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关系建构的历史洞见与未来发展——兼论明朝“屯军”贵州的战略“丝路”思想

柏友恒（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民族关系建构的历史洞见与未来发展——兼论明朝“屯军”贵州的战略“丝路”思想

柏友恒
（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历史镜鉴现实，民族关系的和谐态势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外来民族”与“本土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着“聚合”与“裂变”。明朝的屯军军事“丝路”，以及集现代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为一体的“一带一路”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民族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善于引导，做到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就能防止把隐性的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内在因素消解在萌芽阶段。这就需要立足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把他们的生存与生活发展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来考量，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民族关系；历史洞见；未来发展；明朝屯军；“一带一路”

马克思指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变，当世界各国、各民族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51智言如许，历史伟人以其超常的思维洞见了未来历史的走向，诠释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独特内涵。因此，本文以历史事件中的相关战略举措为视点，着眼于明朝屯军贵州时期各民族之间生存发展方式、各民族之间关系的状况等所折射出的军事战略“丝路”的合理性，这在某种层面上能够映射当代“一带一路”战略的正确性。

一、明朝屯军贵州的历史经纬

明朝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因收复川署，设立贵州卫，在与成都卫、武昌卫形成犄角之势的战略下，明廷开设了重庆至播州、播州至贵州（今贵阳）和思州、播州通往沅、辰的驿道，以便三卫“呼吸”相通。此区域地处黔东、黔中、黔南，以贵州卫（贵阳）为中心，也就联通了滇黔古道与黔西北古道，形成从黔北、黔东、黔南与外界相连，汇集黔中，进而通往云南的纵横“四通”的格局。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征南战争的“精彩出演”，正是在这一交通格局下展开的。征南大军从京师应天府出发，大兵云集湖广，而后由贵州分兵两路：一路由都督胡海洋等率偏师五万自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南下乌撒（今贵州威宁）；另一路为主力，由付友德等率领，经湖广之辰、沅进贵州，过偏桥（今施秉），据贵阳，而后置普定卫，招抚平定周边土酋，开通关索岭古道以接云南。至此，他们完成了以普定为中心的征南前沿根据地的建立。此后的战争正是两路出击，南路大军经关索驿道，直捣云南东门喉襟之地的曲靖，而克昆明；北路大军经赫章古道攻下乌撒（今贵州威宁）、芒部（今云南镇雄）诸部皆望风降附，云南既克，贵州设置卫所的“大剧”便围绕这四条驿道（有的才是雏形，随之在明代得到了日趋完善和开拓）而展开[2]59-60。明朝征南的这些军事路线，隐含着独特而又正确的顶层战略思维，并为未来的历史正向运行打下了基础。

基于贵州不沿江、不沿边，却近海、近江、近边，处于大西南腹心的要害之地，且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贵州的“形势”与“地势”二元统合，彰显了明朝建立贵州行省的重要性，先军事后政治，就成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举措。诸如，第一，大兴屯田，令卫所官兵屯田自赡以足军粮，又令商人召民垦种以粮换盐，还“移民实边”，为贵州建省奠定经济基础。第二，安抚土司，将元朝所置300余处蛮夷长官司加以归并，设置、设立贵州、播州、思州、思南4宣慰司及9安抚司、94长官司，“以土官治土民”。因此永乐年间思州、思南二蔚司的改流便成为贵州建省的开端。第三，为了加强思想统治，朱元璋制定了“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的“安边”政策，大力推行儒学，辅以佛、道，目的在于“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使少数民族“归顺朝廷”。做好了这些准备，贵州省的建立，便成了历史的必然[3]3。明朝的这些举措客观上促进了贵州经济社会的变革，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贵州教育的向前发展，使“蛮、夷”为主的贵州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滞后面貌有了换颜的机会。汉族文化的引入为贵州单一的文化主体注入了鲜活的血液，尽管这些教育的举措可能只是培养了一部分精英人物，但这些精英身上散发出的文化气息却会影响更多的有识之士。而且，“亦兵亦农”的“军事”与“民事”相结合的政策，为封建统治阶级巩固边防政权奠定了人力和物力的基础。而“军屯”与“民屯”相统一客观上也是对贵州的大开发，这一开发改变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存方式，打破了原有的民族关系格局，“原始性”的贵州文化注入了多元文化。民族关系总体和谐的画卷必然在历史中得到展现，并为新时期民族关系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二、“屯堡域”民族关系嬗变的应然分析

