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分析

陈 砺，殷冠柔，周小玲

（1.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2.中国光大银行 乌鲁木齐分行，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一、引 言

随着世界经济和贸易环境的不断变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经贸发展的影响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经济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社会运行的重要手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各国纷纷出台应对政策。以美国为例，危机后实施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复苏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和暂时稳定。但在同期，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由于当前世界金融市场不够完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成倍增加。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近年来中国对美贸易不断上升并成为美国最大贸易国的主要原因。根据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达到4 187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671%，增幅巨大，2018年对美出口贸易开始下降，2019年保持在较低水平，全年出口额最高月份没有超过400亿美元，相比以往大幅减少。这其中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政府专门针对中国发布种种不公正经济政策，使得中国对美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包括在美的中国企业遭受了不同程度影响，最明显的是对美出口额迅速下降。为了避免中国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美国政府采取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加征高额关税，限制商品进口种类以及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进行打击等政策，这给中美经贸发展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大打击和不确定性，直接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美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到底对中国出口贸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影响程度有多大，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希望能为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界定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概念最早由Bloom等学者定义和改进，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实际上是一种经济风险，来源于政府未来不确定的政策[1]1593-1636，而这些政策是塑造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重要手段[2]115-129，由于政治决策过程具有不可观察性，以及受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影响，市场经济主体往往无法确切感知政府是否、何时以及如何改变现行的经济政策，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现象的出现[3]18-26，即市场主体难以准确预测政府对于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否会发生改变以及如何进行改变[4]523-564。该指标衡量方式较多，如Bloom以股票市场波动率衡量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1]1593-1636，在GARCH模型下，以总产出的条件异方差来度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5]2-39。Alexopoulos&Cohen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新闻报道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关键词的数量来衡量[6]。Baker则认为上述衡量方法较片面，应根据新闻报道频次、即将到期的关税法规数量以及经济预测者之间的争议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1]1593-1636。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第一部分是新闻指数，通过统计美国十大报纸上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关文章的数量来衡量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第二部分是税法条文失效指标，通过统计每年失效的税法条文数量来衡量税法变化的不确定性，第三部分是经济预测差异指数，通过考察不同预测机构对重要经济指标的预测差异来衡量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

早期学者主要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投资、就业、创新等方面的影响。Handley&Limo从理论与实证方面验证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和投资具有抑制作用[7]189-222，会导致股价波动。投资和就业减少[1]1593-1636，也会直接导致贸易来源国平均出口总量大幅下降[3]18-26。刘竹青、佟家栋基于引力模型，研究了18个国家1997—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认为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抑制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其中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8]16-30，即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都具有抑制作用[9]105-115，目的地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显著降低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值，特别是在中国投资条件、社会稳定、执法效率和法律秩序相对较差的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将导致中国进入外贸市场的商品价值大幅下降[10]71-85。

（三）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

随着新贸易理论出现，学者们将研究视角从贸易总量转向贸易边际，试图从微观角度分析贸易增长的原因。Greenland等学者利用引力模型评估了1995—2012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扩展边际和集成边际的影响，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贸易总量和扩展边际均产生负面影响，而对集成边际没有明显影响[11]917-920。Handley K.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导致进入目的地国市场的沉没成本增加贸易量减少，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减少，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12]1。Feng等学者利用包括异质企业在内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模型，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时，新企业和现有企业更愿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生产高质量产品，通过质量和价格优势提高中国企业对美出口竞争力[13]106，而目的地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给中小型企业进出口商品贸易量造成了负面影响[14]60-71,133，会抑制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而目的地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有促进作用[15]91-101。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从国家和企业层面针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的影响进行了大量分析，文献侧重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投资、就业等方面研究，较少对具体国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考察，而国内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本文试图论证与中国经贸关系密切联系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和对中国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

三、中美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一）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1.对外贸易规模分析。总体上看，2010—2019年美国对外贸易呈不断增长趋势，对外贸易额由2010年32 464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2 118亿美元，除2015年和2019年以外，其他年份对外贸易均呈上升趋势（见图1）。2019年美国对外贸易额为42 118亿美元，比2018年的42 767亿美元下降1.25%，其中出口额为16 443亿美元，同比下降1.26%，进口额256.75亿美元，同比下降1.68%；贸易逆差9 232亿美元，较2018年的9 461亿美元下降2.24%。

图1 2010—2019年美国对外贸易额及增速

2.出口商品结构。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9年美国出口排名前十类商品为4 347.91亿美元，同比增长4.01%，约占美国总出口额的26.43%。排名前五位商品是石油制品、石油原油、载人机动车辆、机动车辆零部件和集成电路，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32%、3.97%、3.41%、2.61%和2.44%。

3.出口贸易市场。2019年美国向全球229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排名前十的出口目的国和出口额分别是加拿大2 923.38亿美元、墨西哥2 563.71亿美元、中国1 066.27亿美元、日本746.51亿美元、英国691.01亿美元、德国597.97亿美元、韩国568.94亿美元、荷兰512.26亿美元、巴西430.83亿美元和法国387.52亿美元。出口总额为10 488.4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66%，占美国对外贸易额的63.79%。其中，中国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目标国，与2018年的1201.48亿美元相比，同比下降11.25%，占美国总出口额的6.48%（见表1）。

