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异化趋恶是腐败的根源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哲学政治】

人性异化趋恶是腐败的根源

毛自成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陕西 西安 710119)

本文立足唯物辩证法观点，认为人性可以善可以恶，从腐败者人性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异化论证了贪官人性异化趋恶是腐败的根源。

人性；异化；趋恶；支配；约束

腐败非一时一地现象，自人类生产活动有了剩余产品即存在之；腐败不是中国独有，当今世界各国皆有。在我国腐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根源为何？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多方面原因，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根据，起决定性作用；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笔者认为，人性异化趋恶是腐败的根源。

一、人性善恶之观点

人性”善”与"恶"讨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主要有四种观点：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告子性无善无恶论，世硕性有善有恶论。后代哲人对人性亦多有论述。虽观点不同，但都认可后天教化、人文环境对人性养成有决定性作用。笔者比较倾向孔子观点：“性相近，习相远也。”人性本来相近(注意不是相同)，由于习惯不同而相差很远了。“习”是学习、习惯，乃后天接触人文环境、习染的结果，“习”使人千差万别，心习于善则善，心习于恶则恶。孔子肯定了人具有相似相近的本性，且认为人性是可以改变的。唯物主义认为没用凝固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人性的发展史，“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2]基此，笔者以为，人性原本无善无恶，在于后天教育、社会环境浸染、生活所见所闻，更在于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所成，即“成于外也”。性可以善，可以恶；或曰善恶混杂。“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扬雄《法言·修身》)“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王充《论衡·本性》)

人是能理性思维的高等动物，善与恶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并存于人性之中是必然的。人性存在着趋善和趋恶两种可能性。善与恶，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正邪两种思想的引导，善或恶会有一方占据上风。我们从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角度，可以把有利他人、有利社会分为三类：一是先人后己；二是无私利他；三是利人利己。此三者皆为善；也可以把自私自利分为三类：一是利人利己；二是无利人而利己；三是损人利己。显然，损害他人、损害社会而利己则为恶。简言之，有利他人、有利社会即为善；损害他人、损害社会即为恶。

趋者，归向也，情势向着某方面发展；趋恶，向恶的方面发展。

二、贪官人性异化趋恶是腐败的根源

所谓异化，是指某一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变成了外在于他的一种力量，即异己的力量，该主体反被这个异己力量支配、统治。人性异化指人的物质或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支配人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腐败者疯狂追求物质利益，该物质变成一种不可遏制的异己力量，而反使自己被其支配、统治、奴役，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扭曲改变了人性。人性异化趋恶是腐败的根源。

腐败是运用公共权力实现个人目的、使社会利益或公民权利受到侵害的行为，其本质是以权谋私。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性本质的论断，学界有几种不同说法，但都认可人性本质包含人的三个属性，即：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我们也就从这三个属性来谈。

1、贪欲对贪官自然属性的异化

“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3]有衣、食、住、行、性欲等赖以生存的生物本能，有趋利避害、利己好色的自然属性，若无损他人与社会亦无可厚非。但如果超过一个限度，无休止、狂热追逐财富，且以不正当手段攫取、损害他人，践踏法律与社会秩序，则为人性异化趋恶。如荀子所言“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关键是那个“顺是”。“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近年大清洗的腐败官员有一普遍共性：涉案金额高，几百万、几千万或数亿元，据有别墅几栋或数十栋，包养情妇数人或数十人。这哪里是人民公仆？已然是封建特权贵族阶级的生活再现，又实践着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或云贪官们也有官欲，然官欲背后还是为着私欲，以权谋私。他们自身又被贪婪的欲望所驱使、支配，终为人性异化趋恶也。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的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贪官的这个“差异”为若何？

2、权钱交易的实质和贪官社会属性的异化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5]马克思揭示了人与社会对立统一的关系，只有“合群”，才能生存和发展，社会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人是社会的核心，是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人就无所谓社会。“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人的关系就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为生存需要，人的一切行为必然与他人发生各种关系，人们在这个关系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作用。这种社会关系构成了人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本质。人的社会属性才是人的本质属性。

社会政治学告诉我们：官员在工作联系、公务活动中是国家工作人员，这是他们的社会身份；权利是一种控制力，即政治上的强制力量、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一般的买卖都是遵循等价交换原则；权利不是人类的劳动商品，权利具有不容侵犯性、不可收买性。

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堪称贪官敛财的最基本方式，借“出卖”公共权力攫取个人私利，行贿人借交付钱财“购买”公共权力从而获得更大利益。实质便是公权与私利间形成了以私利亵渎公权的不法对价关系，贪官和行贿者间“签订”了一种不法协议。权钱交易的罪恶在于：一是侵害国家公职行为的不容侵犯性、不可交易性，以及权利的廉洁性；二是破坏现存的社会关系，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侵吞国家或集体财产；三是践踏了法律和党纪的权威、尊严。