“空间是一个有形的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无形的经济文化概念。一个民族的发展随时间的推移，其空间会发生变化，或不断扩大，或逐渐位移，或不断萎缩，在此过程中，不但表现为有形的地理空间的位移，而且还表现为经济文化的变迁”[2]103。的确，衍生于明洪武年间的“军屯”“民屯”“商屯”的屯堡文化影像，就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诞生，一种原质文化向新文化领域的融入。这些新的文化空间的诞生或进入，一定程度上会为文化持存的主体之间搭建交往的平台，而这些新的文化空间的产生就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变迁或移位。“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在某种层面上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元”重构，空间的填充隐含着附带文化的滋长，原有的主体文化被新的文化撞击，强势文化一时间会占领一定空间中的“制高点”。诚然，因“军屯”“民屯”“商屯”而诞生的“屯堡”，在滋养着新生的“屯堡文化”之初，必然会与原先民族的文化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博弈，在一定条件下强势文化必然胜出，这就导致了一种视觉影像，无论是主动撞击的文化还是被撞击的原有文化，他们都会向着一定的方向蜕变，从而引起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嬗变。

马克思指出：“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4]246明朝屯军贵州之初，北方、南方的汉民族在融入当地文化的过程中，就有被“夷化”的现象，“夷多汉少”成为一定时期贵州民族关系的基本格局。而随着明朝军队的大量进入，他们所施行的“改土归流”“移民就宽乡”等举措，不但变革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也改变了原生态的民族关系体系，“汉多夷少”的现象定然产生并长期存在。这种“随势而变”的民族关系格局诞生的方式，对于当时民族关系构建具有重要的影响，对于“后历史”时期的民族关系建构问题也具深刻的理论启示。

历史是反映社会发展方向的一面镜子，人类社会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也总会遵循历史规律向前发展。据（万历）《贵州通志·省会志》记载，仅贵州都司所辖十八卫二所就有“军户七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民户六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5](p81)。这么庞大数量人口的进入，尤其是这些人口所带来的优秀文化，诸如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劳动工具、锻造技术等，让当地少数民族开阔了视野，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他们以往陈旧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事物的发展总是辩证统一的，北方、江南而来的汉族民众在传播他们优秀文化的同时也被当地优秀的文化影响着，诸如他们的建筑结构、服装等在经过较长时间的交往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符号就具有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民族之间互相地直接或间接交流所带来的文化“借用”的结果，而由文化的认同所延展的对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就是一种顺势逻辑。另外，北方数十万汉族的进入，也在客观上带来了“场”的巨大潜力，无论是文化交往的隐性的“场”，还是生活中所必须的物质互补性的物物交换，或“物币”交换的商“场”，都为民族的交往、交流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诸如，《大明一统志》载：“蛮民习俗不一，巧佞便捷，专事商贾……”（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宣慰司》中载：“郡内夷汉杂处，其贸易以十二生肖为该市名，如子日则曰鼠场，丑日则曰牛场之类。及期各负货聚场贸易，仍立场主以禁争夺。其附郭者，旧有卯、申二场。弘治以来，今巡镇大臣以军民生理疏阔，增子、寅、午、戌四场，并前六场，人甚便之。”[5]95这些贸易之“场”为屯堡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提供了平台，民族交往的历史必然性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一览无遗。

布迪厄认为：“在社会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交互主体性的纽带，而是各种所谓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观关系。”[6]133显然，明朝“军屯”“民屯”“商屯”所衍生的各种各样的“场”，就是民族之间关系的“场”，这些交往的“场”为民族关系的良性建构或重构提供了基点。古代社会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明显性以及城市依赖农村提供物质生活资料的必然性等特点，亦为“屯堡区”的各民族交往、交流问题提供客观的内在动力，这些动力促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存在着定然性，为民族关系的构建打下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北方汉族的文化与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屏障，导致了“文化孤岛”现象的留存，正如杨庭硕教授所指出：“由于和周围土著居民文化迥异，汉族移民经济活动失去了广泛的社会依托，故而不能像汉族地区一样，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正常运行。一旦经济生活出现了障碍，都得仰仗内地的支撑，无法在当地通过社会调适来完成，以至于这些汉族移民虽然置身于贵州，但却不能与贵州广大各少数民族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进入贵州的汉族移民一直没有把改变自己的传统耕作方式，使之调适于新环境的需要放到谋生的首位。只能紧缩到交通沿线和各卫所之中，造成了卫所内外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格局，卫所事实上是一个个孤立的文化岛，正常的经营活动要受到重重阻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7]82-83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彼此隔绝，或者说存在认同的差异，必然为民族关系的建构带来难题。