表1 2017—2019年美国排名前十出口贸易市场 单位：亿美元，%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1.对外贸易规模分析。总体上看，中国对外贸易总体呈上升趋势，中国对外贸易额由2010年的29 738亿美元增长到了2019年的45 675亿美元，出口由15 778亿美元增长到24 986亿美元，进口由13 960亿美元增长到20 690亿美元，除2015年有所回落，之后出口连续4年保持增长（见图2）。

图2 2010—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及增速

接表1

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45 675亿美元，其中出口24 98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0.17%；进口20 69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09%；贸易顺差4 692亿美元，比上年上升19.59%。

2.出口商品结构。根据SITC分类，2019年中国商品出口24 994.82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出口1 339.69亿美元，占比5.36%，工业制成品出口23655.12亿美元，占比94.64%（见表2）。

表2 2016—2019年中国出口商品分类（SITC） 单位：亿美元

3.出口贸易市场。中国贸易伙伴遍布全球，市场多元化战略成效显著。2019年中国出口目的地遍布全球22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前十的出口目的地和出口额分别是美国4 185.84亿美元、中国香港2 796.17亿美元、日本1 432.24亿美元、韩国1 109.85亿美元、越南980.04亿美元、德国797.06亿美元、印度749.24亿美元、荷兰739.45亿美元、英国622.76亿美元和新加坡549.64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9%。美国为中国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国，出口4 185.84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74%，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6.8%（见表3）。

表3 中国排名前十出口贸易市场 单位：亿美元，%

（三）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状况分析

1.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中国对美国出口从1995年的247.29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 185.84亿美元，每年保持13%的增速，25年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增长了近17倍，出口总额累计为5 4844.52亿美元（见图3）。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对美国出口明显下降，2016年由于汇率波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下跌等原因，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公开表明保护美国对外贸易，坚决执行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认为在中国与美国的国际贸易中，中国违反了公平贸易的准则，专门颁布数个针对中国出口美国产品条约，限制中国对美出口，导致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明显下降。

图3 1995—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及年增长率

2.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结构。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种类，从1995年的4 446种上升到2019年的5 480种，增加了1034种，年均增长率0.89%，其中，2006年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最多，共出口5 499种。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也呈现阶段性特点。1995—1999年为第一阶段，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一直处于4 000多种；2001—2006年为第二阶段，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目标集中在对中国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情况进行监控，并且确保中国遵守其入世承诺，在这一阶段，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种类迅速上升；2007—2009年间为第三阶段，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有了短暂的下降；2010—2018年为第四阶段，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逐渐恢复，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见图4）。

图4 1995—201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种类及年增长率

四、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目前国内外学者广泛认可的是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Scott R．Baker、Nicholas Bloom和Steven J．Davis三位学者编制，主要用于反映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因此本文选用该指标作为核心变量，模型主要参考杨德云、邢梦昆的相关文献，所有数据均选取1995—2019年进行分析，构建如下模型[16]55-64：

式中，EXP指当期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EPU指当期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GDP1指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GDP2指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Q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种类，RATIO是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δ是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

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EXP）：被解释变量，该指标数据来源于UNCOMTRADE数据库。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核心解释变量，参考Baker等学者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了对标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额，故将月度数据进行算术平均处理，作为年度数据指标[1]。预计该指标系数为负。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GDP1）：GDP是一个经济体内所有居民生产者创造的增加值的总和，加上任何产品税并减去不包括在产品价值中的补贴，计算时未扣除资产折旧或自然资源损耗。选择该指标主要参考杨德云和邢梦昆文章中采用进口国GDP增长率变量进行描述[16]55-64，指标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以现期美元价值作为单位，预计该指标变化为正。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GDP2）：该指标主要参考杨德云和邢梦昆文章中采用出口国GDP增长率变量进行描述[16]，指标数据取自世界银行，以现期美元价值为单位，预计该指标变化为正。

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种类（Q）：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种类越多，出口商品价值可能越高，该指标主要参考杨德云和邢梦昆文章中产品种类数增长率变化指标，该指标数据根据UNCOMTRADE数据库计算得出[16]55-64，预计系数为正。

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RATIO）：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当地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指标，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可以用来衡量两国国民收入及消费偏好近似程度的标准，两国收入水平越接近，消费者偏好和需求越可能相似，在信息搜索、销售渠道建立和产品推广方面的出口支出成本就越低。另外，两国产品的相似度和可替代性也有所增加，这将加剧市场竞争和增加产品进入目标市场的难度。该指标主要参考蔡洁和黄曦文章中采用伙伴国人均GDP与中国人均GDP之比表示相对GDP来衡量经济规模[17]88-103,135。数据来源世界银行OECD数据库，以现期美元价值作为单位，该指标系数不确定。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如表4所示，1995—2019年中国对美国平均出口贸易为2 194亿美元，最小值为247亿美元，最大值为4 797亿美元，说明中国对美国出口波动较大。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最小值为56.06，最大值为134.25，极差为190.31，说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差距很大，指数越大表示经济政策不稳定性越大。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1.8%到6.7%之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在1.6%到30.2%之间，中国GDP年增长率高于美国，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在4 446种到5 525种之间，较其他国家来说出口种类多，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平均值为21，最大值、最小值分别为47和6，美国人均GDP远高于中国。