权钱交易是典型的拜金主义，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非劳动产品交换。货币与商品交换是劳动产品的交换，是人的劳动的互换。而权钱交易则是贪官利用窃取的权力进行交换，实属恶劣的盗窃行径，是背叛国家根本利益、腐蚀国家机体的行为。 二是非等价交换。权钱交易否定了商品货币等价交换原则，行贿者用相对少的货币“购买”买了贪官手中的权力，以捞取绝对大的货币或好处。这是败坏生产关系、毁坏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也必然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权钱交易使人与人的关系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金钱、物质成为人与人联系的纽带，贪官的一切社会关系以金钱来衡量，以能否获得利益、获得多少来衡量。显然，其社会关系的性质异化了，变为金钱关系、物化关系，把人对货币的拥有翻转为货币对人的支配和操控，便成为一种独立于他意识之外、支配着他的意识、进而支配他的行动的力量，他的社会属性也就异化了。其行为利己而损社会，即为恶。

另外，需要提及、警觉的一点是：在权利与金钱的交易中，官员用权利交换金钱，巨额财富持有者在一定范围内用金钱支配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就成了私人的私有权力，他就能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这种权力；而一旦这种私人权利足够大，就会拥有对社会的支配权。这无疑会对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产生重大影响。

3、腐败者精神属性扭曲裂变

“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类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7]“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8]精神属性也称意识属性。人按照自己的意识改造世界，为满足需要而生产，产生新的工具，引发新的意识，再进行生产，如此循环往复，推动社会前进。人性的精神属性，大体可分为意、情、知三个方面。(1)具有唯物论的主观能动性意识、理性思维、有目的的实践、多层次的需求、自由自觉的活动。(2)具有喜怒哀乐、亲情、激情、热情、爱与憎、同情与怜悯等复杂情感。(3)具有一定的理想、信仰，追求、情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自律与他律、克制与约束或者爆发与抗争……，等等。相对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是人性最高级别的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生物本能；社会属性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的精神属性则是在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以及教育阅历、人生经验中养成的意识形态。

这里我们仅从理想、信仰、道德和“三观”来谈。从人的实践出发，观察分析他的生命活动方式，方可正确认识人的本性。唯物主义认为，没有永久不变的人性，人性是在人的实际活动中形成和变化的。考量众多官员腐败者，不可否认，他们应有过辉煌的往昔，曾经奋发有为，高扬积极的理想信念，为社会做出了他所在位置应有之贡献。然而，随着经济大潮涌来，利益分割重新布局、个体利益张扬、国人价值观迷惘，贪官的思想信仰坍塌了，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大的裂变。他们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动摇，在纷繁复杂的生活中迷惘，在金钱美色的诱惑下失节。显然，已经背弃了当初的理想信仰，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然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众多官员腐败，究其根本就是因为理想信念出了问题，“软骨病”导致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精神“缺钙”引发精神空虚、分裂，精神世界被金钱物欲所占领，成为支配其行为的动力，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4、贪欲支配下的不平衡心理因素

(1)贪欲支配下的侥幸心理。所谓侥幸心理，指无视事物本身的性质，企图根据主体的愿望或喜好行事，依赖偶然性因素使事物向着自己设想的状态发展。这是一种与事物常态发展相悖的心理预期。大多人的心理层面都有过侥幸心理，是内心活动暂时满足或自我保护的本能，虽然不切实际，但亦无所谓善恶，关键在于客体本身的性质。几乎所有贪官都有侥幸心理，心知肚明党纪国法严惩腐败，但每每收受贿赂、得“好处费”都心存侥幸，以为自己人、圈里的、是应得之报酬、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出事的。当他们闻听有其他贪官东窗事发也会心惊胆战，但总以为别人愚蠢或运气不佳才败露，自己手法隐蔽可以瞒天过海的。侥幸心理具有腐蚀性渗透性毒化性，如一病灶不能根治则恶化。“君之疾在腠理……在肌肤……在肠胃……在骨髓”。随着侥幸得逞，胆量愈大，贪欲日长，“狄德罗效应”诱惑着更大的欲望，明知故犯，铤而走险。①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露”，侥幸终成为“不幸”了。盖因腐败者的侥幸心理不过是一剂心理吗啡，其本质是以事物偶然性发展去博弈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规律，终究要暴露的。所谓法律不可违，违法必究也。