三、明朝屯军战略“丝路”的映射性探讨

立足于本体与本体的影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把明朝屯军贵州这样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一个“集”与当代社会放在一个平面来考查，就会发现历史事件中的某些必然性的元素与现实社会的一些实然性“元素”具有某种内在的耦合，这种耦合就是一种对应关系，而这样的对应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映射。秉持映射的思路能够更清楚地发现主体之外的映像，甚而也利于证实某种战略或计划是否具有实施的可行性机理。

洪武年间，朱元璋征南大军的“上演”，由贵州分兵两路，这些都是一种战略性的路线，平定云南后，在贵州设置卫所，经营贵州，并以其作为巩固云南政权的大后方和对贵州“改土归流”，实现统治贵州的需要的前沿城堡。屯军贵州所设立的“卫所”等集军事与行政为一体的机构地点的选择，亦即围绕着四条驿道而展开，这就无形中打开了历史中映射性的镜头。这些战争的路线和卫所围绕驿道而设立的军事政治平台，一经把这些战争路线和各个卫所之间的端口连接起来，就绘成了一幅现实版的战略“丝路”路线图。沿着这些路线展开活动，就会衍生出权力半径长短的效能问题，沿着驿道所建立的卫所，其政治功能的放射性作用必然显现出来,距离“卫所”越近的群体，他们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也就越深远，反之则受汉民族文化所折射出的射线的穿透力就越弱，或者不能形成影响。处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汉族也是如此，对于与他们距离较近的少数民族，他们对其文化的了解或者受到其文化的影响就比较大，反之则比较弱或者没有影响。围绕“卫所”建立的“军屯”“民屯”“商屯”形成了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三位一体”的统合问题。当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认同或者说融入问题，需要长时间的磨合，不同的民族之间只有在不断的交流，以及相互之间文化的相互碰撞中，他们才能够找到彼此文化兼容的共通点或者说是认同点。以文化作为联结纽带的各民族主体之间，要达到实质意义上的民族之间的认同，这就必须从文化认同着眼。贵州历史时期中出现的“文化孤岛”现象，应该只是一定时段内的现象，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文化孤岛”现象的短暂性。当然，这种历史时段中的偶然性亦为我们“后历史”时代处理相关问题提出了战略性警醒。

现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河流中的某个时段或某个事件的续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卷集中经典与现实相互“协商”的人本动力作用的功能。***主席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结合当今世界局势风云变幻的特点、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大国责任担当精神等综合因素所作出的前瞻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所折射出的国家顶层智慧设计，是一种国家自身发展途径和外交拓展所交叉形成的思路图，仔细研读“一带一路”的路线，人们就会清楚地知道，“一带一路”图贯穿了我国不少民族地区，这必将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机遇，特别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然会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变势必会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带来深刻的变革，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革，必然也会衍生出民族地区的民族内部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出现“嬗变”或“蝶变”。这就无形中映射出了历史中某种时段上，中央政府对民族关系建构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的效能性问题的思考。

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射为人们打开了思维的窗口——逻辑思维与反逻辑思维的思想转换，可以从另一角度探知事物发展的内在实然规律。明朝的屯军军事“丝路”，以及集现代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综合为一体的“一带一路”战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对民族问题产生深远的影响，而善于导引，做到趋利避害、未雨绸缪，就能防止隐性的影响民族关系和谐的自在因素消解在萌芽阶段，这就需要顶层的理性策略与底层的正确执行、贯彻相结合，才能构建好民族关系和谐的局面。

