其所，这是因为人们以为这样的勇武之士活着方可为秦国做出更多贡献。对此，《左传》亦有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10]。

同样，《大秦帝国之崛起》的“战神”——白起，为秦扫灭六国立下赫赫战功，但因他在秦赵的长平之战后没有听从秦昭王之令继续攻赵而被赐死，秦人对白起之死也表现出无限的哀悼之情。对此，《史记·白起列传》记载，白起死后，秦人怜其“死而非其罪，乡邑皆祭祀焉”，后“始皇即位，思其功，封其子孙于太原”以平民愤[11]。

三、尚武扬于进取图强之时代

秦人的尚武精神源于秦民族的尚武传统，基于秦人社会的尚武习俗，发扬于进取图强的时代。因为，历史于秦，想要生存，只能进取，别无二选。说到底，秦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边陲小国，能够发展成为独霸西戎、继而问鼎中原的霸主，并最终取得一统天下的伟业，所依靠的不是道德文章和遵从旧的传统，而是连年不断的军事征服和革新进取。

(一)进取是时代大势所驱

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起，纷争不断，以军事斗争谋进取成为各国维持生存和图谋发展的基本手段。俗话说“春秋无义战”，周室衰微，诸侯做大后相互间的攻伐兼并更是家常便饭。各诸侯国均十分倚重军事实力，以求自己生存或争雄称霸。至战国，战争场面更为残酷激烈，正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2]在长期的兼并较量后终留下七个封建领主制国家。然七国并立只是长期战争后形成的势均力敌的短暂局面，随着“强秦”兴起，东方六国压力倍增，渐有“六国合纵抗秦”之势。“一强对六强”给秦人带来严峻挑战，逼其做出选择，斗争方能东进，失败则要西退，靠祖辈一步步辛苦走出来的秦人是绝不肯回去的，于是统一天下成为最终目标，进取图强被进一步激发和发扬。

(二)进取是秦人改变地理环境之必然

秦襄公七年(公元前711年)，秦“将兵救周，战甚力”，因功被赐予岐西之地。自襄公受封立国以来，秦名义上占有西岐之地，但周边的戎狄滋扰、侵犯不断，秦人只能通过不断战争来守卫自己的领地。至秦文公“以兵伐戎”，终巩固了立业之基。地理上长期与戎狄杂居和斗争的环境，使秦人在继承周文化的同时不断与戎狄文化进行碰撞、融合，从而形成了富于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同时生存环境的恶劣，尤其自然条件差，土地贫脊，物质贫乏，气候严酷等条件都决定了秦民族崇尚武力，能战斗等特点；并且改变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与戎狄杂居的现实也成为秦人不断开拓革新、向东进取的动力。

(三)进取是新的生产方式在秦确立之结果

春秋时，中国社会处于大的转型时期，关东诸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封建关系萌芽，并进行了一些改革和变法尝试。其中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实行“初税亩”，以此揭开了具有封建性质的改革序幕。但关东各国因其国内奴隶制残余深厚，在文化观念上因循守旧，或缺乏进取革新的勇气等缘由，变革多半未能取得持续进展。只有秦国，没有过重的宗法制负担，敢于“不慕先王，只重现世”，成功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商鞅变法。改革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根除奴隶制残余，较早地形成不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土地制度，封建制社会制度最终确立，这大大提升了秦国生产力。秦国不断壮大之原因，丞相李斯曾有独到之言：“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13]。

四、结语

尚武是秦人突出的精神风貌，它是秦人由弱小到强大乃至建立统一的封建帝国的根性力量。以武立基、武力建国的历史传统，商鞅变法后农战政策的推行，社会对英雄勇士的普遍推崇，进取图强的时代大势以及历代君王对军事力量的倚重，促使秦人在一统天下的多年征伐中铸就了勇武刚烈、轻生忘死的坚韧品格，也造就了秦文化鲜明的尚武进取精神。而《大秦帝国》所展示的强国之路和统一梦想，亦触动每一个受众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进取志向，对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亦具意义。

[1]刘芳.秦人的尚武精神[A].中国先秦史学会.周秦社会与文化研究——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先秦史学会:2002:17.

[2]陈广忠.淮南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43.

[3]王桂钧.日书所见早期秦俗发微[J].文博,1988(4):34.

[4]石磊.商君书·赏刑[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4-135.

[5]杨瑾.移风易俗对秦文化变革的影响[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44.

[6]石磊.商君书·画策[M].北京:中华书局,2011:136.

[7]张觉.韩非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791.

[8]刘美,郝梅梅.略论秦文化的军事性及其成因[J].芜湖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1):8-10.

[9]陈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67.

[10]郭丹,陈小青,李彬源.左转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223.

[11]司马迁.史记[M].吉林: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4:345-346.

[1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

[1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