(2)贪欲支配下的攀比心理。市场经济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价值取向多样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思想有所抬头，很多人竞相追逐自身利益，各类高档消费应运而生。目睹爆发的土豪，有的官员心理便很不平衡，产生失落感。或认为付出不比别人少，或认为即使凭商企管理能力较那些人也毫不逊色，更有官员觉得你的成功有我不可替代的权力作用。这种攀比心理在贪欲的支配下，开始步入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之路，在如此“交换”之中愈陷愈深，财富雪球巨增，俨然一“权力商人”，走向犯罪。

(3)贪欲支配下的从众心理。表现为心理上、行动上对他人的追随和迎合。这大抵也是腐败者普遍性的心理。不同的人群层次有不同的交际圈。贪官耳闻目睹同伴们所做作为，受制于金钱贪婪欲望的支配，欲罢不能，终于经历了一个由小变大、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陷入泥淖。

三、标本兼治，砥砺淬炼

1、制度设计既要导人向善，更要防止向恶

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善论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儒家理念有两个：个人理想是圣贤，社会理想是大同。其根基是以个人修身“圣贤”而到整个社会的完美人性“大同”。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道”。然而从法治社会角度看，奢望以道德代替政治，建立一个完全道德化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儒家文化历久不衰，也许受其浸染，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对干部的教育，强调人的精神性，忽视自然性，强调超越性，忽视世俗性，更忽视了人性可以趋善也可以趋恶的本质。在法规制度设计方面也偏重于人格修养，多从精神、意识方面勉励为官者加强自我道德修养。但是，对人的社会行为之防范过度倚重性善论的基础，诉诸道德自律，是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现代法治社会不可以过分依赖人的道德修养，有怎样的人性现状就应当有怎样的制度设计。人性最大的弱点是倘若没有外在的限制约束，就会重己私利而忘公利。因此，外在的约束对限制人性恶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制度设计应当既要导人向善，更要防止向恶。预防惩治腐败类的法规制度设计应充分考虑人性可善可恶的本质，以制恶为形而上，威严主导，铺设条文，以切实把好趋恶防控为根本目的，才能真正发挥法规制度的作用,使其“不能贪”。

2、把握教育、制度、监督的辩证关系

教育、制度、监督三者是内在统一的辩证关系。教育是基础，重在教化熏陶，是制度和监督的基础。它可以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思想水平和自律意识，提高执行制度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增强他律意识。制度为根本，重在规范调控，是教育和监督的依据。作为调制机制，它可对权力配置、权力运行和权力制衡作出规范规则。制度建设是治理腐败的关键因素，没有制度便无从谈起监督，教育也就失去了依托。“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监督作保障，重在敦促协管，是落实教育和制度的措施。监督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强制性以及与权力的对等性特征，对落实制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有利于增强制度的执行力约束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三者相互依存，相互补充，有机结合，整体推进，方可达到教育有效、制度有用、监督有力的目标。

3、法家重典或可借鉴

“法与时转则治”，(《韩非子·心度》)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需有刑律，以维护社会稳定，是制止犯罪的主要手段。刑法运用是否适当，关乎民心向背，如果轻罪重罚，失之公正，则民心不安，不知所措，甚至起到反面作用，引发社会动荡。如果重罪轻罚，不足惩罚，则民夷然不屑，为所欲为，乃至法典威慑顿减，反助犯奸丛生，于反腐大不利也。正如商鞅所言：“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商君书·靳令》)目睹腐败现象泛滥，前赴后继，或与惩处过轻有关。只有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对腐败者适当实施重刑，让其所得之惩处大于其所得之利益，才能真正显现法律之威慑。方使其“不敢贪”。当然，事实的界定必须慎重。

四、结语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总书记曾经引用这句话，又说“如果权力没有约束，结果必然是这样。”[9]何以见得？人性使然也。权力由人来行使。人性异化趋恶，约束机制不健全，必然痴狂地以权谋私。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讲话中指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需要经历一个砥砺淬炼的过程。要坚持治标不松劲，不断以治标促进治本，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守住为政之本。”这与他十八大以来力主依法治国的理念一脉相承，是反腐败工作的大目标也。

①狄德罗效应，是由18世纪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发现。狄德罗效应是一种常见的“愈得愈不足效应”，在没有得到某种东西时，心里很平稳，而一旦得到了，却不满足，又产生更大的欲望。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6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1.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2.

[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85.

[9]***.***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122.

Alienationandwickednessofhumannatureistherootofcorruption

Mao Zicheng

(Shannxi Radio & TV Univercity，Xi’an 710119)

This paper,based on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point, believes that human nature can be either good or evil,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alienation and wickedness of corrupt officials is the root of corruption, from the alienation of the natural attribute, social attribute, and spiritual attribute of corrupted persons.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wickedness, rules, regulation

2017-10-09

毛自成(1957— )，陕西省西安市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原纪监审室主任。

D262.6

A

1008-4649(2017)04-0060-05

[责任编辑王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