四、民族关系建构的未来思考

历史中“军屯”“民屯”“商屯”的所有活动，都烙上了民族历史关系建构或重构的印记，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外来民族”与“本土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着“聚合”与“裂变”。古人能够用智慧化解历史行程中遇到的难题，体现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力量。“一带一路”战略覆盖少数民族区域，让我们不得不审视其存在的一切可能性。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在分享到“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发展进步正能量的同时，也会引起相关的少数民族自身一些“化学元素”的反应，这些化学元素的催化剂就是便捷的交通、强力的经济助推举措等。这些举措使民族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得到“蜕变”，而“催化”的结果就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由此而产生的民族关系的建构就需要我们慎重地进行思考。

明朝屯军贵州所形成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由初期的“夷化”到后来的“汉多夷少”现象的转变，说明民族关系格局的变化亦遵循由量变到质变的顺序逻辑过程。明朝屯军贵州的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文化适应问题，诸如汉民族先进文化对屯堡域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影响，屯堡域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对外来汉民族一定程度上的影响，以及屯军初期的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不适的客观现象，正如杨庭硕教授所指出的“文化孤岛”现象的留存等等，就是一种民族关系问题存在的表现。反观当下我国“一带一路”沿线的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生存方式与现代经济生存方式在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洪流中产生撞击，必然会产生强烈的新的文化心理的重构问题。每个民族都有其心理认同的文化视角，而文化认同视野的差异，会演化出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的聚合或裂变，这就需要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发挥永续的智慧，使一切阻碍民族关系发展的诟弊失去存留的土壤。经济发展方式是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手段，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进与否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程度的标杆之一，而经济发展方式又被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定。“一带一路”沿线经过的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欠开发，欠发达”仍然是基本形态，“一带一路”建设必然会引起极大的变化，必然对沿线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带来重构问题。随着高速公路、铁路的建设和使用，沿线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心城市空间距离缩短，对外交往、交流的机会随之增多，少数民族群体在长期与外界的交往中能够开拓视野，必然对先进文化有着从初步认同到较大程度或完全认同的过程，甚至可能会出现放弃自己的一些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文化观念。这种自然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契合了当今时代我国提出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有利于民族团结事业推向更高的阶段。

怎样才能构建一种适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关系？观照历史与当今时代，立足于“一带一路”沿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方式的改变问题，把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突破口来考量，必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的硬件条件，但是怎样利用这些条件来助推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并使这样的发展实现可持续，就需要实施主体科学合理地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实际，做到目标明确，有针对性，使这些地区真正实现内涵式发展，实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合理协调发展。比如，可以充分挖掘民族地区的特色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民族旅游产业，走高效优质的产业升级之路。诚然，“优化产业结构是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主要着力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8]111。这就说明了产业升级对民族地区，甚至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着眼于“一带一路”沿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形成制度性政策举措，有利于民族地区发展水平的提升。

总之，历史是现实社会发展的镜子，现实社会的反向映射是历史正向放射的结果。民族关系的建构问题需要因时而变，而“人心”的获取是国家政治大厦得以保障与巩固的前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杨昌儒，孙兆霞，金燕.贵州：民族关系的构建[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

[3]史继忠.贵州置省的历史意义[J].贵州民族研究，1997，(3).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贵州通史》编辑部.贵州通史简编[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

[6][法]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杨庭硕.跨民族经济活动的理论与实践——相际经营原理[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5.

[8]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李平）

Historical Review and Future Developm ent of National Relation Construction：Concurrently Discuss the Strategic“Silk Road”thought of “Stationing Troops”in M ing Dynasty

BAI You-heng
(School of Marxism,Guizhou Minz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Guizhou，China)

Abstract:History mirrors reality and a harmonious national relation reflects the joint effort of history and reality.There are“aggregation”as well as“fission”between“foreign nations”and“aboriginal ethnic minorities”.Both“stationing troops”in the Ming dynasty and present“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exert a deep influence on problem of nationality.A good guidance and precaution can dispel the intrinsic budding factors that harm national relation.To fulfill this aim，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mphasiz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areas and take the living and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minorities as a breakthrough.Key words: national relation；historical review；future development；“stationing troops”in the Ming dynasty；“the Belt and Road”

［作者简介］柏友恒（1978-），男，布依族，贵州六枝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民族理论与政策方面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0［网络出版时间］2015-10-22 17:10

［中图分类号］G131.3;G122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04(2016)01-0063-05