表4 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相关性分析

表5为变量的相关性分析，取对数可降低异方差对变量的影响，其中绝大部分数值小于0.60，有利于回归分析，中国对美国出口与出口商品种类的相关系数在0.903，二者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5 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美国经济不确定性指数与中国对美出口进行回归，见表6中模型（1），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系数与预计不一致，可能原因是1995—2019年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对外贸易不断扩大，在经济整体上行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影响不显著，模型（2）、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分别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模型（5）实证结果表明，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每增加1%，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减少0.239亿美元；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增加1%，对美出口减少0.188亿美元；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增加1%，对美出口增加0.154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增加1种，对美出口增加6.332亿美元；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增加1倍，对美出口减少0.89亿美元。“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美国GDP年增长率”“中国GDP年增长率”“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种类”“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等综合因素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均有显著影响。

具体来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有显著负向影响，即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中国对美出口越低，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大，会抑制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与预计符号相符；同时美国GDP年增长率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也呈负相关。而中国GDP年增长率，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有正向作用且影响显著，与预计一致；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具有负向作用，当美国人均GDP与中国人均GDP比值越小，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将会增大，说明当两国经济规模水平差距越小，将会促进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以上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贸易频繁，一国经济政策变动会显著影响双边贸易，那么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的影响如何，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四）进一步分析

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美出口影响显著，美国作为中国最大出口贸易伙伴之一，其经济政策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出口贸易。表7是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整体出口影响的回归结果，从模型(5）可以看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对中国整体出口影响显著，且呈显著负相关，结果与表6一致。

表6 回归结果

表7 回归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出口有可能会影响目的地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可能性很小，但仍需要作分析，当期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下期中国对美国出口，即一国当期出口份额反向影响目的地国上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此本文以上期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L.LNEPU）进行稳健性检验，可以较好缓解反向因果问题。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见表8）。

表8 稳健性检验

（六）不同类型企业回归分析

上述部分是基于国家层面，分析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美出口影响以及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生产型企业生产、加工和进出口贸易势必会受牵连，尤其是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程度有多大值得研究，也为企业应对目的地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供参考。根据选取数据的科学性和可获得性，本文企业层面数据来源CSMAR数据库，由于该数据库不同类型企业出口数据从2002年开始统计，因此本文主要研究2002—2019年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出口的影响。

表9为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回归结果。模型（1）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出口贸易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显著为负，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1%，国有企业出口减少0.132亿美元，外资企业减少0.176亿美元，私营企业减少0.576亿美元，其他企业减少1.852亿美元。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5%水平下影响显著为负，外资企业在10%水平下影响显著为负，其他企业则不显著，说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受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非常明显，因此保持目的地国经济政策稳定性对企业出口贸易影响深远。

表9 回归结果

而“美国GDP年增长率”“中国GDP年增长率”、“美国与中国人均GDP比值”等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出口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说明不同企业所属地受其影响不同，其他结果与前述一致。

（七）不同类型企业稳健性检验

同理，采用上期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L.LNEPU）对当期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见表10，相关变量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并未发生明显改变，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国有企业出口负向影响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企业。

表10 稳健性检验

六、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综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以及对中国整体出口贸易存在显著负向影响，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升高，会降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额和世界出口贸易额；第二，中国GDP年增长率、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种类以及美国人均GDP与中国人均GDP比值，均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以及中国整体出口贸易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贸易负向影响显著，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影响明显。

（二）建议

第一，加强贸易信息的互联互通，减少信息不对称。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保持对外贸易平衡，保持稳定和可持续的贸易关系。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多边自贸协定谈判和多边自贸平台建设，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简化通关手续，优化进出口环节，降低政策成本。加强与贸易伙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互联互通，改善交通条件和技术服务标准，降低交通和通信成本。充分利用中国贸易规模优势，促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减少美国货币政策的干预，降低汇率波动风险。

第二，密切关注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建立政策信息共享平台。企业不能及时接收和把控东道国国内经济政策走势和动向，导致信息不对称，增加企业出口沉没成本，边际效应递减。如果政府层面能够建立经济政策信息共享平台，有利于企业快速收集东道国经济贸易政策变动情况，制定有利于打开东道国市场的决策。

第三，推动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商品结构。中国应积极应对国际贸易风险和挑战，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水平，推动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解决“卡脖子”等技术问题，促进科教兴贸。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提高产品质量，减少产品替代，通过增加产品产业研发投入，促进产业健康协调发展。

第四，出台鼓励企业出口政策，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影响。在全球经济低迷和经济政策不确定背景下，中国出口产品仍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为了保证出口贸易健康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可出台鼓励企业出口优惠政策，为中国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便利条件，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